摘要：自傳體記憶不僅是對過去自我經驗的加工和提取，還反映了特定的社會和文化背景。近年來，自傳體記憶跨文化研究表明，東西方被試在最早記憶年齡、記憶容量和具體性、內部語言的使用、記憶取向等方面存在差異。文章從自我概念、親子回憶和敘事方式、社會變遷和文化多元化等角度，探討了文化自我觀對于自傳體記憶的核心意義。Nelson和Fivush的社會文化發(fā)展觀則從發(fā)展的角度動態(tài)考察了內外因素對自傳體記憶產生文化和個體差異的機制。文章還回顧了自傳體記憶跨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最后，文章探討了自傳體記憶跨文化及相關領域的研究前景和存在的問題。
　　關鍵詞：自傳體記憶，文化差異，文化自我觀，自我概念。
　　分類號：B848
　　
　　1　引言
　　
　　自傳體記憶是對個人信息或個人所經歷的生活事件的回憶，它包含感知體驗、情節(jié)記憶、語義記憶、自我表征等成分的復雜過程，是自我記憶系統(tǒng)的核心部分。從內容上，自傳體記憶主要包括自我描述信息和個人經驗兩部分，個人經驗又分為生活歷史、概括性事件和具體事件等不同的層次。近年來，關于自傳體記憶的研究在認知過程、發(fā)展規(guī)律、腦機制、臨床研究以及影響因素等方面取得了許多進展，人們對自傳體記憶的本質和功能有了更多的認識。
　　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西方心理學界，自傳體記憶逐漸成為認知、臨床和發(fā)展心理學關注的熱點。90年代，探討文化、社會與記憶的關系成為該領域的一個新方向。從社會和文化的角度來看，自傳體記憶是一種基于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出現(xiàn)于童年時期的、對具體時間、具體地點的個人事件的記憶，它的形成和發(fā)展取決于基本的記憶和語言能力的發(fā)展、與父母對過去記憶的談論、對時間關系的理解、敘事能力和自我表征的成熟以及觀點采擇的出現(xiàn)等多種因素。這些因素在特定的文化框架和社會交往的背景中相互作用，繼而產生了特定的自傳體記憶。Wang等人針對自傳體記憶開展了一系列跨文化差異的比較和機制的探索，加深了人們對自傳體記憶發(fā)展和表現(xiàn)的基本規(guī)律、文化差異及個別差異的理解。
　　
　　2　自傳體記憶跨文化差異的表現(xiàn)
　　
　　根據(jù)現(xiàn)有的研究，自傳體記憶文化差異的考察主要集中在最早記憶年齡、記憶容量和具體性、內部狀態(tài)語言的使用、記憶取向等方面，許多研究還考察了不同文化中自傳體記憶與自我評價的關系以及性別和年齡差異等。
　　
　　2．1　最早記憶年齡(age at earliest memory)和幼兒期失憶(infantile amnesia)
　　一般來說，人們不能回憶出生后最初幾年的事情，這被稱為幼兒期失憶現(xiàn)象，而最早記憶就是指個體能回憶起某些事件或事件片段的最小年齡，它的出現(xiàn)與神經、認知、言語和社會機制的發(fā)展存在緊密聯(lián)系。
　　一方面，研究表明幼兒期失憶現(xiàn)象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一項以中、美、英、日和孟加拉國人為被試的研究發(fā)現(xiàn)：各個國家的被試中都存在幼兒期失憶和懷舊性記憶上漲現(xiàn)象(reminiscence bump)，最早記憶大約都出現(xiàn)在學前期。另一方面，跨文化的比較發(fā)現(xiàn)，西方被試的最早記憶年齡普遍早于東方被試。研究顯示，美國成人被試最早記憶的年齡要提前中國被試6個月。另一項以三國兒童為被試的研究表明，最早記憶的年齡順序依次是美國、中國、韓國兒童。Wang等人認為，早期記憶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具有普遍的心理機制和影響因素，但這些機制和影響因素可能在不同文化中表現(xiàn)出具體的結構和模式。
　　
　　2．2　記憶容量和具體性水平(volume and specificityofmemory)
　　記憶容量的衡量指標是記憶敘述中所包含的詞匯量和無重復句子的數(shù)量。多項研究顯示，在記憶容量上，美國被試高于亞洲被試。表現(xiàn)在，美國被試比亞洲被試(包括成人和兒童)對早期和近期記憶的描述更詳細；使用的詞匯和陳述句數(shù)量更多，詞匯和句子的使用數(shù)量的順序依次是美國、中國和韓國人；美國被試比亞洲被試提供了更長的記憶內容。
　　也有研究顯示，東西方兒童在記憶容量上并無顯著差異，但在敘事的具體性上存在差異。所謂具體性是指，所回憶的內容是否是特定時間、特定場景的事件，對于日常生活中規(guī)律性事件的記憶則屬于概括性記憶。無論是早期記憶還是近期記憶，美國成人或兒童在記憶具體性上的得分高于亞洲被試，年齡越大，這種差異越明顯。表現(xiàn)在，美國人的敘述中包含更多特定時間點的事件，而亞洲人的敘述中包含更多日常事件；美國兒童更愿意談論特殊經驗和細節(jié)，而亞洲兒童喜歡談論普遍經驗而忽略細節(jié)。
　　
　　具體性的文化差異還體現(xiàn)在時刻標記詞的使用上。時刻標記詞的使用是敘述連貫性的重要標志，人們通過它將過去相對分散的事件貫穿起來，減少了回憶過程中的記憶量和認知負荷。研究發(fā)現(xiàn)，美國被試比亞洲被試在敘述時使用更多的時刻標記詞，如敘述中包含更多與事件順序(如“首先”、“然后”、“接下來”等)、條件狀態(tài)(如“如果……那么”、“當……時候”)因果關系(如“由于”)、選擇狀態(tài)(如“有時”、“通常”、“總是”等)和敘述結構等與時間指示有關的詞。
　　
　　2．3　內部狀態(tài)語言(inter state language)
　　內部狀態(tài)語言是指被試在回憶敘述中包含的情緒、認知、偏好和評價性詞句。研究表明，內部狀態(tài)語言的使用存在顯著的文化、性別和年齡差異。相對于亞洲兒童，美國兒童在回憶近期事件時會自發(fā)提及情緒感受，敘述語氣帶有明顯的情緒色彩，表現(xiàn)出對事件更多的評價和態(tài)度傾向。另外，內部狀態(tài)語言的使用上，女性多于男性，年長兒童多于年幼兒童。
　　
　　2．4　自主取向與社會取向(autonomous versus social orientation)
　　記憶取向被認為反映了自傳體記憶的主要文化差異。研究表明：美國人以自主取向為主，突出個性化的偏好與特質；而亞洲被試以關系取向為主，往往以群體歸屬確定自己的身份。具體表現(xiàn)為，美國兒童在記憶中更多地提到自己，更多強調個人的態(tài)度和特質，而中國兒童更多談及社會類別和人際關系，回憶中包含較多交往和互動場景；美國在回憶或描述自己時態(tài)度更積極，而中國被試則以相對謙虛的口吻談論自己。這種差異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加大。
　　研究還發(fā)現(xiàn)，即使在回憶和談論與他人有關的事情時(如母親、朋友)，美國被試仍然表現(xiàn)出比亞洲被試更多的自主取向，更關注自身的角色和視角。
　　
　　3　文化差異的根源：文化自我觀(culturalself-view)
　　
　　自傳體記憶的文化差異反映了不同文化的自我觀取向的差異。Markus和Kitayama從獨立自我(independent self)和互依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的角度來區(qū)分東西方對“自我”的不同理解。獨立自我相信人天生的獨特性，它鼓勵個體通過關注 自我、表達獨特的內心態(tài)度來尋求和維持自己與他人的區(qū)別。而東方文化則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依賴，個人的存在價值要通過與他人的相互關聯(lián)性、個體承擔和實現(xiàn)的社會責任來評價，上述評價越高，對自我的認同就越積極。對于西方人，自我意味著更多的個性特質、獨特性和區(qū)別性；對于東方人，自我包含更多關聯(lián)性、歸屬性和社會性。除了Markus和Kitayama，許多學者對自我觀的劃分都是基于東西方對自我邊界范疇理解的不同，即東方人比西方人對“自我”的界定更不明確。fMRI的數(shù)據(jù)表明，自我參照和母親參照記憶激活了共同的腦區(qū)(如內側前額葉)，這從腦機制上為自我觀的文化差異提供了佐證。
　　自我觀會決定一個人自我概念的內涵，進而影響到個體對自傳體信息的抽取、加工和保持，并通過早期的社會互動(以親子互動為主)傳遞給下一代。研究者通過對自我概念、記憶共享和成人敘事風格、社會變遷等影響因素或中介機制的探索，揭示了不同文化下自傳體記憶形成、發(fā)展和變化過程。
　　
　　3．1　自我概念對自傳體記憶的影響
　　自我概念和自傳體記憶作為自我知識(Self-knowledge)的兩個組成部分，分別代表了“當前的自我知識”和“過去的自我信息”。自我概念的形成和維持依賴于自傳體知識，同時自我概念又對自傳體記憶具有選擇和激活作用。
　　有不少研究表明，自傳體記憶的出現(xiàn)是以較成熟的“自我概念”為前提，而較成熟的“自我概念”一般出現(xiàn)在3.5～4歲，這正是幼兒期失憶結束或最早記憶出現(xiàn)的時間。由于文化自我觀的差異，不同文化“自我概念”的形成時間是不同的。那些鼓勵自主性的文化，會有意識地鼓勵兒童對“自我”信息和細節(jié)性信息的關注和加工，因而“自我概念”成熟時間更早：而強調關系性的文化則會更多鼓勵兒童關注群體活動，事件的概括性，導致“自我概念”成熟時間較晚。自我參照效應的研究表明，人們對與自我相關信息比對其他信息的記憶更準確、詳細和持久。相對于關注“關聯(lián)性”的亞洲文化，美國文化對“自主性”的強調導致兒童自傳體記憶出現(xiàn)時間更早、記憶表述更詳細。
　　除了自傳體記憶的出現(xiàn)時間和詳盡性，自我概念也會影響自傳體記憶的內容。Wang等人結合橫斷面研究和縱向研究的結果認為，自傳體記憶與自我概念之間在文化和個體層次上都存在顯著相關。在文化水平上，美國被試在自傳體事件的回憶中更多提及個人特質和偏好、更多地運用內部狀態(tài)，而中國被試則更多的提及社會關系、互動場景、陳述中“他人／自我”的比例更高；在個體水平上，那些在自我描述中關注具有自主取向的被試，在自傳體記憶中也表現(xiàn)出類似傾向。甚至有研究發(fā)現(xiàn)，3歲時的自我關注水平會預測今后對記憶描述的詳細性�？傊�，自我概念的文化取向和個體取向促進了自傳體記憶類似差異的產生，反過來，自傳體記憶也促進了自我概念的維持，兩者背后的共同機制是特定文化對“自我”的不同理解。
　　
　　3．2　記憶共享(memory-sharing)和父母的敘事風格(narrative style ofparents)
　　兒童是如何將特定文化的自我觀整合到自我知識中去的呢?親子互動是一種文化傳遞的關鍵方式。親子互動，尤其是親子記憶共享和敘事性交流包含了豐富了文化信息和與自我有關的社會化目標，兒童借此習得了特定文化社會所要求的保持、組織和評價信息的方式。對于強調個體性的文化，親子互動的目標在于提升兒童的“自主性自我”、建構詳細的個人故事，以形成獨特的自我認同；對于強調關聯(lián)性和集體性的文化，親子互動的目標在于灌輸社會知識和形成歸屬感。
　　與孩子分享過去是增強家庭親密度、幸福感、培養(yǎng)孩子正確行為的重要手段。但多項研究表明，記憶共享具有明顯的文化差異，不同的記憶共享模式會影響兒童的言語表達和記憶敘述。中國親子間的“往事回顧”是建立在父母中心和自我批評的基礎上，父母鼓勵孩子遵從權威、行為適度、謙虛和具有歸屬感；而美國以兒童中心和自我肯定為基礎，父母在維護孩子自尊的同時，促進孩子的獨特性和自我表現(xiàn)。研究表明：美國母親在記憶共享中起從屬和引導的作用，不斷啟發(fā)孩子對往事細節(jié)的回憶和感受，包含更多的情緒流露；而中國母親則處于中心地位，主導回憶的方向和內容，不鼓勵情感表達。這些記憶共享經驗在頻率和方式上的差異會塑造孩子不同風格的自傳體記憶。
　　
　　另外，母親自身對往事的回憶和敘事風格也會產生遷移作用。敘事詳細的母親，孩子也易于形成詳細的自傳體記憶；敘述簡單重復的母親，孩子的敘述顯得簡略刻板。研究發(fā)現(xiàn)，相對于中國母親概括性的敘事風格，美國母親詳細的敘事風格會導致孩子最早記憶的年齡更早，敘述事件時表現(xiàn)出更明顯的自主取向、更多的情感表達和對細節(jié)的關注。很顯然，詳盡的回憶和敘事會導致信息的組織性、線索性更強，因而更容易提�。浩浯�，詳細地回憶和描述通常涉及具體事件，這促進了兒童對時間概念的理解和“具像”記憶的形成。另外，詳盡的敘述使得親子雙方有更多的機會進行討論和協(xié)商，促成了兒童主動交流習慣的形成，激發(fā)自我意識和獨特觀點的產生。
　　還有，成人敘事和回憶中承載的社會功能存在文化差異，這也會影響到兒童的敘事和記憶特點。Miller總結認為，中國家庭使用講故事的方式去傳遞社會規(guī)范和道德，而美國父母講故事主要以愉悅身心、強化自我認同為目的。一項研究比較了中(臺灣)美兩國父母聽力健全聾兒的故事講述，發(fā)現(xiàn)，聾兒通過手語表達的對過去經驗的敘述和理解，與正常兒童存在類似的文化差異，這表明聾兒同樣會吸收成人傳遞的信息，形成適應自身文化的表達方式。
　　
　　3．3　社會變遷和多元文化
　　研究發(fā)現(xiàn)，即使在大的文化背景內部，不同區(qū)域、不同亞文化人們的自我描述和回憶也存在量和質的差別。一般認為，中國和韓國都屬于儒教文化圈，是東亞文化的典型代表。但韓國被試在談論個人經驗時比中國被試更保守、更不善談、包含更少的情感因素等。研究者推測，這可能是近代以來，中國的社會文化觀念和家庭結構經歷了更劇烈變化的結果。有關社會發(fā)展對中國人人格影響的研究表明，處于劇烈社會轉型期的10年間，中國人的“自我獨立性”明顯增強，而人情和紀律性明顯減弱。另外，在中國，獨生子女的增多使孩子成為家庭的中心，親子交流和兒童教育模式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化，父母更多鼓勵孩子的自我表現(xiàn)和個性形成，強調尊重和平等地對待孩子，這些可能都會影響兒童的敘事和記憶取向。研究確實發(fā)現(xiàn)，與非獨生子女相比較，獨生子女記憶出現(xiàn)的年齡更早、有更多個性化的自我描述、更多自主取向的記憶。研究還表明，中國女性與男性在記憶和自我評價時表現(xiàn)出的自主取向并無差異，這可能是性別刻板印象的弱化滲透到女性的自我意識中，并進而影響到女性的自傳體記憶。
　　隨著全球化的發(fā)展，其他文化的自我觀必然會 影響一個人的自我概念，并對個體建構“過去的事件”產生影響。文化啟動實驗表明，自我知識具有一定的動態(tài)建構性，無論對于中國人還是美國人，自我知識的獨立取向和互依取向都是存在的，哪一種取向的“自我”信息被提取取決于當前的情境或文化背景。最近的研究發(fā)現(xiàn)，不同的“自我”啟動了自傳體記憶上述文化差異，即回憶的內容反映了不同的自我文化價值觀。記憶的文化啟動效應也得到了認知理論的支持。conwaV認為，自我記憶系統(tǒng)包括“自傳體知識庫”和“當前自我的目標”兩部分，所回憶的自傳體知識只是一個暫時的心理結構，何種信息被提取取決于“當前自我”的目標，這表明自傳體信息的提取是一個受“自我概念”制約的動態(tài)過程。
　　
　　3．4　對機制的探索：文化、自我和敘事性交流的相互作用
　　wang和Brockmeier等人認為，自傳體記憶是自我、文化、和敘事性交流之間動態(tài)發(fā)展的過程，它與自我概念作為兩個相互聯(lián)系、相互作用的意義系統(tǒng)共同建構在微觀(如家庭關系，親子互動)和宏觀(如文化傳統(tǒng)、社會習俗等)背景中。自傳體記憶和自我概念既受制于文化類型，同時又是文化類型及其自我觀代際傳承的重要載體。一方面，宏觀的文化背景通過文化實踐、文化符號或文化產品(如傳說、民歌、宗教、語言和文化象征物)等影響自我概念和自傳體記憶。另一方面，自傳體記憶通過對這些文化實踐、符號或產品的保持來起到傳承文化的作用。在文化、自我、記憶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微觀環(huán)境中的敘事活動起了關鍵的中介作用，如家庭內的記憶共享、故事講述、交談等。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自傳體記憶也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基于敘事活動的文化記憶(見圖1)。
　　
　　4　社會文化發(fā)展觀――一種綜合性的解釋
　　
　　根據(jù)Nelson和Fivush的社會文化發(fā)展觀，自傳體記憶是一種基于特定社會文化背景、出現(xiàn)于學前時期、對與自我相關事件的記憶。
　　社會文化發(fā)展觀認為，自傳體記憶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是多種內生變量(如自我概念，心理理論等)和外生變量(如往事交談，敘事結構，時間概念等)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變量的出現(xiàn)和產生作用的時間具有普遍性，這就使得自傳體記憶的發(fā)展具有跨文化、跨群體的一般特征。同時，在特定的社會或文化系統(tǒng)內，這些變量在作用時間和程度上又是可變的，如果某些變量的出現(xiàn)、發(fā)展進程或產生效應的順序發(fā)生變化，必然導致自傳體記憶的出現(xiàn)、發(fā)展和最終特征上的差異。因此，自傳體記憶既存在普遍的心理機制和發(fā)展過程，也存在社會文化特異性(見圖2)。
　　社會文化發(fā)展觀強調語言的作用，認為語言是自傳體記憶系統(tǒng)發(fā)展的基本社會文化工具。1歲左右出現(xiàn)的初級語言技能，為兒童表達記憶準備了條件，也使得他們／她們在第2年就能與父母進行對話。親子間有關過去和未來的交談增強了兒童對信息的組織與表征，并導致兒童時間概念的形成。語言的發(fā)展、時間概念的初步形成、不斷增加的交談經驗促進了兒童敘事結構和內容的系統(tǒng)化，伴隨著4歲左右自我表征、心理理論的成熟，使得兒童在5歲左右出現(xiàn)穩(wěn)定的自傳體記憶。
　　Nelson和Fivush還從功能角度解釋了人類為什么需要自傳體記憶。從個體功能看，對特定情節(jié)的記憶有助于預測未來，有助于在時間和與他人的關系上確定“自我”；從社會功能看，共享的記憶和敘事有助于個體融入所在社群和文化，交流和協(xié)商文化規(guī)范的形成，而特定文化中共享的回憶又制約了個體如何建構、表達“自我”。相對而言，不同文化群體對記憶或敘事的兩種功能關注點不同，亞洲人更看重其“自我確定”功能，而歐美人更強調其“文化共享”功能，因而導致了自傳體記憶取向上的差異。
　　
　　5　研究方法
　　
　　自傳體記憶跨文化研究主要使用訪談法和親子對話法等質性方法。相對于測驗法的標準化和先入為主的特點，這些相對自由開放、基于敘事的研究模式更有助于記錄對往事的真實體驗和理解，具有較好的生態(tài)效度。
　　
　　5．1　訪談法
　　訪談法是使用最多的方法之一。在以兒童為被試的研究中，首先通過接觸建立與兒童的關系，然后再向兒童面對面的交談和提出問題，要求兒童對近期和遠期發(fā)生的一些事情進行描述。例如“你能告訴我你能回憶的最早的一件事情嗎?”，“你上一個生日是怎么度過的?”。針對成人也常采用訪談法，訪談一般伴隨筆錄或錄音的過程。故事講述法是訪談法的一種形式，主要是對兒童講述故事，然后向兒童提出一些問題，要求兒童根據(jù)要求回憶故事的某些情節(jié)。通過兒童對回憶事件的描述考察記憶敘述的具體性、內容傾向、自主性等變量。
　　
　　5．2　親子對話記錄
　　親子對話記錄是一種定性觀察法，它需要在自然狀態(tài)下對互動雙方的行為和談話進行系統(tǒng)、詳細的觀察。它通過現(xiàn)場記錄母子之間的對話或記憶共享過程，來考察成人的記憶和敘事風格對兒童的影響。其研究場景真實自然，生態(tài)效度良好，錄音錄像設備的使用能記錄親子之間全景式互動過程，因而在發(fā)展心理學和跨文化研究中被廣泛使用。從下面摘選的中美兩國母女之間記憶對話的過程中，可以看出東西方文化中親子對話和記憶共享的上述特點：
　　中國的母女對話：
　　媽媽：你還記得上次我們去的那個公園嗎?
　　女兒：我記得。
　　媽媽：告訴媽媽那個公園有什么?
　　女兒：有玩具。
　　媽媽：對，還有什么?
　　女兒：還有吃的。
　　媽媽：對，我們去那個公園的時候，你讓媽媽抱了嗎?
　　女兒：我沒有，就是我累了，也堅持自己走。
　　媽媽：對，當我們乘公交車時，你看到什么啦?我看到了又寬又大的路，還有什么?
　　女兒：嗯……
　　媽媽：告訴媽媽，當一個媽媽帶著她孩子要過馬路時，她們在看什么?
　　女兒：左看右看，還看斑馬線。
　　媽媽：我們也必須走斑馬線，你那天是這么做的嗎?
　　女兒：是的。
　　美國母女對話：
　　媽媽：去野營的時候，我們做了什么?
　　女兒：是在海灘。
　　媽媽：啊哈。
　　女兒：還有一塊大石頭，我爬不上去，得爸爸抱著我。
　　媽媽：是爸爸把你抱上的那塊大石頭。
　　女兒：是的，嗯……爸爸真棒。
　　媽媽：哈，爸爸是挺棒，嗯……本來陽光燦爛，我們正在野餐，接下來……
　　女兒：喔，天開始下雨。
　　媽媽：然后又怎么樣啦?
　　女兒：太陽又出來了。
　　媽媽：我們得穿過樹林回來，對嗎?
　　女兒：是的。
　　媽媽：我們去野營的時候睡在哪?
　　女兒：在帳篷里!
　　媽媽：在帳篷里，那我們爬到哪里睡覺?
　　女兒：是睡袋。
　　媽媽：野營的時候你還喜歡做什么?
　　女兒：游泳。
　　媽媽：游泳。野營篝火怎么樣?你喜歡篝火嗎?在火上我們拿什么烤著吃?…蜀葵，是嗎?
　　女兒：蜀葵!好吃極啦!
　　
　　5．3　線索詞技術
　　線索詞技術由Brown和Schopflocher創(chuàng)造，主 要用于考察自傳體記憶的組織結構和具體性水平，其優(yōu)點是便于對記憶指標進行量化�；�本過程是：首先讓被試回憶一些具體事件，然后將每個記憶事件都概括為一個單詞，數(shù)天后向被試依次呈現(xiàn)這些詞匯，要求被試以此為線索回憶和描述首先想到的事件，并對該事件進行時間定位。在一項以中(臺灣人)美大學生為被試的研究中，主試依次向被試呈現(xiàn)5類詞匯(包括自我、母親、家庭、朋友和環(huán)境)，要求被試回答，當看到這個詞后想到的最早的一件事件是什么，然后寫下對回憶事件的描述，并估計事件發(fā)生的準確時間。目前，線索詞技術主要用于認知和臨床心理學，在文化和發(fā)展心理學研究中應用不多。適當采用這種方法有助于記憶指標的量化和對無關因素的控制。
　　在運用訪談技術、親子對話或線索詞技術的同時，往往還結合問卷法、日記法和線索詞技術。日記法是被試通過日記的方式，記錄日常發(fā)生的近期事件或連續(xù)事件，其優(yōu)點在于更容易對事件的準確性進行評判，能追蹤事件記憶的發(fā)展過程。問卷調查是通過提問的方式，讓被試用紙筆的方式記錄自己的回憶。
　　
　　5．4　編碼和計分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建立有效的編碼系統(tǒng)是上述方法獲得準確結果的保證。研究者必須將主觀性的敘述轉化為客觀、可計算的記憶指標，才能進行個體或群體間的比較。一方面，這需要建立一致的、便于操作的編碼和計分規(guī)則：另一方面，對編碼者如何掌握并運用這些規(guī)則提出較高要求，即如何消除編碼者偏差的問題�？缥幕�研究往往涉及對不同語言的分析，因此研究者必須考慮語言對編碼的影響。已有研究的一般做法是：根據(jù)不同的記憶指標，或借鑒較成熟的編碼系統(tǒng)，或根據(jù)需要建立新的編碼規(guī)則；采用兩個或以上編碼者，通過編碼或評價的一致性來減少編碼者主觀性偏差：采用雙語或雙文化編碼者，通過對訪談或記憶內容的互譯、再編碼等過程消除語言本身帶來的偏差。
　　自傳體記憶具有主觀性強，個體差異大，影響因素多等特點，因而采用訪談、故事講述和親子對話分析等質性方法可以獲得定量研究無法獲取的信息，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如在記錄事件和對話的同時，能進一步探測回憶過程中的動機、情感、價值取向等內部狀態(tài)。同時，在社會和文化領域的研究中也不應忽略定量研究的重要性，兩者的適度結合有助于探索自傳體記憶的深層因素和微觀機制，如借鑒認知和臨床心理學的實驗范式(如線索詞技術)。其次，目前多數(shù)研究采用橫斷設計，難以考察自傳體記憶所具有的動態(tài)建構性和發(fā)展趨勢，而縱向或追蹤研究可以從“歷史”的角度探索文化差異維持和變化的機制。另外，在質性研究中，編碼的有效性是各項記憶指標進行比較的前提，也是研究效度的基本保證，但目前研究中的編碼規(guī)則統(tǒng)一和編碼者主觀偏差問題仍有待改進。
　　
　　6　研究前景
　　
　　自傳體記憶本身是一個跨越認知、人格、發(fā)展和社會心理學、有著廣泛聯(lián)結和豐富內涵的概念。Fivush和Wang等學者利用熟悉不同文化的便利條件，開展了一系列自傳體記憶的跨文化比較，為自傳體記憶領域增添了新的知識和視角，也為記憶、自我、語言和文化等心理學宏觀主題之間建立起溝通的橋梁。對于社會和文化心理學的研究者來說，自傳體記憶是一個相對新的領域，從理論建構、機制探索到研究方法的深度和廣度上都需進一步擴展。在實證研究中，對以下問題的回答將有助于弄清自我、記憶和文化之間的關系，明確自傳體記憶產生、發(fā)展和變化的機制。
　　自我是人格的核心，而“現(xiàn)在自我”是“過去自我”的延伸和重構。一方面，一個人自傳體記憶的結構塑造了他／她會成為什么樣的人；另一方面，特定的人格特質又會影響何種自傳體知識更容易被提取。Conway認為，有關自我的一些重要事件之所以保持很高的提取通達性，就在于它有助于滿足“自我”的持久目標和維持人格的需要。為數(shù)不多的研究發(fā)現(xiàn)，人格的某些維度與自我記憶之間存在關系。一項有關自傳體記憶和“大五”人格的初步研究表明，情感的開放性、利他性、熱情、活動性和積極情緒與自傳體記憶的準確性信念有關聯(lián)；而情感的開放性與記憶中的感知想象、情緒因素有關。Kamiya等人的研究發(fā)現(xiàn)，高情緒穩(wěn)定性和高活動性的被試以更積極的態(tài)度看待過去的經驗，具有更高的自我接納性。但是，目前涉及人格的研究較少，使得人格與自傳體記憶之間的關系難以得出確切結論。
　　發(fā)展心理學的研究表明，早期信息的組織性和連貫性會影響最早記憶的出現(xiàn)時間和準確性。現(xiàn)代技術的發(fā)展使得保持和強化記憶的媒介充斥人們的生活。東西方的自傳體記憶的差異可能不僅表現(xiàn)在“文化上”，還可能表現(xiàn)在“媒體技術”的普及和應用程度上。照相機和錄像機的大眾化，因特網(wǎng)技術和個人媒體(如Blog)等新信息載體的出現(xiàn)，對兒童加工、組織和存儲信息的方式會產生什么影響?以及由此帶來的個人記憶會怎樣變化?這恐怕也是未來研究需要涉及的問題。
　　發(fā)展心理學和跨文化心理學通過大量研究表明，家庭互動是兒童形成特定自我概念和自我記憶的關鍵，但很少有研究考察其他社會場所或關系所起的作用。Harris的群體社會化理論認為，文化的傳播和由環(huán)境引起的人格變化主要是群體問或群體內相互作用的結果，她尤其強調同伴間關系的作用。由此引申出的問題是，除了親子關系，其他雙向關系和群體互動關系如何影響一個人的自我記憶呢?
　　研究者普遍認為，言語交流和敘事特征是文化影響記憶的中介因素，但研究者對于特定語言的文化關聯(lián)性卻缺乏重視。例如在編碼過程中，研究者會通過互譯一再編碼過程消除語言的差異，以獲取比較純粹的文化影響。這種作法的局限性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語言本身就是承載文化價值的核心媒介，研究者很難將語言與文化的作用完全分離，因此，研究在消除語言差異的同時，可能也就削弱了文化本身的影響力；另一方面，特定語言的語法結構(如時態(tài)運用)對記憶的影響卻沒有在跨文化研究中加以考察。例如，中英文在時態(tài)運用上的差異有可能影響中美兒童時間概念的形成，進而影響自傳體記憶的出現(xiàn)時間和組織方式。
　　自傳體記憶的腦機制探索，也為社會和文化心理學領域的研究提供了啟發(fā)。朱瀅等人的幾項fMRI研究證明了記憶的自我參照效應，并且對于中國被試，自我參照與母親參照具有重疊的腦區(qū)。研究者推測，西方的個體主義自我不包含母親，中國的集體主義自我則包含母親等重要他人。但是，明確的結論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
　　另外，其他領域的研究成果也為探索文化差異提供理論和實證啟示，如：認知心理學對自我記憶中“自我概念”和“自傳體知識”關系及作用機制的探索；臨床心理學對自傳體記憶“過度概括化”機制的實驗研究。
　　在ProQuest上查詢，2000年至今，以自傳體記憶為核心主題發(fā)表在心理學頂級雜志上的論文就達100多篇。在我國，自傳體記憶還停留在介紹國外研究成果或初步探索的階段，系統(tǒng)的實證研究很少，這與內隱記憶研究的興盛形成明顯對比。這可能與自傳體記憶主觀性強、不便操作、實驗驗證相對困難有關系。但從另一方面說，自傳體記憶是更接近真實生活的“活”的記憶，可采用更具開放性和多元化的研究范式，不會使研究者一開始就陷入某種特定的理論框架之中，從而激發(fā)創(chuàng)新思考，體現(xiàn)質性研究的優(yōu)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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