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26日（陰歷臘八）深夜，北京街頭籠罩在寒風凜冽的肅殺氛圍中。清朝親貴、宗社黨魁首良弼辦公完畢后回到自己的新宅――紅羅廠門前。正欲進家，一位一身戎裝的新軍“軍官”呈上名片求見，口稱“有緊急軍情向良大人報告”。良弼回頭一看，說話人個子不高，二十多歲，一身新式軍服十分合體。“軍官”靠近良弼，單腿屈膝半跪地上，手中遞上名片說：“卑職是東北陸軍武備學堂副監(jiān)崇恭，有要事稟報大人。”良弼接過名片，細看來人，覺得不像自己的弟子崇恭，頓生懷疑，急欲躲避，倉皇奔上臺階，向門內(nèi)逃跑。說時遲那時快，“軍官”奮力擲去一枚炸彈。炸彈爆炸后，因距離較近，自身也被臺階彈回的彈片擊中，當場殞命。良弼當時被炸斷一條腿，第二天不治而亡。這位一身戎裝、炸死宗社黨魁首良弼的軍官就是舍生取義的辛亥志士――彭家珍。
　　投身革命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人，出身于一個具有中下級官僚背景的塾師之家。
　　 彭家珍的成長階段正逢中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時期，中國外患頻仍，內(nèi)憂不斷。同時這一時期的中國在危難中也出現(xiàn)了一縷曙光。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長期以來雖由于交通不便，人們的思想多趨于保守，但是在亡國滅種危機的刺激下，該地區(qū)也開始受到時代思潮的激蕩。
　　 1902年，彭父到成都任教，彭家珍也隨往讀書。在省城，他的視野日益擴大。同年其父娶妾，遭到他的激烈反對。從此父子分途，其父思想停止于維新，而他則逐步走向革命。
　　 不久，彭家珍決定棄文從武，尋找新的出路。1903年他考入四川武備學堂炮兵科學習，以期用軍事振興國家。在校期間，成績優(yōu)良，深受學堂負責人的賞識。1906年他以全年級第八名的優(yōu)等成績畢業(yè)，旋與張思聰、陳鳴謙等七人一道由四川總督錫良選派赴日本考察軍事，并購買軍火。彭家珍一到日本即感受到革命的氣氛，在革命的門檻外彷徨、苦悶了數(shù)年的他主動與革命黨人接觸，并拜見了孫中山。回國后，彭家珍任四川新軍第六十一標一營左隊哨官（相當于排長），暗中掩護革命黨人活動。
　　 1911年夏，彭家珍調(diào)充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并代理標統(tǒng)（相當于團長），秘密加入同盟會。彭家珍到天津后不久，與其他革命同志一起籌備成立京津同盟會。籌備會議決定在現(xiàn)有的同盟會員中分頭進行起義的準備工作，彭家珍被派往上海制造炸彈、購買手槍。彭家珍雖然是軍人出身，但是對于制造炸彈還是十分陌生。他到上海后，邊學邊做，不到一個月即試制成功，順利完成任務。回到天津后，在教北方的同志制造炸彈時，他已經(jīng)能夠得心應手。不久，京津同盟會成立，彭家珍被選為軍事部部長。
　　刺殺壯舉
　　 辛亥革命后三個月內(nèi)，全國革命風起云涌，共和勢力控制的省份比清廷控制的多出三分之一，但相比袁世凱訓練有素的北洋軍，南方民軍較為松散、戰(zhàn)斗力不足，若當真強攻北方，很難說鹿死誰手。從1911年11月開始的南北和談，直至翌年1月，始終處于僵局。
　　 而孫中山、袁世凱之外的第三股勢力宗社黨，即1912年1月12日正式亮相的由皇族良弼、溥偉、鐵良、毓朗、載澤等人組成的“君主立憲維持會”，在籌劃最后一搏。宗社黨企圖趕走內(nèi)閣總理袁世凱，由毓朗、載澤出面組閣，而鐵良、良弼等人率軍與南方?jīng)Q一死戰(zhàn)。其魁首良弼甚至許下三個月內(nèi)擊敗民軍，否則斬首的“豪言壯語”。
　　 在這種情勢下，袁系勢力和宗社黨成為推翻帝制、實現(xiàn)共和的主要障礙。因此刺殺袁世凱、良弼等人成為京津同盟會的首要目標。
　　 歷史的重任落在彭家珍肩上。他曾憤然對其同志說：“良弼，梟雄也，此獠不滅，終為革命大患，吾不除之，人其謂我何!”行刺前他致書同志,用極血性的文字自比荊軻、聶政及博浪投錐之張良,可見其對古之俠者的向往。
　　 但行刺并非易事。為了保證暗殺成功，彭家珍做了精心而周密的準備。
　　 首先，謀得良弼的相片。彭家珍不認識良弼，很難行刺。他通過調(diào)查了解到和自己有些私交的老鄉(xiāng)張敬三、羅春田同良弼往來較密。于是他通過邀請張、羅賭博等方式，設法弄到了良弼的相片。
　　 其次，籌劃了接近良弼的方式。彭家珍發(fā)現(xiàn)，良弼的親信弟子、奉天講武堂監(jiān)督崇恭與自己外表相似，可以假扮他去見良弼。于是在津沽印了一匣崇恭的名片，又購清軍上等官服裝全套，歸來后穿戴上，自信地問同人：“公等看我，如古代之大俠否？”
　　 一切準備就緒。1911年12月6日，清室內(nèi)廷召集王公親貴秘密籌議南北戰(zhàn)事。彭以為機會難得，遂作絕命書并囑咐其隨從伍煥章將衣物送至天津民意報館。
　　 1912年1月19日，彭家珍決定趁清王朝咨政院開會，把所有清室頑固派一網(wǎng)打盡。但是，當他設法弄到入場券圖謀進入咨政院時，已經(jīng)散會，議員們陸陸續(xù)續(xù)退場，謀刺計劃告吹。
　　 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打聽到良弼和王公親貴借到皇宮吃“臘八粥”的機會召開秘密會議，便身穿高級軍官制服，掛上指揮刀，將兩枚炸彈藏于外套里，手槍插在腰間，扮成“崇恭”的模樣，乘車到金臺旅館。他謊稱因軍事來京，并拿出與良弼有師生之誼的崇恭的名片，進入良弼舊宅，未遇。彭即轉(zhuǎn)赴紅羅廠良弼的新寓所。守門人說良弼赴攝政王府未歸。他估計東華門是良弼歸時的必經(jīng)之路，于是在東華門外等候。良久，始見良弼乘馬車歸來，但因前后有一百多名衛(wèi)隊保護，不便下手。
　　 于是，彭家珍急命車夫馬上掉頭，搶先回到良宅。他下車后，即立于良宅門前的兩馬石之間。很快，良弼的馬車也已趕到。車停穩(wěn)后，良弼緩步下車，彭家珍即快步向前，遞上印有“崇恭”字樣的名片。良弼與崇恭相熟，見來人不及崇恭高大，神色也有些異樣，意欲躲避�；�裝成崇恭的彭家珍在靠近良弼的瞬間，已迅速以右手將一枚炸彈擲出（左手還急插入左側(cè)衣袋），炸彈觸地而裂，一聲霹靂騰空，良弼左膝立斷，只有筋皮連接，周身俱傷，撲地昏厥。同時殞命者有良弼的衛(wèi)兵八人，馬弁一人。不幸的是，彭家珍的頭部也被彈片擊中，這位年僅二十四歲、被人稱為“暗殺時代最后刺客” 的辛亥志士當即殉命。
　　 次日，良弼傷重不治。臨死前，他對妻子和兒女長噓道：“炸我者，獨不殺老薩與蔭昌？聆其音確是川人，真是奇男子！我本軍人，死何足惜，吾見政府不可為，故組織宗社黨以圖挽救，今我死，其如宗社從茲滅亡何？!”嘆息而亡。
　　 “彭家珍炸死良弼”起了兩個作用。一是實現(xiàn)了革命黨人的既定目標，擴大了同盟會在北方的影響。良弼之死使那些皇族親貴們膽戰(zhàn)心驚，許多王公大臣包括一些反對退位的宗社黨人深感自己性命不保，紛紛逃出北京。其他一時難以逃走的親貴中反對共和的人也基本上偃旗息鼓了，或乞求袁世凱的保護。這就為革命黨人實現(xiàn)清室退位、實現(xiàn)共和掃除了一個障礙。二是這一事件客觀上“應和”了袁世凱的“革命黨人潛伏京師”的謠言，為袁世凱向隆裕太后及清廷親貴施壓，逼迫其迅速“退位”創(chuàng)造了條件。袁世凱借此加緊了“逼宮”力度。十幾天后，宣統(tǒng)皇帝下詔退位，從此結(jié)束了清朝二百六十七年的君主專政制度，乃至當時及后來的一些人把彭家珍此舉說成是受了袁世凱的“利用”。
　　身后評說
　　 良弼既除，清帝退位，南北統(tǒng)一于共和的旗幟之下。革命黨人在歡慶勝利時，沒有忘記彭家珍這位為建立民國而捐軀的烈士。彭家珍犧牲后，遺骨由親屬運回四川安葬。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tǒng)孫中山追認其為大將軍，謚號義烈公。
　　1912年2月22日，距彭家珍犧牲不到一個月，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孫中山即將彭家珍與“革命軍馬前卒”鄒容相提并論。
　　 中國共產(chǎn)黨人對彭家珍的評價中以同盟會老會員吳玉章為最早。他對彭家珍贊許有加，在其《辛亥革命》一書中稱贊彭是“真誠的革命分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革命軍人犧牲、病故褒恤暫行條例》，其中包括了對辛亥革命烈士的撫恤。1953年1月6日，根據(jù)四川省川西區(qū)人民政府的調(diào)查，由毛澤東主席向彭家珍的家屬簽發(fā)了《光榮紀念證》。證書中說：“查彭家珍同志在革命斗爭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其家屬當受社會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人犧牲、病故褒恤暫行條例》發(fā)給恤金外，并發(fā)給此證，以資紀念�！弊C書上除了毛澤東手書的“永垂不朽”四個大字和簽名外，還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朱紅大印。從此，彭家珍的父親、妻子（彭未過門的妻子王菊逸在其犧牲后仍為其守節(jié)終身）和養(yǎng)子一直受到政府的特殊照顧。
　　 當然，歷史是復雜的，時人對彭家珍也有不同認識。但無論如何，彭家珍刺殺良弼的行動是革命黨人的一次壯舉。這一事件對于加速清廷滅亡所起的作用及歷史功績將永載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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