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名氣，逾出了他的專業(yè)圈。提起陶行知，連教育界以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有名的教育家，因為他選了一條非常崎嶇的路，披荊斬棘，踽踽獨行。因此，在同時代知識分子中，陶行知 “另類 ”的標記很明顯。自然，他的人生價值也恰恰在于此。他為此奮斗，為此赴死。
　　
　　為“一二 ?一”慘案奔走疾呼
　　
　　1944年以后，陶行知關于民主、民主教育的詩文漸漸多了起來。鄒韜奮偏于此年夏天不幸病逝，鄒韜奮和陶行知同是救國會的 “君子”，同是爭民主的朋友，同樣吃過專制統(tǒng)治的苦頭。如今一個壯年早逝，另一個不免傷悲孤單，陶行知便將朋友與民主合而悼喚之 ――在他為鄒韜奮寫的悼亡詩中，民主與自由總是主題。
　　1945年8月，抗戰(zhàn)勝利了，比陶行知預計的時間提前了十四個月。陶行知寫信給夫人，念叨著要同游黃山、上海、南京、北平，以及日、美、英、法、蘇等國�？墒撬芸彀l(fā)現(xiàn)，國民黨沒能把握住這一時機，只忙著到處爭搶勝利果實，自然不肯與其他黨派一起組織政府，共同管理國家，而欲一黨專政，實行獨裁。中共及其他黨派自不肯束手就范，由此掀起了要求民主建國的浪潮。陶行知向潮頭立，與夫人優(yōu)哉游哉的出游計劃遂付諸流水。
　　當時國共雙方雖摩擦不斷，但尚未大規(guī)模開戰(zhàn)，初秋還有過一次著名的談判。此時陶行知已將民主的希望寄托于中共身上，他在 11月 1日《民主教育》創(chuàng)刊號上撰文《民主》道：“毛澤東先生寫的《新民主主義》，和中國民主同盟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綱領，都系實現(xiàn)真正民主的路線�！逼浜笏鲈娰R《新華日報》八周歲，稱贊它對民主的呼吁。
　　重慶談判只是給國共相爭的故事增加了一個精彩的情節(jié)，內(nèi)戰(zhàn)隨即爆發(fā)了。 11月 25日，昆明大中學校師生六千余人，在西南聯(lián)合大學舉行反內(nèi)戰(zhàn)時事晚會。
　　軍隊包圍了會場，禁止師生通行，并施放槍炮加以恫嚇。全市各校師生于是聯(lián)合罷課以示抗議，之后便發(fā)生了“一二 ?一”慘案，國內(nèi)一片嘩然。
　　兩天后，陶行知代表救國會出席在重慶召開的 “追悼昆明反內(nèi)戰(zhàn)被害烈士大會 ”。在會上，陶行知慷慨激昂地宣讀了他寫的悼詞，表示要繼承遺志，與各黨各派、無黨派及億萬同胞共挑反內(nèi)戰(zhàn)爭民主自由之擔，向民主與自由發(fā)出呼喚，向?qū)Ｖ婆c暴政表示抗議。他成了一個赤膊上陣的民主斗士。
　　在前一天晚上，他將自己的詩歌整理為九冊，他想若此行不歸，即作為遺著，擬開會前交給友人以出版。開會當日，出門前，他分別給夫人及生活教育社同志各寫了一封信，作為遺囑，留在桌上。他給夫人的訣別話是：
　　樹琴：
　　我現(xiàn)在拿著昨晚編好的詩歌全集，去交給馮亦代先生出版，然后再到長安寺去祭昆明反內(nèi)戰(zhàn)被害烈士，也許我們不能再見面。這樣地去，不會有痛苦，望你不要悲傷。你有決心，有虛心，有熱心，望你參加普及教育運動，完成四萬萬五千萬人之啟蒙大事，以奠定天下為公之基礎，再給我一個報告。再見。
　　所幸那天會場并未發(fā)生流血事件，陶行知平安歸來，也自慶幸，他寫信給夫人道：“這次我預備死而不死，今后尚有為民族、人類服務之機會，而又能與你再見，真是幸福。我當加倍努力，以無負于此幸福也�！�
　　
　　為國共停戰(zhàn)及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議
　　“縱被石打死”
　　
　　12月 16日，中共派出代表團由延安抵達重慶，與國民黨商談停戰(zhàn)及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議事宜。陶行知對國共相聚于會堂，而不再兵戎相見寄予莫大期望。12月 22日，他寫了一首不短的詩，題為《政治協(xié)商會議之路》，詩中一再告誡：
　　這一回別再叫國人失望；
　　一言一行要為別人著想；
　　產(chǎn)生一個民主的聯(lián)合政府；
　　首先停止內(nèi)戰(zhàn)！
　　首先停止內(nèi)戰(zhàn)！
　　首先停止內(nèi)戰(zhàn)！
　　……
　　整首詩可謂語重心長，對國共兩黨能否化干戈為玉帛并無他對人事的一貫樂觀，其中的擔心顯而易見。他對國家前途的期望是產(chǎn)生民主的聯(lián)合政府；停止內(nèi)戰(zhàn)則是底線，他連說了三遍。
　　1946年 1月 10日，國共雙方簽署的停戰(zhàn)令發(fā)表。當天，政治協(xié)商會議在重慶開幕，陶行知作為民盟政協(xié)代表顧問團成員，參與策劃民盟政協(xié)提案。
　　因為對國民黨不放心，救國會與民主建國會、陪都文化界政治協(xié)商會議協(xié)進會籌備會就在政協(xié)開幕的第二天，邀請各界代表集會，成立了陪都各界政協(xié)協(xié)進會，陶行知與胡厥文、李公樸、章乃器等三十五人被推為理事。協(xié)進會的口號是： “政協(xié)會議只許成功，不許失�。� ”
　　大家在臺上演說，特務們混在會場中放鞭炮、敲小鑼、喝倒彩、向臺上擲石頭。陶行知沒有被嚇住，他寫了四句詩：“主人要談話，公仆摔石頭。縱被石打死，死也爭自由。 ”
　　政協(xié)會議就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禮成 ”了。 2月 10日，陶行知與李公樸、郭沫若、施復亮等人作為主席在較場口廣場召開重慶各人民團體慶祝政協(xié)成功大會，當大會總指揮李公樸剛宣布開會時，只見一個大漢跳上臺去，一邊去奪李公樸手中的話筒，一邊就著話筒自稱是農(nóng)會代表劉野樵，叫囂他才是主席。接著又有一幫人沖上臺，對主席臺上的人拳打腳踢。李公樸的垂胸長髯被人又揪又拽，陶行知鼻梁上的眼鏡也被打掉了，郭沫若、施復亮也都受了傷。最后靠了育才師生手挽手攔起人墻，陶行知等人才得以脫身。
　　先回到生活教育社的同事與學生們都焦急地等待著陶行知的消息。過了許久，穿著泛黃的黑色嗶嘰大衣的陶行知才走進門來。他雖然沒有受傷，但臉色異常難看。大伙圍著他，希望他能說些什么�？商招兄獰o意多講，只說了一句： “朋友們，要鎮(zhèn)靜，斗爭是更加尖銳了。 ”
　　
　　他說時刻“預備挨打”
　　
　　抗戰(zhàn)勝利后，避難大后方的各級政府、各種組織，以及個人即開始做歸去的準備。
　　陶行知也做好了離渝赴滬的準備。
　　他和夫人樹琴從重慶至白市驛機場候機，次日早晨8時多起飛。當日天氣晴朗，一路無風，12時45分他們安全抵達南京，在蓮子營六十號他的同鄉(xiāng)好友姚文采家住下。
　　陶行知抵南京的第三天到曉莊為父母和妹妹掃墓。 18日到上海，住在呂班路（今魯班路）五十三號的一個亭子間里，面積約八平方米。陶行知身居斗室，與抗戰(zhàn)中居于碉堡中一樣安之若素。
　　上海教師千余人21日聚集在市立育才中學，歡迎陶行知。陶行知現(xiàn)場作了《民主生活與民主教育》的演講。
　　陶行知到上海的當月，即籌備成立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并于 5月 4日向上海特別市社會局呈文請求立案。社會局終未批準立案。當局對陶行知的態(tài)度可見一斑。
　　6月 23日，上海十萬群眾在北火車站歡送上海各界反內(nèi)戰(zhàn)赴南京向政府請愿的代表，陶行知出席大會。會場中一個青年走到陶行知跟前，對他說： “也許今天要重演較場口事件，先生要小心些。 ”陶行知聞言，顯得十分沉著，道： “那不是我們的事，重演不重演是政府的事。你來參加，難道不是預備挨打的嗎？ ”陶行知在會上作了激情演講，用詩一般的語言大聲疾呼： “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們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裝的民主太丑了，我們需要真正的民主！我們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內(nèi)戰(zhàn)，爭取永久的和平；我們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對獨裁，爭取真正的民主！”
　　
　　時刻準備坐牢，自謂“候補的探花”
　　
　　陶行知在到上海的百日內(nèi)，演講達八十多場，主題多離不開民主， “諷刺政府 ”的言語更是少不了，他漸漸成了當局仇視的對象。引起當局記恨陶行知的另一個原因，是陶行知與中共的關系越來越近。
　　上海有一個中共地下黨領導的 “匕首 ”、“投槍”式的刊物《消息》，創(chuàng)刊不足兩月即被政府查封，上面卻曾刊登陶行知的賀詩：“說是人民第一，弄得沒有飯吃。指望內(nèi)戰(zhàn)快停，愿您傳此消息。我從首都經(jīng)過，自由尚無一滴。自從到了上海，喜見民主消息。 ”
　　他和周恩來交往，做了由中共上海市教委領導的中等教育研究會的顧問，刊名也出自他的手筆；他還參加中共組織的各類民主活動，指斥國民黨政府的行為是“流氓法西斯行為”。他直言：“蔣介石將軍有一種過敏心理，即凡是要求和平或民主的人都是共產(chǎn)黨人。 ”這更使他成為國民黨的眼中釘。
　　6月間，陶行知以他住的虹口區(qū)的環(huán)境太雜亂為由，對他的朋友任宗德說，想搬到地處愛棠新村的任家住一段時間，任宗德滿口答應。任宗德與中共及陶行知的關系不一般，抗戰(zhàn)中他先后在四川各縣開辦酒精廠，曾得到中共南方局的大力支持。任宗德與陶行知就是由重慶《新華日報》總經(jīng)理引見的中共地下黨員介紹認識的。陶行知的育才學校及重慶社會大學，在經(jīng)濟上都曾得到任宗德的鼎力相助。陶行知任總編輯的旨在出版抗日、民主、進步書籍的大孚出版公司，就是任宗德聽從陶行知的建議而出資開辦的。
　　6月 30日，陶行知見了老朋友翦伯贊及其妻子李淑婉。不久前翦伯贊夫婦從重慶轉(zhuǎn)經(jīng)南京來到上海，暫時住在陶行知給他們介紹的一個朋友的家里，心情不是很好，翦道： “我們在上海是多余的人，上海的人不需要文化，只需要黃金。 ”陶行知一眼看穿了問題的癥結(jié)，道： “你是不是為了房子不耐煩？其實你在我朋友家中多住幾天也沒有關系。 ”翦夫人道： “因為兩個人住在人家家里，天氣漸漸熱起來，怕人家討厭。 ”陶行知以幽默的口氣安慰道： “不要著急，總有房子讓我們住的。時局好了，當然有房子給我們�。粫r局壞了，也有房子給我們住。 ”翦伯贊不解，問： “時局壞了，怎么也有房子給我們住呢？ ”陶行知笑揭謎底： “時局壞了，你和我都要去坐牢，不是也有房子住嗎？ ”
　　時隔方半月，陶行知就明白了時局壞的程度比坐牢厲害多了，那便是接連發(fā)生于 7月 11日與 15日的李公樸、聞一多被刺殺案。李、聞與陶行知一樣，都是文化界的民主斗士，他倆的遭難，自然立刻使陶行知無比清楚自己所處的險境。在聞一多橫死的次日早晨，出生在四川樂山、長在成都的加拿大籍傳教士文幼章去看望陶行知，陶行知用了一種悲痛的音調(diào)對他說：“國民黨專橫獨霸已經(jīng)有二十年了。他們擁有全國的軍隊與警察，然而他們還要像蛇蝎一樣向上爬，去盜竊那些進步的手無寸鐵的評論者的生命。 ”
　　就在陶行知倒下的前兩天，陶行知、胡風等人聚集在郭沫若家里，言談中提到李、聞之死，郭沫若笑著對胡風指一指陶行知。陶行知則用疲乏的聲音自稱道： “候補的探花……”說著，他露出了一個微笑。郭沫若和胡風聽了他的調(diào)侃，都不覺笑出聲來。
　　
　　死在朋友家
　　
　　陶行知自己以及關心他的朋友們，都警惕到來自政府特務的危險，卻又都恰恰忽略了同時還有另一種危險，那就是陶行知患有高血壓。而他的病有多嚴重，包括陶行知自己，都不十分清楚。長年無藥可服，長年營養(yǎng)不良，長年過度勞累，都使他的病日趨嚴重。在他逝世后，友人們回憶起來，才恍然意識到早在抗戰(zhàn)末年，陶行知的身體和精神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頹萎的癥狀了：在聚會上，他不大發(fā)表意見了，而又常常打瞌睡。
　　終于，病魔趕在特務前面先下手了�；蛘呖梢哉f，病魔做了特務的殺手。任宗德這樣回憶陶行知借住任家及發(fā)病的情景：
　　我在愛棠新村的家是一幢三層樓的洋房。一層是客廳和飯廳；二、三樓層各有兩套臥室。我和家人住二樓，陶先生和我的另一位朋友俞世?住在三樓。
　　每天早晨 8時，我和陶先生、俞先生一起吃早點，說幾句感興趣的話題，飯后各自去干自己的事。晚上 6點鐘又一起吃晚飯，交換一天的見聞和信息。我記得每當我們吃完早點，陶先生就戴上一頂大草帽，把帽檐壓得低低的走出大門……
　　7月 25日晨，和平時一樣，我們聚在飯廳準備吃早點。8時過了，陶先生還未下樓來，我就讓俞世?上三樓去請他下樓來就餐。不一會兒，俞世?慌忙跑下樓來，急切地連聲說：“不好了，陶老師犯病了！”我即上樓到陶行知臥室一看，發(fā)現(xiàn)陶先生在衛(wèi)生間靠著馬桶半躺在地上。走近一看，陶先生頭發(fā)熱，面帶赤，口喘氣，病狀十分嚴重。我于是立即給沈鈞儒先生打電話，告知了陶先生的病情，請他和他兒子沈謙（著名的西醫(yī)內(nèi)科專家）盡快趕到我家來設法診治搶救。沈老一聽就急了，連忙說“我們即刻就到”。同時，沈老迅速將此事打電話報告了周恩來。我又打電話通知了陶夫人和沙千里、史良等。
　　沈鈞儒放下電話 ,立即帶著兒子及來訪的《新華日報》記者陸詒一同冒雨驅(qū)車前往任宅。他們匆匆趕到時，只見陶行知眼睛半合，鼻息如雷，對旁人急切的呼喚沒有任何反應。沈謙翻看眼睛，聽心跳，把脈；又打了一針，可是不見反應。
　　任宗德懷疑陶行知是遭了國民黨特務的暗害。沈謙說看起來不是，而是嚴重的腦溢血，可能與陶先生的高血壓病有關。他轉(zhuǎn)問任宗德之前陶行知有無病痛的跡象，任宗德道：“沒有看到呀，陶先生這幾天也從未講過身體不適。 ”沈謙說可能是太勞累太緊張使血壓急劇升高所致。沈鈞儒不由急問兒子： “趕緊送到醫(yī)院去吧？ ”沈謙搖搖頭說病人瀕臨死亡，已經(jīng)來不及搶救了，并且路上顛簸，只會加快病情惡化。
　　之后大家搬來一張行軍床，七手八腳把陶行知抬上去，用買來的冰塊將毛巾冰冷了敷在他的額頭上。做完這些，眾人一時手足無措，只能暗自祈禱，希望陶行知的生命力發(fā)生奇跡。
　　沈鈞儒一直搭著陶行知的脈搏，11點半的時候，他忽然叫道： “脈搏正常了，還有希望！ ”可這只是夕陽落山前的回光返照。在眾人憂心如焚的等待中，陶行知濃重的喘息聲漸漸變小，大家剛以為病情有所好轉(zhuǎn)，卻發(fā)現(xiàn)他身上的熱汗都已變成了冷汗！
　　正在這時，周恩來、鄧穎超等人跨進門來。周恩來俯下身去，對陶行知說了一段送行的話，而后環(huán)視在場的人，一把抓住田漢的手，痛心疾首地對眾人道： “你們都得保重��！文化界的朋友們，無論如何再犧牲不得了！ ”
　　陶行知的妻子吳樹琴禁不住悲從中來，趴在陶行知的遺體上痛哭起來。
　　陶行知在他去世的前九天，在給育才全體師生寫的一封信中寫道：“……公樸去了，昨今兩天有兩方的朋友向我報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確實，我會很快地結(jié)束我的生命……”
　　這話頗值玩味，意思似乎是，如果當局暗殺計劃已定，那么他就自裁。當然自裁未必是自盡，而可能是故意用過度的勞累誘發(fā)宿疾。這顯然并非膽怯，恰恰是一種勇敢，而且是理智的勇敢 ――是在明知必死的情況下，對死的方式的選擇。正如德國學者內(nèi)克曼所言：陶行知 “本來會像他的兩個朋友一樣遭到國民黨特務的暗殺。然而 1946年 7月 25日因患腦溢血使他免遭了這一厄運”。
　　在臨死之前陶行知的舉動上，也可見他對死的安排。雖然死神能否招之即來，他并不能肯定，但他能肯定他對于自己病情的了解。
　　陶行知對于自己的詩雖然很謙虛，但至少是偏愛的，所以他每臨大事，必先整理詩集。在出訪歐美動身的當日早上，他將編好的詩集交給了鄒韜奮；在參加追悼昆明烈士大會的早上，他將編好的詩集交給了馮亦代；在他死之前一天，下午1時起，他連續(xù)五個小時整理他的詩集。
　　他是這樣料理好了一切，只等死神叩門。
　　那是一個細雨不解暑熱的夏日，死神如期而至。陶行知應是坦然面對，隨之而去的。他對人世的態(tài)度本是 “不戀 ”――整整三年前，陶行知寫信給妻子道：“……雖然我的人生觀是不戀，其實要說一定不戀也不對，更近情理是戀而不戀，不戀而戀。 ”他走得應無遺憾。■
　�。ㄘ熑尉庉�/陳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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