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條漢子”的公案，從20世紀30年代左聯(lián)時期開始，經(jīng)過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演變?yōu)榱钊苏痼@的慘劇，1977年至1979年才得到徹底平反，折騰了半個世紀，轟動全國。如今，在“80”后、“90”后的青少年心目中，也許已被淡忘了。然而從這場歷經(jīng)半個世紀的大冤案中，人們應該得到的教訓，是應該永遠牢記的。
　　“四條漢子”的說法，來自1936年魯迅的《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一文，指田漢、夏衍、陽翰笙、周揚四人。他們年齡相近，愛好相仿，長久共事，而性格迥異。
　　田漢（1898－1968），字壽昌，生于湖南長沙，著名詩人、劇作家，我國20世紀現(xiàn)代戲劇的奠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歌詞的作者。他一生從事文藝事業(yè)，創(chuàng)作話劇和歌劇六十余部，電影劇本二十余部，戲曲劇本二十四部，歌詞和新舊體詩歌近兩千首。田漢的個性基本上屬于活躍型：外傾、樂天、健談、好動。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祖籍河南開封，生于浙江杭州，是著名影劇作家、文藝評論家、翻譯家和社會活動家。夏衍的個性基本上屬于求全型：內(nèi)傾、多思考、追求完美，好靜、喜歡獨處。
　　陽翰笙（1902－1993）原名歐陽本義，字繼修，曾用筆名華漢等。生于四川高縣。是戲劇家、作家，也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革命文學運動的積極參加者。陽翰笙的個性，基本上屬于平和型。他性格內(nèi)傾，但隨和、從眾、氣質(zhì)均衡；他的“外向”是在環(huán)境中鍛煉出來的，經(jīng)常旁觀，不主動，與人為善，遇事泰然自若；調(diào)和執(zhí)中，不走極端。善于適應各種環(huán)境的變化。
　　周揚（1907－1989），原名周起應，生于湖南益陽。是文藝理論家、文學翻譯家、活動家；30年代至60年代中國共產(chǎn)黨在文藝領域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周揚的個性基本上屬于魄力型：外傾、重行動、意志力強、有支配欲；勇敢進取，不達目標不輕易罷休。魄力型的人是社會進步所必需的帶頭人。他們可能煥發(fā)建設性，也可能帶來破壞性。魄力型性格適合擔任組織和領導工作。
　　20世紀30年代，他們四人都是處于地下的共產(chǎn)黨上海臨時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成員�！拔奈�”作為中共在上海文藝界的領導機構(gòu)，成立于1929年下半年，一直到1932年底，由中共中央宣傳部直接領導；1933年初臨時中央遷往江西蘇區(qū)，這一年6月起，“文委”改由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直接領導�！拔奈�”領導下成立的團體有左翼作家聯(lián)盟、左翼社會科學家聯(lián)盟、左翼戲劇家聯(lián)盟、左翼美術家聯(lián)盟、左翼教師聯(lián)盟、音樂小組、電影小組等。這些團體實際上規(guī)模并不大，各“聯(lián)盟”的成員都不過幾十人甚至只有幾個人。其中，左翼作家聯(lián)盟因為有魯迅加入而較為聞名。
　　1930年3月2日，“左聯(lián)”在上海正式成立。1931年2月7日五位“左翼”作家(即“左聯(lián)五烈士”：柔石、胡也頻、白莽、李偉森、馮鏗)于上海龍華被殺害，此后“左聯(lián)”活動范圍大為縮小，時斷時續(xù)。周揚1933年5月起任“左聯(lián)”黨團書記。1934年開始，在上海的中央局和江蘇省委遭到破壞，“文委”失去了上級領導，也失去了同中央的聯(lián)系；到1935年2月陽翰笙、田漢被捕后，“文委”只剩下了周揚和夏衍，在與中央失去聯(lián)系的情況下，周揚擔任了“文委”書記。
　　“四條漢子”是代表中共文委來領導上海文藝界的，但是，在“左聯(lián)作家”中還有一個眾望所歸的精神領袖――魯迅（稱魯迅為“盟主”乃言過其實，當時并沒有“盟主”一說，更沒有“新文化運動主將”一說）。魯迅作為“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發(fā)起人和名義上的領導成員之一，他不是共產(chǎn)黨員，卻先后通過柔石、馮雪峰、胡風等人與共產(chǎn)黨保持著良好的關系，但他從來不過問“中共文委”的領導工作。魯迅的好友瞿秋白也只以個人身份而不是以中共組織的身份與魯迅交往。1934年6月至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兩次遭破壞，“文委”已經(jīng)不能按照以前的程序進行活動，也長久沒有跟魯迅交談。
　　1934年深秋的一天，“文委”的四名成員周揚、夏衍、陽翰笙、田漢按照約定，在上海市虹口內(nèi)山書店與魯迅見面。這次會面，在魯迅《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一文中描寫道：“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里，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tài)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nèi)奸，官方派來的……這真使我口呆目瞪。我的回答是：證據(jù)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
　　“四條漢子”的稱謂由此而來。
　　這在當時只不過是一場原可以消除的誤會罷了。然而，也反映了“左翼文化界”內(nèi)部的門戶之見甚至小團體之間的派系之爭，或者也可以認為是窩里斗，使得仇者快、親者痛。
　　此后，延安時期的幾個小團體“周揚派”、“丁玲派”、“蕭軍派” 之爭，矛盾時隱時現(xiàn)，到1953年“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1957年反右派斗爭的“丁陳、馮雪峰反黨集團” 冤案，“左翼文化史”對于“四條漢子”的說法也隨之有所變化，然而還屬于“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認識問題、學術問題的不同觀點討論而已。
　　抗日戰(zhàn)爭以后到20世紀60年代前期，“四條漢子”的文藝生涯可謂一帆風順，都曾擔任新中國文藝界的有關領導，在文藝創(chuàng)作上都有不凡成就。
　　然而到60年代中期，文化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所謂文藝“四清運動”）展開后，“四條漢子”開始倒霉了。
　　最重大的轉(zhuǎn)折點發(fā)生在1966年。
　　全國乃至海外文化界熟知“四條漢子”這個專用名詞，就是在1966年至1976年“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期間。
　　1966年“文革”發(fā)動后，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以“文藝黑線專政論”作為切入口，從政治路線、組織路線與文藝思想等方面，翻開了三十年前的老賬，徹底否定了30年代“左翼文學運動”。于是，抗戰(zhàn)前夕，1936年，周揚遵照“統(tǒng)一戰(zhàn)線八一宣言”倡導、郭沫若等人贊同的“國防文學”的口號，被判定為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觀點的“資產(chǎn)階級口號”；而當時胡風和馮雪峰倡導、魯迅贊同的“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口號，則被明確肯定為代表毛澤東革命路線的“無產(chǎn)階級口號”。隨后，當年活躍于“左翼文壇”而新中國成立后又擔任黨的文藝部門領導的“左翼作家”們，以“四條漢子”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等為代表，也都一概被指控為“左”或“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追隨者，或隱藏在革命隊伍內(nèi)部的“內(nèi)奸、叛徒”。
　　與之相應地，重塑“左翼文壇”的“旗手魯迅”，按照權威意識形態(tài)的需要，被視為“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代表�！白笠砦乃囘\動”中所發(fā)生的實驗性錯誤或消極面統(tǒng)統(tǒng)都推到周揚、夏衍等“四條漢子”即“階級異己分子”身上，“左翼文學運動”發(fā)展過程所具有的豐富性與復雜性因素完全被忽視了。
　　此后，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相伴隨，“兩個口號”的論爭被定為敵我之間的兩條路線的斗爭，“四條漢子”的“國防文學”被定為“賣國文學、漢奸文學”，不僅魯迅文章中所提到的“四條漢子”遭受了政治迫害，被野蠻批斗，并被長期關押，那些在魯迅文章中被點過名的“論敵”，也同樣未能幸免。而擁護“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馮雪峰、胡風等人，也并未因此得到開脫，一樣處于被打倒的境地。在此過程中，魯迅雖然得到了空前的重視，但其中架空魯迅、神話魯迅的現(xiàn)象也與之伴隨始終。
　　“文革”期間，“四人幫”以魯迅批評“四條漢子”為借口，無限上綱，對“四條漢子”進行政治迫害。“四條漢子”因此成了某一歷史時期若干人政治命運的象征，成了一條政治術語，然而這絕非三十年前魯迅的本意。魯迅生前絕對想不到，如此一段文字，三十年后竟被作為堂皇的借口，成了“四人幫”致“四條漢子”于死地的工具，釀造了一系列轟動全國的“文字獄”。
　　田漢在1966年“文革”紅衛(wèi)兵造反運動中慘遭殘害，被長期監(jiān)禁。1968年12月10日病死獄中。1979年4月宣告平反，并為其在北京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
　　周揚在“文革”初受到批判，并被監(jiān)禁�！拔母铩焙蟮玫狡椒粗匦聫统�，擔任過文聯(lián)主席、中宣部副部長等職。周揚晚年陷入怪圈之謎。他的很多論述帶有不同時代強烈的政治色彩，是個爭議較大的人物。他被稱為30年代“左翼文藝”的宿將，40年代解放區(qū)文藝的組織者，50年代文藝斗爭的領導者，60年代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代言人，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的先驅(qū)。1989年7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一歲。
　　陽翰笙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關押達九年之久。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恢復工作，擔任全國文聯(lián)黨組書記、全國文聯(lián)主席。1993年6月7日，陽翰笙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一歲。
　　夏衍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受到殘酷迫害，長期被監(jiān)禁在秦城監(jiān)獄，并被打斷了一條腿。1977年得到平反。1995年2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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