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知道世上沒有賣后悔藥的,但我常常為尋找后悔藥糾結不已。我和吳冠中先生同住一個小區(qū),去年我要遷新居,在最后準備拔掉電話機的一剎那,想到和吳冠中先生辭行。在電話里我說會常來看他,希望他保重。他說他身體還好,就是吃四片安眠藥也只能睡三個小時,很痛苦。我問他還在創(chuàng)作嗎。他說很困難。電話里他說了很多,好像不是我要搬走,倒像他要遠行。我說搬走也會常來看他。但我確實沒想過他已年過九旬,總覺得有的是時間。聽到老人去世的消息,我簡直悔綠了腸子。
　　回想起前年春節(jié)我最后一次給吳冠中先生拜年。和往�？赐�他時一樣,我除了帶去一張會說拜年話的嘴,仍舊空著兩手。但當我們雙手握在一起時,我是那樣真切地感受著兩手空空的溫度和那顆把彼此裝得滿滿的心。
　　雖說是過年,但他的家新年和舊年一樣沒有任何形式上的變化。他的生活多年來一如既往,沒有任何實質的改變。小畫室不到十平方米 ,朝陽,畫案旁的餐桌上已擺放好午餐:一個盤子般的大饅頭、一盤“水煮蒜苗”、兩碗多種豆類煮制的粥。吳先生和夫人正準備就餐。先生說,他們請了一位下崗女工幫忙做一頓飯,其余兩頓自己做,基本吃剩的。我注意到吳先生好像是剛剛理了發(fā),就問:還是街邊師傅的手藝?吳先生顯得挺高興,說:街邊理發(fā)的師傅們搬進了理發(fā)室,不用站街啦。很多年以來,吳先生總在街心公園的林蔭小道邊,花兩元錢找個“蹲攤”的理發(fā)師傅理發(fā)。每次我遇見,就會開他的玩笑說:這么有價值的腦袋怎就這么廉價地“處理”一下?吳先生扭過頭說:剃頭師傅是“行為藝術”,我是紙上談兵,我們工作不同,價值一樣。凡到這時,他的腦袋總會被剃頭師傅 “無情”地歸位。他只得低頭喃喃:我這時候的價值就相當于一個等待削皮的冬瓜。剃頭師傅遇到這樣的情景,就會神氣地哈哈大笑說:那你們先聊會兒吧,我等著。玩笑間,吳先生總會有意無意地談到他的“創(chuàng)作觀點”。每到這時,我都覺得他很孤獨,他期望別人的理解。
　　后來我的專訪《吳冠中有話要說》在《文藝報》整版發(fā)表后,吳先生將其收入了他的文集,我們的友情也從相識而跨向更高的境界――忘年交。
　　我和吳先生毗鄰而居十幾年,那幾年他每天都會沿著小區(qū)轉圈散步,時間寬裕時會一大早敲敲我家的門,如我還沒去上班,就會來坐坐。趕上我正好出門時,他會叫我一起和他徒步到離我們小區(qū)三四公里、兒子為他準備的大畫室去看他的“大畫”。去那兒要走四十分鐘,他想畫“大畫”時就一早過去,帶些餅干、面包當午餐,晚上再步行回來。夫人身體好時,他們也會到那里住幾天,創(chuàng)作完成后再回到家里。吳先生說,近年畫“大畫”少了,所以去那里也少了,主要原因是不想重復自己,沒有新意、沒有激情的作品不想畫,另外精力、體力也覺得差了些。盡管如此,在這近十年里,老人家的畫展不斷,國內外不少博物館收藏他畫作的報道也不斷。他說他希望把自己認為的精品都捐給博物館,不愿流落民間被人轉手,由拍賣行拍來拍去。他說,無論拍賣的價多高都和他本人沒有絲毫關系,送出去的畫就是別人的了。
　　記得2001年我去吳先生家,他的家與往日稍有不同,窗臺上多了一個小罐頭瓶插著的紅色康乃馨,書桌上的花瓶里多了帶有綠葉的金色郁金香。這使我忽然想到,今天大約是吳先生的生日。那兩束淡雅、樸素、沒有任何裝飾的鮮花,一定是他的兒孫或熟悉他的朋友、熱愛他崇拜他的弟子悄悄送來,以表心意的。吳先生一輩子從來沒為自己張羅過生日,也堅決不主張任何人為他過生日。因此,我不知道哪天是他的生日。他只說:我是老羊,你是小羊,我們都屬羊。他隨口問了我這只羊的生日。突然有一天,他散步時又到我家,高高興興地祝我生日快樂,送給我一幅他寫的字:“羊生日,見日出,殷紅色”。我們相識多年,我從未張口向他求過一幅字畫,這一突如其來的珍貴的生日禮物讓我特別興奮也特別慚愧。因為,我從未給我的這位忘年交祝賀過生日――無論是他在藝術創(chuàng)作默默無聞的時候,還是他在國內外聲名顯赫的時候,但他卻把我這小字輩的生日放在心上。那年他八十二歲。
　　我一直在想,吳先生這些年來引起許多人的誤解,這一定與他獨特的思想有關。也許,隨著中國美術的發(fā)展,我們將越來越認識到吳先生的觀點的意義與價值,誤解也會隨之消除。
　　吳先生和這個世界永別了,我這個沒心沒肺的人竟然在搬家前的一年里沒去看望他。而今,我把他老人家送給我的那套精裝本《吳冠中文集》擺放在我的桌上,點燃一支蠟燭,在幽幽的燭光中懷念這位畫家、文學家,他送我書時說的話言猶在耳:“文是畫之余,是畫之補,是畫到窮時的美感變種。只可惜,我如今已是白發(fā)蒼蒼的風景畫家,不能互換,是文是畫,只求表達真性情吧!”
　　老人的話在我心里生根,老人的身影在我腦海里駐足。我把老人那顆不再跳動的心安放在我的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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