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元老于右任與邵力子,是20世紀前半葉中國舉足輕重的人物。于、邵二人,秉性氣質迥異:于右任是典型的關西大漢,魁梧雄健,美髯飄逸,豪俠之風撲面而來;邵力子則是典型的江南文人,身材矮小,文弱俊秀,不乏揮斥方遒的書生之氣。但他們有著共同的理想和信念,“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于、邵二人自20世紀初于上海建立莫逆之交,六十余年中,肝膽相照,互為知己,共同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追求國家和平統(tǒng)一,對現代中國歷史進程產生了莫大影響。促成《雙十協(xié)定》簽訂的邵力子有“和平老人”之譽,晚年又號太平老人的于右任被稱為愛國政治家。
　　
　　興學興教 為生民立命
　　
　　于右任,1879年生于民生凋零的苦寒之地陜西三原,起于寒微,名伯循,字誘人,筆名右任后成為他最常用的名字。1903年,于右任在陜西鄉(xiāng)試中以第十八名中舉,聲譽鵲起,被譽為“西北奇才”。 他寫下了不少憂國憂民、抨擊時政的詩篇,自編成《半哭半笑樓詩草》印行,因此受到清廷迫害,他化名潛逃上海,不久就受到學界通才、愛國老人馬相伯先生垂青,于1904年進入上海震旦公學讀書,成為其得意門生。
　　邵力子,小于右任三歲,1882年出生于江南富裕繁華之地浙江紹興,家道小康,初名景奎,又名鳳壽,字仲輝,后以筆名力子聞名于世。邵力子同樣少有才名,在1902年,考中浙江第七名舉人,為陜西候補知縣,得“文魁”匾。但他和于右任一樣,思想激進,認清了清王朝政治腐敗、媚外殘民的面目,無意仕途,在1905年去上海震旦公學求學,成為馬相伯先生的得意門生。于、邵二公相識于馬先生家中,從此成為莫逆之交,開始了長達六十余年的友誼。
　　震旦公學雖說具有教會學校性質,但該校創(chuàng)始人馬相伯先生堅持獨立辦學。震旦學院主管教務的法籍神甫趁馬相伯生病之機,企圖使震旦為教會所把持,馬相伯憤而辭職。1905年3月7日,邵力子和于右任帶領全校學生罷課,一百四十余名學生全體退學,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開創(chuàng)了反對列強文化侵略的先河,這就是轟動一時的“震旦風潮”。 馬相伯堅決支持學生的正義行為,和于右任、邵力子等共同另行籌組復旦公學,于1905年中秋節(jié)正式開學。這一年,大批中國留日學生因反對日本文部省對中國留學生的活動進行無理限制,憤然回國。于、邵發(fā)起組織中國公學,使這些留日歸國學生能在其中繼續(xù)讀書。復旦公學和中國公學為反清革命造就了大批人才。
　　不久,于、邵輔佐馬相伯創(chuàng)辦全新的復旦大學,自此,東南形勝之地,有了一所聞名中外的高等學府。后,于、邵多次出手解復旦之困。1911年秋,在辛亥革命中,因光復軍司令部占用了位于吳淞的復旦校園,復旦被迫遷至無錫辦學。后因政局更迭,經費無著,師生流離,復旦一度散架。1912年初,于右任與邵力子等面見臨時大總統(tǒng)孫中山,遞交了一份請撥徐家匯李公祠為復旦校舍的呈條。中山先生在臨時政府經費緊缺,四處舉借外債的情況下,不僅指撥了徐家匯李公祠堂為校舍,還撥出一萬銀元,作為復校經費,挽救了復旦面臨的一次嚴重危機�？梢娭猩较壬鷮�復旦寄予的厚望,對于右任與邵力子的器重。
　　1928年至1932年陜西大旱,關中平原“赤地千里,餓殍遍野”, 時任國民黨中央監(jiān)察院院長的于老先生發(fā)出了“開發(fā)西北”、“興農興學”的呼吁。國民政府批準了于右任等人提出的建設西北農林專科學�；I備委員會的提議,任命于右任、邵力子、楊虎城等十五人為籌備委員�；I委會公推于右任為校長。于先生拄拐杖,著粗布棉袍,親率建�；I備人員,頂風冒雪查勘校址,最終選定在武功縣張家崗――即現在的楊凌。邵力子1933年春天任國民黨陜西省政府主席后,遵從于右任“興農興學”的呼吁,注意發(fā)展農林水利事業(yè),聘請水利專家李儀祉先生,完成了由楊虎城發(fā)起的涇惠渠、洛惠渠等水利工程,龍門閘、風陵渡的工程也逐一完成。為了發(fā)展農業(yè),他督促各縣,共鑿井十萬眼,開荒造林,還創(chuàng)辦了武功農林學校。
　　
　　為民呼吁 數度合辦報紙
　　
　　于、邵二公都是最早從事新聞事業(yè)的老前輩。如果說,于右任正如徐鑄成評價的“中國報史上,艱苦創(chuàng)業(yè)、再接再厲、鍥而不舍的第一人”和“新聞界的斗士”,那么,邵力子則是他忠實的戰(zhàn)友和摯友。
　　1906年4月,于右任與邵力子一起東渡日本考察新聞,籌集辦報資金。由陜籍留日學生康寶忠、好友劉覺民引薦,在東京拜謁了孫中山,并于同年11月加入中國同盟會,從此走上了職業(yè)革命的道路。孫中山委任于右任為長江大都督,負責上海一帶同盟會事務。邵力子則于同年再返日本學習新聞,在東京會見孫中山,次年也加入同盟會。于右任返回上海后,在邵力子大力扶助下相繼創(chuàng)辦了多種報紙,歷時八年之久。1907年4月,于右任在上海創(chuàng)辦《神州日報》,該報兩千余元開辦費,是于、邵二公在留日革命學生中募集得來的�！渡裰萑請蟆芬怀�,世人即謂之“炸彈”, 在民眾和知識分子中極受好評。不久,于右任又約邵力子等同志協(xié)作,并得到章太炎、馬相伯、黃節(jié)等人的贊助,清末狀元、近代實業(yè)家張謇也應邀為之題寫刊頭。但《神州日報》刊行不到一年,遭到火災。于右任因無力恢復而辭去報社社長職務,又創(chuàng)辦了名聞海內的《民呼日報》,創(chuàng)刊啟事公告天下:此報“以‘為民請命’為宗旨,大聲疾呼,故曰‘民呼’”。邵力子仍主持筆政。該報激烈抨擊腐朽清廷,報道各地革命運動的情況,僅出版九十三天便被查禁。1909年,于右任在征求邵力子同意后,改《民呼日報》為《民吁日報》重新問世,含有兩種意思:一則取“民不敢聲,惟有吁也”之意;一則是清廷查禁《民呼日報》時,揚言要挖掉于右任和邵力子的眼睛,以示威脅。今改“呼”為“吁”,少掉兩點,象征已去兩眼,亦無所畏懼。
　　1910年,在日本學習了三年新聞的邵力子回到國內,于右任介紹他到陜西高等學校任教。因宣傳新思想、新文化,遭到陜西當局陷害,被驅逐出陜西,潛回上海。辛亥革命勝利前后,于右任與邵力子等在上海創(chuàng)辦《民立報》。邵力子從《后漢書》中“游子天所棄,力子天所富”之句,取“力子”一詞為筆名,自稱為“勤勞之人”,從此就有了“邵力子”之名。當時于、邵二公經濟困窘,下午在報館,上午分別要到中國公學和復旦公學任教。宋教仁遇害后,邵力子繼任主筆,與于右任關系更加密切,討伐袁世凱的檄文和短論,大都出自二公之手。《民立報》成為當時國內發(fā)行量最大的報紙。這些文章也感動和激勵了一代學子。毛澤東曾說:“我在長沙第一次看到的報紙《民立報》,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日報,這報是于右任先生主編的�！蔽洳�起義爆發(fā)后,孫中山從國外回到上海,首先到民立報館會見于右任,并題“戮力同心”四字,嘉勉于右任及《民立報》對辛亥革命的貢獻。
　　“二次革命”失敗,《民立報》被查封,于隨孫中山避居日本,從事反袁斗爭。邵在孫中山的指示下,為了當時的形勢和加強宣傳的需要,與復旦大學國文教師葉楚傖開辦《民國日報》。經費拮據,入不敷出,邵力子等常以復旦的教薪所得,為報社墊款,并借債度日,克服困難。后,邵力子又創(chuàng)辦了《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介紹蘇俄新政治、新政策、新制度,報道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和婦女運動,推廣白話文,被譽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四大副刊之一。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曾給予很高的評價。五四運動發(fā)生時,邵力子在報館接到北京電報,就跑到復旦公學召集學生開會,報告這個消息,并立即分頭告知上海各校。當天,各校學生又派代表勸商界罷市、工界罷工。這就是“六三”運動的導火線。后來,于右任經常稱贊邵力子在復旦公學中所發(fā)揮的作用。
　　
　　倡言合作 促成國共統(tǒng)一戰(zhàn)線
　　
　　于右任協(xié)助孫中山進行中國國民黨的改組工作,是國民黨的元老,他贊成孫中山說的“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的觀點,對國共第一次和第二次合作起了極大的作用。邵力子不僅擔任過國民黨各種要職,而且還是中國共產黨的發(fā)起人之一,對國共統(tǒng)一戰(zhàn)線建立做出了貢獻。
　　于、邵二公1920年攜手創(chuàng)立了上海大學。在上海大學的創(chuàng)建期,邵力子以副校長的身份協(xié)助校長于右任參與行政管理,在于離滬時又代理校長。上海大學很快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在國內很有影響的一所大學。1920年5月,邵與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發(fā)起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8月研究會轉為上海共產黨(即上海共產主義小組)。1922年,于右任協(xié)助孫中山進行中國國民黨的改組工作,支持與共產黨開展合作,在當時影響極大的《東方雜志》上發(fā)表文章,力主國共合作,提出“合則兩益,分則兩損” 的著明論斷。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一大召開,于出席會議并被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執(zhí)行部工農部部長;邵也當選為國民黨一屆中央候補執(zhí)行委員,任國民黨上海執(zhí)行部工農部秘書,輔佐于右任,領導長江一帶各省黨務,宣傳新三民主義,積極貫徹“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1926年冬至1927年春,于任國民軍聯軍駐陜總司令期間,號召民眾“共同起來呀!建設美滿幸福的新生活吧”! 取消苛捐雜稅,減少農民地租;政治部和教育廳還翻印了大量革命書籍,并允許各種進步書刊公開發(fā)行,全省工、農、學生、婦女運動蓬勃發(fā)展,出現了陜西近現代史上少有的革命高潮。邵則參加領導五卅運動,并以國民黨黨員身份出席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見。
　　于右任在陜西頗有威望,也受到蔣介石信任,凡是關于陜西乃至西北的人事安排,蔣介石都尊重于右任的意見,邵力子擔任陜西省主席,蔣也事先告知于右任,得到于右任的同意。1933年春天,邵力子任國民黨陜西省政府主席后,經常就陜西政策方略征求于右任的意見,并同楊虎城溝通協(xié)商,力求造福民眾。張學良將軍率東北軍進駐陜西后,邵贊同張、楊兩將軍的抗日主張,對蔣介石的“剿共”做法,深感憂慮;對張、楊兩將軍同蔣介石的矛盾盡力緩和,以期和衷共濟。他還要求部屬注意與中國共產黨方面的工作人員和睦相處,以團結合作、共同對敵為首要任務。
　　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于、邵二公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著良好的關系,為促成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形成做出了貢獻。在西安事變中,于、邵二公盡力周旋,努力促成事變和平解決。事變爆發(fā)時,由于于右任與陜西的特殊關系,南京政府組成“西北宣慰團”,由于右任任宣慰使,趕赴西安,疏通關系,以求達到放蔣的目的。當時楊虎城只希望于右任以私人身份入陜,于右任被擋在洛陽。盡管如此,于右任還是為蔣介石的釋放做了貢獻,這是蔣介石始終信任于右任,并讓其擔任監(jiān)察院長長達數十年的一個原因。事變爆發(fā)當天,邵力子與其他在西安的國民黨軍政要員亦同蔣介石一起被拘禁。事變第二天,蔣介石要求同邵力子談話,邵力子乘機勸導蔣介石說:“事已如此,委員長應以國家人民為重,他們(指張學良、楊虎城)的要求,似乎也可以考慮�！焙髞�,邵還參加與中共的談判,努力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1937年7月,邵力子作為國民黨代表參與國共兩黨廬山會談,奠定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基礎。在任宣傳部長期間,他支持中共在南京創(chuàng)辦《新華日報》,批準出版《魯迅全集》,準予《毛澤東傳》在《文摘》上發(fā)表,有識之士無不欽佩邵力子的超人勇氣和魄力。1938年1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華日報》在武漢創(chuàng)刊,于應邀為該報題寫報頭;到重慶后,于仍通過屈武與中共保持聯系。為了推進中蘇邦交,國民政府計劃重新派遣駐蘇大使。于右任竭力推薦邵力子出任,以設法爭取蘇聯更多的援助。邵力子1940年到莫斯科就任后,多方努力,蘇聯援華的軍械物資源源運往國內。邵力子堅持認為“中蘇邦交應不斷增進”,并通過作報告、寫文章等各種方式,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方面介紹蘇聯情況,對推動中蘇文化交流起了積極作用。
　　
　　為民立命 開萬世太平
　　
　　于、邵二公親密無間,猶如兄弟,于右任年齡較長,邵則以兄長之禮待他,很是尊重;于對邵也很關照,二公在日常生活上往來也極為密切,時人甚至說“于、邵不分家”,“情同手足,親如一家”。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期間,于、邵二公同住在領事巷康心之的家里�？瞪頌榇蠼鹑诩�,他的公館如同一個大花園,依山傍水,景色秀麗。二公常于公務之余,品茗談心,共話抗戰(zhàn)形勢,展望和平未來,往往夜深才罷。 他們這種關系,到日本投降后二公一起遷回南京,仍然保持。
　　國共重慶談判期間,于、邵二公為促成《雙十協(xié)定》簽訂做出了不懈努力。毛澤東到達重慶時,擔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的邵力子前往機場迎接,在國民參政會中設宴款待。于右任也在監(jiān)察院為毛洗塵。席間,兩位詩人漫論中國古代詩詞,交流各自的寫詩心得,相談甚歡。于右任盛贊毛澤東《沁園春?雪》結句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是激勵后進的佳句。毛澤東也讀過于曾在謁成吉思汗陵墓時所賦的小令《越調?天凈沙》,笑道:“何若‘大王問我:幾時收復山河’對人啟發(fā)更深�！痹谡勁衅陂g,邵力子曾經說:“經過長期戰(zhàn)亂,民生凋敝,國力衰弱,百廢待興,人心思治,全國人民亟需休養(yǎng)生息,團結一致,建設國家,豈能再啟戰(zhàn)端!”他在談判中雖然身為國民黨代表,但在國共雙方發(fā)生爭執(zhí)時,他總是力排眾議,侃侃而談,折沖樽俎,經歷了重重困難,最終促成了《雙十協(xié)定》的簽訂,他本人也獲得“和平老人”的稱譽。
　　國共兩黨內戰(zhàn)激烈之時,于右任經常思考時局,思緒萬千,久久不能成寐。1947年10月15日凌晨2點,號“太平老人”的于右任,靠在枕頭上寫了長達兩千字的長篇紀實敘事詩《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回憶歌》,表達了自己渴望和平的心情。其詩云:“世界烽火燃不息……恐汝后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噢馨香泣,群眾無聲似有聲,杜詩重讀不勝情。太平老人磨鐵硯,垂老還期致太平�！�
　　1949年初國共和談,于右任、邵力子極力希望通過和談解決中國問題。于老一直期待著國共北平和談取得成功,并表示有機會要親自赴北平直接參加和談。其時,邵力子作為國民黨和談代表前往北平參加國共和談,但國民黨卻要求他的夫人傅學文必須留在南京,以作為人質。邵力子一離開南京,邵夫人便受到國民黨特務的監(jiān)視。于右任得知此事后,非常氣憤,他說:“古來的使者出京,主子都給以充分的信任,以釋其后顧之憂,力子去北平和談,這里卻監(jiān)視他夫人,真是豈有此理!”他坐著小汽車徑直開到邵力子家,把邵夫人接到于公館保護起來。監(jiān)視的特務面對監(jiān)察院長此舉只有無可奈何。住在于公館的邵夫人整天少言寡語,心事重重,擔心著邵力子的安全,于右任雖然表面上很鎮(zhèn)靜,每天照舊揮毫潑墨,寫寫條幅,但暗地里則在積極設法將邵夫人送往北平。
　　1949年4月12日下午,一架停在南京故宮機場的天王號飛機即將起飛,這架飛機是國民黨政府派往北平,去接將要攜和平協(xié)定草案回南京的黃紹閎和屈武的。這天下午1點多鐘,邵夫人步出于公館上了于右任的專車,和于右任一起急駛往飛機場,為回北平的宋蘊山等送行。機場上,前往送行的人很多,正在飛機即將起飛的瞬間,于右任輕輕推了一下身邊的邵夫人,邵夫人會意地點了點頭,隨即一邊向機艙口招手,一邊緊走幾步,登上舷梯,手扶著艙門,一個大步跨了進去……當蔣介石得知于右任設計放走傅學文后,立即指令蔣經國: “快去通知毛人鳳,把于老頭監(jiān)視起來,莫讓屈武(于右任的女婿)把他弄走。”
　　談判陷入僵局,和平無望時,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首席代表張治中(字文白) 復電“于先生暫勿來平”,于右任接到后大為失望,寫了《聞文白自北平來電有感》一詩,詩云:“衡陽去雁幾時還?萬疊燕云萬疊山。彩鳳身無雙羽翼,雕籠何日啟重關? ” 于老寫完此詩后,身邊有人問:“上海旦夕有變,院長做什么打算?”于右任答道:“還輪到我打算什么?前天毛人鳳來通知我,上峰要我趕快準備去臺北。我的生命還攥在人家手里,哪有我的自由!”
　　和談失敗后,邵力子宣布脫離國民黨,留在北平;于右任則被挾裹去了臺灣。于、邵二公分居海峽兩岸,飽受長期離別之苦。1958年11月,于在臺灣重題《歲寒三友圖》時說:“破碎山河期再造,凋零師友記同游。中山陵樹年年老,掃墓于郎已白頭。”寄托遙深。邵力子看到此詩后,馬上發(fā)表《勉勵在臺舊友》一文,引用此詩說道:“于老懷念祖國故舊的深情,悲傷老大零落的憂思,情見乎詞矣。我知道,這不只是于老個人的傷感,也代表了在臺灣的許多朋友的心情�！� 晚年又號太平老人的于老暮年孤獨無依,深念大陸親人,企盼和平統(tǒng)一,“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總成灰。低徊海上成功宴,萬里江山酒一杯”。他于1962年1月24日寫下了膾炙人口的《國殤》的人間離情絕唱。邵力子經常在傳統(tǒng)節(jié)日發(fā)表談話,思念舊友,抒發(fā)了和平統(tǒng)一祖國的熱望,致力于國共第三次合作。1967年12月25日,邵力子在北京病逝�！�
　　(責任編輯/譚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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