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記憶之70年代 　　 70年代,是一個轉變的時代。70年代最重要的事,是“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中共十一屆三中會全的召開,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新時期。國家和人民的動蕩生活結束了,新生活重新開始了。
　　
　　
　　1977年的高考是新中國成立以后高考競爭最激烈的一年,也是參加考試人數(shù)創(chuàng)紀錄的一年。在那個突出政治的年代,高考作文題被打上明顯時代的烙印,成為1977年考生心中永遠的高考作文。
　　
　　翻開1977年10月22日的《昭烏達報》,一條消息映入孫國權的眼簾:恢復高考,本年度高考將于一個月后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文字不多,是新華社1977年10月21日發(fā)布的。
　　“恢復高考!這新聞就像重磅炸彈,在全國范圍內引起極大反響。我當時所在的阿旗白音布統(tǒng)公社三義井大隊,50多名知青和10余名回鄉(xiāng)青年躍躍欲試,最后有15人參加高考。全公社有1200多人咨詢高考,最后有300多人參考�！睂O國權對當時的場景記憶猶新,“拿到準考證,我的第一反應是,今年肯定不行,先試試,當練兵,明年必須考上�！�
　　揣著練兵的心情,孫國權走進了如夢幻般的考場。如今已是資深記者的孫國權清晰地記得當年的作文考題。“1977年高考是分省命題。當時昭烏達盟歸遼寧省管轄,作文題目是‘在沸騰的日子里’、‘談青年時代’。‘在沸騰的日子里’實際上是要求寫粉碎‘四人幫’時,各地慶祝、歡騰的記敘與議論。后來翻閱各省的高考作文命題,有的省份和這命題相近。如山東和陜西的作文題是‘難忘的―天’。當然,‘難忘的―天’和‘在沸騰的日子里’也可以寫你認為是‘難忘’和‘沸騰’的某一天�！�
　　對于批閱當時遼寧考區(qū)這批作文的曾小林來說,天天超負荷地批卷,使她已經(jīng)記不得有什么好文章,印象最深的倒是一篇有爭議的作文�！坝袀�孩子寫,得知要高考了,他扔下鋤頭,望著無邊的壟溝,說了聲再見,告別苦難的日子⋯⋯”看到這樣一篇作文,曾小林的心情很矛盾:“當時的作文都有套路,先分析國際形勢,再分析國內形勢,然后再說省內,最后落實到自己具體的單位�？蛇@個孩子直接就抒發(fā)了這種感情。寫得很真實,但是我卻不知道該怎么判�！�
　　帶著矛盾的心情,曾小林把這個作文拿出來和大家討論:“有政治性很強的老師,強烈要求只給20分,說如果大家都這么想誰來繼承革命。我卻堅持時代變化了,奉獻祖國的方式要改變,何況這個考生寫的是真情實感,應該給40分�！碑敃r作文滿分60分,在僵持了很久之后,領導采取了平衡方案,判了30分。
　　
　　“當時判卷子的要求很多,都是些條條框框的東西�！痹�小林印象最深的標準就是:憑革命良心判革命后代的卷。至于什么是革命良心,并沒有人解釋,曾小林只是憑著自己的良心認真給每個卷子打分。她記憶中,1977年的高考作文試卷上,布滿了形形色色的字體和詞不達意的內容,以及數(shù)不清的錯別字:“十年啊,學生們被耽誤了。很多字寫得就像蜘蛛爬。作文要求800字,有的只寫了百八十個字。有個考生寫道‘狂風大作,細雨蒙蒙,道上行人來無有’。這怎么通,寫鬼呢?但我的筆決定了他們的命運,作為一個老師,我每一張卷子判得都很認真�！�
　　1978年1月,孫國權如愿地接到郵遞員送來的錄取通知書,成為遼寧師大中文系的學生,結束了自己在壟溝撿一輩子土豆當一輩子農(nóng)民的宿命�！爱敃r全公社只有兩名當?shù)厍嗄瓯讳浫�。有人說,這比考舉人還難。這一回的高考,錄取時確實主要看成績,可家庭出身不好、父輩有歷史問題,或年齡偏大等,仍然卡住了不少成績很好的考生。對于他們來說,1977年這個沸騰的日子里并不是一味的光輝燦爛,挫折、陰影和教訓也不罕見�！�
　　
　　鏈接:1977年各地高考語文作文題
　　北京:我在這戰(zhàn)斗的一年里
　　天津:他像雷峰同志那樣;宏偉的目標鼓舞著我
　　河北:我將怎樣度過今后不平凡的二十三年
　　湖南:心中有話向黨說;園丁贊歌―記我最尊敬的一位老師
　　四川:《一個青年礦工的變化》讀后感
　　浙江:路
　　陜西:難忘的一天
　　山東:難忘的一天;致全國科學大會的一封信
　　河南:我的心飛向毛主席紀念堂
　　甘肅:不到長城非好漢
　　吉林:偉大的勝利――難忘的一九七六年十月
　　福建:《大慶見聞一則》讀后感
　　江西:難忘的時刻(理科);當我想起雷鋒的時候(文科)
　　湖北:學雷鋒的故事
　　遼寧:在沸騰的日子里;談青年時代
　　新疆:每當想起敬愛的周總理
　　寧夏:在我報考大學的時候
　　山西:為四個現(xiàn)代化做貢獻
　　安徽:從“科學有險阻,苦戰(zhàn)能過關”談起
　　廣西:難忘的日子
　　內蒙古:談實事求是
　　黑龍江:每當我唱起《東方紅》;在紅旗下
　　云南:攻書莫畏難
　　江蘇:苦戰(zhàn)
　　
　　70年代民生關鍵詞:
　　
　　
　　等同當代裸奔的喇叭褲
　　厚底鞋與喇叭褲是70年代最流行的服飾樣式,也成為這個時代的象征。
　　喇叭褲原為水手服,從 1960年開始為美國頹廢派服飾,后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在世界范圍內流行。喇叭褲,也叫喇叭口褲。它將人臀部與腿部的曲線,清晰地勾勒出來。
　　當年喇叭褲在街頭的出現(xiàn)引起過許多人的反對和抵制。說不許穿喇叭褲,喇叭褲是代表虛幻的,沒落的,腐朽的。誰要是穿一條喇叭褲在街上走的話,那就和現(xiàn)在裸奔的效應一樣。穿喇叭褲戴蛤蟆鏡的長發(fā)男青年形象幾乎成了不正經(jīng)、不三不四、流里流氣的代號。
　　但是引領時裝新潮的,從來都是以青年為主。人們從海外電影中受到影響,將褲腿悄悄放開,體現(xiàn)了一種青年“后文革時代”叛逆的性格。
　　雖然喇叭褲作為一種“服裝怪”出現(xiàn),但是它卻打破了之前中國服裝的“統(tǒng)一制”。
　　伴隨喇叭褲的流行,鞋底也越來越厚�？鋸埖某潭攘钊祟�目結舌。甚至引起趣聞:當警察追捕一名穿厚底鞋的女子,而她無法脫身時,居然大聲威脅:“如果你再靠近,我就要從鞋上跳下去!”
　　
　　筒子樓交響曲
　　70年代,城鎮(zhèn)居民解決住房停留在“等、靠、要”三個字上。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送禮的、遞條子的,甚至拿菜刀威脅的⋯⋯房管科的門檻都被踩破了。一些企事業(yè)單位住房分配,仍然以筒子樓為主,其前身大多是單位的辦公室或者單身職工宿舍。
　　曾有無數(shù)人在這樣的筒子樓里結婚生子。上班是面對面的同事,下班是門對門的鄰居,一到吃飯時間樓道里就油鹽飛濺、人聲鼎沸,這樣的場景和生活方式也許都成了一代人永遠的記憶。
　　“文化大革命”后期,樓里的人革命熱情開始下降,生活的需求上升。凌晨起來排隊買豬肉,買豆腐,呼朋喚友大家互相加塞兒;上學前偷偷抓一把鄰居曬著的筍干黃豆,撈一塊鍋里煮得半生不熟的番薯解饞也是常有的事。
　　后來不知誰家?guī)У念^,開始在走廊里生起了煤爐,再往后,各家各戶都將門前一塊據(jù)為己有,壘起灶頭,堆好煤球,放一張破爛小桌子,真正的筒子樓時代到來了。
　　
　　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3點42分53.8秒在唐山發(fā)生了7.8級地震,地震震中在唐山開平區(qū)越河鄉(xiāng),震中烈度達11度,震源深度12公里。有感范圍波及重慶等14個省、市、區(qū),破壞范圍半徑約250千米。被稱為20世紀十大自然災害之一。
　　對于親身經(jīng)歷并幸存下來的唐山人,這個瞬間是深深烙在他們記憶中無法消褪的痛苦與難以言表的恐怖。
　　唐山大地震幸存者、唐山豐南縣稻地大隊農(nóng)民田玉安回憶當時的場景時說:
　　咳,真嚇人。
　　猛然間,頭頂上像挨了一個炸雷,“轟隆隆――”地動山搖!我像被一個掃堂腿掃倒在地,往左掉了一個過兒,又往右打了一個滾,怎么也撐不起身子。電燈一下子都滅了。一扭頭,媽呀,嚇死人!一個火球從地下鉆出來,通紅刺眼,噼啪亂響,飛到半空才滅。
　　
　　天亮了,我看見火球躥出的地方有一道裂縫,兩邊的土都燒焦了。
　　震后的唐山火車站,東部鐵軌成蛇形彎曲,其輪廓像一只扁平的鐵葫蘆。開灤醫(yī)院七層大樓,成了一座墳丘似的三角形斜塔。更為驚心的是,在唐山大地震地裂縫穿過的地方,唐山地委黨校、東新街小學、地區(qū)農(nóng)研所以及整個路南居民區(qū),都像被一只巨手抹去似的不見了。
　　據(jù)統(tǒng)計,唐山大地震造成24.2萬多人死亡,16.4萬多人重傷; 7200多個家庭全家震亡,上萬家庭解體,4204人成為孤兒; 97%的地面建筑、55%的生產(chǎn)設備毀壞;交通、供水、供電、通信全部中斷;直接經(jīng)濟損失人民幣30億元……
　　“人類無數(shù)時間和勞動所建樹的成績,只在一分鐘之內就毀滅了;可是,對受難者的同情,比另外一種感覺似乎要單薄些,就是那種被這往往要幾個世紀才能完成,而現(xiàn)在一分鐘就毀滅的情景所引起的驚愕的感覺⋯⋯”
　　這是無數(shù)中國人對唐山蒙難日的感覺。
　　
　　可口可樂奢侈品的代表
　　可口可樂,于1979年進入中國市場,當然,進入得有些波折,因為這種飲料曾長期被認為代表“西方資本主義生活方式”。
　　根據(jù)歷任中糧多個要職的劉昌璽在《中糧志》中回憶: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時任中糧油進出口總公司總經(jīng)理的張建華建議將可口可樂引入中國大陸,當時的外貿部部長李強表示同意。
　　根據(jù)中糧總公司的安排,在香港五豐行的協(xié)助下,首批3000箱瓶裝可口可樂于1979年底由香港發(fā)往北京。
　　可口可樂當時的銷售對象嚴格限制在來華工作、旅游的外國人當中,銷售地點主要是友誼商店。據(jù)說1979年的可口可樂大概是4毛錢一瓶。
　　在計劃經(jīng)濟年代,友誼商店就是奢侈品的象征。
　　
　　結婚備齊“老三件”
　　70年代,聘禮或嫁妝俗稱“老三件”,也就是自行車、手表和縫紉機。這既是為新人開始婚后新生活準備的生活用品,也是家庭生活水平的體現(xiàn)。所以,有這“三件”的婚禮才體面。有的家里買不起縫紉機的,甚至要先借一臺縫紉機來結婚。
　　按當時的生活條件,結婚時能備齊“老三件”已經(jīng)高興得不得了,條件好一點的家庭會買鉆石牌手表和五羊牌縫紉機,這就是當時的品牌貨。如果誰還能騎一輛上海產(chǎn)的鳳凰牌自行車,無異于現(xiàn)在開著私家車,總會讓人艷羨不已。
　　
　　70年代,全國人民都對上海貨推崇有加:質量好、款式新、價格合理,幾乎沒有假貨,上海貨真正是金字招牌。確切地說,對“上海貨”的鐘愛,源于上海貨的款式新穎,經(jīng)久耐用,前衛(wèi)時尚,更源于一種歲月的情結。
　　
　　小崗村按下大包干的紅手印
　　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制的興起和推行,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標志性事件。
　　1978年12月的一個冬夜,恰值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安徽省鳳陽縣小崗生產(chǎn)隊的18位農(nóng)民,相聚茅草屋中,在當場寫下的一紙字據(jù)上,按下17個手印和3個印章,代表全隊20戶人家(兩家戶主在外討飯未歸)。
　　字據(jù)寫道:
　　“我們分田到戶,家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后能干,每戶保證完成全年上交(繳)的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干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們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yǎng)活到18歲。”
　　這18位農(nóng)民的名字是:關廷珠、嚴立富、嚴立華、嚴立坤、嚴金昌、嚴家芝、嚴學昌、嚴立學、嚴俊昌、嚴美昌、嚴宏昌、嚴付昌、嚴家其、嚴國品、關友申、關友章、關友江、韓國云。
　　他們沒有想到,這份字據(jù)揭開了中國農(nóng)村改革的序幕。這份按滿紅手印的字據(jù)現(xiàn)藏國家博物館,館藏號:GB54563,一級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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