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記憶之70年代 　　 70年代,是一個轉變的時代。70年代最重要的事,是“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中共十一屆三中會全的召開,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新時期。國家和人民的動蕩生活結束了,新生活重新開始了。
　　
　　
　　1977年的高考是新中國成立以后高考競爭最激烈的一年,也是參加考試人數創(chuàng)紀錄的一年。在那個突出政治的年代,高考作文題被打上明顯時代的烙印,成為1977年考生心中永遠的高考作文。
　　
　　翻開1977年10月22日的《昭烏達報》,一條消息映入孫國權的眼簾:恢復高考,本年度高考將于一個月后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文字不多,是新華社1977年10月21日發(fā)布的。
　　“恢復高考!這新聞就像重磅炸彈,在全國范圍內引起極大反響。我當時所在的阿旗白音布統公社三義井大隊,50多名知青和10余名回鄉(xiāng)青年躍躍欲試,最后有15人參加高考。全公社有1200多人咨詢高考,最后有300多人參考。”孫國權對當時的場景記憶猶新,“拿到準考證,我的第一反應是,今年肯定不行,先試試,當練兵,明年必須考上�！�
　　揣著練兵的心情,孫國權走進了如夢幻般的考場。如今已是資深記者的孫國權清晰地記得當年的作文考題�！�1977年高考是分省命題。當時昭烏達盟歸遼寧省管轄,作文題目是‘在沸騰的日子里’、‘談青年時代’�！诜序v的日子里’實際上是要求寫粉碎‘四人幫’時,各地慶祝、歡騰的記敘與議論。后來翻閱各省的高考作文命題,有的省份和這命題相近。如山東和陜西的作文題是‘難忘的―天’。當然,‘難忘的―天’和‘在沸騰的日子里’也可以寫你認為是‘難忘’和‘沸騰’的某一天�！�
　　對于批閱當時遼寧考區(qū)這批作文的曾小林來說,天天超負荷地批卷,使她已經記不得有什么好文章,印象最深的倒是一篇有爭議的作文。“有個孩子寫,得知要高考了,他扔下鋤頭,望著無邊的壟溝,說了聲再見,告別苦難的日子⋯⋯”看到這樣一篇作文,曾小林的心情很矛盾:“當時的作文都有套路,先分析國際形勢,再分析國內形勢,然后再說省內,最后落實到自己具體的單位�？蛇@個孩子直接就抒發(fā)了這種感情。寫得很真實,但是我卻不知道該怎么判。”
　　帶著矛盾的心情,曾小林把這個作文拿出來和大家討論:“有政治性很強的老師,強烈要求只給20分,說如果大家都這么想誰來繼承革命。我卻堅持時代變化了,奉獻祖國的方式要改變,何況這個考生寫的是真情實感,應該給40分�！碑敃r作文滿分60分,在僵持了很久之后,領導采取了平衡方案,判了30分。
　　
　　“當時判卷子的要求很多,都是些條條框框的東西。”曾小林印象最深的標準就是:憑革命良心判革命后代的卷。至于什么是革命良心,并沒有人解釋,曾小林只是憑著自己的良心認真給每個卷子打分。她記憶中,1977年的高考作文試卷上,布滿了形形色色的字體和詞不達意的內容,以及數不清的錯別字:“十年啊,學生們被耽誤了。很多字寫得就像蜘蛛爬。作文要求800字,有的只寫了百八十個字。有個考生寫道‘狂風大作,細雨蒙蒙,道上行人來無有’。這怎么通,寫鬼呢?但我的筆決定了他們的命運,作為一個老師,我每一張卷子判得都很認真�！�
　　1978年1月,孫國權如愿地接到郵遞員送來的錄取通知書,成為遼寧師大中文系的學生,結束了自己在壟溝撿一輩子土豆當一輩子農民的宿命�！爱敃r全公社只有兩名當地青年被錄取。有人說,這比考舉人還難。這一回的高考,錄取時確實主要看成績,可家庭出身不好、父輩有歷史問題,或年齡偏大等,仍然卡住了不少成績很好的考生。對于他們來說,1977年這個沸騰的日子里并不是一味的光輝燦爛,挫折、陰影和教訓也不罕見�！�
　　
　　鏈接:1977年各地高考語文作文題
　　北京:我在這戰(zhàn)斗的一年里
　　天津:他像雷峰同志那樣;宏偉的目標鼓舞著我
　　河北:我將怎樣度過今后不平凡的二十三年
　　湖南:心中有話向黨說;園丁贊歌―記我最尊敬的一位老師
　　四川:《一個青年礦工的變化》讀后感
　　浙江:路
　　陜西:難忘的一天
　　山東:難忘的一天;致全國科學大會的一封信
　　河南:我的心飛向毛主席紀念堂
　　甘肅:不到長城非好漢
　　吉林:偉大的勝利――難忘的一九七六年十月
　　福建:《大慶見聞一則》讀后感
　　江西:難忘的時刻(理科);當我想起雷鋒的時候(文科)
　　湖北:學雷鋒的故事
　　遼寧:在沸騰的日子里;談青年時代
　　新疆:每當想起敬愛的周總理
　　寧夏:在我報考大學的時候
　　山西:為四個現代化做貢獻
　　安徽:從“科學有險阻,苦戰(zhàn)能過關”談起
　　廣西:難忘的日子
　　內蒙古:談實事求是
　　黑龍江:每當我唱起《東方紅》;在紅旗下
　　云南:攻書莫畏難
　　江蘇:苦戰(zhàn)
　　
　　70年代民生關鍵詞:
　　
　　
　　等同當代裸奔的喇叭褲
　　厚底鞋與喇叭褲是70年代最流行的服飾樣式,也成為這個時代的象征。
　　喇叭褲原為水手服,從 1960年開始為美國頹廢派服飾,后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在世界范圍內流行。喇叭褲,也叫喇叭口褲。它將人臀部與腿部的曲線,清晰地勾勒出來。
　　當年喇叭褲在街頭的出現引起過許多人的反對和抵制。說不許穿喇叭褲,喇叭褲是代表虛幻的,沒落的,腐朽的。誰要是穿一條喇叭褲在街上走的話,那就和現在裸奔的效應一樣。穿喇叭褲戴蛤蟆鏡的長發(fā)男青年形象幾乎成了不正經、不三不四、流里流氣的代號。
　　但是引領時裝新潮的,從來都是以青年為主。人們從海外電影中受到影響,將褲腿悄悄放開,體現了一種青年“后文革時代”叛逆的性格。
　　雖然喇叭褲作為一種“服裝怪”出現,但是它卻打破了之前中國服裝的“統一制”。
　　伴隨喇叭褲的流行,鞋底也越來越厚�？鋸埖某潭攘钊祟拷Y舌。甚至引起趣聞:當警察追捕一名穿厚底鞋的女子,而她無法脫身時,居然大聲威脅:“如果你再靠近,我就要從鞋上跳下去!”
　　
　　筒子樓交響曲
　　70年代,城鎮(zhèn)居民解決住房停留在“等、靠、要”三個字上。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送禮的、遞條子的,甚至拿菜刀威脅的⋯⋯房管科的門檻都被踩破了。一些企事業(yè)單位住房分配,仍然以筒子樓為主,其前身大多是單位的辦公室或者單身職工宿舍。
　　曾有無數人在這樣的筒子樓里結婚生子。上班是面對面的同事,下班是門對門的鄰居,一到吃飯時間樓道里就油鹽飛濺、人聲鼎沸,這樣的場景和生活方式也許都成了一代人永遠的記憶。
　　“文化大革命”后期,樓里的人革命熱情開始下降,生活的需求上升。凌晨起來排隊買豬肉,買豆腐,呼朋喚友大家互相加塞兒;上學前偷偷抓一把鄰居曬著的筍干黃豆,撈一塊鍋里煮得半生不熟的番薯解饞也是常有的事。
　　后來不知誰家?guī)У念^,開始在走廊里生起了煤爐,再往后,各家各戶都將門前一塊據為己有,壘起灶頭,堆好煤球,放一張破爛小桌子,真正的筒子樓時代到來了。
　　
　　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3點42分53.8秒在唐山發(fā)生了7.8級地震,地震震中在唐山開平區(qū)越河鄉(xiāng),震中烈度達11度,震源深度12公里。有感范圍波及重慶等14個省、市、區(qū),破壞范圍半徑約250千米。被稱為20世紀十大自然災害之一。
　　對于親身經歷并幸存下來的唐山人,這個瞬間是深深烙在他們記憶中無法消褪的痛苦與難以言表的恐怖。
　　唐山大地震幸存者、唐山豐南縣稻地大隊農民田玉安回憶當時的場景時說:
　　咳,真嚇人。
　　猛然間,頭頂上像挨了一個炸雷,“轟隆隆――”地動山搖!我像被一個掃堂腿掃倒在地,往左掉了一個過兒,又往右打了一個滾,怎么也撐不起身子。電燈一下子都滅了。一扭頭,媽呀,嚇死人!一個火球從地下鉆出來,通紅刺眼,噼啪亂響,飛到半空才滅。
　　
　　天亮了,我看見火球躥出的地方有一道裂縫,兩邊的土都燒焦了。
　　震后的唐山火車站,東部鐵軌成蛇形彎曲,其輪廓像一只扁平的鐵葫蘆。開灤醫(yī)院七層大樓,成了一座墳丘似的三角形斜塔。更為驚心的是,在唐山大地震地裂縫穿過的地方,唐山地委黨校、東新街小學、地區(qū)農研所以及整個路南居民區(qū),都像被一只巨手抹去似的不見了。
　　據統計,唐山大地震造成24.2萬多人死亡,16.4萬多人重傷; 7200多個家庭全家震亡,上萬家庭解體,4204人成為孤兒; 97%的地面建筑、55%的生產設備毀壞;交通、供水、供電、通信全部中斷;直接經濟損失人民幣30億元……
　　“人類無數時間和勞動所建樹的成績,只在一分鐘之內就毀滅了;可是,對受難者的同情,比另外一種感覺似乎要單薄些,就是那種被這往往要幾個世紀才能完成,而現在一分鐘就毀滅的情景所引起的驚愕的感覺⋯⋯”
　　這是無數中國人對唐山蒙難日的感覺。
　　
　　可口可樂奢侈品的代表
　　可口可樂,于1979年進入中國市場,當然,進入得有些波折,因為這種飲料曾長期被認為代表“西方資本主義生活方式”。
　　根據歷任中糧多個要職的劉昌璽在《中糧志》中回憶: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時任中糧油進出口總公司總經理的張建華建議將可口可樂引入中國大陸,當時的外貿部部長李強表示同意。
　　根據中糧總公司的安排,在香港五豐行的協助下,首批3000箱瓶裝可口可樂于1979年底由香港發(fā)往北京。
　　可口可樂當時的銷售對象嚴格限制在來華工作、旅游的外國人當中,銷售地點主要是友誼商店。據說1979年的可口可樂大概是4毛錢一瓶。
　　在計劃經濟年代,友誼商店就是奢侈品的象征。
　　
　　結婚備齊“老三件”
　　70年代,聘禮或嫁妝俗稱“老三件”,也就是自行車、手表和縫紉機。這既是為新人開始婚后新生活準備的生活用品,也是家庭生活水平的體現。所以,有這“三件”的婚禮才體面。有的家里買不起縫紉機的,甚至要先借一臺縫紉機來結婚。
　　按當時的生活條件,結婚時能備齊“老三件”已經高興得不得了,條件好一點的家庭會買鉆石牌手表和五羊牌縫紉機,這就是當時的品牌貨。如果誰還能騎一輛上海產的鳳凰牌自行車,無異于現在開著私家車,總會讓人艷羨不已。
　　
　　70年代,全國人民都對上海貨推崇有加:質量好、款式新、價格合理,幾乎沒有假貨,上海貨真正是金字招牌。確切地說,對“上海貨”的鐘愛,源于上海貨的款式新穎,經久耐用,前衛(wèi)時尚,更源于一種歲月的情結。
　　
　　小崗村按下大包干的紅手印
　　家庭聯產承包制的興起和推行,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標志性事件。
　　1978年12月的一個冬夜,恰值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安徽省鳳陽縣小崗生產隊的18位農民,相聚茅草屋中,在當場寫下的一紙字據上,按下17個手印和3個印章,代表全隊20戶人家(兩家戶主在外討飯未歸)。
　　字據寫道:
　　“我們分田到戶,家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后能干,每戶保證完成全年上交(繳)的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干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們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yǎng)活到18歲。”
　　這18位農民的名字是:關廷珠、嚴立富、嚴立華、嚴立坤、嚴金昌、嚴家芝、嚴學昌、嚴立學、嚴俊昌、嚴美昌、嚴宏昌、嚴付昌、嚴家其、嚴國品、關友申、關友章、關友江、韓國云。
　　他們沒有想到,這份字據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這份按滿紅手印的字據現藏國家博物館,館藏號:GB54563,一級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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