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敗而華美的皇城 　　 　　經(jīng)歷了長期戰(zhàn)亂的解放前的北平皇城建筑只能用衰敗來形容。解放初期,北平被劃分為若干個區(qū),其中第七區(qū)由沈勃任區(qū)長,91歲的老人對第七區(qū)的邊界很清晰,在接受采訪時反復說道:“東起東單和崇文門,西到西單和宣武門,南到城墻,北到長安街――天安門就在其中,但雖然是中心地帶,也感覺滿目瘡痍,一派廢墟景象,尤其是從崇文門到宣武門的南順城一帶,從明代就開始堆積的垃圾堆比城墻還高,天安門廣場上野草叢生,垃圾和糞便隨地可見,草叢中時不時地可見一兩個游民,有的身上還挎著槍,是來不及逃走的潰敗下來的國民黨散兵游勇�！�
　　當時天安門這一帶每天晚上都有搶劫案發(fā)生,長安街那時候很狹窄,路邊又都是攤販,“汽車是走不過去的”。因為學生時代常常來這里游行,所以沈勃在上任后的第三天就來到天安門廣場上觀看,并且思考處理的法子,最直接有效的辦法就是做衛(wèi)生清運工作,“讓群眾覺得新舊社會的重大差別”。
　　“對于南順城一帶的垃圾我發(fā)動了區(qū)里各個單位把他們的卡車弄來,結(jié)果有了10多輛卡車,還發(fā)動群眾,小推車、小驢車全都上陣了,我們區(qū)委機關只上半天班,下半天都是去參加義務勞動”。那些小推車可不容易,要走上半天的路,把垃圾運送到城市之外掩埋起來,“好在那些垃圾很多是400多年的陳年舊物,所以基本上只有灰土的味道,沒什么異味”。
　　休息的時候和那些主動來參加清運工作的市民們聊天,他們知道沈勃是區(qū)長后,都會覺得,“共產(chǎn)黨的干部到底不一樣”。
　　1949年,沈勃的任務很繁重,除了清理保甲制度,兌換金圓券,建立新的街道組織外,還要對付剛剛發(fā)生的鼠疫�！拔覀�?nèi)ジ鱾�醫(yī)院和私人診所,動員那些醫(yī)生給病人義務打針,當時的北平城內(nèi)的衛(wèi)生狀況就這么糟糕�！�
　　1949年底,沈勃就調(diào)任當時的地政局任副局長。“當時的北平甚至都沒有測繪地形圖,水準網(wǎng)的測量也沒有。我們開會去向彭真匯報,當時財政困難,拿不出錢來支持測量工作,我一直在竭力勸說,北平要搞建設,沒有地形測量圖是不可能的,那個會開到了凌晨3點�！�
　　沈勃測繪工作的開始,意味著北平要大搞建設了,不過,反對動北平的人也大有人在。
　　劉小石1949年開始陪著老師梁思成跑遍了城內(nèi)城外。劉小石是四川成都人,1947年17歲時考取清華大學建筑系,從同是消費城市的成都來到北平,立刻被這座城市感動了:“我和侯仁之先生不同,他是一下火車,就被前門樓的巍峨震撼了,我是被那種大都市的氣氛鎮(zhèn)住了。站在高處的城墻上望北平城,中間是巍峨的故宮,中南海和北海蜿蜒成片,通過高梁河與城外的水系連成一片,14個城門,內(nèi)城9個,外城5個,基本都保留了原始面貌,城內(nèi)的四合院非常完整,院內(nèi)全是十幾米高的樹木�！�
　　做調(diào)查的時候,他發(fā)現(xiàn),北平之所以保持了古老城市的面貌,“在于它的城市屬性,它只是個古都,自從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后,北平迅速變成了消費城市,住在北平成為非常舒服的一件事”。
　　當時北平城內(nèi)沒有一家工廠,“城外也只有清河制衣廠、長辛店機車廠和石景山發(fā)電廠等幾家不大的廠,所以城內(nèi)的生活垃圾,廢水,包括糞便的處理就非常傳統(tǒng)化,垃圾、糞便是靠小推車推出城外的,人口少,只有100萬左右,所以傳統(tǒng)的處理方式也可以應付,那些糞便在城外曬干,再作為肥料使用,北平周圍的農(nóng)田始終保持了肥沃狀態(tài)”。
　　
　　污水則是通過管道進入護城河,排出城外�！拔以谧o城河沿上看見過那些瓦制的大管道,是明朝傳下來的,在1949年還在發(fā)揮作用,這是一個能夠自凈的城市系統(tǒng)�！薄�1949年,全中國只有上海有個污水處理廠在發(fā)揮作用,天津也有一個,可是建成后沒怎么用,因為處理的費用太高,建得起不一定用得起。上世紀50年代,我們清華大學給排水專業(yè)的學生實習的時候也還是去上海,直到80年代北京才建成污水處理廠�！�
　　當時北平城的水系很發(fā)達,“正義路一帶都是河道,這些四通八達的水道和城外的護城河連成一體,因為水道暢通,也保證了城市里污水的走向暢通,所以最早的北平城市設計非常合理�？墒强箲�(zhàn)后,北平的市政系統(tǒng)基本廢弛,河道堵塞也沒人疏通,所以那些排污水的明溝逐漸淪為臭溝”。
　　1949年時,劉小石在北河沿看見了堆積如山的垃圾,“從抗戰(zhàn)開始,清運系統(tǒng)就時斷時續(xù),所以北平淪為了廢墟”。不過,在廢墟中,他仍然感覺到強烈的美,他和沈勃的觀感對立起來�！澳憔驼f天安門廣場,那是個丁字形的小廣場,東西各有一座‘三座門’,正南還有大明門,也就是后來的中華門,四門之間紅墻相連,封閉起來,非常有圍合的空間感。”
　　當時長安街兩旁也是些矮小的平房,從北京第一建筑工程公司離休的汪誠當時就在長安街邊的幾間被國民黨占據(jù)的民房里辦公,現(xiàn)在這里是國家大劇院所在�！爱敃r那里屬于聯(lián)合勤務總司令部的通訊排,我是從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yè)的,在那里當通訊排的排長,我的房間也就9平方米吧,連辦公帶住。當時通訊排屬于管理稀松的,回家就穿長衫,當少爺,工資是一袋面加若干辦公費,養(yǎng)家很難。1949年,我們通訊排屬于伙食好的,也就是頓頓窩頭熬白菜,熬之前,往里面加點油,偶爾吃頓肉,大家都拉肚子,因為沒油水慣了。”身為排長的汪誠和大家一起蹲在地上吃飯。
　　不過窮有窮的樂子,汪誠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幾年的元宵節(jié)和七月十五的中元節(jié),雖然解放臨近,可是北平城內(nèi)的鼓樓、東四、西四等公共場所還是掛滿了燦爛的燈,魚燈、蓮花燈,璀燦奪目,最窮的人也拿荷葉插個簽,上面再插蠟燭,周圍都是搭的席棚,里面是賣小吃和各種玩物的,北平一直有專業(yè)的搭棚匠,冬天的時候,還能給這些簡陋的棚子配上玻璃窗。
　　
　　1949年,張伍并沒有感覺到一個舊北平的即將消失,他是著名作家張恨水的兒子,當時才是一個十幾歲的少年,特別喜歡在北平城內(nèi)的公共建筑物里逛來逛去。他說:“大概是受我爸爸的影響,那時候很喜歡去北海和故宮,故宮不收門票,當然也沒什么文物展覽了,珍寶館和鐘表館倒是都在開放,在那空闊的宮殿里感覺一下皇家氣派,很神秘。北海最適合夏天去,滿水面的荷葉傳來陣陣清香�！币驗槿丝诓欢�,當時的北海公園和中山公園都沒什么人,“特別舒服”。
　　郊區(qū)則常去萬牲園,也就是現(xiàn)在的動物園,那時候,“每年春天,父親會去那里看杏花。那里的杏花和門口看門的一個大高個特別出名,抗戰(zhàn)的時候,父親總給我們講北平的風物,以至于我1947年回北平的時候,看什么都不覺得特別陌生,特有親近感”。
　　北平大大小小的寺廟系統(tǒng)也屬于舊時皇城的公共建筑物,可是1949年的時候很多已經(jīng)喪失了宗教性質(zhì),“像我們常說的東廟、西廟,也就是隆福寺和護國寺,當時都已經(jīng)成為市井紅塵之地,每10天左右就開一個廟會,特別熱鬧”。老北平人總說北平是福地,不因為戰(zhàn)爭就會受到影響,“所以1949年春天我們照樣去看花”。
　　城墻,包括城墻根,對于張伍而言,還真是一個龐大的公園,梁思成先生當時想把城墻改造成一個環(huán)城的空中花園的想法并不是空穴來風�！澳菚r候城墻上長了很多酸棗樹,1949年的春天,我們還上去打酸棗,城外則是麥苗青青,墻根處垂柳成帶,下面是護城河,我們在里面抓一種叫‘大眼賊’的小魚,當時河里還有鷺鷥,我們管它叫‘長脖子老等’,因為它總在那里等魚�！痹陬B童的眼中,皇城系統(tǒng)的這些公共建筑物,是當時最好的游樂園。
　　
　　活躍而骯臟的市民區(qū)
　　
　　張伍1947年和父親從四川長途跋涉回到北平,在前門火車站下車的時候,也是第一眼看見壯觀的前門樓�！跋啾饶切┹x煌的建筑,四合院里的生活更寧靜怡然,先父和先母在現(xiàn)在的趙登禹路附近買了套20多間房的四合院,父親特別喜歡那院落里的花木扶疏的感覺”。那前后5進的院子里有30多棵樹。
　　
　　這也是1949年北平市民居住的基本形式,劉小石說,當時東城、西城除了公共建筑物外,就是大量的四合院,非常工整,而前門外的崇文和宣武不太工整是因為這兩區(qū)是從明代才開始建設,規(guī)劃晚,到1949年的時候還有大片空地。不少貴族家庭有幾百間的房產(chǎn),“解放后不許房租漲價,結(jié)果很多人家窮了,無法維修,收的房租還不夠維修費用的,所以四合院才衰敗了下去,不像我們想象的有那么多大雜院”。雜院一般在南城,“那里的小商販多”。
　　出了院門,就是狹長的胡同,胡同有些油鹽鋪,張伍說:“甚至那油鹽鋪都是百年老店,里面的老人都是看著你長大的。當時的西城特別安靜,即使有租戶,也是居住在四合院的一個偏院或者前院,所以基本上很整潔。即使是1948年和1949年的夏天,大家也保持了北平人多年的習慣,開始搭棚,老北平人講究的是‘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1948年開始金融體系緊張,后面的三者基本消失了,可是搭棚的習慣還是留下來了,一為避暑,二是請客什么的都得搭棚子。搭棚的師傅很有禮貌,上高前都會喊一聲,上高了,是為了院落里女眷的方便,他上高了,你也就不要出來上廁所了�！�
　　廁所基本上是旱廁,“有專門的掏糞的,過年時候,他還會上門送禮,兩袋大米什么的,因為你家常年的糞他都拿去賣錢了,1949年圍城時,掏糞的停止工作,北平城頓時成為臭城”。胡同也有些有公廁,但基本是男廁所。
　　夏天時候,胡同里有賣冰盞和酸梅湯的,“叫賣聲非常好聽,販夫走卒的叫賣聲寫下來就是打油詩,冬天的時候,小販的叫賣聲也有其特點,他們賣硬面餑餑、水蘿卜,聲音特別凄涼,使你聽見就不得不去買,寒夜里隨風聲傳過來,我父親形容那小販叫賣的聲音像鐘聲”。1949年的冬天,這種叫賣聲也沒有停止。
　　北平的動力交通系統(tǒng)也不發(fā)達,“當時有電車,可是不發(fā)達,我經(jīng)常騎小驢去另外的地方,像是通縣什么的,趕驢的人集中在城門洞里,你可以讓他跟你走,也可以自己走,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這些驢都認識路,你走多遠它也不會迷路,到了那里,哪家的驢哪家就有主人上來認領,根據(jù)韁繩的挽法還知道你是先付錢還是沒付錢”。
　　當然更多的是人力車,“每個胡同的門口都停著幾輛干干凈凈的人力車,有自備汽車的人家是極少數(shù)”。
　　不過北平離一個現(xiàn)代化城市確實很遠,當時人抱怨最多的是,“道路不平,電燈不明,電話不靈”。張恨水寫過打油詩“夫子喟然嘆”就是諷刺在大公館邊的區(qū)域,馬路永遠沒人修理,電燈也永遠不亮,街巷則大多是土路,“無風三尺土,下雨一街泥”。
　　當時北平主要的商業(yè)街道就是東單和西單,劉小石說,胡同是東西走向居多,通到頭,則是一條小商業(yè)街,南北向的胡同里的商業(yè)設施基本上能滿足百姓的日常需要,“面條店啊,煤球店啊什么的”。整個格局是不敞開的,“但是有其好處,安全、私密,因為家家都有院落,用不著那么多公共空間”。
　　東單和西單都只有一個牌坊,故稱為單,東四和西四則是有4個牌樓的。1949開始在西單商場的隆大皮鞋店當學徒的史益甫今年73歲,當學徒的那年13歲,可是對西單商場的格局印象清晰,他說:“從南到北一共分為6個商場,但都是平房,我們的皮鞋店在那里算特殊的,以買斷和寄售的為主,三接頭的男鞋,女鞋有時髦的坡根鞋,前面露出大拇指�！蔽鲉伪贝蠼钟斜容^出名的完里皮鞋店,可是也是平房。當時西單最高的建筑是日本人開的高島屋,還有三友實業(yè)社,都是三層樓。當時整個西單商場都使用幾個水龍頭供應的自來水,大家排隊去接,而洗澡則去現(xiàn)在大悅城那里的一家澡堂,多是商場伙計消費,很便宜,開澡堂的多是河北衡水地區(qū)的人。
　　在史益甫印象中,西單的路很窄,中間是電車道,但好處是兩旁都是大樹,所以基本上可以算是林蔭道,他常常趁空閑的時候去看戲,聽相聲。侯寶林就在當時西單第二商場的啟明茶社說相聲,“我們?nèi)タ床挥没ㄥX,大家都認識,那時候去同仁堂,生點小病抓藥人家也不要錢,都是周圍鄰居,熟悉了,所以免費。不過去茶社從沒有喝過茶,坐在那里喝茶聽相聲的都是中等階級,他們才有錢消費茶”。
　　西城的消費是平民百姓式的,東城則是比較洋派的,東安市場有跳舞場和咖啡廳,張伍說當時大家都說東城教會辦的貝滿女中的女學生是最洋派時髦的,而育英中學則以籃球隊聞名。
　　因為清代不允許在內(nèi)城辦戲園等娛樂場所,所以前門外成為繁盛一時的消費場地,張伍還記得在那里看戲的地方之多,三步一樓,五步一館,而且還有眾多的各省會館,并不像想象中的南城就是貧民氣象,好房子鱗次櫛比,“像大柵欄的許多店就像你們今天看起來的那么高大,鐵門都傳下來300年了”。
　　
　　劇院“基本上是京劇的天下,當時梆子已經(jīng)沒落,多少名噪一時的名角也到珠市口大街外去唱戲了”。當時的珠市口大街是戲曲演員的分水嶺,往北的就是名家名角,往南的天橋一帶就是還沒唱紅的,“雪艷琴、新艷秋她們都是在天橋唱紅之后改了名字,再來前門外唱戲的”。天橋出了不少人物,“既是藏龍臥虎,也可以說是藏污納垢。陶然亭一帶就是荒野了,一大片蘆葦,1949年秋天,父親還是照慣例帶我去看蘆葦”。
　　當年只有19歲的老生演員馬長禮對記者說,那時候是“人多肉少”,劇院雖多,可是演員更多,他當時尚未唱紅,“快解放的時候有個京劇演員公會,每天掛出牌子來,唱老生的有唱老生的房間,墻上掛著竹牌,沒出名的演員則看上面有沒有自己的名字,有名字和地點,就保證了今天他的活已經(jīng)安排了”。也有一些經(jīng)紀人,他要是看你的戲好,人老實,就把演員安排在一些固定的劇院”。
　　當時“1000多人的大場子就有10多個”,僅僅大柵欄里面就有廣合、三慶、慶樂等多家劇院,最高的票價1塊多,但是老百姓可以在最后大軸的時候進去聽蹭戲,不收錢。劇場一個個的他都到過。當時北平的京劇觀眾極多,“即使是個拉洋車的都能唱幾句”。所以他從那時候就刻苦練習,保證在劇場里唱的時候,聲音能讓最后一排的聽眾聽到。1949年京劇演出并沒有縮減,“各個單位都來請,去豐富職工的文化生活,演出比解放前還多,去外地的機會也很多,我就是那時候慢慢紅起來的”。
　　(摘自《三聯(lián)生活周刊》2009年第30期,作者為該刊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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