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坐牢，十年雜文，十年著史，十年小說 　　 　　4月29日凌晨，臺灣知名作家柏楊在臺北病逝，享年89歲。他和李敖都是臺灣著名雜文家，同時又與張學良、李敖一起并稱臺灣“三大難友”。他的《丑陋的中國人》一書，曾在大陸一版再版，并在80年代末引起過激烈爭論。
　　柏楊的傳奇人生就此畫上句號，但其思想與人格的火花，仍在眾多熱愛他的讀者中閃耀。
　　
　　“不為君王唱贊歌，只為蒼生說人話”
　　
　　就在今年2月，柏楊捐贈的56箱、共11745件珍貴文獻資料入藏中國現代文學館。文學館向柏楊夫婦頒發(fā)了入藏證書和“巴金手模”紀念品，感謝他們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事業(yè)做的貢獻。
　　“得知柏楊逝世的消息，我的心情很沉重。我馬上聯(lián)系文學館工作人員發(fā)電慰問張香華女士（柏楊夫人）。”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現代文學館館長陳建功說，柏楊先生獨到的思考和深刻的剖析，必將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傳之久遠的精神財富。
　　柏楊原名郭衣洞，1920年出生于河南，1949年前往臺灣，1968年因所謂“挑撥人民與政府間感情”而獲罪于臺灣當局，度過了9年零26天的鐵窗生涯。事后，柏楊回憶說，“正是自1968至1977年間，當我做了階下囚，便開始潛心治史�！鄙硐萼蜞�，使他對中國歷史和現實進行了深入思考，這也成為他一生治學為文為人的動力源泉。
　　“我之所以寫中國歷史，就是想要追究一個問題――中國的歷史為何循環(huán)往復地充滿了血腥和欺詐，到底該由誰來負責？”“我以雜文體寫歷史，形式上嬉笑怒罵，但內心無比沉重�！彼�說。
　　1988年，《丑陋的中國人》被引進大陸，一時振聾發(fā)聵，洛陽紙貴。
　　作家陳忠實回憶當時情景，“那時文學朋友碰面聚首，傳遞著臺灣作家柏楊的名字，新奇到頗帶某些神秘的色彩……《丑陋的中國人》里的柏楊，是一個犀利到尖銳的思想家，甚至很自然地聯(lián)想到魯迅。”
　　批判中國人的“臟、亂、吵”、“窩里斗”、“醬缸”文化……柏楊以率真、犀利的形象，引起國人廣泛關注。柏楊自己也曾說，“對中國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一直是有良心的知識分子、作家、學者的生命基調�！�
　　柏楊一生針砭時事，借古諷今，猶如奮戰(zhàn)不懈的斗士。“不肯聽話，是我自己性格最大的弱點之一�！彼�自評道，“我擺脫傳統(tǒng)文化的包袱，不為君王唱贊歌，只為蒼生說人話�！边@也成為廣大讀者熟知的一句名言。
　　對此，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港臺文學研究專家蔣朗朗認為，“他是一個真正的平民知識分子，為平民代言，長期關注民生。他用寫雜文的方式，從鄉(xiāng)村凋敝到物欲橫流對人性的侵蝕，一路寫來，對種種不平等、腐敗的現象進行抨擊。他不是坐在高堂上布道式的知識分子，而是真正通過實際行動來體現著一個知識分子的品格和情懷�！�
　　
　　“中國――我們的母親，是我們惟一的立足點”
　　
　　柏楊一生著述等身，計有170多部小說、雜文和歷史作品面世，為“十年坐牢，十年雜文，十年著史，十年小說”的傳奇作家。其中，《柏楊版資治通鑒》在臺灣被譽為最有價值和最暢銷的一部書，《中國人史綱》被列為對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十部書之一。
　　“他其實是借助歷史來喻現實，在歷史與現實中找到了一個結合點。”蔣朗朗評價道，柏楊的一切與其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是密不可分的。
　　柏楊說，“我們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中國――我們的母親，是我們惟一的立足點�！�
　　1988年，他第一次回到大陸，回到了闊別40年的家鄉(xiāng)。今年年初，“中國現代文學館?柏楊研究中心”成立揭牌儀式在北京舉行時，因健康原因，柏楊未能成行。
　　“我來時請他寫了幾個字，他費力寫了‘重回大陸真好’，簽名竟用了一個多小時�！睆埾闳A女士說，盡管當時已是88歲高齡，但是‘重回大陸’一直是他非常清晰的愿望。
　　柏楊曾提起過一件事。大陸一個劇團到臺灣表演老舍的《茶館》，“我在臺下，看得老淚縱橫，心情沉重無比，仿佛中國百年來的傷痛逼面而來，我們卻束手無策�！闭�是這種以史為鑒思考中國問題的視角，使他的思想和情懷具有了深遠的穿透力。
　　不久前，他接受采訪時說，“今天的中國，經濟走上改革開放，人口生育受到控制，加上信息不容易阻隔，門戶大開。我們不趁這個形勢大好的機會，繼續(xù)為這條未竟之路振作奮斗，更待何時？只是，這個時代經濟突飛猛進，人民的文明度卻落在后面。我只怕中國人痼疾未除，卻暴發(fā)各種新的病變。”他對中國及中國人前途命運的憂患，始終如一。
　　張香華女士提到柏楊對后起之秀的期盼：“把空白的紙和筆鋪在年輕一代的桌上，把手中的麥克風交給年輕的一代，去試你們的新聲�！币晃荒贻p網友動情地回應道：“如今他要向最關心他的讀者說，你們慢慢讀我的書吧！我要多睡睡覺，好嗎？”
　　學者易中天說，“聽說柏楊先生仙逝，我發(fā)了很久的呆。我相信，冥頑不化的人會越來越少，與時俱進的人會越來越多。我們偉大的民族，也一定會繼續(xù)前行。柏楊先生，請放心安息吧！”
　　柏楊先生埋骨臺灣，終于停筆休息。一位網友的話道出了許多人的心聲：“在他的墓碑上應該寫上這么一段話――這里埋葬著我們的一面鏡子，一個美麗的中國人。他在世的時候，讓所有人覺得刺痛。而沒有了他，又讓所有人悵然若失。”
　�。ㄕ�自5月4日《人民日報》 作者為該報記者）
　　
　　別了，“中國人”柏楊
　　――“醬缸文化”批判者辭世，各界學者發(fā)表看法
　　
　　邵燕祥： 柏楊參與中國思想界的新啟蒙
　　在我的心目中，柏楊是一個以雜文為武器，批判專制主義的作家，是一個從歷史上挖專制主義根子的文史學者，是一個畢生反對專制主義的知識分子，甚至為此而坐牢�，F在一說起柏楊，就說他是臺灣作家，臺灣雜文家……我覺得，他不僅屬于臺灣，應該冠名以“中國”。他的影響在大陸始于上世紀80年代，大家最早知道他，也是因為《丑陋的中國人》。這本書在80年代后期，與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以及林毓生的一本書，是有功于中國知識界的，實際上參與了中國思想界的新啟蒙。當然，柏楊的成就決不限于一本《丑陋的中國人》，甚至也不限于《白話資治通鑒》和《中國人史綱》。但是，柏楊提出的“醬缸文化”豐富了我們對中國文化的認知。（邵燕祥，現為中國作協(xié)理事和主席團委員，著名詩人）
　　
　　龔鵬程：柏楊先生是孤獨的
　　我覺得，作為文學家的柏楊先生很悲哀，也很孤獨。他后來成名，是因為他寫雜文。他寫雜文，是應為在報社工作，需要嬉笑怒罵。因為他的雜文別具一格，所以受到歡迎。
　　柏楊先生個入獄是荒謬年代一件荒唐事。這改變了他的人生，因為他坐了牢，所以會想到人權啊這些問題。也就是說，他是被現實煉成這樣一個人的。他在監(jiān)獄做的離世研究，主要是批判中國古代。他的批判延續(xù)了“五四”以來的精神，也很有力量。但是，他不是一個思想家，他花這么多精力做歷史研究，無非是為了說明一句話，中國的歷史是黑暗的。出獄后，他又做了很多歷史的研究工作。但是，他所做的事，在史學界看來很業(yè)余，因為他的翻譯也有很多錯誤。實際上，他是要說自己的話，但是，他的話大家其實都已經知道了。他后來有這么大的名氣，其實都是大家各取所需所致。有人講到反專制，會把柏楊抬出來；有人講到批判傳統(tǒng)文化，也會把柏楊抬出來。（龔鵬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理事長）
　　
　　徐友漁：柏楊和現代同步
　　柏楊把問題看得那么尖銳，對本民族劣根性深惡痛絕的解剖，我覺得正是因為他愛之深才責之切，從這點說，我覺得他比一味說中國文化好處的人更愛國。柏楊在臺灣社會發(fā)生巨大變化后的態(tài)度也非常值得關注。有些人不理解，對柏楊進行了批評，我很不以為然。柏楊在分清是非和道義之后的和解和舉動很了不起，就像波蘭的米奇尼克對雅魯澤爾將軍。我覺得柏楊除了激烈批判之外，對于推動一個社會在向現代化和民主、憲政轉型方面，他對一個時代脈絡和自己理想方向的把握都是很好的。（徐友漁，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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