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讓后人知道歷史真相，就不能深刻地吸取歷史的經(jīng)驗和教訓，這是一種對歷史對后人極不負責的態(tài)度。我自始至終參加了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作為這次歷史轉(zhuǎn)折的見證人，我覺得應該把自己親身經(jīng)歷的事情和自己當時以及現(xiàn)在的想法寫下來。――于光遠
　　
　　今年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為這次會議作了充分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召開30周年，中央編譯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由于光遠撰寫的《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zhuǎn)折》一書，以親歷者的特殊視角，詳盡真實地記錄了這次給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帶來深遠影響的會議召開的臺前幕后事。這里摘錄部分章節(jié)，以饗讀者。
　　
　　對原定議題的重要突破
　　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zhuǎn)折。在三中全會之前還舉行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雖然這兩個會議，各有各的功能，但卻存在一種不尋常的關系。
　　就當時的歷史事實來說，中央工作會議已經(jīng)為三中全會做了充分準備，即三中全會要確定的路線、方針、任務等，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都已經(jīng)提了出來，并且有了解決問題的主張。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一開幕，就是華國鋒講話。他講了這次會議要討論的三個議題。第一個議題是如何進一步貫徹執(zhí)行以農(nóng)業(yè)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搞上去。第二個議題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兩年國民經(jīng)濟計劃的安排。第三個議題是討論李先念副主席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華國鋒說，在討論這三個議題之前，先討論一個問題：在新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從明年一月起，把全國工作的重點轉(zhuǎn)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上來。我注意到在這個講話中，他不再講“兩個凡是”。
　　分組討論一開始就突破了原定的三個議題。尤其是11月12日陳云在東北組的發(fā)言。他認為對揭批“四人幫”運動中遺留的那些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很廣的問題是需要由中央考慮和做出決定的。 陳云的發(fā)言得到各組出席者的紛紛響應。
　　
　　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
　　11月25日大會開過，當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間，同他商量應否指名道姓地批評汪東興。我們認為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講“兩個凡是”的提法和對它的堅持；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抵制；對平反“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復出的阻撓；對解決“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和康生問題的消極態(tài)度，等等，汪東興欠的賬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場上的確非常錯誤，不把他的名字點出來，許多事情就講不透徹，許多問題就說不明白。
　　在前十幾天的分組會上，發(fā)言中涉及到汪東興負責的事情，還都避開說出他的大名。但我們覺得這種藏頭露尾的做法，同充分發(fā)揚民主的精神不符。左思右想，我們認為會議開到這樣一個階段，是到了該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的時候了，這樣做對會議有好處。
　　當然我們也不是沒有顧慮。我們也想過最好請示領導得到同意后才做這樣的事，但又覺得不便。因此就決定自己來擔當這個責任了。
　　于是在11月26日上午，江一真在西北組、也是整個會議第一個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江一真批評了汪東興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討論上的態(tài)度，以及汪東興在北京醫(yī)院揭批“四人幫”時庇護劉湘屏等事情。
　　
　　真理與“凡是”的正面交鋒
　　真理標準問題文章發(fā)表后，《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立即轉(zhuǎn)載，而《紅旗》一直不發(fā)表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就在中央工作會議初期，《紅旗》的負責人熊復還拒登譚震林紀念毛澤東的文章。他寫信給中央說譚震林這篇文章的指導思想是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如果《紅旗》登了就要使《紅旗》卷入這場爭論。他堅持不卷入的方針。
　　熊復的這封信送到中央后，鄧小平批示：“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我改了一下，如《紅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報》嘛�！编囆∑絾枺骸盀槭裁础都t旗》不卷入？應該卷入，可以發(fā)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看來不卷入本身可能是卷入。”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人民日報》轉(zhuǎn)載后，吳冷西立刻打電話給胡績偉，責備這是“砍旗”。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時間特別長，特別集中。30來天的分組會，幾乎每天的會議都直接間接地接觸這個問題，發(fā)言也很坦率和尖銳，不發(fā)生模糊、藏頭露尾的情況。
　　爭論雙方的主要人物都在這個黨的高層會議上，可以面對面地進行交鋒。同在一個組的人交鋒，就是不同在一個組看到別的組的簡報也交鋒。我記得當時看西南組的簡報，就看到胡績偉和熊復的對話，熊復為自己反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進行辯解，胡績偉就列舉事實，而且找出不少文字材料來證明熊復的不老實，使用嚴密邏輯進行辯論，使得熊復最后無話可說�！豆饷魅請蟆房偩庉嫍钗鞴馐悄菆稣胬順藴视懻摰闹鞒终咧�一，他了解的情況很多體會很深，在西北組做了多次發(fā)言。
　　
　　胡耀邦在中央工作會議上
　　胡耀邦是中央工作會議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西北組的召集人。
　　他指出現(xiàn)在正是提出建設任務的時候。同時他指出，著重點轉(zhuǎn)移不等于揭批“四人幫”的工作已經(jīng)完成。胡耀邦在這個發(fā)言中對康生問題講得很尖銳。他指出康生在“文革”中是罪魁禍首。
　　胡耀邦的發(fā)言沒有“就事論事”，而且還提出一個深層次問題。他說，“文化大革命的教訓要總結(jié)一下”。他要大家思考為什么林彪、“四人幫”能在臺上十年之久？根本教訓是什么問題？他認為黨內(nèi)生活不正常，指出長期存在“黨內(nèi)有黨，法外有法”的現(xiàn)象。
　　接著他介紹鄧小平說的一句話：黨內(nèi)要有一大批敢于思考問題、敢于說話、敢于處理問題的干部。主張要揭露生活中的矛盾。
　　胡耀邦第二次發(fā)言的時間是11月16日，講的是農(nóng)業(yè)問題。胡耀邦認為，農(nóng)業(yè)是當前我們工作中的一個最大的實際問題，他認為有些農(nóng)村體制如“政社合一”就應該改變。 “文化大革命”使我們元氣大傷，林彪、“四人幫”使幾億農(nóng)民和幾百萬干部的積極性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他認為，集體經(jīng)濟如果辦得不好就不能充分發(fā)揮農(nóng)民的積極性，那就根本沒有什么優(yōu)越性。
　　他把話說到這個程度，使人聽出是在講包產(chǎn)到戶的必要，他雖然沒有明講，但這四個字已經(jīng)呼之欲出了。
　　
　　鄧小平和“宣言書”的起草
　　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始前后，葉劍英和鄧小平就著手準備在大會上的講話，而且找人起草。
　　12月2日，鄧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談起草講話稿的問題。鄧小平自己寫了一個講話稿的提綱，一共有七個問題：一、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二、發(fā)揚民主，加強法制；三、向后看是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義、人浮于事；五、允許一部分先好起來；六、加強責任制，搞幾定；七、新的問題。在提綱的最后，鄧小平還加了“對會議的評價”這個問題。所以加起來是八個問題。
　　初稿起草好以后送鄧小平審閱。鄧小平又找我們談過幾次話，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見。
　　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談到要為敢想敢做創(chuàng)造條件。怎樣才能敢想敢做?從制度上解決，根本是民主制度。對新事物要采取支持鼓勵態(tài)度。特別是學術(shù)研究、思想領域上更需要民主討論。武斷可不行，要真正搞“雙百”方針。越軌怎么辦?這有個信任群眾信任干部的問題。
　　談到向前看，鄧小平說對(犯錯誤的人的)過去不要求完備，自我批評不夠，讓他自己考慮，在實際工作中改正。因為過去的問題太復雜，但(對)以后新的錯誤要嚴一些。
　　關于新的問題，鄧小平說：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大量出現(xiàn)，特別是上層建筑一面，有規(guī)章制度，用人問題，有選人標準。為社會主義、為人民發(fā)展生產(chǎn)力是主要標準，否則什么叫政治上強?用經(jīng)濟方法管理經(jīng)濟還要展開，不要等上層建筑，從一個廠，從專業(yè)公司搞起，農(nóng)村從公社搞起。改革有障礙，包括老干部，總的贊成具體反對。要以大局為重，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要說理。總之，方針明確，方法妥當，沒有好的方法行不通。
　　鄧小平談了權(quán)力下放、責任到人的問題。他說：有一個責任到人的問題。講集體負責、黨委負責就等于無人負責。打屁股不能亂打一通。既然責任到人就應該有權(quán)，沒有權(quán)也就不可能有責任。領導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勞動生產(chǎn)率的提高，還有技術(shù)是否得到不斷的更新，靠體力勞動不行。
　　談到先富起來的想法，鄧小平說：城市帶農(nóng)村，大城市帶小城市。搞好城市的服務行業(yè)，大有可為。他還談了城市規(guī)劃問題。
　　談話中，鄧小平批評了把個人擺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比“兩個凡是”重要。真正說來是上層建筑有問題，官僚主義是一個內(nèi)容。權(quán)力過分集中，離開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脫離了組織，離開民主搞集中，這才是實質(zhì)。 鄧小平還提出稿子要加寫按勞分配的內(nèi)容。他說：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領導干部，就應該多得，就應該先富起來。積極性沒有經(jīng)濟手段調(diào)動不行，只講風格是不行的，對少數(shù)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個時期可以，長期一輩子不行。要用經(jīng)濟方法管理經(jīng)濟。他說：總之有賞有罰都同經(jīng)濟利益聯(lián)系起來講這個問題。獎勵而且物質(zhì)獎勵也獎到具體的人，具體的車間。通過責任制，通過賞罰，該升的升，該降的降，不合格就要降。要培養(yǎng)專家，專家這樣一用就用下去，為社會主義事業(yè)，實際上為人造福就是政治標準。
　　關于改革所帶來的新問題，鄧小平指出：改革上層建筑，改革生產(chǎn)關系，都可以帶來許多問題，會涉及大批人的切身問題。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并且創(chuàng)造條件使其各得其所，相信群眾，會取得群眾理解、諒解。他說，震動比較大。新的矛盾并不比現(xiàn)在的問題簡單，而且會更復雜。走群眾路線，信任群眾，教育群眾以大局為重，隨著生產(chǎn)力發(fā)展可以得到很好解決。
　　三中全會吹響改革的號角，就集中表現(xiàn)在鄧小平的講話中間。關于這個講話稿，那些精辟的見解可以說全是鄧小平自己的，不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語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講話用的題目也是他起的。
　　
　　葉劍英功不可沒
　　葉劍英在1976年粉碎“四人幫”的歷史性行動中立了大功，這件事情知道的人很多，但是葉劍英在1978年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中所做出的貢獻，知道的人就很少了。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葉劍英講了民主法制。葉劍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他在閉幕會上講了三個問題，第一個是領導班子問題。這是會議開到最后大家特別關心的問題。1978年時，劉少奇、朱德、周恩來、毛澤東已相繼逝世。81歲高齡的葉劍英，很自然地發(fā)出感慨：“我們這些老干部、老同志，為了中國的革命事業(yè)，南征北戰(zhàn)，度過了大半個世紀，現(xiàn)在，年歲都很大了。自然規(guī)律是違背不了的。”
　　大家都迫切希望鄧小平出來主持中央工作。如果說1935年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那么在1978年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在我們黨中央的領袖地位就確立起來了。鄧小平獲得這樣的地位，當然主要由于他本人的品德、能力和廣大干部與群眾的愛戴，但是年高德劭的葉劍英的支持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他講的第二個問題是關于發(fā)揚民主和加強法制。他說：這次會議，大家暢所欲言，充分討論，開展了批評，一些犯了錯誤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做了自我批評，這是我黨興旺發(fā)達的標志。
　　葉劍英在這個講話中批判林彪、“四人幫”制造一種錯覺，似乎實行民主就等于復辟資本主義。他們在民主問題上所散布的這種奇談怪論，搞亂了我們一些同志的思想，使我們一些同志一聽到民主，就緊張得很。葉劍英指出，中國經(jīng)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在我國沒有得到充分的發(fā)展。我們的社會主義是從半封建社會、半殖民地的社會基礎上開始建設的。所以我們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義思想殘余的影響。葉劍英接著講了一段，說領導干部要發(fā)揚民主，就必須具有虛心傾聽群眾意見、勇于自我批評的精神。他批評有些同志：“嘴里也天天喊要批評自我批評，要謙虛、謹慎，可是，稍微尖銳的意見一來，他們的面孔就立刻拉長了。他們只會批評別人，從不批評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
　　他講的第三個問題是“勤奮學習，解放思想”。他認為勤奮學習，解放思想是互相關聯(lián)的兩個方面，學習愈好，知識愈豐富，就愈有利于解放思想。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不但是要大大提高社會生產(chǎn)力，而且是從經(jīng)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的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我們的同志，對待這樣一場革命，是不是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呢?他認為許多人還是準備不足。有些同志還是前怕狼后怕虎，墨守成規(guī)，因循守舊，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邁出一步。
　　葉劍英這篇講話，講得是多么好呀!實在很少看到在黨的文獻中對發(fā)揚民主這件事情講得如此透徹的。
　　(摘自《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zhuǎn)折》，于光遠 著，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8年1月第2版 定價：36.00元)

相關熱詞搜索：臺前幕后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臺前幕后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時間 三中全會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