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外交官不是一件樂事趣事，甚至談不上什么挑戰(zhàn)。 　　倒不是我輕敵。從事新聞行當，采訪任何人，都應該認真對待。但跟其他行業(yè)的人士相比，從事外交職業(yè)的往往最不會向記者傾吐衷腸。我把我的采訪對象粗分為四大類：普通人、文藝名人、企業(yè)家、外交官。普通人很少接觸新聞記者，一般都樂意回答問題，除非有特殊原因，很少會說大話或假話。演藝名人處于一個很特殊的位置：說真話的代價或許很大，可能會破壞他們的人際關系，說假話套話也不招人喜愛，會損害自己的公眾形象，因此需要發(fā)明一套表面上很真誠的套話。企業(yè)家雖然沒人管著，但為了企業(yè)的利益，一般不會信馬由韁想說就說，你看任志強、潘石屹似乎管不住自己的大嘴，實質上句句話都在維護自己行業(yè)的利益，屬于高級公關。外交官代表著各自政府的立場，不能講充滿個性的“人話”，必須“打官腔”，必須端架子。這不是外交官的個性使然，而是工作需要。在一次外交部開放日看到發(fā)言人秦剛，發(fā)現(xiàn)他的幽默和口才簡直不亞于崔永元，但這些長處在新聞發(fā)布會上卻不可能體現(xiàn)出來，那個場合他必須“義正辭嚴”，因為那時他代表著國家，而非他個人。
　　我在一些場合碰到各國外交官，他們都會反客為主，連連向我發(fā)問，仿佛他們才是記者。你若向他們提問，他們的回答總是那么圓滑，從任何角度審視均符合政治正確的標準。如果是正式采訪，更是一套一套的官話，不管代表哪個國家，一個一個的措詞造句都非常相似。你可以把一個采訪的結果套在一百個人身上，基本上不會有大問題。我采訪過的電影界人士遠少于我采訪過的外交官，但大概因為能抓住明星名導的“真我”，比如詐捐門后的章子怡采訪中兩度落淚，《讓子彈飛》成為國產(chǎn)片票房冠軍后姜文的意氣風發(fā)，因此影響遠遠大于我的外交官采訪。甚至某些外交官的采訪連我自己都不記得了，在整理舊文時才發(fā)現(xiàn)原來那些國家的大使我都見過聊過。
　　在采寫中國的省市時，我最喜歡追問的是：“你們跟其他省市的最大不同是什么?”那是因為，各個省市宣傳資料的同質化非常嚴重，GDP、工業(yè)總產(chǎn)值、人均收入的數(shù)字都有著相同趨勢，向海外呈現(xiàn)時，最關鍵是捕捉那個不同的點，往往也是最出彩之處。同理，我希望每個大使能說出他們國家有別于其他國家的地方。我通常把采訪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外交立場，包括對中國的態(tài)度；第二部分偏向文化和地理，譬如該國跟中國的歷史淵源，該國人民如何了解中國，中國民眾對該國的了解是否準確，等等，更不可或缺的是該外交官本人對中國及中國文化的認知。比如，五六年前我采訪當時的奧地利駐華大使，便問他是否擔心我們從《音樂之聲》中了解的奧地利偏離真實。
　　外交官雖然都打官腔，但各有所長，有些屬于中國通，對中國文化或多或少有研究，尤其注重中國與該國的淵源和交流，這些人在交談中往往能縱橫捭闔，談出一些閃光點。有些似乎是來中國度長假的，最多只能說一說自己參觀游覽過的中國名勝。在采訪前必須做兩手準備，碰上中國通就立馬提高問題的難度，若遭遇外行則多問個人體驗。小布什當政期間的駐華大使雷德是律師出身，但從口才到理論水平都不像我想象中的樣子。我引發(fā)他談到他早年在中國旅游的經(jīng)歷時，他的神情便流露出懷念之情，還有他兒子跟香港著名的武術指導袁和平學電影，這也很讓他自豪。
　　2009年4月3日我和幾個同事一起去法國駐華使館采訪蘇和大使，是一個全程錄像的視頻采訪。這個采訪的新聞性比其他的大使專訪略強些，因為頭一年奧運火炬經(jīng)過巴黎時發(fā)生了搶火炬的事件，雖然事情過了半年，但中國民眾依然無法釋懷。為了防止采訪氣氛一上來就進入緊張狀態(tài)，我刻意調換了軟性和硬性內容的順序，先問文化交流的問題，第二部分才涉及跟西藏有關的話題。
　　我一直很反對給被采訪者設陷阱，讓對方說出他不想說的或者詞不達意可能被曲解的話。因此，跟西藏有關的問題，我事先都反復斟酌，務必做到不帶有引導傾向。我猜想，他可能會說一些冠冕堂皇的話，比如“誤解”啦什么的，然后強調兩國之間的長期友好。出我意料，他說了一大段很符合中方需求的話，我暗自想，這采訪在法國公布他一定會挨不少罵。接下來，我給了他好幾個可以平衡的機會，可是他依然非�！坝H華”。
　　視頻采訪結束后，中國日報網(wǎng)多媒體部門的工作人員開始拆除背板，我和蘇和的陪同人員也接著聊天。這時，跟我一起去采訪的中國日報國際部記者張海洲問了蘇和一個跟西藏有關的問題，好像是請教他關于西方人認知西藏的途徑，具體措辭我不記得了，但我記得蘇和回答說，西方人普遍對西藏不了解，他們不知道西藏原先是“奴隸制度”。當時我稍微吃了一驚，因為他用的是“slave”(奴隸)一詞，而不是我們官方慣用的“serf”(農(nóng)奴)。從措辭來看，雖是同義詞，但“奴隸”要比“農(nóng)奴”重一些。根據(jù)英文維基百科，“serf”可以租賃土地和房屋，但“slave”連這些權利者B沒有。
　　次日，張海洲撰寫、同時署了我名字的“西方人必須了解西藏現(xiàn)狀”的報道刊登在《中國日報》頭版，開篇第一句是“法國大使蘇和周五在北京說，西方人需要更了解‘西藏真實情況’，以及它60多年前仍是‘奴隸制度’的事實。”(Westerners need t0 know moreabout“the reality of Tibet”and thefact that it was a”slave society over6()years ago”，F(xiàn)rench Ambassadort0 China Herve Ladsous said inBeijing on Friday，)
　　一大清早，法國大使館有人給我打電話，說蘇和大使非常生氣，說我們捏造了大使的話。我跟他說，雖然我沒參與成文，但我碰巧聽到我的同事跟大使的對話，我清晰記得大使的原話。對方見我如此回答，馬上改變了策略，他不再否認大使沒有說過此話，而是說，這是私下里說的話，不算正式采訪。我跟他說：“那你得當時跟我們說清楚，如果你當時說明這是off the record，從職業(yè)的角度，我就不該引用大使的這段話。你是新聞官，跟媒體打交道，這是常識。”
　　對方接著跟張海洲通話，我聽到張海洲在電話上跟他大吵。之后我聽說他們要封殺《中國日報》，以后再也不會接受我們的采訪云云，理由是我們不夠“professional”。說穿了，不夠“專業(yè)”的是他們自己，在視頻部分我已經(jīng)覺得蘇和大使說話沒有給自己留回旋余地，或許他壓根沒想到這個采訪可能會傳回他自己的國家。2010年，該采訪獲得了第20屆中國新聞獎的國際傳播三等獎。我并不覺得所謂的成績是讓法國大使說了中方喜歡聽的話，而是，他有意無意中說出了他的心里話，即，就他對西藏的了解，西藏并非某些法國人想象的那樣。但他一旦說了真話，在他自己國家就犯了政治不正確的錯誤，等到第二天見報，吃后悔藥已經(jīng)來不及了。我們所做的，只是通過提問讓他放松“警惕”，在那一瞬間背離了官話套話的路子。
　　
　　(作者系文化評論人，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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