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07年“兩會”首次準許境外媒體記者在征得人大代表和政協(xié)委員本人同意后，可進行直接采訪。在他們看來，這是《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采訪規(guī)定》自2007年1月1日起實施后的第一次演練，并把“兩會”采訪視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以前中國對國際媒體的透明度越來越高的一個指標。全國人大新聞中心首次公布代表團駐地的詳細地址，首次允許境外記者直接聯(lián)系采訪代表等諸多新舉措，也讓境外記者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開放的氣氛。
　　本文作者多年采訪“兩會”，與許多跑會的境外媒體駐京記者十分熟悉。隨著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聯(lián)系越來越緊密，“兩會”在這些境外媒體眼中也不斷變化著?
　　
　　同人不同命
　　
　　境外記者跑“兩會”是改革開放以后的新鮮事物，原來只是外國媒體在北京有常駐機構，香港回歸之前，中央政府允許幾家香港媒體在北京、上海和廣州設立常駐機構。
　　參加“兩會”報道的記者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常駐北京的國外新聞機構記者，他們大都通曉中文或配有懂中文的助理。第二類是在中國境內(nèi)常駐的香港記者。第三類是臨時參加“兩會”采訪的外國或港臺記者。
　　一開始境外記者的待遇和內(nèi)地記者差不多，除了不能上主席臺，可以在一樓拍照采訪，當時的記者證也是按照A、B、C、D區(qū)分。但是登記為攝影記者的境外記者，可以在一樓很接近主席臺的地方停留。后來讓境外記者覺得不公平的是人民日報社、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的記者可以在主席臺上游走，并在最佳位置擺放攝像機。在領導人出現(xiàn)的時候，常常可以聽到境外記者壓低嗓門呼叫：“CCTV！CCTV！XINHUANEWS（新華社）！”因為他們被擋住了視線。由于境外記者服務的媒體不同，境遇也不同，大家湊在一起，常常慨嘆“同人不同命”！
　　結果現(xiàn)在每年的“兩會”，除了中央電視臺、新華社、人民日報社的記者等少數(shù)媒體外，所有記者一律在二樓（攝影記者）和三樓（文字記者）。但是在二樓依然出現(xiàn)爭搶最佳拍攝位置的情況，甚至出現(xiàn)器材掉落一樓的險情，所幸沒有傷人。于是，又規(guī)定記者不能在二樓第一排和第二排架設拍攝器材。一樓只有大廳可以滯留，這里也成為記者采訪聊天的地方，所以又有“人大茶館”之稱。境外記者發(fā)現(xiàn)大約上午10點以后代表們開始上洗手間，于是堵在門口，貼身緊逼進行采訪。會后境外記者像游擊隊一樣在會場里四處“出擊”，這是令負責會后清場的大會警衛(wèi)部門無可奈何的事情。
　　
　　境外記者嗅覺絕對一流
　　
　　20世紀90年代后，每年一次的“兩會”更為境外記者關注。由于《香港商報》《大公報》《文匯報》等媒體與其他外國通訊社一樣常駐北京，可以在會前采訪國家有關部委的領導、體制改革方面的權威人士，因此采訪“兩會”可以說是有備而來，事前將“兩會”要向代表報告的主要內(nèi)容，即將通過的報告和法律法規(guī)的內(nèi)容都作了準備。“兩會”的港澳代表和委員遵循在香港披露信息的慣例，也樂于接受記者各種形式的采訪。
　　大家原來看慣了在大會堂東門內(nèi)地記者祥和平靜地采訪與會代表的情景，后來被港澳臺和外國記者近乎瘋狂的圍追堵截所取代。境外記者的能力可能不如內(nèi)地記者，但嗅覺絕對一流。我們的記者在“兩會”全體會議的時候，大都守候在東門，這里是代表和委員主要入場的地方，但是境外記者多數(shù)卻集中在北門，因為這里可以堵到政府官員。
　　今年“兩會”政協(xié)開幕時陰雨連綿，許多政協(xié)委員也從北門進入會場，結果商務部部長薄熙來、央行行長周小川被境外記者圍個水泄不通，寸步難行。這種情況過去很難在國內(nèi)記者中出現(xiàn)，特別是在大報或者國家通訊社和中央級電視臺、電臺記者中出現(xiàn)。
　　產(chǎn)生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報道方向上的不同，記者們對此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境外記者最關注的是中國體制和人事方面的變化，他們認為個人因素在中國社會形態(tài)和政治生活中起很大的作用。所以在“兩會”中，人大代表和政協(xié)委員的面孔往往成為他們眼中的政治晴雨表。
　　今年“兩會”香港《明報》高級記者阮紀宏特意帶了一個電子望遠鏡，目的是要看某個中央領導同志是否出席大會，由此來推測是身體原因還是政治失勢。結果令那些沒有帶望遠鏡的境外記者既羨慕又嫉妒。
　　
　　境外記者的理性選擇
　　
　　境外記者在“兩會”采訪過程中，常常對一些政策或事件提出尖銳的問題，而且角度近乎刁鉆。從境外記者的角度出發(fā)，他們在考慮提出問題時，除了新聞五個W――即when(時間)、where（地點）、who（誰）、what（什么）、why（為什么）的基本要素以外，面對的是理性選擇，在理性選擇中辨?zhèn)魏蛡髡娴膬r值取向選擇，顯然是辨?zhèn)伪葌髡娓�有沖擊力，更能為讀者所喜歡。所以他們更趨向于報道辨?zhèn)蔚男侣劇?
　　
　　在重大國際事件的新聞處理上，他們也是這種心態(tài)。特別是涉及人權和主權問題，境外記者往往是站在“人權高于主權”的立場上處理新聞采訪。比如南聯(lián)盟問題，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潘文作為戰(zhàn)地記者到南斯拉夫采訪，在北京分社做社長以后，仍然堅持“人權高于主權”的觀點。在前些年“兩會”采訪時，遇到國內(nèi)記者采訪華僑代表關于印尼暴徒欺辱華人問題時，代表要求中國政府表明立場。潘文誤認為西方的觀點已被中國媒體所接受。其實在20世紀60年代，印尼出現(xiàn)數(shù)次“排華”風潮以后，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解決了印尼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對此，我們可以從人道上關注，卻不能干涉他國內(nèi)政。記者如果缺乏積累，可能就容易出問題。
　　臺灣記者在“兩會”上關心的是臺海局勢，關注中央政府對臺政策和對臺灣政局變化的看法。有意思的是，他們一上會就盯住穿軍裝的代表和委員，特別是將星最多的軍人。在今年“兩會”期間，陳水扁再次宣稱要“急獨”的時候，臺灣記者特關心中央政府的反應。因此今年“兩會”低調(diào)處理阿扁的“喊話”，凸顯了中國政府領導人的政治智慧，讓阿扁錯表三日情。
　　還有內(nèi)地一些習慣用語給臺灣記者帶來誤會。一位代表在記者招待會上談到教育問題，感慨地說：“國民黨時期讀師范都不花錢�！迸_灣《中國時報》的記者就很奇怪，“臺灣在國民黨執(zhí)政的時候讀師范也要交學費呀。”其實在內(nèi)地，習慣把1949年以前稱為“解放前”，或者“國民黨時期”。而在臺灣，則是國民黨執(zhí)政時期和民進黨執(zhí)政時期的區(qū)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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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于淼雷向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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