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jīng)》雜志社的總編輯胡舒立曾在“中國外文局對外經(jīng)濟報道培訓班”上作了一個關于“《財經(jīng)》雜志與調查報道采寫”的講座，作為有著多年經(jīng)濟報道的記者，我驚異于她在分析經(jīng)濟報道問題時的單刀直入和清晰，而后期待著和她在本刊“與總編面對面”欄目里見面。
　　在采訪之前，多次聽人說胡舒立工作起來風風火火，說起話來語速極快，本以為她是個現(xiàn)代叢林中的女俠，但當筆者從鏡頭中望向她時，卻發(fā)現(xiàn)她笑得是那么的柔，那么的美，訪談是從“大財經(jīng)”出現(xiàn)的背景談起的……
　　
　　想看清經(jīng)濟領域血液的流動
　　
　　在赴采訪途中，筆者看到《財經(jīng)》“財經(jīng)觀察”欄目中的一篇文章，其中胡舒立講到了美國經(jīng)濟學家提出的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如何處理國際事務的話題。感覺作者的話鋒在走到話題的邊緣時，收住了，但即使如此仍能給人以警醒，那就是要打開視野看看外國是怎么看待中國經(jīng)濟的，看看外國是怎么看待中國內部面臨的問題的，作者這樣做的用意是為了讓一個事物在旋轉過程中能夠稍微停頓一下，文章給人的感覺很有拳拳愛國之心。
　　《對外大傳播》 ：如果僅從《財經(jīng)》雜志的刊名看，會以為講的是金融、證券、投資、銀行這方面的事情。但后來發(fā)現(xiàn)，那里面講的都是和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內容。1998年創(chuàng)辦的《財經(jīng)》與《中國財經(jīng)報》、《經(jīng)濟時報》、《證券報》等媒體相比，你們看準的是哪塊兒市場？
　　胡舒立：實際上，中國從1994年開始，就啟動了金融和財稅機制的改革，這個改革標志著中國進入了對經(jīng)濟領域進行較為全方位改革的時期，比方說，當時的外匯改革，我想對此大家還是記憶猶新的哦，即外匯改革一步并軌。這些自上而下的改革讓我意識到，正確地認識中國改革深入發(fā)展的整體現(xiàn)狀，已經(jīng)不能由微觀層面上個別的企業(yè)去反映了，應該看到中國正在發(fā)生著宏觀層面的全面的改革，應該看到經(jīng)濟領域中的血液正在汩汩流動。
　　你所說的過去的財經(jīng)報道，大概分別屬于兩個不同的專業(yè)領域。比如說，做“財經(jīng)”報道的《財經(jīng)報》是隸屬于財政部的，它就談財政體制的內容；《證券報》是屬于證監(jiān)會的，它就談證券市場的問題。但是我們感覺到這些問題實際上已經(jīng)不是單純的行業(yè)問題了，它的脈搏正在宏觀領域中跳動著，財經(jīng)問題已不是一個僅僅從各個器官就可以觀察清楚的領域了。
　　這就提出一個問題，我們這種做綜合性新聞的媒體，該拿出什么樣的財經(jīng)新聞給大眾讀者？
　　過去，由于這個領域專業(yè)性比較強，很多做慣了綜合性新聞的記者，或說是作綜合經(jīng)濟類新聞的記者都本能地望而生畏。于是多年來，經(jīng)濟類新聞只能讓位給行業(yè)性報紙來做，而做行業(yè)新聞的人又沒有意識到這已完全超出行業(yè)新聞的領域了，而行業(yè)新聞的體制背景和贏利模式?jīng)Q定了它很難一步跨出行業(yè)的局限性。
　　經(jīng)過分析，我認識到這里有一個市場，這個市場就叫做“讀者的需求”，做行業(yè)新聞的人把它叫做“大財經(jīng)”，意思是說，它所涉獵的財經(jīng)范圍大；而在綜合性新聞記者看來，它又太“財經(jīng)”，當時給人感覺是我們要做的刊物是“四不象”，但是這個“四不象”恰恰是在中國轉型過程中一個前沿的、有前景的報道領域。因為我們意識到從事財經(jīng)領域工作的這批人決不是少數(shù)人或行業(yè)內的人，財經(jīng)不僅是行業(yè)人士關注的，同時也是大眾應該關注的。我們辦《財經(jīng)》刊物，瞄準的就是這個一定會存在的市場機會。
　　總的來講，那時中國大眾對于市場經(jīng)濟缺乏一種耳濡目染的感受，因此當我們在市場經(jīng)濟轉型改革達到一個比較深的階段時，就遇到了很多的概念上的困難，而這些概念不應該由少數(shù)人掌握、消化，而應該讓公眾逐漸地熟悉。我們也承認這種熟悉不是一步就能走到最普通的受教育程度最一般的人那里的。于是，當時我們提出一個定位就是“追求進步的投資者”，比如說，股迷可能會去買股票，但他可能對財經(jīng)領域基礎性的知識少有了解，那么這樣的人就屬于我們的最重要目標受眾之一。
　　在這個領域，中國記者一看到財經(jīng)類的話題就望而生畏，怵，怵就把這個領地給了專業(yè)刊物了，專業(yè)刊物呢，他們由于自己本身行業(yè)的局限，視野不夠寬闊，所以這塊是個空白。
　　你看在美國，比如《華爾街日報》，它的記者不一定要是學經(jīng)濟出身的，因為他從小就置身在一個市場社會里，他從小就見過股票，5歲就在電視上看見過股票而且知道投資股票能賺錢。但是對我們這些從小生活在計劃經(jīng)濟社會中的人，在幾十年前股票這個概念是非常陌生的，甚至連我們的領導人都不清楚股票。在法國念過書的鄧小平都曾經(jīng)覺得股票神秘，這是一個有意識的學習過程。
　　筆者只提了上面一個問題，胡舒立的回答就令人覺得解渴。她提到，大家應該關注身邊的經(jīng)濟現(xiàn)象，要了解這流水從哪里來，又到哪里去？只有知道這些，才能更清楚社會發(fā)展的脈絡�！敦斀�(jīng)》正因為有這么好的一個切入點，當年一起步就能發(fā)行5000冊，這確實不簡單。談話中，她的語速的確很快，但也能顯見她看待問題的敏銳與從容。
　　《對外大傳播》 ：能在“大財經(jīng)”與“行業(yè)財經(jīng)”兩者中找到結合點的人，當年并不多，你有一個“特殊”的背景準備嗎？
　　胡舒立：（微微一笑）我其實也不是完全有意識地準備，因為我當初是在《工商時報》做國際部主任，所以對國際金融這塊兒比較熟悉，而且對經(jīng)濟問題也熟悉。原來我做的是時事政治新聞，后來轉成做國際經(jīng)濟新聞。剛開始我覺得經(jīng)濟問題比較枯燥，但我很快就意識到中國當時和未來幾年肯定是經(jīng)濟成長轉型的一個重要過程，中國真正的變化就體現(xiàn)在這個領域，你必須得去學習和掌握，我感到讀者也很需要這些東西。
　　應該說在做《財經(jīng)》之前，我對中國在海外的經(jīng)濟活動和與中國相關的經(jīng)濟活動是有一些報道的，因此可以說有一些專業(yè)性的準備。當初，為做這些專業(yè)性報道，我到一些大公司對其首腦人物做過采訪。
　　需要說明的是，我并沒有專門去鉆研國外的技術，只是對與中國相關的市場活動、對參與市場活動的主要角色以及對國際上在這些方面比較權威的媒體較為熟悉，而在1998年前后，一些“海歸”回國，外國投資銀行也進入中國，這正好和他們的需求有個契合點，而我正好掌握了一些比較前沿的信息，這也算是一種準備吧。
　　
　　“重大性”與“獨家性”的選擇
　　
　　剛剛看過一篇《財經(jīng)》刊載的“南航，沉重的翅膀”一組文章，從中國第一大航空公司為何丑聞纏身談起，到最后它又是怎樣陷入困境......十幾頁的文章層層剝筍，分析到位，看罷全文，感覺文章內容的組合猶如水銀瀉地般周密。
　　《對外大傳播》 ：你在講課中提到一個問題，就是當“重大性”與“獨家性”同等重要的時候，你會選擇獨家性，為什么這樣選擇？你指的獨家性是報道角度的獨家還是事件本身的獨家？
　　胡舒立：我們認為這個“獨家”不是獵奇，也不是取巧，而是內容要到位。好比說我手里的這期對于日本話題的報道，就是在追求到位。大家都知道，現(xiàn)在日本的改革引起了很多爭議，日本經(jīng)濟復蘇，也引起了國際上對日本的很多不同看法，英國的《經(jīng)濟學家》和《華爾街日報》都登了很多報道。國內雖然也有一些分析性的文章，但不夠有影響。
　　日本改革這個話題的重要性是沒有爭議的，我們就在重大前提下做到獨家。所謂的“獨家”就是要超過以往的報道。我認為“獨家”是高標準的獨家，而不是獵奇性的獨家，要做到這些，就要在以往報道中選取一個標竿，我們選的標竿就是英國《經(jīng)濟學家》的分析，我看了好幾遍，寫得相當不錯，叫做《太陽也會升起》。但我們覺得他們從分析的角度寫，實際上還屬于從外國人的視角觀察問題，于是我們就讓日本改革的主導者本人講解，同時讓日本改革的參與者去解讀。我們采訪到日本的竹中平藏，他本人是一個經(jīng)濟學家，在過去5年中，他一直在日本經(jīng)濟改革最核心的部門擔當要職，日本早期最重要的部門是財政部門，他就是財政大臣，金融改革的時候，他又是金融大臣，現(xiàn)在日本郵政改革變成了核心任務，他又成為了郵政大臣，竹中平藏一直是日本改革的主將，又有很強的經(jīng)濟分析能力，這是我們最好的人選。除此之外，我們又找了典型的日本企業(yè)家，有做貿易的，有制造業(yè)方面的，有從事高科技和銀行工作的，還有做證券的，又找到中國內地和香港的經(jīng)濟學家與日本方面進行對談，這樣就有了一種互動。
　　日本選題的獨家性在哪里？去寫一個人家從來都沒聽說過的島國，就是獨家嗎？不是的。一定要在重大的前提下，追求深度，才是獨家�，F(xiàn)在有些刊物雖然是英文的，但是在國外市場上影響并不是很大，所以我們希望我們能在一般基礎上更深一步，這個就是獨家報道。
　　《對外大傳播》 ：在獨家這個問題上，我覺得現(xiàn)在“獨家”太不容易了。因為我們也經(jīng)常搞獨家策劃，剛才送你的雜志里有一組關于愛潑斯坦的報道，當時愛潑斯坦去世的時候，到處都是關于他的報道，我們就想，那我們《大傳播》應該怎么做呢？于是我們就直接找到國務院新聞辦主任，后來這位領導做了篇非常棒的文章《我們對他的尊重，是對他偉大精神的尊重》。
　　胡舒立：你的這種做法，我們也有相同的感受，大家都在做同一個題材的時候，怎么樣能顯得比別人更高，在追求“高”的過程中，你實際上就要找到最高的人去談這個問題。但是問題是，首先你能不能找到“高人”，第二是“高人”愿不愿意跟你談。找“高人”關鍵是定位要做好，不能定錯了，比方說某個人，你以為他能做到，結果他做不到。而另外一個人他愿意跟你談，他還能拿出充分的時間跟你談，而且他不輕易跟別人談，這樣才能談好。
　　《對外大傳播》 ：還有一個關鍵點，事先的提綱也很有關系，這就是你站在一個什么樣的高度做提綱？
　　胡舒立：這個跟團隊有關系。我們《財經(jīng)》經(jīng)過多年發(fā)展，現(xiàn)在有一個比較好的團隊，有非常好的專家。就我們《財經(jīng)》雜志內部一位做日文的同事來說，她原來是日聯(lián)銀行駐華的高層人員，日文、英文都非常好，在日本工作過多年，懂銀行，又改行做新聞，日本這塊她非常專業(yè)，非常懂日本。
　　另外，在英文方面做得好的還有很多，然后，我們還有對全球戰(zhàn)略有研究的人。我們積累了一定的經(jīng)驗后，問的問題就會更有水平，被訪者就會很重視你。但這個不是一個硬拼的過程。原先我們就覺得，只要我比較有個性，提的問題比較有水平，就可以了，但現(xiàn)在看來，在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上，人家給你的時間本身就很少，你的問題要問得飽滿、準確，人家回答得也才會深刻、豐富。這些都需要一個團隊去作業(yè)。有時候做選題也會有遺憾，比如你創(chuàng)造了一個非常好的采訪機會，可是不見得你的采訪準備很充分，最后你會發(fā)現(xiàn)，靠你一個人的能力還是不夠的。我們《財經(jīng)》實際上每一篇文章都凝聚了很多人的智慧和貢獻。
　　
　　記者要有再學習的熱情與能力
　　
　　《對外大傳播》 ：一進《財經(jīng)》的辦公層，就看到有近百名編輯伏在電腦前忙碌著，我就想，《財經(jīng)》雜志這么多人，這得多少人的智慧構建一個話題啊！
　　胡舒立：是的，我們的稿子全部都是集體的產物，有的編輯記者署名，有的人是在背后默默地工作。你也看到了我們所有的文章幾乎都是自采，而且有時候是很多人去為同一篇稿子采訪，這樣我們的成本花得也比較厲害。還有，在做日本話題的時候，需要出國采訪，日本我本人就去過兩次。日本消費特別高，在日本生活艱苦一點，但花的錢也跟去美國采訪的價錢差不多。有這個意識，大家都不會瞎花錢。但是我們每篇稿子人力成本和必要的財力成本都是要不吝投資的。
　　《對外大傳播》：我認為，你們在文化與經(jīng)濟相結合的報道特色上，做了一個非常好的嘗試。你們在走近目標讀者群方面可謂是費盡心機，《財經(jīng)》是如何完成這種結合和追求？
　　胡舒立：兩個方面，一個我覺得還是要經(jīng)過很多的努力去加強對中國經(jīng)濟改革的理解。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后，上面出了一個關于中國經(jīng)濟體制建設的框架性的文件，后來“十五大”、“十六大”都是在這個經(jīng)濟體制建設的框架內進行的。這個經(jīng)濟體制的建立，不僅需要很多懂宏觀經(jīng)濟學的人，還需要很多懂微觀經(jīng)濟學的人。
　　我們《財經(jīng)》很多記者是進來以后再學習的，像我們的執(zhí)行主編，他一個春節(jié)沒有回家，什么都沒干，就把《微觀經(jīng)濟學》這本書全部讀了一遍，把后面的“作業(yè)”全部都給做了。我就想，如果說宏觀經(jīng)濟學是沒有爭議的，那么微觀經(jīng)濟學也是沒有爭議的，包括供求之間的曲線。那么這些東西教會我們的不僅僅是概念，而且是分析問題的方法，這些東西對于我們理解轉型經(jīng)濟是有幫助的。像我們很多年輕人，他們沒有經(jīng)歷過文化大革命，也沒有經(jīng)歷過上世紀中國80年代的改革，那他們是靠什么能把自己的思想體系建立得這么復雜，是靠讀書，尤其是靠讀一些理論性的書籍。
　　你剛才談到文化在經(jīng)濟報道里面的作用，我有同感，我認為中國要搞市場經(jīng)濟，恐怕文人尤其是媒體人還是要讀書，另外要讓外國人理解中國做的事情，固然是外宣工作者的一個重任，但是作為每一個媒體工作者都應該有這樣的責任意識。
　　我們《財經(jīng)》其實也很注意那些國外讀者，因為我們剛剛創(chuàng)刊就發(fā)現(xiàn)外國的媒體都在看我們的東西，現(xiàn)在外國的跨國公司、使館都訂閱我們的刊物，所以我們在報道中也非常關注國外對我們的看法，同時我們在解讀中國經(jīng)濟改革現(xiàn)象的時候會比較有針對性。經(jīng)常我們雜志一發(fā)，就有很多外電來問我們，說這篇文章我們能不能轉發(fā)啊？像我們這期最新的有一篇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的采訪，這些都是目前國外最關心的。前幾天有人給我打電話，說《華爾街日報》上了篇大稿子，是我采訪周小川行長的文章，是在《華爾街日報》二版頭條發(fā)的。后來，我對美國MS的新聞負責人說：“給我安排一個專訪�！彼�說：“我知道，你剛剛在《華爾街日報》二版頭條的位置發(fā)了篇文章，這不是一個普通的位子�！蹦菚r周小川就是談外匯問題，因為當時二十多個國家來中國開會，對外匯問題實際上會有一個說法。我們滿足了這部分讀者的需求。
　　我講這個問題的意思是《財經(jīng)》非常關注國外對中國一些問題的看法，但是我覺得做文章最主要的是，不能用簡單化的方法去回答那些復雜的問題。
　　那么我們怎么樣用專業(yè)的語言、多元的角度來表達中國轉型中的形象，告訴世界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這個社會是成長的、向上的，同時是有它自己的困難、挑戰(zhàn)甚至創(chuàng)傷。這個里面有一個認識框架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刊物一個是多維、立體，不回避問題的刊物，再一個就是我有一個比較好的解釋框架，這個框架國外也能理解，所以雖然我們做的很多報道是批評性的，但是它并沒有起到破壞中國形象的作用，相反呢，使得國外讀者認為中國的媒體正在發(fā)揮監(jiān)督作用。事實上也是這樣�！都~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都報道過《財經(jīng)》，說這恰恰說明了在中國經(jīng)濟轉型中政府追求一個透明化的市場環(huán)境，追求一個平衡的經(jīng)濟發(fā)展環(huán)境。所以說，外宣的努力既是外宣媒體應該做的，也是我們這些綜合性媒體必然會去尋求的。也可以有一些互動、合作。
　　
　　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就會贏得什么樣的市場
　　
　　《對外大傳播》：我們就看了你寫的《看清鏡像中的中國》，我覺得你這是懷著一種憂患意識、憂思意識寫的，真是好文章。我們太懂，太理解你的憂患意識、憂思意識了，我們認為，如果沒有強烈的責任感，那么寫出的文章都會游離社會主題生活。如果大家都去碰那些可碰可不碰的話題，作為一本主流刊物的話就會疲軟�？傊�，你的文章讓人看了以后挺感動的。
　　胡舒立：（沉思）我們這是一個對話，不是一個簡單的采訪，因為這是一個交流的過程，感謝你對我們的肯定和理解。確實，有時像我們這些市場化的媒體，會讓人覺得我們僅僅是為了商業(yè)的目標工作，而我們認為，媒體的社會責任對我們來講是首位的。所以我們在做報道時，對一些政策層面的報道是非常重視的。這個內容不是人云亦云的東西，有些事情也不是不能說，很多人說得也很熱鬧，但是我們覺得這樣的內容，如果不正確，太過于簡單化就要避免。
　　避免簡單化是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追求，這就牽涉到責任意識。如果單純地追求利潤，追求眼球，那我們就會和其他的新聞一樣了。比方，有人說：“你為什么這個圖片不放大一點，這樣人家多愛買啊�！笨墒俏覀冇X得，你長期提倡一個什么樣的價值理念，你就會贏得什么樣的市場。在短期內，也許你不會一下子搞得風風火火，但是長期下來會在精英讀者中建立一種信譽，心中的一種意識在慢慢地傳遞。
　　精英群體在擴大，我們的精英是中產階級，這樣的中產階級擴大成長，就會成為社會的中堅。我想構建這樣一種價值體系是有意義的。
　　《對外大傳播》：一次采訪中，原《讀書》雜志的總編沈昌文跟我說，有些人辦刊特勇敢，他們會說：我辦完這期說真話的刊物，我倒閉，我認了，我是英雄。沈昌文先生認為這樣的人對投資人不負責任，其實作為辦刊人應該小心謹慎地穿越雷區(qū)。我感覺你的刊物讀了幾期，尤其是你的社評啊，我就讀出點崇高的感覺，這是一種對社會責任和對選題小心翼翼的駕馭過程。
　　胡舒立：是的，也許怎么表達新聞人們的看法是不一樣的，包括從事宣傳工作的人可能覺得簡單的表述方法可能更能達到直白的效果，可是我們認為，在中國經(jīng)濟轉型的過程中，用簡單的方法，可能短期看是好的，但是從長期看不見得好。雖然我們可能有各自不同的追求，但是這種報國之心，這種憂思之念，我們肯定是始終存有的。很感謝你！
　　《對外大傳播》：我認為《財經(jīng)》雜志有點像星星之火，還沒有形成燎原之勢，這樣的刊物在我們的社會中太少了。如何能讓《財經(jīng)》新聞成為一個大的勢頭？
　　胡舒立：我覺得這是個挺好的話題。我覺得有兩個問題，一個是贏利模式，它一定要有一個比較好的模式，我們辦刊不是為了掙錢，不能單純?yōu)榱藪赍X，但是沒有錢，你就沒有辦法在經(jīng)濟上獨立，那么我們有些媒體要靠被采訪媒體去提供出差錢、住宿、飛機票，這樣怎么可能有獨立的報道？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要有一個市場上的獨立公司化的運營，這個問題還是很重要的。因為中國的媒體產業(yè)，是一個比較新興的產業(yè)，在市場方面還有很多顧忌，比如從事發(fā)行的人，大多是編輯部或行政人員轉行的，我想說的是做雜志批發(fā)的人和做香煙批發(fā)的人可能對市場的感覺是不同的。我們現(xiàn)在做一個大刊物的銷售更多的還是一種行政方法，或者說是剛剛進入市場，恐怕還有一個贏利怎么培育的問題，我們這個行業(yè)還有一個淘汰的過程。因為這個市場現(xiàn)在在沉浮，有些在變好，有些就是該“沉”就得“沉”，有些該“浮”就讓它“浮”起來。我認為即使是肩負著很重要任務的媒體，恐怕還要到市場去檢驗。另外，還是要發(fā)展網(wǎng)站和維護版權，這樣可以避免沒有新意的互相炒作。
　　《對外大傳播》：沒有版權保護，很容易形成互相復制，你復制我，我復制你，浪費了讀者的時間。
　　胡舒立：對。為什么美國的媒體有的報道了某個問題，別的就不能報道，因為它有一個版權的問題。中文媒體在版權維護上不是特別注意，現(xiàn)在很多媒體還是意識到了版權的重要性，我想中國不管是做科技方面的自主創(chuàng)新，還是做媒體方面的市場轉型，都是不可回避的，一定要將版權保護提高到更高的高度。
　　《對外大傳播》：《財經(jīng)》在這個經(jīng)濟報道中似乎是一枝獨秀，對雜志本身來說，辦刊人可能挺高興的，（笑）但要是站在國家的角度考慮考慮，是不是憂心忡忡？
　　胡舒立：（開心地笑）我真沒高興過，我真心地希望有很多同盟，我覺得經(jīng)濟報道有一些實際的困難要承認，一個就是它的人才相對比較缺，就是我們自己也有這種感覺。因為財經(jīng)人才可以去從事單純的財經(jīng)工作的，而進入那個領域的人收入又比較高，比方說在證券所工作的的人，他的收入要比這里高，所以一方面我們要選擇熱愛這個職業(yè)的人，一方面又要支付比行業(yè)稍微高一點的收入，其中對事業(yè)的追求因素要承認。實際上你們外宣領域有非常好的條件，不見得做不到，你想想為什么你的外語人才能留任。懂外語的人按理說他應該去外企，你們是有辦法的。我就想這個事業(yè)的理想因素也是很重要的。
　　《對外大傳播》：我想再問你一點生活化的問題，我們在網(wǎng)上看到你比較愛看電視連續(xù)劇，（笑）這對工作有什么幫助嗎？為什么愛看連續(xù)�。�
　　胡舒立：哈哈！為何愛看連續(xù)�。渴紫人�完全是種休閑，其次連續(xù)劇比較不耽誤時間，因為我看的時候可以同時編編稿子啊，這樣你可能看劇情的時候斷斷續(xù)續(xù)，但過一會兒還能接下去�？傊�我會對生活保持一種比較美好的感覺。
　　《對外大傳播》：說得太對了。我覺得有美好的生活才有美好的心情，有美好的感覺你才能做好這個刊物。謝謝你接受我們的采訪！
　　
　　責編：張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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