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農民工與市民在城市生活中信息傳播關系、以及時自我身份以及對方身份的認知與想象為出發(fā)點，指出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身份是他者，市民時農民工的想象也是作為他者的想象，農民工的自我體驗使得他們在鄉(xiāng)村生活和城市生活中均有了他者的感覺。因此，建構鄉(xiāng)村與城市之問的良性互動關系，理應從農民工群體和市民群體的社會心理建構出發(fā)，從信息傳播的過程中逐步實現(xiàn)。
　　關鍵詞　他者身份他者想象　農民工　市民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鄉(xiāng)村傳播視野下的農民工與市民層面的群體與個體的傳播過程，就實質而言是城鄉(xiāng)一體化建構的平民視角交融乃至融合的問題。二者之間的信息傳播與交流，不僅僅是傳播者的主位與客位相關，與傳者與受者自身的教育背景、成長環(huán)境、個體及群體的人生閱歷、社會經驗、職業(yè)類別、社會關系網絡以及年齡層次等因素不可分割，也與作為首先在制度上成為市民的“城里人”群體的群體性格有關，這一群體的開放度，接納度對農民工群體在城市生活中的群體社會心理、情感體驗、城鄉(xiāng)之間的人性化交流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農民工群體自身的綜合素質的積累和改善、在城市生活中生活和工作技能的日益提升，對二者的良性溝通的作用也至關重要。換言之，構建良性城鄉(xiāng)一體化之傳播關系的社會場景，在現(xiàn)實層面需要關注的是：作為農民工的城市“他者”之身份如何得到認同、“他者”之“社會在場”如何得到人性化和制度化的維護。學術層面則需要思考：大眾媒介在中國社會轉型中的功能和定位問題，以及城鄉(xiāng)一體化與大眾媒介產此化之關系；鄉(xiāng)村傳播學如何在城鄉(xiāng)一體化社會場景中拓展自身的研究領域，以成為傳播學在中國的本土化的社會實踐和學術探索，
　　作為城市的他者，農民工與已經成為城市“主人“的市民，在相互的社會經驗和人生背景中，有諸多的難以認同性，如文化程度、職業(yè)特性，如生活習慣、言淡舉止等等。作家孫慧芬把“農民上進城看作一種精神上的突圍，這樣的突圍不僅僅屬于農民工，它屬于社會上每一個或強大或弱小的個人，只不過農民工進城是我們這個時代巨大的現(xiàn)實。說到底，城市在鄉(xiāng)下人那里，不過是一個理想、夢想、充滿誘惑的陷阱。這并不是說城市有多么不好，而僅僅是說理想在你實現(xiàn)時，它又跳到了你的彼岸、遠處。”。可以說，一定程度上描述了農民工進城的社會心理過程，也印證了市民接受農民工進城這一巨大社會現(xiàn)實與社會場景的社會心理過程，換言之，農民工的進城不僅僅是農民工群體的精神突圍，也是城市市民群體的另類精神突圍，二者正在共同經歷著作為城市的“他者與自我”和作為鄉(xiāng)村的“他者與自我”之間的精神裂變，城鄉(xiāng)一體化這一重要的社會場景之一城市中(城鄉(xiāng)一體化之鄉(xiāng)村場最在這里暫不做討論)，對他者的想象與對自我的認同共同演繹著城鄉(xiāng)一體化之城市的社會形態(tài)與場景。
　　
　　一、他者身份與自我體驗
　　
　　身份認同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啟蒙時期。在歐洲商人和軍隊進行海外擴張和爭奪殖民地的過程中，歐洲知識分子開始構建歐洲的身份，非歐洲“他者”的在場起著關鍵的作用。將“他者”視為邊緣和低等，強調自己的中心地位是歐洲身份構建的主要策略。這也是后來身份認同的一個特點，即強調自己所擁有身份的優(yōu)越性，排斥與自己不同的人和人群。政治權利盡管使每個人都成為了公民，但公民的實踐含義并沒有隨著農民的進城而延展到他們的日常生活實踐中。但是他們在城市的日常生活實踐卻是他們與城市接觸的大多時問和空問。
　　根據(jù)對農民工城鎮(zhèn)歸屬感以及相關概念的分析和理解，可以將進城農民工的城市歸屬感劃分為兩大相對獨立的層面――地域意義上的城市歸屬感和群體意義上的城市歸屬感，或日對城市的地域歸屬感和對城市居民的群體歸屬感。前一層面主要是從經濟和物質等客觀條件角度進行分析，后一層面則側重于從社會和思想心理、文化觀念方面展開分析，兩者相對獨立但并非彼此孤立，更不相互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甚至有一定程度的交疊，共同構成了本文研究的進城農民工的城市歸屬感。。地域歸屬感和群體歸屬感，是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中所需要直接面臨和解決的制度化和社會心理問題。
　　社會制度和社會政策的屏蔽并沒有決定農民工與市民在城市生活中的空間秩序。城市之他者與自我之間也沒有明確的空間界限，城市自我之身份的確定也是在城市他者之群體的參照下才得以確立的，城鄉(xiāng)之他者與自我之間的自然確立。盡管是制度性和組織化的后果，但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提升，也并沒有消除他者與自我社會心理之差距。
　　調查顯示，。城市他者之農民工群體在漫長的幾十年的城市生活中，以群體的日常生活模式置換著或者是縮小著他者與自我之間的空問距離和心理距離�！氨本┎皇俏覀兗业�，是所有人的北京，任何人都可以來，都可以居住，都可以生活”，這是采訪中聽到某一市民群體的聲音，也是農民工群體的主導聲音，所謂自我只是因為他們比較早地居住在城市，作為他者只是農民工群體晚一些來到了城市，社會群體便從習慣上首先認定了在城市這一社會場景和生活現(xiàn)實中二者身份之差異。
　　那么，對鄉(xiāng)村生活而言呢?是否鄉(xiāng)村的自我農民群體與鄉(xiāng)村的他者市民群體之間也存在類似的差異，也需要在空間秩序和日常生活實踐中逐漸消除呢?如何將城鄉(xiāng)之間的他者與自我之關系進行重新定位，以平等的傳受意識和權利體驗城鄉(xiāng)一體化的社會場景，或者會成為理性呢?是否由此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削弱城鄉(xiāng)差異之社會心理因素和情感因素呢?
　　在調查中，和比較年輕的農民工接觸的時候，并沒有感覺和城里人有太多的差距，包括服飾和平時的一些日�；顒�，以及一些流行語言的使用，僅從外形和行為進行判斷已經沒有明確的標志了。這樣的人口流動過程模式其實是在對社會、政治、經濟、及其外在環(huán)境做出反應后逐漸適應的結果。這也是一種不斷融合調配的過程，在這個融人的過程中，他們在不斷地改變著自己的思維模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會人際交往，社會心理，逐漸適應了城市的生活邏輯，適應了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也同時在發(fā)生著劇烈的觀念轉變。
　　但是這種漫長的流動和適應過程，主要是伴隨著在對“他者身份”的想象和對自我體驗的習得中。但是這種想象與城市主體本身和市民自身的實踐生活邏輯和模式之間的差距依然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問題，信服并追求城市文明的農民，欣賞并實踐城市生活的農民，缺乏信息關懷和情感撫慰的農民，懷著戒備心和恐懼感的農民，不信任城里人。不信任城市這一社會組織的農民，在城市的行為方式可能會有千差萬別。而他們在城市的再社會化過程中，初次遇到的負面或正面情緒，會對他們日后解決類似問題的行為模式產生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力或者成為城鄉(xiāng)一體化的促進力或者成為阻礙力。
　　城市的生活空間是所有人的生活空間，并沒有群體和個體的差異之分。城市的生活邏輯因了制度化的影響，而使得少數(shù)群體得以在時間上、資源上、社會背景、個人經驗上獲得 更大的優(yōu)勢，也奠定了他們在社會心理上的自我為主的心理優(yōu)勢，需要城市生活的農民，依靠自己的雙手，誠實而勤勞地叩響著城市的太門，用最為實在的方式為城市建設貢獻著自己或者是微薄力量，這些力量所產生的社會效益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城市的生活邏輯和制度邏輯依然不認可他們，他們的想象依然是一種對城市“所有者”遙遠的想象，他們的自我體驗依然是建立在樸素的日常生活之上。而市民由于生活和工作范圍的限制，對農民工群體同樣存在“他者”想象之問題，這種想象來自于簡單的日常接觸、周圍人的信息和媒介的信息，在這樣的現(xiàn)實社會語境中，他們依靠社會制度和文化程度所賦予他們的想象邏輯。輔助以簡要的個人和群體生活體驗，實踐著他們對農民工的想象與社會體驗。如何消除這二者的想象和群體體驗之間的差異，理應是社會組織層面、制度體制層面需要直面的現(xiàn)實問題。這不僅關系到城市社會諸種關系的整合；還關系到城市社會和鄉(xiāng)村社會的和諧發(fā)展。
　　
　　二、他者在場與他者想象
　　
　　相關調查顯示，64.7％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是普通的打工者，13.5％的人認為是擁有部分非農業(yè)收入的農民，而認為自己是農民工的所占的比例只有3.8％。，與此相對應的是，在老一代農民工中，雖然大部分的人認為自己是普通的打工者(所占比例為56.1％)，但有22，9％的比例認為自己是農民工，比新生代3.8％的比例要高很多。但認為自己是“擁有部分非農業(yè)收入的農民”和“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農村人”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要比老一代的比例高。新生代和老一代對自己的身份大多都歸于普通的打工者。是否還應再將“農民工”三個字用在新生代身上，是一個值得疑慮的問題，因為他們自己對這一稱謂的認同度已經很低。。換言之，他者盡管在城市生活中依然在場，參照物卻已發(fā)生轉變，他者的參照點是作為城市自我的市民群體的生活模式，城市的他者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在場已經使得他們與鄉(xiāng)村的自我身份之間發(fā)生了裂變，精神突圍已經完成了，城市他者的社會身份自然得不到他們的認同，這一群體既不屬于鄉(xiāng)村生活的自我，也不認同城市生活的他者角色，那么他們究竟是他者還是自我呢?
　　調查中發(fā)現(xiàn)，被調查的農民工普遍認同自己是農民，幾乎無一例外。不管是低級打工還是高級打工，包括公司白領、小老板，甚至包括已經在城里購買住房的人，異口同聲都說自己是“農民”。沒有穩(wěn)定的預期，農民工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八�不知道能不能在城里待下去、待多久，所以他要做出兩套生活安排。把不多的錢用在兩處，要維持兩處住房、兩套生活用品，還要做好準備隨時應付兩種生計手段，想得多的人還要考慮參加兩套社會保障系統(tǒng)。更不利的是，前景的不穩(wěn)定使他有很大的投資顧慮，他在物質投資上縮手縮腳，在人力投資上游移不決，因為他不知道投資是否有足夠時問收回。不僅是本人在技能培訓上的投入，甚至在子女教育上，他也～直拿不準主意，應該讓他們上使用全國統(tǒng)編教材的打工子弟小學、還是上使用特有教材的城市正規(guī)學校?在社會交往和社會網絡方面，他也不得不同時顧及兩套生活前景的需要，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城市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適應上�！薄Ｔ谶@種自相矛盾的生活場景中，農民工不僅需要對市民這一他者進行想象，還要對自身所謂他者在鄉(xiāng)村生活的預期進行設想�！拔摇痹诔鞘校�但是“我”日后要回到鄉(xiāng)村生活，因此要想象一下“我”在鄉(xiāng)村的“他者”該如何生活?
　　而城市市民的自我設定。是與鄉(xiāng)村生活的自我為潛在前提的，城市農民工的自我設定，是與城市市民的自我設定為潛在前提的，當農民工群體的城市自我認同更為明確的情形下，這一飄蕩在城鄉(xiāng)之問的群體之內部分化便可能會造成潛在的社會問題。本調查顯示，在城市生活的時間和被調查者的年齡，使得農民工這一群體在城市生活中的分化現(xiàn)象已經逐漸成形，老一代與新生代之間對鄉(xiāng)村生活的記憶與認同、對城市生活的接受與體驗、對城市本身的接納度等諸方面都表現(xiàn)出鮮明的差異來。對城市他者的想象，主要大眾媒介的報道傾向和內容有關，而大眾媒介的把關者主要由城市市民群體構成，也自然而然在想象中農民工群體當作是城市生活的外來者、潛在威脅者、擾亂社會秩序者等。這也加大了城市他者與自我之間的心理距離。
　　鄉(xiāng)土記憶、城市期望與城市體驗，影響著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感受和社會心態(tài)，而戶籍制度、社會保障等制度化因素強化著這種心態(tài)，使得他們在面對城市社會的市民時，會因為各自的境遇不同而有所差異。
　　因此，我們首先應該提出信息關懷這個概念，政府要建設電子網絡信息，在大的流動中心，放置電子設備，隨時更新，公布不同的崗位需要的人數(shù)、工種、知識水平等，專門提供給他們這樣的信息渠道。因為沒有這樣的信息渠道，或者是通過熟人，或者是通過一些不準確的信息，在受騙之后，對城市的疑惑很容易演變?yōu)椴恍湃魏偷钟|，會影響社會的穩(wěn)定。
　　其次，城市應該建立擁有的城市品格，敞開胸懷，接納這些外來人口，將他們納入社會的正常軌道上來，這樣才可能避免熟人群體和人際網終演變而來的一些社會群體，而這些社會群體如果成為了農民工信息的主要來源，會造成許多社會問題。中國的農民工有前途是因為他們走出了鄉(xiāng)村區(qū)域心理的陰影，經歷了在城市生活中沒有根的歷程，才可以更進一步消除區(qū)域心理陰影，更好地與城市生活融合，也才可以更客觀地看待鄉(xiāng)村生活。
　　在公眾的觀念上(社會觀念上)，包括城里人和農民工，在第一印象中就將這兩者(自己或對方)劃分為兩個不同的群體，這是一種歷史中形成的一種潛意識。這種潛意識不僅影響每個人的身份認定，同時也影響了社會敘述話語他者在場得不到充分理解，他者想象卻在被無限度地放大。經濟地位、文化程度、空間隔離、農民工進城時間、普通話水平、勞動時間等這些要素是構成農民工與市民之間的傳播關系構建和雙方彼此間的在場與想象的主要影響因素。
　　如何消除他者在場與他者想象之間的差異，首先要通過城鄉(xiāng)一體化的傳播理念，倡導人人可以獲得平等權利的理念，在大眾觀念上、輿論上消除對于城鄉(xiāng)不同人群(尤其是處在城鄉(xiāng)夾縫中的“農民工”)具有歧視性的身份認同。重點要在傳播內容、傳播機制、傳播渠道等方面逐步轉換觀念，并對相應的傳播效果進行測定。其次，通過戶籍、教育、就業(yè)、社會保障、政府投資與服務等政策與制度的調整，在實際生活與工作中為雙方建立平等統(tǒng)一的生活與工作環(huán)境，是他者真正成為城市生活的出席者，而不是被想象者。
　　調查顯示，北京目前的市民們大致都屬于第二和第三代的城里人(即往前數(shù)兩代或三代才能算是農民的身份)，即使他們的學歷高，社會地位高，經濟地位也高，他們沒有過絲毫的和農民深入打交道的切身體驗，基本不了解農民，他們站在社會的中上層，即使清楚地看到了存在的問題，也只是紙上淡兵，隔靴搔癢。所以，農民工人想真正融人到他們?yōu)橹�工作和貢獻的城市中，還要依靠自身素養(yǎng)的提升，緩解他者 在場與他者想象之間的差異。在距離變化感受差異的調查中，有研究者認為：“較多的農民工認為他們與市民距離呈現(xiàn)縮小趨勢，但越來越多的市民認為他們與農民工的社會距離擴大了�！薄安町愋詰B(tài)度可能是交往期望差異造成的。整體上看，農民工與市民的社會距離呈現(xiàn)擴大趨勢。社會距離擴大的原因除了與雙方社會經濟地位差異、文化差異、空問隔離、交往頻率等因素有關系外，還與城市人口規(guī)模變化、政策調整和流動人口犯罪有關系�！�
　　完全消除在場與想象之間的關系，在現(xiàn)實中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通過良性傳播過程使得城鄉(xiāng)一體化在和諧有序的時間和空間秩序中進行。就實質而言，個體的社會身份與社會歸屬問題。涉及到的是整個社會對公民的一種基本權利。社會制度、社會文化、社會政策、社會管理等各個層面在何種層面上允許作為個體的人自由地行動、而這種自由的行動是否可以當作是社會整體發(fā)展的一種標志性行動呢?希望通過城鄉(xiāng)一體化的鄉(xiāng)村傳播學解讀，可以在某種意義上回答這一問題。
　　以農村流動人口這一宏觀背景為研究領域，選擇作為個體的農民工與作為個體的市民之間的傳播關系為切入點，不僅可以清晰地剝離出鄉(xiāng)村傳播學的一種研究思路――微觀視野上對城鄉(xiāng)之間流動的人群的一種面對面研究，而且在對其傳播關系的分析和建構中，剖析了其傳播視角、傳播行為、傳播態(tài)度、大眾傳播的綜合行為、傳播渠道、傳播效果，并從社會身份的認同角度，以“他者”想象”，“他者”缺席、“他者”在場以及自我體驗和社會體驗中的自我認同之關系。解讀了同樣作為“他者”的農民工群體與市民群體之間的深層心理結構和社會距離，這種深層的心理結構折射出的不僅僅是社會階層的簡單劃分，也不僅僅是制度上的排斥的結果，更重要的是這個社會在長久的文化培育中，作出的一種潛意識的選擇。而在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中，社會距離是用以表明社會上人與人間社會關系方面彼此感覺到的距離。社會距離量表由許多問句組成的，以顯示被調查者對別的團體或他人所接受的程度，此量表反映兩者間的社會距離關系。這里所說的社會距離更多的是側重于由深層心理結構而導致的社會心理距離，更多地包含有人文精神的含義。
　　其次，從中國當代社會的傳播語境出發(fā)可以發(fā)現(xiàn)，城市化在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主要特點在于：一是初創(chuàng)時期的商業(yè)化而非工業(yè)化的基礎；二是社會制度的限制與行政規(guī)劃的設定性；是與上述兩個特征相對應的是城市化制度上對流動人口的社會身份的限定。這三個特征使得中國的城市化始終以一種行政區(qū)劃的模式進行，這種行政模式在當代社會傳播語境中引起的直接后果便是作為弱勢群體的傳者與受者與社會主流的傳播環(huán)境越來越遠，由于文化教育程度低、經濟收入低、使得二者之間的傳播關系的良性構建成為極有可能在未來成為阻礙社會整體和諧發(fā)展的動因之一。
　　從中國當代社會的傳播語境和城鄉(xiāng)社會的一體化發(fā)展出發(fā)，在描述和解讀了農民工與城市市民之間的傳播關系的現(xiàn)狀之后，可以由此提煉出鄉(xiāng)村傳播學的相關理論，這些理論不僅對鄉(xiāng)村傳播學學科的建設有著重要的基礎性作用，而且對于與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整體發(fā)展起到推動作用，還可以及時地呈現(xiàn)出中國當代社會中集中凸顯的社會問題，為從社會各階層和諧的傳播關系的構建提供及時的實踐思路和理論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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