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記者的拒證特權是其職業(yè)道德的最高要求，有極大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和公正審判發(fā)生沖突，妥協(xié)是必然的，而世界各國法律對此劃的界限也不盡相同。本文試圖探索這一制度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 拒證特權 公正審判 新聞權利
　　中圖分類號 G206 文獻標識碼 A
　　
　　Thinking about News Reporter’s Privilege of Refusing to Testify
　　Xu Jiabiao
　　(School of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Abstract The news reporter’s privilege of refusing to testify is the highest occupational ethics request. It has enormous rationality and validity, but the compromise is inevitable between this privilege and the impartial trial, so various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law to delimit about their boundar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model significance of this system to our country.
　　Key words privilege of refusing to testifyimpartial trialjournalism right
　　
　　許多國家法律規(guī)定，律師對委托人、醫(yī)生對患者、神職人員對懺悔者等在職務活動中了解到的情況免于強迫作證的義務。這種對于法院或其他機構傳訊或查問消息來源，新聞記者主張具有拒絕透露的權利，就是記者的消息來源保密權，或稱為記者的拒證特權。今天，記者和編輯所拒絕透露的內容已經不限于不提供消息來源給第三人，早已擴大到記者的采訪筆記、錄影錄像資料、文件、照片、底片、編輯討論會紀要等都免于檢查或挪作他用，而且不得搜查編輯室等。
　　
　　一、消息來源保密：記者職業(yè)道德的最高要求
　　
　　時至今日，拒證特權被新聞界堅守，甚至支持自己的職員冒著被處罰的危險履行。記者由于自己的職業(yè)關系，可能獲知了旁人難以知情的信息，有一個前提就是對當事人發(fā)誓保密。但有時為了追求公平審判，需要記者踐約，記者的保密道義選擇會付出職業(yè)、金錢和人身自由的多重代價。所以保護消息來源，是為記者的最高職業(yè)倫理。
　　早在1934年，美國記者工會制定的《記者道德律》第一決議第五條指出：“新聞記者應保守秘密，不許在法庭上或在其他司法機關與調查機關之前，說出秘密消息的來源�！绷_森索曾任《紐約時報》的總編達17年之久，在1974年12月3日的“備忘錄”中，他說：“我們深知，如果我們禁止對新聞來源予以保密，必然會使讀者失去很多重大的新聞。①英國報業(yè)投訴委員會審議通過的《從業(yè)守則》第15條規(guī)定：“新聞工作者有道義上的責任保護不愿透露姓名的信息提供者�！边@個《從業(yè)守則》被稱為英國報業(yè)投訴委員會實施報業(yè)自律的“基石”和指導原則，對自律做了有約束力的承諾。
　　1954年，聯合國新聞自由小組委員會經過多次討論后頒布的《國際新聞道德信條》，是第一個由聯合國大會頒發(fā)給各會員國新聞工作者協(xié)會參照執(zhí)行的國際新聞職業(yè)道德公約。該信條第三條強調指出：“關于消息來源，應慎重處理。對暗中透露的事件，應當保守職業(yè)秘密；這項特權經常可在法律范圍內作最大限度的應用�！蓖�年，國際新聞記者聯合會也通過了第一個國際新聞工作者的職業(yè)道德標準《記者行為原則宣言》，對記者的職業(yè)行為標準規(guī)定得更具體。該宣言第六條指出：“對秘密獲得的新聞來源，將保守職業(yè)秘密�！睆漠敵鯇ΡＣ軝嗟年I如，到這兩個國際性文件明確的文字表示，既體現了新聞倫理道德建設的完善和進步，也為記者處理相關糾紛提供了指導性意見。
　　
　　 二、記者拒證特權的合法性分析
　　
　　 記者為什么享有消息來源保密權？從記者的辯護詞、法官的判詞和學者的言論等文獻可以中看出，其主要理由在于以下幾點：
　　 第一，為了新聞事業(yè)乃至整個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消息提供者信任新聞機構和記者，才將自己掌握的信息提供。如果不保守消息來源的秘密，將導致新聞源枯竭，新聞事業(yè)的根基就會動搖，最終損害的是整個社會的利益。《華盛頓郵報》對“水門事件”丑聞的調查報道，導致了尼克松總統(tǒng)的下臺，完全得益于一位被稱為“深喉”的匿名消息源提供的內幕情報。
　　 第二，契約誠信的要求。新聞記者的誠信非常重要，答應了消息提供者不泄密，就要保持記者和信息提供者之間良好的信賴關系。有學者認為：“以處理日常事務的道德標準來看，恪守諾言的真正意義所在也是新聞報道真實的意義所在。”②通常情況下，新聞報道中應該顯示信息來源，但如果消息提供者要求記者對自己保密，記者爽快地答應了，因此獲得了一些非常特殊的信息，就應該遵守當初的約定。
　　 第三，職業(yè)秘密的特權保護。記者認為自己的職業(yè)就像律師、醫(yī)師一樣，也有拒絕透露消息來源或出示有關內容的權利，因為他們不能破壞提供消息人士的信任，而影響將來新聞消息的繼續(xù)獲得。
　　 第四，保護消息提供者的利益。有些消息公開傳播后，可能涉及到某些人非法獲利的秘密，對消息提供者構成不同程度的人身威脅。而且，保護自己不使自己卷入到新聞糾紛，此乃人之常情。因此，保守秘密是為了保護消息提供者的名譽和人身安全。
　　 總之，記者在采訪中的諾言要兌現，契約要遵守，只有不失信于人，才能為下一次的采訪創(chuàng)造良好的氛圍和條件。沒有消息來源保密權，許多犯罪和腐敗現象都難昭白于天下。
　　
　　 三、記者拒證特權：新聞權利和公正審判的妥協(xié)
　　
　　 任何人都有公正接受司法審判的權利和義務，只有所有知道相關事實或者消息的人在庭審中毫不保留地提供證據，正義才能得到最好的伸張，除非法律規(guī)定該人享有特權。于是，公正審判和拒證特權就發(fā)生了沖突。任何沖突的最終結果總是某種程度的妥協(xié)，世界多國否定了記者絕對的拒證特權，承認了有限的特權。對于保護新聞來源：大陸法系認為這是新聞事業(yè)的一種權利，應當予以保護；海洋法系大多數國家則認為拒絕向法庭透露消息來源是違法行為，構成“藐視法庭罪”。③西方國家在新聞權利和公正審判兩極之間的搖擺和權衡，并沒有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相反，有時使問題更加剪不斷、理還亂。
　　關于新聞記者是否有消息來源保密權，美國從沒有拒證特權到承認有限的拒證特權經歷了幾多波折。在1958年加蘭訴托里夫人案中，雖然在上訴法院，波特?斯圖爾特法官確認對托里夫人的定罪，但他的判決意見暗示：憲法第一修正案會為新聞記者拒絕在法律程序的強迫下出庭作證提供有限特權。④然而在“加蘭案”之后到1972年前的州法院的裁決都認為，第一修正案沒有規(guī)定任何種類的作證特權。1972年，美國最高法院對布萊茲伯格案等一系列因拒絕提供消息來源而被判藐視法庭罪的記者上訴作出了正式裁決：記者在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下，無權拒絕向大陪審團透露秘密消息來源者的姓名及其秘密提供的消息。但在布萊茲伯格訴海斯案中，斯圖爾特大法官、布倫南大法官和馬歇爾大法官持反對意見，在布萊茲伯格案以后，許多法庭面對相似的案例時，常常參考斯圖爾特法官在反對意見中陳述“三步檢驗法”：（1）記者擁有與具體的違法行為直接關聯的第一手資料；（2）當事人無法從任何其他渠道獲得記者所擁有的信息；（3）該信息包含著令人非信不可的壓倒一切的公共利益的需要。經過布萊茲伯格案、帕波斯案和考德維爾案三部曲，逐步確立了新聞記者獲得由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有限特權。到1999年，美國已有31個州制定了保護記者不出席作證的類似法律，在一定程度上給與新聞記者有條件的保護。然而，即使在某些已經實行“庇護法”的州，在需要大陪審團陪審的多數刑事案件中，法官也不允許你為新聞來源保密。如今，每年大約有3000張傳票發(fā)向各個新聞單位，命其交出新聞文章、照片、錄像帶和記者的筆記。大部分傳票發(fā)出后都達到了目的，因為其索要的材料業(yè)已發(fā)表和播出，但是媒體對1/3的傳票有爭議，其中一小部分因新聞庇護法而撤銷。⑤
　　作為大陸法系的代表，德國的法律承認報刊及記者拒絕法庭作證的權利。德國報刊活動與一般市民的表現活動不同，受到憲法的特殊保護，即德國給予報刊“制度性的地位”。聯邦德國在《刑事訴訟法》第53條規(guī)定：“協(xié)助參與或已經協(xié)助參與定期出版物及廣播電視節(jié)目的準備、制作或傳播的專業(yè)人員，有權拒絕提供有關來稿或材料的作者、提供人或來源的證據，并有權拒絕提供關于他們的活動的證言，只要這些來稿、材料和信息是出于編輯新聞的需要。” 德國民事訴訟法典規(guī)定，當有人提供給某人信息時，他們有權要求拒絕說明信息來源，除非提供信息的人同意這么做，這一規(guī)定同樣適用于記者。德國刑事訴訟法還禁止搜查和沒收新聞媒體辦公地點以獲取保密的材料，除非拒絕作證的人有很大的刑事犯罪嫌疑；但原始消息是記者調查采訪所得，則不受此保護。即便如此，警方依然會搜查報紙編輯部，1994年為19起，1995年為10起。⑥
　　
　　四、拒證特權的負面作用和有效避免
　　
　　 據證特權有一項假設：新聞記者是理性的、值得信賴的。但世界各國總有一些素質低劣、道德淪喪的記者，或挾仇怨，或圖名聲，或謀私利，虛構一些別有用意的虛假報道。真實是新聞的生命，保證新聞真實性就必須保證消息來源的可靠性，而且提供給受眾，使之明確判斷。但隱匿權的語境，比如“據可靠消息”、“據消息靈通人士”、“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等，成了假新聞出籠的保護傘。正如休?卡伯特森（Hugh Culbertson）所言：“不署名的消息源被稱作民主的安全網，也是良心的庇護所，但同時，它也是那些懶惰、馬虎的記者的拐杖。”⑦匿名消息源是一把雙刃劍，過度的使用會影響新聞媒體的公信力。
　　 據證特權不是假新聞的通行證，記者應該小心求證，多方調查，以保證新聞的真實性。并非所有匿名的消息都能見報的。記者最好還要尋求第二及第三位獨立的消息來源，以與原來消息來源的新聞核對。那些經過記者理性判斷后可靠性強、真實度高的才有可能公開，而且要考慮消息提供者和報道對象之間的關系。這時候，新聞真實性是記者和媒體拿自己的人格和報格來擔保的，如果失真，損毀的是自己多年積淀下的公信力。使用匿名消息來源，理應合乎三個檢定條件：1、資訊對于新聞閱聽人有多么重要？2、由于他與資料有所關聯，那么，是否只有消息來源是唯一受害者？3、想獲得的資料是否從別處也可以得到，而在那兒所獲得的相同資料根本沒有匿名問題？⑧嚴格地遵從這些規(guī)定，才能有效地避免拒證特權的負面作用。
　　
　　 五、拒證特權在中國的本土化分析
　　
　　 中國早在新聞學誕生之初，就討論過消息來源保密的問題。邵飄萍在《實際應用新聞學》一書中談及外交記者必須之知識和經驗時，認為“無論報社或外交記者，對于新聞之來源宜始終絕對秘密。蓋社外人投新聞于報社或以新聞告知外交記者，乃信賴報社及外交記者決不至泄漏其來歷，始敢時時有所供給�！雹岬�并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
　　 1996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八條規(guī)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钡谝话傥迨�六條指出：“證人作證，審判人員應當告知他要如實地提供證言和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罪證要負的法律責任�！�1991年通過的《民事訴訟法》第七十條指出：“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有關單位的負責人應當支持證人作證。（緊轉第48頁）
　�。ňo接第52頁）證人確有困難不能出庭的，經人民法院許可，可以提交書面證言。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人，不能作證�！彼�以，我國目前的立法中證人是有作證的義務，沒有拒絕作證的權利，記者也不例外。
　　 中國當前記者職業(yè)道德規(guī)范的文本就間接或直接涉及到消息源保密。1997年修訂的《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yè)道德》第3條有一款指出：“（新聞工作者）尊重被采訪者的聲明和正當要求�！边@一款可以理解為暗含消息來源保密權，因為采訪者可以提出隱匿自己身份的正當要求，記者如果答應后，當然這個約定不得違反�！吨袊鴱V播電視編輯記者職業(yè)道德準則》第8條指出：“除需要對提供信息者保密外，報道中應指明消息來源。”當然，這些界定比較模糊，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在電視臺一些曝光類輿論監(jiān)督節(jié)目，經常看到這樣的鏡頭，知悉某一腐敗內幕的業(yè)類人士出鏡接受采訪，但媒體對其身像和聲音進行特別的技術處理，使人無從確定其身份。這些新聞線人，在我國媒體新聞實踐活動中，實際上受到媒體極大的保護，媒體都自覺擔當起保密的義務，而且法院和媒體沒有就作證發(fā)生激烈沖突。但這只是一種習慣，對記者拒證特權的建設勢在必行。有人呼吁，目前已經出臺的訴訟法中有關的證據制度的規(guī)定過于原則和抽象，缺乏可操作性，用來處理普通案件的證據規(guī)則來處理新聞侵權這類特殊的案件并不適當，因此在我國未來的立法中應當確認新聞記者的拒證特權，彌補我國立法中的這一盲點；面對司法利益和信息提供者之間的沖突，兩害相權取其輕，應當賦予新聞記者隱匿信息提供者身份的拒證特權。⑩
　　中國現行的法律雖然沒有明確消息來源保密權，但新聞職業(yè)道德中的有關條款含蓄地表達了這個意思，社會發(fā)展的現實也存在著大量的記者和媒體為消息來源保密的事例。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很少發(fā)生消息來源保密權和公平審判的沖突。從歷史發(fā)展的眼光看，隨著國家法治的進步和公民憲法權利的加強，消息來源保密權建設定會提上議事日程，向著更加規(guī)范化、法治化和技術化的方向邁進。
　　
　　注釋
　　李子堅：《紐約時報的風格》，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87-93頁。
　　克利福德?克里斯蒂安等：《媒體倫理學：案例與道德論據》，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頁。
　　張西明：《張力與限制：新聞法治與自律的比較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頁。
　　T.巴特?卡特等：《大眾傳播法概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頁。
　　羅恩?斯密斯：《新聞道德評價》，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185頁。
　　張西明：《張力與限制：新聞法治與自律的比較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頁。
　　克利福德?克里斯蒂安等：《媒體倫理學：案例與道德論據》，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頁。
　　Herbert Strentz：《新聞記者與新聞來源》，臺灣：遠流出版1994年，第136頁。
　　《新聞文存》，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第395-396頁。
　　于海涌：《論新聞記者拒證特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3年第3期，第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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