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杜甫用價值索求為個體立命，以整體性的歷史思考，將個人與時代命運寫進詩歌中，追問自我存在的終極意義。
　　關鍵詞：杜甫 個體 詩歌
　　對人類生存處境的苦苦探詢，對生存于斯的人的意義的不舍追問，一直是文學藝術中長盛不衰的論題。當喧嘩的流派相繼沉寂在歲月深處后，留下的是負荷大作而不朽的經典詩人。作為一代詩圣，杜甫在“以國家之痛為痛，以生民之病為病”[1]的跌宕沉切中，言行高蹈，加深了唐代詩歌乃至整部中國文學史的厚度�！俺劣纛D挫”作為杜詩的風格特征，也已成定評。然老杜一生，紛繁雜沓，塵囂危懼，歧路頻頻，終在艱難苦恨中寫下李唐王朝盛世興衰的“詩史”�！俺劣纛D挫”四字，既是杜甫的詩風與詩情，也是蘊染其生命的底色。
　　在切身體驗的飄搖困境中，在精神迷惘的貧困時代里，詩人何為？蘇軾在《書黃子思詩集后》中說：“李太白、杜子美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盵2]將杜甫置于高風絕塵，不可企及的超塵脫俗地位。但有限生命個體的人類總是在無限繁雜的生存荒原中遭遇各種問題，就杜甫一生的遭際而言，其可謂是“窮儒”的典型。有學者將杜甫一生之窮困概括如下：“仕途坎坷，懷才不遇之憤；國政失策，危機四伏之憂；山河破碎，民生艱難之痛；潦倒貧困，病痛衰老之傷；奔波漂泊，親友凋亡之苦�！盵3]命途多舛，似乎是文人不可逃脫的命運枷鎖，“文章憎命達”[4]冥冥之中成為“君子固窮”的無奈信條。
　　“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5]，在恢弘龐雜的世事變遷面前，再曠達深沉的生命體，也難免產生疏離隔膜之感，老杜亦然。故其詩中會有“壯心久零落”、“江山憔悴人”悲涼慨嘆。然而在濃厚的悲劇氣氛和衰颯情調之下，杜甫留給后世的除了沉郁的風格，閎美的詩篇，更多的是對莫測心魂的苦苦追詢。有限生命首先面臨的是赤裸裸的時間的侵襲。杜甫少時便躋身“翰墨場”，后離鄉(xiāng)漫游，足跡遍布大江南北，而這也注定了他一生的顛沛流離。在老杜心中，人要為自己的生命和存在尋找價值并確立價值，尋找信念并確立信念，尋找意義并確立意義，并以此來拒斥荒誕和對抗虛無，即所謂的終極審視。于是，所目睹或經歷的叛軍的殘暴、社會的殘破、人民的災難、個人的不幸都熔鑄到其詩中。更重要的是，除了容納這些難以言說的苦難外，老杜更傾力于苦難背后的思考與追問。歐陽修在《梅圣俞詩集序》中說： “詩人少達而多窮”，“非詩之能窮人， 殆窮者而后工也”，“詩窮而后工”[6]。當幽憤郁積于心，才能興于怨刺，曲折入微的詩句不再是一種軟弱無力的自我傷悼，而是一種犀利堅實的社會批判。
　　當“窮儒”們被逼入絕境時，總是以此來自我勉勵，自我消解，然則這份勉勵與消解卻需一具血肉之軀去一點點消噬和轉化。所謂“詩三百，大抵圣賢發(fā)憤之所作為也”[7]。靈與肉總是處于不斷的沖突之中，而沖突的過程就是遭受苦難的過程，它往往伴隨著荒誕的情景。“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杜甫因長期處于長安，無力照暇家庭，致使幼子餓死。外人無法體會老杜此時的心情，也不敢擅自揣測。《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里，杜甫不得不面對切膚之痛，生命歷盡磨難，在蓬勃闊大的經驗中深諳悲劇意義的豐富，震蕩、生長、悲慟、苦難，都在時間的飄逝中，在難以言表的崇高中如歌如泣。老杜那早夭的幼子，便是這一飄逝的殉道者�！爸扉T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一聲哀嘆帶著濃重的思索意味，從悲憤走向沉重。也正是這份沉重，帶著對歷史深沉的思考，在直逼靈魂深處的時刻，沉淀出近千年的價值索求。
　　從安史之亂爆發(fā)到入蜀之前，杜甫詩歌的內容更為豐富而復雜，出現(xiàn)更多對靈魂、精神、人格、自我、社會乃至時代的嚴峻審視。《三吏》、《三別》是悲慨百姓，也是憤慨現(xiàn)實�！鞍姿�暮東流，青山猶哭聲”，悲痛所籠罩的是整個大地，也是詩人難以慰藉的心魂。當感性的宣泄走向理性的批判時，詩人的情感也發(fā)生了嬗變，即從個體哀痛走向民族傷懷�？墒�，即便幽思入微，橫亙于老杜與整個大唐王朝之間的依舊是個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老杜一方面揭露、痛斥窮兵黷武的腐敗殘酷，一方面卻又為了社會的安定和群體的利益而不得不對唐王朝政權加以維護——“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況乃王師順，撫養(yǎng)甚分明”。在這自欺欺人的不斷矯飾中，個人逐漸飄搖，個體陷入自我迷失、禁閉、分裂的諸種困境。這是老杜切身體驗過的困境，故而希冀以詩歌的形式，展現(xiàn)個體的特殊困境，剖析現(xiàn)實的，也是自我的危機的癥結，為后人探尋一條救贖之路。此時的苦難已絕非“苦難”二字可以承載，它更多地化為一種意識。苦難意識是一種總體性的情感、終極性的價值關懷，說到底它就是人類歷史和生活的本質。而苦難承擔的過程有一種修行的意蘊在內，苦行在某種意義上把人生變得豁達和具有寬厚的容納力。
　　隨著時代的雨驟風狂，隨著歷史戰(zhàn)亂的急劇變遷，過往的精神棲息之處出現(xiàn)了一個個漏洞，顯得荒草萋萋。追溯歷史，以《楚辭》、《詩經》為濫觴，神的維度和人的維度交互滲透地貫穿著文學史脈。而處于歷史的動蕩中，需要的是自我的突圍和空間符碼轉換與拓展。杜甫便在這一過程中突破“疾苦”對靈性思考的淹滯。安史之亂，杜甫先是被叛軍所獲，囚困長安，投奔肅宗后卻因上疏申方琯而為肅宗所惡。又經歷一番顛簸后，杜甫終于進入蜀中，寄居成都。當向外之路已被阻塞，只能向內逼視靈魂的重量。老杜似認識到對李唐王朝的頹敗自己已無回天之力，所以盡管詩歌中還有著對唐王朝衰敗的傷感，但已近似于旁觀者的憑吊了。在《秋興》八首其七中，他說：“關塞極地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边@種對于社會政治的疏離感恍若絕望了。但是，絕望絕非虛無和寂滅，絕望時對希望的破滅的悲痛表達，是面臨深淵感受著深淵徹骨寒氣后而對深淵的一種指斥�！耙翱迬准衣剳�(zhàn)伐，夷歌數(shù)處起漁樵�！焙笕嗽u價杜甫：“子美以學力勝，故語多沉郁”、“憂憤深廣，波瀾老成�！盵8]這沉郁與老成何嘗不是在向靈魂深處提供一種終極的慰藉！文學在與社會的不斷融合中不斷被遮蔽，遮蔽的部分是關于生存于斯的人的意義的質詢。在坎坷多舛個人命運前，杜甫依舊吟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詩句。在吟出這句詩的同時，老杜肯定已經對自我價值、自我生存意義進行了反復的思量。一定不僅僅是字句表面上的憂國憂民，而應是一種無望情況下的自身審視。只有在無望的情況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知其毫無意義便將意義轉向自身，使得整個過程豐滿、充實。正如盛夏之時花葉葳蕤，難得一望蒼天，只有當秋風遍吹，萬物枯疏，蕭蕭落木，自以為是的生命才看清了天之悠遠，地之蒼茫！老杜寧愿吾廬獨破，是一種對人生的徹悟、對世事的靜觀和對社會的承受，承受從荒誕歷史深處而來的度量�！叭f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倍鸥�終于承認生命個體的渺小無助，可是這承認卻近乎獰厲�！睹┪轂榍镲L所破歌》中，黑暗雨夜讓人坐臥不寧，蒼天如此，此時杜甫對于自身，對于“大寫的人”，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絲疑惑，終極價值的關懷和追問到底為何物？他借助寬厚悲憫性格為自己開解，“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但這性格的形成來自的也是對心理苦難的反抗與承受的過程。
　　海德格爾曾著書解讀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的《故鄉(xiāng)》詩作：“這是一個貧困的時代，它處于一個雙重的匱乏和雙重的不之中：在已逃遁的諸神之不再和正在到來的神之尚未中”[9]。如何找到穿越混亂時代的路徑？如何找到穿越混亂時代的路徑？是否能夠澄清圍繞人類的存在之迷霧？這需要用越的目光和不同的敘述方式來探尋。這其中包含了對存在的無限性和人的局限性的洞察，是人與世界關系的重新考量界定，與之相伴的是時代路徑上大師們的艱難行進和痛切之感�？v覽中國文學史，無論屈原、杜甫、還是陶潛、蘇軾，他們都帶著堅毅的面容，高擎藝術的火把在荒原上進行美的建構和過程意義的追問，以拯救凌亂的精神審美家園。
　　參考文獻
　　[1]董彥彬，沈金浩.論杜甫的痛苦內容和解脫方式[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01）：21.
　　[2][宋]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后[A].蘇軾.蘇軾文集：卷六七[M].北京：中華書局，1979：2124.
　　[3]趙松元，許澤平.論杜甫的飲酒詩[J].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8（04）：85.
　　[4][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卷二十四[M].北京：中華書局，1979：354.以下凡引杜甫詩文，皆據(jù)此本，除必要時標出篇名外，不另注出。
　　[5][宋]蘇軾.赤壁賦[A].蘇軾.蘇軾文集：卷一[M].北京：中華書局，1979：5.
　　[6][宋]歐陽修.梅圣俞詩集序[A].[清]吳乘權，吳調侯編.古文觀止[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352.
　　[7][西漢]司馬遷.報任安書[A].[東漢]班固.漢書·司馬遷傳：卷六二[M].北京：中華書局，1990：2709.
　　[8][清]何曰愈.退庵詩話[A].轉引自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94.
　　[9][德] 海德格爾.荷爾德林詩的闡釋[M].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0：52.
　�。ㄗ髡呓榻B：孫健風，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文藝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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