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虛假訴訟是一種擾亂市場秩序、浪費司法資源、損害社會利益的惡意訴訟案件。因此對于虛假訴訟的規(guī)制非常重要。201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的出臺，標志著虛假訴訟正式入刑。本文在虛假訴訟入刑的背景下，從法經濟學的角度出發(fā)，運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對虛假訴訟規(guī)制進行研究，探討規(guī)制方法與效率之間的關系，為虛假訴訟案件的解決提供新的思路。
　　關鍵詞：虛假訴訟成本收益分析
　　一、虛假訴訟事前預防的法經濟學分析框架
　　相較于傳統(tǒng)法學，法經濟學著重解決的兩個問題是信息與激勵問題。這兩個名詞似乎看起來與傳統(tǒng)法解釋學的分析內容相去甚遠，但仔細分析可以發(fā)現，虛假訴訟問題的產生也是源于在司法系統(tǒng)中的信息與激勵問題，或者說，也存在司法系統(tǒng)中的“市場失靈”問題。
　　首先是信息問題。虛假訴訟是當事人之間惡意串通，企圖通過訴訟、調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權益[1]。虛假訴訟中當事人主觀意愿系惡意，證據系捏造。但法院在審判過程中由于與案件當事人的信息不對稱，無法準確判斷案件的真實情況，所以導致了虛假訴訟案件的產生。這也表明，要想解決虛假訴訟問題，就必須要解決法院審判過程中所面臨的信息問題，對案件當事人、證據建立強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即司法系統(tǒng)中客觀的證據識別、認定程序，以降低由于信息不對稱導致的虛假訴訟問題發(fā)生的概率。
　　其次是激勵問題。在經濟學中，有著理性人的假設前提[2]。在法學中，也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定義。這兩種對人的定義，都是在說正常情況下，人們會依據理性對各種行為進行分析判斷。法律本身，通過責任的配置和實施，誘導個人選擇最優(yōu)的社會行為，因此在法經濟學中，法律也被看為是一種激勵機制。而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存在兩個激勵問題。一個是對于案件當事人而言，如果虛假訴訟帶來的收益大于成本，則對當事人有進行虛假訴訟正向的激勵。同樣，對于法院來說，如果虛假訴訟帶來的成本大于收益，則其對于虛假訴訟的審查與規(guī)制則有負向的激勵。所以本文將，通過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對虛假訴訟進行激勵分析。同時激勵分析也是一種事前分析方法，判斷法律在事前對人的約束作用，也契合本文的主題。
　　二、對虛假訴訟當事人的成本收益分析
　　經濟學上的理性人假設告訴我們，人們在做決策前會進行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選擇利益最大化的策略[3]。對于虛假案件當事人而言，當虛假訴訟的收益大于成本時，就會選擇進行虛假訴訟。因此通過法律，使得當事人的成本高于收益，就能約束當事人的行為。
　　（一）當事人的成本
　　1.訴訟成本
　　訴訟成本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裁判成本，包括案件受理費、證人費用、送達費以及申請費等[4]。這部分成本由當事人預交，判決后由敗訴者承擔。但在虛假訴訟案件中，雙方當事人系串通以侵害第三人利益為目的，可以看為一個整體，因此案件敗訴與否成本都由當事人承擔。另一個成本是當事人費用，即當事人委托律師、制作訴狀、以及專家、證人出庭的交通費、住宿費、生活費等，當事人費用無論訴訟結果如何均由當事人雙方自行負擔。同樣在虛假訴訟案件中，我們可以視為都由當事人整體承擔。在本文中，我們用C1來代表當事人承擔的訴訟成本。
　　2.違法成本
　　2015年，新修訂的《刑法修正案（九）》中增加了訴訟詐騙犯罪罪名和條款�！缎谭ā返谌�百零七條規(guī)定，“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jié)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guī)定處罰�！边@使得虛假訴訟當事人相較過去缺少處罰的情況，必須面對虛假訴訟被發(fā)現后受到的處罰。我們假設這部分成本為違法成本C2，當事人進行虛假訴訟被發(fā)現的概率為P0。
　　（二）當事人的收益
　　虛假訴訟案件多為涉及財產的經濟類案件或涉及競爭優(yōu)勢、榮譽稱號、物質獎勵的知識產權類案件。這些案件得逞之后的經濟收益很大，我們假設當事人成功后獲得的收益為B。
　�。ㄈ�）成本收益比較
　　假設案件當事人最終的總收益為A。則A=B-C1-P0*C2C2=f（B）�？紤]到刑法中的罪刑罰相適應原則，虛假訴訟罪的量刑取決于其犯罪情節(jié)[5]，也就是其違法收益B ，并且考慮刑法的威懾性目的，C2>B。那么要想使的當事人不選擇虛假訴訟，則需要滿足A≤0，P0×C2≥B-C1①
　　對于虛假訴訟當事人而言，在既有的法律規(guī)定已經確定的情況下，C1、C2都是確定的值，因此在現行法律規(guī)則下，決定當事人是否進行虛假訴訟的是被發(fā)現的概率P0，當的情況下，當事人才不會進行虛假訴訟，此時才能達到事前預防的效果。
　　首先，從P0的決定因素來分析。P0的大小主要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當事人偽造證據的能力，二是法院排查虛假訴訟案件的偵察能力。在本文中，不將當事人偽造證據的能力納入考量。原因是，偽造證據的能力與投入的偽造成本相關，納入考量會使分析更加復雜。更重要的是，要使規(guī)制有意義的前提是虛假訴訟在加強審查的情況下是可被發(fā)現的。因此本文暗含了一個假設，就是當事人偽造證據的能力是確定的，虛假訴訟被發(fā)現的概率主要取決于法院的排查能力，即法院投入虛假訴訟案件排查的投入，法院甄別排查的投入越大，偵察能力也越強，虛假訴訟案件被發(fā)現的可能性也越大。
　　其次，從預防有效的P0取值范圍來看，如果越小，則對P0的要求也越小，即法院的偵察能力要求也越低。在這個公式中，C1是確定的，那么主要決定的就是B與C2，這兩個的比值，代表的其實是法律對于虛假訴訟的性質判斷和量刑標準。在目前，虛假訴訟罪的量刑最高是七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但罰金的數額標準尚未確定。相較于詐騙罪這種與虛假訴訟在法理上有相似之處的經濟型犯罪，虛假訴訟的定罪明顯要輕很多。這就使得的值相較于別的犯罪更大，想要預防的難度要求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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