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前總統(tǒng)盧武鉉自殺，國內眾多學者和評論家對此進行了評論，就像看《紅樓夢》一樣，見仁見智各抒已見，不同派別、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人，從同一事件中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內容。令人失望的是，一些自視深刻的評論家，想從盧武鉉的死中，闡釋出一種與眾不同、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的“獨特認知”來，故作深沉地追尋著本質，卻忽略了對“簡單現(xiàn)象”的關注：一個與我們一樣的生命逝去了。

　　圍繞著盧武鉉的自殺，各種各樣的闡釋充盈輿論空間。痛恨腐敗者將其闡釋為有著極強政治恥感的道德典型，借此批判許多貪官的厚顏無恥，言下之意你為什么不去死(我非常反感這種看似正義實則冷血的思維，無論如何，盧武鉉并不是一個榜樣)。憲政論者將其闡釋為亞洲民主制度的失敗，認為那種官商糾纏的民主體制隱含著許多致命的東西，借此批判權貴資本主義。自由派認為韓國體制有現(xiàn)任對前任進行調查，以鞏固自身地位的陋習，盧武鉉是這種權威主義的犧牲品。民主派借此攻擊現(xiàn)政權，保守派大談精英與平民之爭……在這些闡釋里，不乏借題發(fā)揮，將盧武鉉的自殺當成了一次兜售和販賣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觀念和學術觀點的機會，當成澆灌自己胸中塊壘、發(fā)泄自身憤懣的工具。

　　死亡本身顯得微不足道，生命的逝去視而不見，自殺作為一種病態(tài)，被忽略和消解了——闡釋的狂歡中，盧武鉉已經沒有了，剩下的是各種飄蕩在喧囂輿論空氣中的意義和價值。

　　脫離事實本身而添加過多闡釋，遠離現(xiàn)象世界、真實世界的過度闡釋，已經成為輿論的一種流行病。這在鄧玉嬌事件中，也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鄧玉嬌殺人，原本是一個簡單的刑事案件，可在諸種闡釋的發(fā)酵中，它漸漸失去了本來面貌。有人將其闡釋為淫官欺壓民女、民女憤而反抗的古典標本，有人將其闡釋為基層官員無法無天地欺壓良民的典型標本，有人將其闡釋為基層政權官官相護陷害一個平民的標本。有人借此發(fā)泄對政府和公權力的不滿，有人借此表達對社會分裂和階層對立的憂慮。其實，一個連股級都算不上的基層干部，跟官員這個符號有多大關連？鋪天蓋地的相關評論中充斥著這樣的字眼：折射、暴露、凸顯、彰顯、體現(xiàn)、警示、隱含、蘊藏——這些帶著濃厚闡釋意味的語詞，包含著一種判斷傾向：不是盡可能地去尊重真相和事實，而是盡可能地在諸種抽象的闡釋中遠離真實。

　　自由派、民主派、憲政派、民權派、法治派、激進派、民粹派、網憤派、左派、右派、蛋黃派，每一個派別都在用自己的派系觀點闡述對鄧玉嬌案的理解，把自己的學術觀點、成見以及積蓄的憤懣添加到鄧玉嬌案中，甚至用偏見和想象的有色眼鏡去剪裁事實，玩弄文字游戲，挑動某種情緒，刺激某種仇恨。很少有人能超越諸種意識形態(tài)的歧見和情緒的陷阱，努力還原鄧玉嬌案的事實，在尊重法律事實中作出理性的判斷。連本該冷靜、理性地扮演“還原事實”角色的律師，也一點兒都不冷靜，把自己扮成了一個為民申冤的斗士，為某種情緒推波助瀾。

　　鄧貴大是“死有余辜的淫官”，他死后的那個殘破家庭，無辜的妻兒，都不應該被同情；
鄧玉嬌是“正當防衛(wèi)的烈女”，她的行為理所當然——當闡釋變成狂歡，事件及其當事人就被貼上標簽和符號，本原的事實和現(xiàn)象就沒多少人愿意關注了。闡釋的狂歡中涌動著仇恨、對立、報復，輿論的審判中彌漫著亢奮和革命的狂躁。

　　對于不同的事件，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理解，輿論也會自然而然地“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但一切的前提是，回到本原，尊重事實，用正確的邏輯看待世界。但在當下這個狂躁、激進、喧囂的時代，這卻是非常稀缺的品質！那些招搖撞騙、裝神弄鬼的闡釋者，喋喋不休、天花亂墜的闡釋者，暗懷鬼胎、為利益代言的闡釋者，故作高深、假扮道學的闡釋者，還有把闡釋當作飯碗的闡釋者，他們以“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的名義謀殺著現(xiàn)象，給這個世界帶來了多少混亂，讓許多本來很簡單的東西變得異常復雜。

　　我反對那種獨霸闡釋權的輿論專制，但我同樣反對那種離事實太遠、用派系偏見涂抹現(xiàn)實的胡亂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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