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口述：桂碧清 整理：陳怡）

　　桂碧清，王元化三姐，因從小過繼給姨母，改姓母姓。

　　陳怡，《上�？萍紙蟆酚浾摺Ｔ�編輯圖書《金色徐家匯》、《東方巴黎建筑尋夢》、《深圳—香港城市\(zhòng)\建筑雙城雙年展叢書》等。曾在《電影新作》、《上海大學學報》上發(fā)表論文《非常罪、非常美——一份關于盜版的民間調查》、《電影的天性——產業(yè)化》，在“學術中華”網(wǎng)站上發(fā)表《文明的對話和儒學生命的重建--杜維明訪談》、《沒有標準答案的精英教育》等文章。

　　弟弟的追悼會舉辦那天，龍華殯儀館門口一家花店的老板對我們的一個老鄰居說：“今天悼念的這個人了不起！光是學問好不稀奇，人品這么好是少有的。”我聽了很感動，覺得這個陌生人的話準確地概括了弟弟的一生。大半年來，關于弟弟的點點滴滴往事一直浮現(xiàn)在我的腦海里，從來沒有離去，現(xiàn)在我終于能夠平靜地把它們講述出來，作為對弟弟的紀念，它們也將陪伴我的一生。

　　清園淘氣包

　　我們家祖籍湖北江陵，外公桂美鵬是基督教圣公會鄂西片區(qū)（湖北沙市至宜昌一帶）的第一位華人牧師。他曾就讀于約翰書院，舊學根底很深，但又像當時許多受到西學東漸影響的士人一樣，對西方有著著朦朧的向往。光緒十一年（1885年），他資助在沙市的教堂旁邊開辦了一所美鵬學堂，是江漢平原上第一所將學生按年級釆用西方分班制授課的新式學校。

　　和許多中國傳統(tǒng)鄉(xiāng)紳不同，外公把自己閨閣中的女兒——我媽媽桂月華送到了上海，在教會辦的圣瑪麗亞女校接受新式教育。媽媽是個很有味道的人，從小記性好，人也很能干，常常一邊背著古書《天雨花》，一邊輕輕地拍我們入睡，她特別喜歡書里聰明的女主角左義珍。爸爸是外公教會教友的兒子，從小家境貧寒但勤奮好學，由教會資助到上海圣約翰大學就讀，后任清華注冊部主任兼授英語，由清華公派赴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

　　當時的社會風俗還是重男輕女。媽媽生弟弟那天，家里的保姆黃姨媽高興得不得了，當晚就和炊事員嚴師傅一起染紅蛋、放鞭炮，邊放鞭炮邊大聲喊：“大小姐生了個兒子，大小姐生了個兒子！”和我們一起住的三姨母聽到鞭炮聲起來，一高興，走路跌跌撞撞，還把腦袋撞起了一個大包。

　　弟弟快滿一歲的時候，我們全家隨父親搬到清華園南院12號的教職員宿舍。南院離大鐘寺比較近，院子呈四方形，四面的房子分為曲尺狀的兩大片：西南邊是中式房，東北邊是洋房。當時學校里的中國教授大都住南院，拖長辮子的王國維住在南院的中式房，陳寅恪、趙元任等學者和校長梅貽琦一家住在南院的洋房里。北院住的大多是外國教授。清華園里的中、外教授們常常一起開Party，我們也交了很多同齡的小朋友，常常一起到清華的大禮堂排戲。一群孩子中，屬梅貽琦的女兒梅彬彬最漂亮，我們找些野花、野草戴她頭上，弄些綢子、緞子披她身上，讓她扮葡萄仙子。夏天我們去清華園公子廳對面的山上挖蚯蚓、釣魚，去圓明園找上面印著松針花紋的美麗石頭，冬天到公子廳的荷花池里溜冰。清華園里中國人、西方人相處愉快的空氣，深深印在了童年我們的腦海里。

　　南院的后門是一個方形的大廣場。弟弟小的時候很頑皮，常常騎著個大竹竿在廣場上亂跑，炊事員嚴師傅除了做飯，就是跟著弟弟跑，防止他闖禍。清華的一些外籍教師看見了，常常好奇地問：“這是誰家的孩子？為什么一個大男人老跟著他跑？”

　　弟弟四、五歲大的時候，有一天在外面跑時，不小心竹竿戳到了隔壁鄰居家的一個小女孩，小女孩跑回家向她爸爸告狀，那個爸爸就把弟弟拉到他們家去打手心，弟弟回來哭得很傷心。但另外有一次，弟弟淘氣，把一個坐在秋千上的女孩推到了地上，清華總務處處長兼成志小學的校長李廣成看見了，輕言輕語地叫住他：“元化，你跟我來�！钡搅宿k公室，李校長問他為什么要那么做，弟弟不吭聲。校長就拿了把尺，輕輕地在弟弟手心里敲了三下，說：“下次不可以噢，你把人摔疼了。”這樣的經歷，也許最早開啟了弟弟對于教育的理解。

　　有一陣子，弟弟寄住在清華園西院的六姨家。北京的天很冷，六姨家的保姆把磚在火上燒熱了，用毛巾包好，放在他的被窩里頭。勞動人民的智慧給弟弟留下了深刻印象。六姨家有條小黑狗，因為六姨父不喜歡張作霖，就管那條小狗叫“作霖”。弟弟常常帶著小狗出去玩。他愛吃冰淇淋，每天一包，六姨母、六姨父給錢讓他去小賣部買，剩下的錢弟弟總是如數(shù)還給他們。他這種誠實的品德得到長輩們的贊賞。

　　弟弟也從小知錯就改。一次，他偏聽了別人的話，當面罵四姨母為富不仁，后來發(fā)現(xiàn)自己錯了，就一大清早跑去給四姨母道歉，說：“我對不起您，錯怪了您�！彼�長大后為人正直、從不說假話的品質從小就可以看到影子。

　　搬到北平城里的自己家后，弟弟起先在男女混校的孔德學校上學。那是所德國人辦的學校，教德語。學校里有個特別的規(guī)矩：學生功課有進步，座位就可以往前進一個位子。弟弟在那所學校學得很好，考試成績全年級第一，坐到了第一排，爸爸覺得他學有余力，就讓他跳班去念教英語的育英小學。弟弟喜歡田徑，在育英經常得了田徑比賽的獎品回來，但因為頑皮得要命，功課被老師打了五門不及格。我爸爸望子成龍心切，見了成績單不分青紅皂白就要打弟弟，還常常氣得把他田徑比賽得來的獎品都砸了，要趕他出門，弟弟只好逃去四姨母家。在那所學校，弟弟感覺不到師生之間的互助和友愛，他后來常常對我們說，爸爸當時讓他轉學的這個決定是錯誤的，切斷了他與適合他成長的環(huán)境之間的聯(lián)系。

　　淘氣歸淘氣，弟弟對人對事向來絕對負責，也很細心、孝順。他十歲那年，北京有個歌詠隊選他到上海表演節(jié)目，他是其中最小的隊員。我那時就很崇拜外國的東西，但當時除了日貨，北京的外國商品非常少，偶爾媽媽買了一些日本瓷器什么的，堅決抗日的爸爸也會很反對地把它們都砸爛丟掉。我那時覺得外國的絲襪是好的，稀里糊涂地也知道北京比較土，上海是個國際化大城市，就讓弟弟到了上海后，去租界幫我買絲襪。弟弟一下火車就問警察租界在哪里，警察問他找租界干什么，十歲的弟弟就說要買絲襪。警察聽了大笑：“絲襪哪兒都有，為啥偏要上租界買？”那次，他還特地給媽媽帶了把切菜用的小銅刀。

　　炊事員嚴師傅年紀大了住在北京，愛喝咖啡，喜歡吃洋點心，弟弟長大后，每次從上海出差去北京，必定要到中關村的西點店里買很多洋點心去看望他。

　　長城抗戰(zhàn)那年暑假，爸爸媽媽帶我們到湖北的舅舅家探親。當時，舅舅桂質庭是華中大學的教授，文學家韋卓民是那所學校的校長，我們姐弟常常到韋卓民家里和他的孩子一塊兒念書。韋卓民家里沒有電風扇，在房頂?shù)囊粔K木板上釘了一塊有褶子的布做成土風扇，我們一邊念著“大學之道”什么的，一邊輪流拉風扇，念完書一起吃西瓜。那段年少不識愁的快樂問學歲月給弟弟和我都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原來他是個地下黨！

　　弟弟從小喜歡魯迅，房間墻上貼滿了魯迅像。高三那年，我生眼病，躺在弓弦胡同的家里不能動，一年多后，弟弟也生了同樣的病，只是比我輕一點。爸爸媽媽先給他找了個男護工，人干干凈凈的，很會照顧他，但他不喜歡，后來給他換了個孫老頭，人很瘦、很臟，長得像個鴉片鬼似的，愛抽煙，幫我們買中原公司的餛飩，總是吃了一半再給我們帶回來。就這么個大家都不喜歡的人，弟弟卻非常滿意——因為他會念魯迅等人的進步書籍給弟弟聽，而且念得繪聲繪色。一次，保姆黃姨媽跑來向我告狀說：“你弟弟念的什么書？一天到晚聽他念‘他媽的，他媽的’，這老孫肯定不是個好人�！薄�—聽人念書的習慣弟弟晚年在病床上也一直保留著，那是他繼續(xù)研究學問的一種途徑。

　　“七·七”事變爆發(fā)后，一天，炊事員嚴師傅從外面打聽來消息說日本兵就要進城了，我們全家趕緊準備逃難。弟弟把一箱進步書籍埋在了我們當時住的小麻線胡同德王府花園的土山坡上。動身那天，日本兵已經進北平城占領了火車站，他們每個人腰間斜挎著一把刺刀，分兩大排站立著，明晃晃的刺刀尖在空中搭成一個頂棚，我們從刺刀下面走過，怕得要命。弟弟的眼病那時還沒有痊愈，由家人扶著上車，卻仍冒著很大的風險，偷偷將自己畫的魯迅像和兩冊《海上述林》攜帶上了路。

　　在火車上，我們的鄰座是個學生。有個漢奸模樣的人過來，要那個學生讓座給他。學生不肯，兩人就吵了起來。弟弟看到那情景，氣憤地就要起身為學生打抱不平，媽媽好不容易才拉住了他。那人走的時候一副不肯罷休的樣子，我們很擔心火車到站后，他會帶日本人來抓學生。后來火車到天津前面的一個小站時，這個學生從車窗口跳下去，跑了，我們才都松了一口氣。

　　因為一直買不到回老家湖北的船票，一家人輾轉到了上海。家里讓弟弟去念大夏大學，但他去了沒多久就不肯再去了。媽媽每學期特地親自去學校為他繳學費，他還是不肯去念，說那里的老師太差，他教他們還差不多。

　　抗戰(zhàn)時期的上海被稱作“孤島”，非常亂，日本人常常在街上公開侮辱女孩子，甚至用刺刀刺孕婦的肚子。媽媽不放心在圣約翰大學念書的妹妹和在中西幼兒園教書的我，每天差不多到我們放學、下班的時候，她就站到陽臺上望下面的街道，等我們回家。我們給那個母愛深深的陽臺起名叫“望兒臺”。那時，電廠、自來水廠都被日本人炸了，常常停電、停水，炸“大世界”是最大的一次轟炸，聽說有人的腿在天上飛。晚上，國民黨常常拉防空警報。我們怕轟炸時玻璃窗碎成玻璃渣落下來，都用厚窗簾，還在窗上貼了紙。因為逃難的時候幾乎什么都沒帶，媽媽那陣子還回了趟北京，想從老家運點東西回來。那些日子就由妹妹負責買菜、燒飯，我負責做菜，弟弟負責倒垃圾。因為怕轟炸，我們常常在只有一個窗子的廁所里做飯、吃飯。大家只知道弟弟是很愛國的，寫文章說直話，愛打抱不平，凈得罪人，不知道他當時已經加入了共產黨。

　　一次，弟弟說要坐船去看看新四軍，我們覺得那太危險，勸他不要去，他不肯。就在弟弟走的第二天，報上登了上海出發(fā)的一艘“飛康輪”上四名旅客被抓的新聞，我們很擔心弟弟和他的朋友就在其中，提心吊膽了好久，直到有一天，小姨父寫信來，說弟弟路過金華的時候去看望過他，我們才放心那被抓的四個旅客中沒有他。弟弟回來后告訴我們，他們幾個人一路吃了許多苦才找到新四軍，身上都長了跳蚤，沿途有時乘坐裝貨的大卡車，人得趴在貨上，才能避免車子經過大樹的時候，大樹枝把人刮下來。他也講一些關于新四軍的情況給我們聽。有一天，媽媽發(fā)現(xiàn)弟弟房間里最好的一只箱子不見了，一問，原來是弟弟把它送給了他的一個投奔新四軍的朋友。

　　“抗戰(zhàn)”勝利前夕，我家樓上一個做了國民黨接收大員的鄰居從內地回到上海，樓下的客廳從此整天賓客滿堂、鬧鬧嚷嚷的，像是在爭吵分贓不均。一天晚上，我們聽到很多日本兵的靴子越來越走近我們家后門的“嚓嚓”聲，媽媽很擔心是弟弟得罪了日本人，把他們惹上門來了，怕得在床上直發(fā)抖。過了一會兒，就聽到大靴子進了樓下的大門，走到二樓來，用槍桿子杵我們房間的門。我也很害怕，趕緊撲到媽媽身上，抱住她，讓她鎮(zhèn)定，其實自己也嚇得直哆嗦，還好妹妹睡著了。后來，聽到漢奸說：“三樓”，我們才稍微放了點心，聽他們在樓上抄了一個多小時家。

　　像這樣因弟弟而起的擔驚受怕很長時間里是我們家的常事。有一陣子弟弟騙我們，說中共上海地下黨文委書記黃明病了，要到我們家休息幾天。黃明來了后就住在我家的亭子間，后來我們才知道他是來避難的。那陣子弟弟回家老愛講“現(xiàn)在上�！�背娘舅’（即把人往背上一背，綁架走后向其家人敲詐）和‘剝豬玀’（即把人的好衣服都脫下來，搶走）的事很多”給我們聽，其實是當時外面抓共產黨的風聲很緊，他心里也很害怕。

　　“抗戰(zhàn)”勝利后不久，很多美國兵來到上海，在上海橫行霸道。那時上海出了兩件大事：美軍強奸女大學生沈崇事件和美軍打傷黃包車夫張大咬子事件。弟弟為車夫打抱不平，寫了評論文章在報上發(fā)表，這事后來鬧得很大，法院甚至來傳票傳弟弟去受審，我說，我代弟弟去就行了，來人說：“你去沒用”，最后媽媽沒有辦法，塞了很多錢給那人，才打發(fā)他走，可以后逢年過節(jié)他就上我家來敲詐。

　　弟弟做地下工作的時候，沒法掙錢補貼家用，可由于時局引起通貨膨脹，我們家里人又不會做買賣，積蓄不久都用完了。地下黨為了幫助我們解決生活困難，先介紹我去蘇聯(lián)塔斯社在上海的電臺用普通話播出中國第一個兒童節(jié)目。我要在日本人和國民黨雙重監(jiān)控的夾縫中向社會宣傳共產黨的進步思想，揭露社會的陰暗面。所以每次找材料，我都很用心，弟弟也為我提了許多選材方面的好建議。

　　電臺因國民黨的破壞而被迫解散后，地下黨又推薦我去教外國人學中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解放前我曾教過中文《大美晚報》的總編杜勒氏夫婦，他們和莫斯科銀行的經理傅翼蘭夫婦都是廖承志的妹妹廖夢醒為我介紹的，而廖夢醒又是我弟弟的朋友、當時上海翻譯俄文最好的地下黨員姜椿芳介紹給我認識的。我第一次看到周揚的照片就是在杜勒氏家，我猜他可能也是個左派。杜勒氏喜歡拍照，拍了很多外灘、蘇州河的照片，看到其中一張照片上有個孩子蹲在船上，穿著一身很厚的大棉襖，但棉褲是開襠的，屁股露在外頭。杜勒氏好奇地問我：“天這么冷，為什么他的褲子要開個窗戶？”他的語言非常有意思。

　　上海解放前一天，杜勒氏和我一起站到他家房頂?shù)钠脚_上看下面的街道，正好看到一幢房子里國民黨兵在準備逃跑，杜勒氏和我都很高興。第二天，上海解放了，弟弟興高采烈地跑回家告訴我們：“解放了，解放了！”，說自己要去向組織報到，我們這時才知道他是個共產黨員。之前我從來沒有看到他那么快活過。我對他說：“這下我們終于不用再過那種提心吊膽的日子了�！彼�是這樣忠實于黨的事業(yè)，可是在1955年遇到了胡風事件，那年他才35歲，正是一個人一生中最好的時候。

　　痛苦的自我斗爭

　　1955年的一天，我媽媽帶著二姨母去武康路的弟弟家看他，當時弟弟還住在華東局高干住的花園洋房里，那房子我爸爸進去還得簽名。那天，弟弟對媽媽說：“媽媽，下次你不要再帶人來了，我現(xiàn)在在停職反省�！碑敃r他的兒子只有4歲。

　　不久，就有人來抄弟弟的家，當場把弟弟帶走隔離審查。后來我們才知道是因為胡風問題。他為此在“文革”前就被連降六級。

　　隔離審查期間，我們不被允許見弟弟，也不知道他關在哪兒，報上登他是“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干分子”，當時我就覺得莫名其妙。我知道他曾經出過胡風的書，但在我的心里，弟弟一直是個正義、革命的人，為黨做了許多工作，甚至可以為黨犧牲自己的生命。解放前夕，他負責的地下黨進步文學刊物《地下文萃》的工作人員一批接一批地犧牲，形勢緊張到弟弟成天東躲西逃，甚至不能在自家的亭子間里住，就在那樣的情況下，他都沒有放棄過黨的事業(yè)。我實在想不通怎么剛解放沒幾年，他一下子就變成反革命了。信基督教的媽媽只好整天做禱告，說弟弟是個好人，祈求上帝為他洗清冤屈。

　　弟弟被隔離后，他們家被要求搬到高安路100弄一個很癟腳的新工房里去。張可帶著兒子王承義與另一戶人家合住一套房子。我常常陪張可去找一些朋友打聽弟弟的消息。他們中有人告訴我們，弟弟沒什么大問題，只要他承認胡風是反革命。但弟弟堅持“我不能證實，就不能隨便說別人是反革命”。他一邊提醒自己共產黨員不能說假話，一邊被人逼迫說假話，為了自己的自由，隨便去侮辱別人，就這樣整天自己和自己的思想進行著斗爭。

　　不久以后，弟弟從新康花園被轉移到香山路龔品梅神父的花園洋房里進行隔離，與原來是軍長、后來也被打成“胡風反革命分子”的彭柏山一起。真的像上帝顯靈一般，弟弟被關的那個花園正對著我媽媽家?guī)�所的窗戶，中間僅隔著一條馬路。一次，我媽媽抱著剛會說話的大外孫女透過窗戶看馬路，正好看見弟弟在那個院子里放風，媽媽激動地喊：“你看，舅舅，舅舅！”小女孩兒也跟著叫。從那以后，我們家里人常常透過那扇窗戶看弟弟。有一天，天非常冷，我看到弟弟只穿了一條米色的單褲，木頭木腦的，趕緊對媽媽說:“他可能腦子不好了�！焙髞�，張可找到看管弟弟的人，要求讓弟弟出來看病，醫(yī)生一看，果然是不對了。其實他就是自己跟自己的思想斗不過來，才得了精神病。結束隔離那天，弟弟的嘴巴已經歪了，他去抱兒子，兒子都怕他，很陌生地望著他。平時，弟弟發(fā)病起來會罵人，他兒子常常怕得逃到我家。有一回，他還跑到人民廣場，在馬路上一邊亂跑，一邊亂嚷亂鬧，張可在后面追著才把他帶回了家。他的病給家人帶來多大的痛苦，多大地影響著家人的成長和心情，旁人也許難以想像，可1980年代，他兒子聽到他要出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消息時，真的竟號啕大哭，說：“我們家又要出事了。”

　　好不容易，在我們全家人的努力求醫(yī)和呵護下，弟弟的病漸漸好轉些了。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他拿到一筆500元錢的稿費，全部交給媽媽讓她給病中的我買東西吃，補充營養(yǎng)。我清楚地記得那500元錢最后只買到三只雞，可是，那個年代的三只雞是多么珍貴的美味和心意！在不久后到來的“文革”中，弟弟作為“老運動員”又一次被隔離，從陜西南路文化廣場的一個車站坐專門下鄉(xiāng)的班車去鄉(xiāng)下，與當時搭檔唱滑稽戲的姚慕雙和周柏春、越劇小生皇帝范瑞娟和我的二姐夫楊村彬等文藝界人士在一個地方勞動。

　　有一天，外頭下著雪，結著冰，楊村彬聽到浴室里有人在洗冷水澡，推門一看，正是我弟弟——他的腦子又不正常了，說了很多胡話。工宣隊就常常到家里找王承義，對著他拍桌子、罵他，說：“你爸爸聽短波，他自己都承認了，你還不承認？”就這樣，逼孩子承認他爸爸是反革命。王承義那時才十幾歲，但還是頂住了，說：“我和爸爸媽媽住一個房間，從來沒聽他說過反革命的話，也沒聽到過他聽短波�！�

　　弟弟下鄉(xiāng)回來后，醫(yī)生繼續(xù)給他治病。慢慢地，病情好些了，但醫(yī)生說，這只是階段性的好，精神病的后遺癥是難免的。他被安排在上海市作協(xié)工作。弟弟寫的東西在“文革”時都被抄家抄走了，書柜也都被封了起來，后來，作協(xié)把他過去寫的《文心雕龍》的稿子還給了他，他很高興。

　　“文革”結束后不久，張可突發(fā)腦溢血，連續(xù)7天7夜昏迷不醒。那段日子，弟弟父子和我天天在華東醫(yī)院日夜守護張可。張可睡著的時候，弟弟就坐到病房陽臺的一個小板凳上，身體趴在一個方凳子上修改《文心雕龍》。我媽媽讓阿姨給我們送飯菜和西瓜，我們不叫，弟弟就想不到吃喝。和張可同病房的一個老太太一次忍不住問我：“你弟弟是不是傻子，怎么你們不叫他，他就不吃不喝？”其實弟弟是做學問太專注了。

　　他一生不喜歡吃、穿，和張可談朋友的時候，也不修邊幅，以至于張家人一開始都覺得他的衣服穿得太難看。張可很會做菜，他也不愛吃，也不欣賞，對出國玩什么的都沒興趣。他兒子常說他這人太乏味，沒情趣，可是講起學問來，他就立刻精神百倍。后來弟弟臥病在床，林毓生去看望他的時候，他的身體其實已經很不好了，但他還和林毓生說了許多話；
發(fā)現(xiàn)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腦部后，他每次照完X光回病房，都立刻趴到桌上改文章。

　　弟弟獲得平反后，他在地下黨文委工作時期的戰(zhàn)友、“文革”中也受了很多苦的姜椿芳請他到北京去，當時張可已經病了，我陪他一起去。兩人見面時，熱烈擁抱，都熱淚盈眶。姜椿芳一直把元化當作小弟弟，兩人的感情非常好，后來姜椿芳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的主編，弟弟是其中《中國文學卷》的主持編委，學術上兩人常常爭辯得很厲害，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們的感情。

　　我們之間不需要原諒

　　我們楚人生性比較剛烈，我爸爸的脾氣就不好，弟弟自稱比爸爸的脾氣更不好，性格不宜當官，宣傳部長也最多做兩年。他做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時候，一次，上級說要給他換大房子，他竟然拒絕說：“我下面的人住得比我還不好，要解決先給他們解決�！彼�這樣的人，讓我特別覺得不能因為私事給他抹黑。我有一間房子在“文革”時被房管局查封，后來一直沒有獲還；
因為“文革”期間挨批斗，我在康健幼兒園的一半工資當時也被擅自平分給其他教師，一直沒有獲還。弟弟的秘書聽說這些后，認為我受到的對待是很不公正的，說可以幫我去爭取公道。我勸阻了他——為了不給弟弟造成不必要的壞影響，這些本該屬于我的東西我都寧愿不要。

　　1992年，弟弟的一位朋友請我們一家?guī)�上阿姨到珠海的白藤湖避寒。那個地方剛剛開發(fā)出來，沒什么商店，也沒什么人，但風景很優(yōu)美，空氣、環(huán)境都很好，弟弟很喜歡那里，因為沒有人來打擾，他可以在那里很安心地寫作。他一輩子不喜歡管錢，從前在家里的時候，錢都交給我管，買包煙的錢都是到要買的時候才來向我要，住到白藤湖后，他還是把錢隨便地放在抽屜里。有一天，他對我說：“怎么到白藤湖來后，我的錢用得這么快？”我就對他說：“你不是老罵我像防賊一樣地把抽屜鎖出鎖進的？你整天敞開了抽屜不是讓人隨便拿？現(xiàn)在才知道錢少了吧？”經過這件事以后，弟弟每次領了錢都把錢數(shù)一數(shù)，裝到一個信封里，在信封上寫上金額，但抽屜照舊不鎖，直到去世都是這樣。

　　弟弟的精神病后來雖然好多了，但有時還是會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在白藤湖住的時候，當?shù)氐难蠖i米很硬，王承義好不容易跑到很遠的地方買了包泰國米回來，我考慮到弟弟和張可的胃不好，建議他們吃泰國米，別人還是吃洋秈米，弟弟聽了竟當場大發(fā)脾氣，說：“要吃大家一起吃，為什么要有區(qū)別？我就是不喜歡你們這個樣子！”——知道他是從精神深處主張公平，這樣的委屈我只能自己承受。

　　當?shù)赜袟l野狗弟弟也很喜歡。有一天，小狗不聽話，他對那狗發(fā)了脾氣，又過了幾天，他想跟那狗和好，去找那條狗，狗卻不理他。我就趁機和他開玩笑說：“你看你這脾氣，狗都不理你！”說罷，我們兩人哈哈大笑。

　　弟弟原本是個專心致志做學問的人，最怕一些家務瑣事。家里的煤氣壞了，請來的修理工看了一下說，很麻煩，要大修。弟弟問那該怎么辦，工人就問家里還有沒有別的管事的人。弟弟說：“沒有了，我就是管事的。”結果，兩人面對面坐了半天，工人最后實在耐不住，起身走了。其實人家就是想多要點錢，那就給錢讓快點修就是了，可他就是聽不懂人家的話。盡管家務百事不懂，弟弟對張可的愛卻是深沉的。后來張可病得不能走了，他還是上哪兒都推著她。

　　張可去世后，家事都落在了弟弟身上，他因此常來請我出主意，說我是這個世界上唯一可以和他談心的親人了。他住慶余別墅的時候，每天晚上七點半，我們都打電話互相談心。他非常關心我，常在親朋中說不放心我獨自一人，要我找個全天的保姆，出門不讓我坐公交車。我說：“我還沒老呢�！彼�就揶揄我：“你九十歲還不老，什么時候才肯承認自己老呢？”每逢春節(jié)，弟弟都會在慶余別墅他的住所隔壁專門找個房間，讓我住到那里和他一起過年。怕我一個人寂寞，他還特地叮囑我找個朋友陪我一起去住。他第一次被發(fā)現(xiàn)患有癌癥，要請醫(yī)生會診的時候，王承義擔心我承受不了，讓我不要參加，但弟弟堅持說，別人可以不參加，我和他兒子一定要參加。

　　在得知弟弟患了絕癥的消息后，我辭去了自己大半生沒有停止過的對外漢語教學工作。在我的心中，學生今后還可以繼續(xù)教，能夠和弟弟在一起的時光卻日漸珍稀，他人生最后的歲月我要陪伴他好好度過。那些日子，我每天風雨無阻，吃了早飯就上醫(yī)院，坐在病床邊用目光給他安慰，到晚上七點半他要睡覺時才離開。看著他的臉一天比一天腫，頭一天比一天大，手腫得像個饅頭一樣，我常常暗自流淚，吃不下飯，弟弟卻總是讓照顧他的護工無論如何每餐要到樓上的餐廳里至少為我點一個好菜，他自己也每天要等我叫好回家的出租車后才肯入睡。我每晚從病房回到家里都做禱告，祈求上帝減我的壽以增弟弟的壽，因為他對社會和人民比我有用得多。

　　雖然弟弟經常沖我發(fā)脾氣，事后又請我原諒，可我覺得他從風華正茂的年紀就遭遇坎坷，精神幾度陷于崩潰，卻沒有在漫長的艱苦歲月里自暴自棄，仍然執(zhí)著地埋頭鉆研，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很不容易的。作為姐姐，我以同情來理解他的情緒，告訴他：“你不用請我原諒，我們之間不需要談什么原諒。不對我發(fā)脾氣，你還能對誰發(fā)？”弟弟人生最后的階段沒有受太多我們想象中可能面臨的痛苦，是我唯一的安慰。

　　弟弟剛去世的那段日子，每到晚上七點半，我就特別難過。弟弟的電話再也不會響起，可88年的歲月里，我們共同走過人生的風風雨雨，對于他點點滴滴的回憶都留在我的心中，永遠不會忘記。他是我一生最大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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