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通過網(wǎng)絡看到高全喜在臺灣《思想》雜志二零零六年第三期上發(fā)表的〈文化政治與現(xiàn)代性問題之真?zhèn)巍嬖u張旭東的《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高文中肯地批評張著以文化化約政治和經(jīng)濟，以至于完全忽視甚至遮蔽中國現(xiàn)代性的最根本的問題，即建立民主憲政制度的問題。高文對中國與德國在各自的現(xiàn)代化進程中所顯示的相似性也有敏銳的觀察：由于經(jīng)濟、政治方面的條件，近二百年來，中國和德國都是不得已被裹挾進以英美為代表的現(xiàn)代性浪潮，并不斷在這一普遍化、全球化的進程中努力尋求并保持自己文化的主體性和獨立性、自己民族的精神與風范。

　　盡管張旭東也看到了這一點，但正如高全喜所暗示的，囿于其德國文化情結，張旭東只講了“德國故事”的前一半，即德國思想家們（無論左派右派）對“西方普遍性話語的歷史批判”和對德國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捍衛(wèi)與發(fā)揚，而避開了“德國故事”的后一半，即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之后德國知識分子吸取歷史教訓，努力通過民主憲政來爭取德國的政治新生。

　　在這里，我僅想為高文提出但并未展開的命題做一個腳注，將極權制度下德國的三十年代與中國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略作比較，并從二戰(zhàn)后德國社會對納粹時代逐步的悔過和反思看一看我們可以如何以德國為鑒，在對文革災難的自審和自醒中克服扭曲的人性，得到道德的新生。

　　中國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與德國納粹政治的相似，其實在六十年代就已經(jīng)被一些了解德國情況的中國人所察覺。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一批現(xiàn)當代外國作品，包括哲學、歷史、社會科學、文學等領域的著作，被譯成中文，在大陸“內部發(fā)行” （即僅供中共高干層閱讀）。到了文革期間，這些譯作流傳民間，俗稱灰皮書和黃皮書，其中流傳最廣、最有影響的譯作之一就是威廉•夏伊勒所著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不少讀者為此書所震撼，就是因為他們在夏伊勒筆下的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革命中看到了自身經(jīng)歷的影子。他們所看到的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不愿意承認、但最終又確信無疑的“極左”和“極右”之間的相似。

　　粗略看來，中國六十年代與德國三十年代的共性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兩者都是精神統(tǒng)治登峰造極、官方意識形態(tài)壓倒一切、控制整個社會的時代。然而，“統(tǒng)治”、“控制”之類的說法很容易引起誤解，因為，與一般意義上的專制不同，在強權高壓之外，以各種文化手段發(fā)動群眾、宣傳群眾、教育群眾（包括口徑完全一致的各種媒體、頻繁的群眾集會和首長講話等），進而導致大規(guī)模的群眾運動及其理想主義的狂熱是三十年代德國和六十年代中國政治的獨特之處，它更接近原教旨宗教的虔誠與狂熱，而有別于三十年代斯大林官僚、警察體制統(tǒng)治下的蘇聯(lián)。這種思想控制是極權主義的思想控制：如果強權專制多半是讓人由于懼怕而馴服、順從的話，那么極權的控制同時還要依靠有洗腦功能的“靈魂深處鬧革命”，以至于迫害人的人可以真誠地相信自己是在為了一個無限崇高的事業(yè)而奮斗，在通往這個理想目標的道路上理所當然要清除一切障礙，“掃除一切害人蟲”（毛澤東語）。正是這種極權主義的教育和思想控制，造就了那些在“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和“紅八月”之類的群眾運動中以革命的名義行暴的熱血青年。這樣的極權統(tǒng)治必然仇視個性和任何意義上的自由思想：它推崇“人民”以否定作為個體意義上的人的存在，結果，納粹德國和文革時期的中國造就了盲從、狂熱的群眾，毀滅了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個人。

　　在希特勒的德國，“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人民纔是一切”，類似的口號在六十年代的中國不是也叫得極為響亮嗎？中國的“統(tǒng)一意志，統(tǒng)一思想，統(tǒng)一指揮，統(tǒng)一行動”和法西斯式的萬人同步又有多少區(qū)別呢？無獨有偶，兩時兩地的群眾狂熱都曾以領袖崇拜的形式出現(xiàn)（我們只需回想一下那個數(shù)十萬、上百萬人一齊向前上方伸出右臂或一齊揮動“紅寶書”高呼萬歲的群眾場面），而且，這種崇拜的確顯示了領袖的思想對全黨、全民的絕對統(tǒng)治。納粹和文革時期對思想控制之嚴密和對自由思想扼殺之成功在人類歷史上是罕見的，它徹底到使人或者以自由為敵，或者根本感覺不到被控制、不自由，甚至相信只有在自己所經(jīng)歷的專政體制（不管是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還是中國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統(tǒng)治之下纔有真正的大民主。

　　其次，德國和中國的群眾運動都是從黨的領導（尤其是黨的領袖）制造敵情、激發(fā)群眾的種族或階級仇恨開始，將社會的一部分成員妖魔化，從而對他們實行大規(guī)模迫害甚至殺戮的。在希特勒的德國，猶太民族首先成了打擊對象：根據(jù)納粹的宣傳，猶太人貪婪、狡詰，是劣等人種，他們不僅正在敗壞優(yōu)等種族雅利安人的血統(tǒng)、精神和文化，而且已經(jīng)開始控制世界金融，以實現(xiàn)其征服世界的野心。在六十年代的中國，所謂“階級敵人”在地、富、反、壞、右、資本家之上又加了文教界的“資產(chǎn)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根據(jù)“九評”和四清、文革中的一系列綱領性文件的說法，這些黨內黨外的階級敵人串通一氣，并與國外的“帝、修、反”相勾結，試圖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結果會使紅色江山改變顏色，使千百萬人頭落地。不管是德國的所謂“劣等人種”，還是中國的所謂“階級敵人”，這些人都首先被描述成將給社會帶來深重災難的罪惡勢力，在形象上被丑化成令人憎惡的魑魅魍魎，并冠之以“猶太豬”、“牛鬼蛇神”之類的惡名。他們不僅被敵視，而且被非人化了，以至于憤怒的群眾不再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同類，可以任意處置。

　　再進一步說，種族和階級雖是不同的概念，但納粹德國的種族滅絕和中國的階級斗爭，無論在觀念上還是在具體實施上，卻都有相通之處。比如說，為納粹所推崇的血統(tǒng)論在文革初期的中國也曾猖獗一時：一九六六年夏天廣為流傳的對聯(lián)“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明確地顯示了早期紅衛(wèi)兵（俗稱“老兵”）作為“自來紅”的優(yōu)越感以及他們對那些出身“黑五類”家庭的同學的蔑視。出身“紅五類”的不僅不許那些異類加入紅衛(wèi)兵組織，而且稱他們?yōu)椤肮丰套印�，甚至對他們掄起了帶銅頭的軍用皮帶。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北京大興慘案和一九六七年秋天的湖南道縣慘案中，四、五千無辜的人僅僅因為“成份不好”而被殺害；
在道縣，有117戶人家被滿門抄斬，連老人和嬰兒都沒有放過，只因為他們的血管里流著“黑五類”的血。盡管官方在媒體上從未公開支持過這幅對聯(lián)，而只是為當時熱衷于將對聯(lián)意識付諸實踐的“革命小將”叫好，但其階級路線（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xiàn)）及其具體實施（比如，家庭出身要查三代，一般只有所謂“根紅苗正”者可進入要害部門工作，而且如果他們想和“黑五類”結婚，黨組織都要出面“做工作”干涉的）恰恰就是文革初期流行的血統(tǒng)意識的淵源所在。

　　其實，納粹思想意識形態(tài)并非只講種族、血統(tǒng)而不講階級�！凹{粹”本來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縮寫，這一政黨的綱領包括反對資產(chǎn)階級和資本主義，而猶太人則被看作資產(chǎn)階級，尤其是金融資產(chǎn)階級的代表，其“劣根性”具有種族和階級雙重屬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納粹的種族理論得到了較為徹底的清算，而其階級理論卻被淡化，甚至遮蔽了。為什么在去納粹化的過程中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傊�，無論是種族主義、血統(tǒng)論，還是階級斗爭學說，其要害說到底都在于否認人之為人的基本認同這一價值底線，否認人類一體理念的正當性，將共同體的人強行割裂為不共戴天、勢不兩立，不可共存的敵我兩類。一旦當政者將這類意識形態(tài)納入政策軌道，付諸實踐，便會導致國家犯罪，造成像納粹德國和中國文革時期那樣慘烈的大迫害。

　　二戰(zhàn)結束后，納粹德國主要戰(zhàn)犯的罪行在國際社會的干預和監(jiān)督之下逐步得到清算，但是，為什么在一九三三年以后的十二年里，德意志民族會落入納粹政治的陷阱，多數(shù)人成了希特勒的追隨者和崇拜者，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那場空前的人性災難，這個問題卻是要每一個德國人自己回答的問題。

　　在戰(zhàn)后十幾二十年中，沉默、否認、推卸罪責、以及有意無意地夸張戰(zhàn)時德國人對納粹政治的抵制，這在德國民眾中是普遍現(xiàn)象。但是，由于戰(zhàn)后的聯(lián)邦德國恢復了民主憲政，有了自由言論的空間，還是有不少人，尤其是一批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去納粹化的進程中能夠暢所欲言，一再提出民族悔罪和復興德國古典人道主義和啟蒙主義的問題。就拿卡爾•雅斯貝爾斯來說吧，這位被阿倫特稱為“世界公民”、有深厚的心理學背景的哲學家在戰(zhàn)后發(fā)表了《德國罪感問題》、《哲學回憶錄》等一系列著作，從理性主義、人道主義、普世主義的角度深刻檢討納粹政治的心理因素及德國人作為民族和個人的罪感問題。

　　雅斯貝爾斯看到了反思極權政治的迫切性，同時又看到，對卷入納粹政治的一代人來說，這種反思是很艱難的。雅斯貝爾斯特別強調教育的重要性，把重建大學（包括教職人員的去納粹化）、培養(yǎng)新一代的國民與清算極權的影響、促成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新生密切聯(lián)系起來。這就是為什么作為新任海德堡大學校長的雅斯貝爾斯，在發(fā)表《德國罪感問題》的同一年，又寫了《大學的理念》一書，闡述他對大學目的與責任的看法。盡管德國人對納粹時代的反思起步艱難，但由于有民主體制對言論的保護，像雅斯貝爾斯這樣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可以自由地發(fā)表自己的觀點，這種正義的聲音不僅使人們不能輕易忘記過去，而且促使德國政府和社會在戰(zhàn)后的新一代趨于成熟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終于能夠直面歷史，對納粹極權的罪惡作出真誠的悔悟和譴責。一九七九年系列片《大屠殺》問世，并引起強烈反響，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盡管文革時期中國對人性的摧殘與納粹德國有許多相似之處，文革后中國社會對極權時代人性災難的反思與戰(zhàn)后德國相比，不僅有很大差距，而且近年來竟呈倒退趨勢。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去世后，中共中央高層領導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就開始動手清除中央內部的文革派，尤其是最忠實于毛澤東文革思想體系、在全國早已臭名昭著的“四人幫”。十年災難就此結束，這無疑是歷史的進步。在以后的幾年中，鄧小平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以現(xiàn)實主義、經(jīng)驗主義挑戰(zhàn)毛澤東的文革意識形態(tài)和華國峰所堅持的類似原教旨主義的“兩個凡是”方針；
在胡耀幫的主持下，大部分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國家公職人員的名譽得到恢復；
同時，官方還在一定程度上對來自民間的“傷痕文學”和理論界對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和異化理論的討論予以寬容。就當時中國的政治條件來看，這應該說是中國人反思文革的一個良好的開端。但是，由于黨為了保住手中的權力，不允許國家有健全的民主體制及隨之而來的言論自由，對文革的批評只能在官方控制之下進行。從黨的利益出發(fā)，鄧小平對這個問題看得很清楚：作為一場延續(xù)了十年的浩劫，文革必須否定，否則黨的領導將失去合法性；
但深入反思、徹底清算文革的問題又將有損黨的威信，甚至對黨的統(tǒng)治的合法性造成嚴重威脅。這就是為什么中共中央正式否定文革的結論“宜粗不宜細”，毛澤東思想被稱作為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但卻不能包括毛澤東本人最看重的文革理論（即“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類似的矛盾之處在那篇里程碑式的文件（即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比比皆是。正是由于黨對權力的憂慮，即便在政治氣候相對溫和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大陸還是會有不斷的“春寒”，對文革的批評稍嚴厲一點（如仍屬“傷痕文學”的電影《苦戀》），就會被扣上“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或“精神污染”的帽子受到批判。一九八九年的槍聲宣告了政治解凍的結束，從此文革研究在大陸也就成了禁區(qū)，觀點尖銳的研究著作和詳實的文獻資料只能在香港或國外發(fā)表。

　　在文革問題上我們所面臨的忘卻的歷史和扭曲的記憶絕不僅僅是一個歷史的問題，而是一個緊迫的現(xiàn)實問題：記憶過去，正是為了當下和未來。如果在經(jīng)歷了如此深重的人性災難之后，我們仍然看不到每一個個人僅僅作為人就應有的不可侵犯的尊嚴和權利，仍然看不到任何人在某種意識形態(tài)的感召、影響下都可以崇高的名義行暴、犯罪，那么，僅僅放棄具體的文革意識形態(tài)、政策和行為，遠遠不能清除文革這種形式所代表的本質的惡。在階級斗爭偃旗息鼓后，民族主義（或所謂的“愛國主義”）成為新的專制國家主義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大國論和強國主義再次吸引了一些中國知識分子，而這些知識分子當中就有特別反感文革反思和文革批判的。他們有的采取一種特別的話語策略，那就是用講述二戰(zhàn)前的德國故事來兜售“有中國特色”的國家主義政治和引導“如何做中國人”。正如高全喜所說，問題不在于如何做中國人，真正的問題是，在什么政治制度下做中國人。在回避文革反思的同時，真正的做中國人的問題被刻意替換掉了。

　　在中國講述德國，無論是國家/民族社會主義的極權德國，還是極權以后悔罪中的德國，都是一種敘述，一個故事。戰(zhàn)前戰(zhàn)后的兩個“德國故事”中都有德國知識分子扮演的角色。這兩個故事前后相連,少了任何一半，德國知識分子介入德國政治的故事便不再完整。

戰(zhàn)前戰(zhàn)后的兩個“德國故事”都可以成為中國的一面鏡子，是否完整地講述德國故事卻能照出兩種完全不同的中國影像。如果我們只講述前半個德國故事，那么看到的將是如何走一條具有德國或中國特色的強國之道。如果我們前后相連地講述整個德國故事，那么就能看到，這條強國之道是必須付出高昂的人道和道德代價的。即使許多曾經(jīng)為這條強國之道所吸引過的人，在經(jīng)歷了極權災難之后，也都不再把它視為一條幸福之道。

　　因此，我們不妨把“德國故事”當寓言來讀：它可以是政治文化意義上的一面風月鑒。

　　[此文原為臺灣《思想》雜志而作，但最終并未被此刊接受，故尚未發(f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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