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已過百歲的張學良還常常大談西安事變，人們通常都會想到一個問題：為什么蔣介石殺了楊虎城，卻沒有殺掉張學良？如果我們注意到蔣50年代初講過的話，即“他還不悔過？他是國家的罪人，國家到今天都是他弄的，他早該死了，多少人要殺他他知道不？”[1]應該不難了解蔣內心中對張學良痛恨到何種程度。聯(lián)想到楊虎城一家大小統(tǒng)統(tǒng)殺，而張不僅活了下來，如今還以見證人的身份大講西安事變，也實在是個奇跡。

　　人們常說，無毒不丈夫。那意思是說，凡要想成為大政治家，就必須能夠做到六親不認。以此為標準，蔣介石之不能成大業(yè)，大概是命中注定的。因為他照樣也會為“情”字所累。過去只知道，蔣一向對親情抹不開情面，比如對夫人宋美齡以及對姻親之宋家、孔家；
有時亦常常會對自己的學生抹不開情面，比如對那些始終效忠于他的黃埔學生，包括那些曾經(jīng)動搖過的學生。如今卻發(fā)覺他對友情也有些抹不開情面，比如對張學良。只因張在國家統(tǒng)一及平定內亂等問題上幫過他的忙，兩個人換過帖子，于是蔣介石明明知道張學良有“通共”的事實也視而不見，直至釀成西安事變也未見其能完全拋棄舊情。

　　蔣介石把張“通共”情報束之高閣

　　還在1936年1月，張學良就已經(jīng)在陜北六十七軍軍部所在地洛川秘密會見了中共情報機關的負責人李克農(nóng)。從那時起，張學良就與陜北的中共中央建立起了密切的聯(lián)系。目前已知保存在北京中共中央檔案館里雙方通過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和紅一方面軍前線總指揮彭德懷的來往電報，就有十幾份。而李克農(nóng)更是根據(jù)毛澤東等人的指令，來往于洛川和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之間三次之多。正是由于有了這種頻繁的接洽，雙方開始有了互信。進而也就有了4月9日夜與5月12日夜間張學良與周恩來兩次延安秘密會談。事實上，從5月以后，張學良已經(jīng)與中共秘密結盟了。

　　堂堂西北剿總代總司令，頻繁往來于西安與洛川之間，甚至兩度深入處于紅軍威脅之下的延安城，與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會談，竟然能夠瞞過蔣介石的耳目，這多少有點令人匪夷所思。這個時候，國民黨特務組織及其以政訓人員名義監(jiān)督東北軍將領的南京方面的耳目早已深入東北軍中，張學良再小心，一次次的會談，接連不斷的人員來往和電報往還，終究要露出馬腳。何況，中共還有專門代表和聯(lián)絡人員常駐洛川或西安，要想完全對南京保密，實不可能。而頗為奇怪的是，一直到西安事變發(fā)生，蔣介石對張學良都很少懷疑。是蔣真的不了解張學良暗中“通共”的行為嗎？

　　就國民黨而言，凡有“通共”行為者，一經(jīng)發(fā)現(xiàn)，通常處罰極嚴，罪可殺頭。不過，這也只是針對一般人員來說的，對一些地方長官或高級將領則經(jīng)常是網(wǎng)開一面。這是因為，這個時候的國民黨軍隊相當部分還是由各地軍閥武裝改編拼湊來的，蔣介石對多數(shù)地方軍閥缺少有效的管轄權，不得不較多地依靠籠絡地方軍閥才能在形式上將其軍隊歸入自己麾下。因此，即使發(fā)現(xiàn)一些地方軍閥為保存實力，被迫暗中與中共有過交涉甚或妥協(xié)，蔣往往也只是旁敲側擊，不好過于認真。而對于張學良，蔣的態(tài)度就更特殊一些了。因為自從張學良易幟以來，蔣介石借助于張?zhí)庮H多，張學良對蔣一向也十分敬服，雙方私交較好。正是這種情況，使蔣在發(fā)現(xiàn)張學良有“通共”嫌疑后難下決斷，甚至干脆就不大相信。

　　過去長期以為蔣對張暗通中共的情況并不了解。臺北大溪檔案（即蔣中正檔案）公開后，人們才發(fā)覺，原來早在張學良與李克農(nóng)第二次洛川會談之后蔣就已經(jīng)得到消息了。據(jù)大溪檔案所存當年戴笠上報蔣介石的一份報告記載，還在3月5日張學良與李克農(nóng)再度秘密會談的當天，駐洛川的六十七軍副官處副官、復興社分子劉宗漢就將李克農(nóng)來洛情況及達成的協(xié)議內容密報了戴笠。報告除對張學良兩次見李的情況似不大了解之外，其他內容十分詳盡，對照相關的中共檔案，可知所說十分準確。內稱：“現(xiàn)在陜北之匪已大部竄山西中陽、石樓、濕（縣）等縣，張學良氏有與匪合作消息。1、六十七軍前三日曾接匪電令購大批書報。2、匪中央曾派來偽外交部部長李克農(nóng)來洛川與王軍長協(xié)立多項口頭協(xié)定，宗漢竊視偽李部長發(fā)與匪中央之電，內云‘略有協(xié)定，彼此不相攻打，采買給養(yǎng)可隨意，但我軍（匪自稱）可著便服，以掩外人耳目。大體須俟張來后，始決定’等語。3、該偽部長李克農(nóng)于本（五）日回偽中央部，攜去大批文電與地圖。4、此次匪與張部之接近談判，系壹零柒師陸壹玖團被俘團長高福源所為。5、李匪皖人，目力不佳，談鋒極健，對外界活動力頗強，常有函致滬平兩地學校，其來洛川已三次矣。6、現(xiàn)六十七軍一般人對剿匪頗黯淡，處處表示一種反領袖與中央之意態(tài)。”[2]

　　戴笠得此報告“除急電飭西北工作人員嚴密偵查，隨時報告外”，馬上向蔣做了報告。戴的報告同時還“附呈六十七軍張貼之赤匪宣傳品一紙”，內容是“鉛印新聞紙單面《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chǎn)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在洛川軍部附近公開張貼“八一宣言”，亦可見當時紅軍對東北軍工作之深入。然而，對如此重要的情報，蔣介石竟不予重視，報告原件未做任何批復即被存檔了事。

　　張學良對蔣百依百順長于演戲

　　有關張學良秘密與中共會面之事，這時已不只是被東北軍內部復興社分子偵知，閻錫山也早就得到了消息。3月29日，即紅軍東征山西一個多月之后，據(jù)徐永昌當天日記記載：“晚八時張汗卿來電云擬助晉剿匪，如以來晉為妥者，可否上風陵渡過河云云。閻先生大怒，以為必無好意，且悔恨運城之部不該北調。（趙）星如謂共匪渡河決為張主使。閻先生亦言曾聞之郭增愷（楊虎臣親信），張汗卿去冬某日在陜北與毛彭約晤等等，舉室惶擾�！盵3]所謂張與毛彭約晤，自然不是事實，但閻錫山在這里所講的“去冬”指的是陰歷，1936年陰歷年為1月24日，估計閻錫山這里所提到的其實應當是張學良與李克農(nóng)1月20日第一次在陜北洛川的會談，只是中間人大概也是聽聞，不清楚中共方面來的什么人罷了。但楊虎城的人既然都已經(jīng)探得消息，并廣為傳播，可知張學良暗通中共的情況在當時就不是什么秘密。

　　地方軍閥為保存實力而暗中與紅軍妥協(xié)，對此無論蔣介石，還是閻錫山都是見慣不驚。蔣對張學良，就更是睜一眼閉一眼，裝作不知。一切只以軍令行之，并且還要靠曉以道理。如紅軍東征受挫，正迅速回撤陜北，開始回渡黃河之際，眼見張學良按兵不動，蔣之批評也重在苦口婆心。電謂：“兄與虎城猶互相推諉，彼此觀望，不敢前進，未知革命究為何事，國家養(yǎng)兵之多，人民痛苦之深，而對區(qū)區(qū)殘匪保持實力不敢前進，吾人何以為人表率。以理論之，東北軍在陜省多過楊部數(shù)倍，而楊軍之力有限，如責其能保持宜川及其以南地區(qū)，于心已足，再欲其前進，不但其心不愿，而對此計劃與命令必不誠服也。中以為延長延川任務只有東北軍獨立負責收復，表示不推諉、不避難之革命精神，否則不但陜省軍事無了期，而國亦必亡。何以示眾，何以對人言，念陜省匪情與軍事不禁心裂矣。茲再展半月之期限，兄負責收復延長延川勿得再誤。”[4]

　　就張學良而言，他一面與中共秘密聯(lián)絡，暗商聯(lián)合蘇聯(lián)，共舉西北抗日義旗，一面卻也對蔣繼續(xù)表現(xiàn)出忠心不貳的樣子，一切唯命是從。像對蔣上述電報，張也是一一貫徹落實。包括在5月12日與周恩來第二次延安會談時，他都要特別將蔣之命令提出，要求紅軍盡量予以配合，使他能演好自己的角色。故雙方這次會談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商量讓東北軍依據(jù)蔣令按時進占延川等地的具體安排。對此，考慮到當時紅軍已經(jīng)回渡，東北軍進占黃河西岸，正好可以在紅軍回撤的背后筑起一道防波堤，以防蔣閻兩軍乘勢大舉跟進陜北，故周恩來也很痛快地予以同意。等到蔣介石意識到這種形勢，估計紅軍可能轉而向西，力求在甘北和寧夏有所發(fā)展時，其命令自然又有改變。他于是要求張學良“以現(xiàn)在陜甘寧兵力制成整個計劃”，確保不讓紅軍向甘北寧夏轉進，以利晉西追剿部隊渡河進剿。對此，張學良也照樣做出計劃，一面陸續(xù)將東北軍主力西調去甘北防守，一面繼續(xù)要求中共配合其演戲。而中共方面也處處牽就，盡量提供方便。

　　自然，雙方也有利益沖突的情況。比如6月間蔣嚴令東北軍配合晉西渡河之中央軍向瓦窯堡方向夾擊。張照舊依照蔣令執(zhí)行，并通知紅軍盡速撤離。不料因紅軍撤退不及，而東北軍進度較快，雙方連續(xù)出現(xiàn)幾次交火，互有傷亡。但對此張并不在意，反而相信這樣更加逼真。類似的情況其實在以后也不斷出現(xiàn)。而這次始料未及的是，東北軍一0七師因急于邀功，尚未進占瓦窯堡即發(fā)捷報，紅軍偏偏又因物資搬運不及不讓東北軍進城。雙方好不容易答成默契，紅軍于是一面加緊搬運物資，一面集中兵力去防堵東北方向的中央軍。不想，原先蜷縮在北面石灣鎮(zhèn)不敢出頭的國民黨高雙成部誤聽捷報出來想揀些便宜，竟意外發(fā)現(xiàn)瓦窯堡是座空城，乘勢便占了去。等到紅軍回頭時已無能為力，弄得一0七師師長劉翰東一度都十分不滿。

　　蔣的基本策略是“清君側”

　　中共在西北日漸活躍，并深入東北軍、十七路軍，對此蔣也是心知肚明。問題是蔣這時要面對的內部威脅甚多，廣東的陳濟棠、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劉湘、河北的宋哲元、山東的韓復榘，都存在異動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知道西北情形復雜，蔣也斷不能輕舉妄動，反而要盡力籠絡以免為其他反蔣派所乘。何況蔣、張還有些私交。當然，這并不等于蔣會對任何暗通中共之事聽之任之。蔣的策略是“清君側”，發(fā)現(xiàn)一例清除一例，絕不手軟。同時亦不做出絲毫不懷疑主事之人的樣子來，以此來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

　　還在張學良與中共密商如何進占延川等地的幾乎同時，蔣介石其實就得到了關于西北不穩(wěn)的密報。只是當時這個消息主要是沖著楊虎城去的。據(jù)西北“剿總”參謀長晏道剛密報稱：“西北情形極為復雜，共匪、漢奸、野心軍人彼此勾結利用，乘機圖逞，此時若不清理，一旦有事將必敗壞大局。職于今昨兩日，督飭特務人員，破獲西安之共匪偽省府，捕獲要犯二十七人，并抄出反動刊物甚多，均系力詆中央，反對剿匪。獲犯中以教育界人最多，陜省教育極為不良，而綏靖公署所屬部隊之內，潛伏共黨及漢奸甚多，恐為將來之害。而其中為楊謀主者，為全國經(jīng)濟委員會所派之西北專員郭增愷，蒙蔽虎城陰結漢奸共匪，以為大局變動時個人勢力發(fā)展。最近抄獲《活路》之反動刊物，力詆中央，煽惑東北軍聯(lián)共抗日，即在綏署參謀處印刷。擬懇請鈞座飭委會將郭增愷調開，如罷免，必須限制其不來西北。”[5]

　　已知《活路》編印，主謀乃東北籍激進分子，并非楊虎城部所為，更與郭增愷無甚關連。但《活路》對東北軍煽惑甚力，此種行為非加遏止不行。雖明知郭為楊虎城的座上客，蔣還是當即批復：“郭增愷應即在陜直接逮捕解京可也。”郭很快就被捕并送往南京去了。事實上，郭被解京之后，經(jīng)戴笠反復訊問，結果絲毫通共的證據(jù)也查不出來。

　　有關張學良或東北軍“通共”的問題，在蔣處置兩廣事變過程中，就又有新的情報出現(xiàn)。當時，中央檢查新聞處處長賀衷寒的報告送來，所述東北軍內部情形更讓蔣擔心不已。報告說：“據(jù)西北政訓分處科長周保黎面報稱，長安軍官訓練團自王以哲軍長主辦以來，以聯(lián)俄容共相號召，對稱呼總理及委員長均不立正而規(guī)定稱呼副司令則應立正。又行營少將參議張翼即前江西匪區(qū)逃出投誠之師長，現(xiàn)亦在該團工作。其言論頗多荒謬�！盵6]如果說，過去有關張學良或東北軍有“通共”行為的情報，真假不清，且鑒于東北軍戰(zhàn)力較弱，可以想象其主要是出于避戰(zhàn)之目的，如今在東北軍軍官訓練團中公然有“以聯(lián)俄容共相號召”者，自然遠較一般“通共”更為可怕。蔣對此自然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于是便有8月29日所謂艷晚事件的發(fā)生。省黨部便衣隊奉命秘密逮捕了在東北軍中頗有影響力的有中共嫌疑的宋黎等人，其意圖十分明顯。讓蔣意料不到的是，張學良竟然懷疑南京對東北軍意圖不軌，當即抄了省黨部，把人搶了回來。最后，蔣依舊做此表面文章，以平息張之不滿。而張也做個樣子，把蔣點了名的嫌犯送往軍法處訊問。蔣不愿得罪張之心態(tài)，極為明顯。

　　張一句不愿剿匪讓蔣心驚肉跳

　　蔣不想得罪張，自然有各種考慮，但關鍵還是對張有一種基本的信任感。也正因為從內心里信任張，一旦得知張有個風吹草動，蔣就顯得六神無主，有些不知所措。

　　9月19日，賀衷寒報告稱：“最近盛傳張氏漸有希圖與舊東北軍勢力為中心，后方與新疆省聯(lián)絡，單獨在西北方面樹立親俄政權之意義。”[7]20日，陳誠又報稱：張學良囑馮庸轉達如下意見：“東北軍自南來豫鄂、西開陜甘剿匪以來，損失甚重，迄未得到中央補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余（漢卿）每次晉謁委座時則蒙概允接濟補充，迨回防后除電令申斥外，毫無補充之事實，故將校兵士均感苦戰(zhàn)無功，將來勢必由損失而漸消滅，不能不抱抗日求生之心。近曾親赴前言視察，遍詢官兵，深感不抗日無以維軍心，且將釀成巨變，故余殊覺痛心，決意統(tǒng)率所部，抗日圖存。此種苦衷，不求人諒，成敗利鈍，所不計也。如其剿匪損失，不如抗日覆沒，外傳種種，不能動搖我心。況余自贊助統(tǒng)一后，無一事不服從領袖，無一事不效忠委座。深（仇）不能報，奇恥不能雪，年復一年，隱痛日深，今之出此，不得已也。請將余之苦衷，代達辭修兄為盼”。馮庸并且說，張已將力主抗日且有成績者邀集來陜，準備實行抗日，預定先出綏遠。陳誠對此深信不疑，故而告誡蔣說：“漢卿此舉，比兩廣之抗日，尤為嚴重。鈞座如認為抗日時機已至，則明白領導之。如認為尚非其時，則須力阻之，決不可聽之而處于被動，使整個國家陷于萬劫不復也�！盵8]

　　這一連串情報不能不令蔣介石備感惶惑。以蔣對張學良之了解，他無論如何不相信張會魯莽行事至如此程度。剛一接到陳誠電，他就立即復電表示懷疑，稱“皓亥電悉。馮庸之言多不可靠，此事亦不便函電明問漢卿，望弟即飛西安問漢卿對馮庸有否托其轉告之事。如果有此事，則漢能與弟面談也�！盵9]

　　但是，有了上述這么多的各方情報之后，蔣又不可能不對西北局勢感到嚴重擔心。給陳誠的復電電報剛剛發(fā)出，蔣左思右想放心不下，決定還是直接詢問張學良為好。于是他又急忙給西北剿總的參謀長晏道剛去電，要他轉詢張學良：“兄托馮庸轉告辭修之言，其詞意離奇云，未知究說何言，為何托馮庸轉達，請詳告為盼。”[10]

　　晏道剛身為西北剿總參謀長，與張共事已久，張卻從未向其表露過任何蛛絲馬跡，要他當面去問張，張能否直吐胸臆，似無把握。故給晏道剛的電報發(fā)出后，蔣馬上想到了陜西省主席邵力子，希望能從他那里得到一些消息。他為此又立即電告邵稱：“辭修電稱漢卿兄托馮庸轉告辭修有決意統(tǒng)率所部抗日圖存，與其剿匪損失，不如抗日復沒。況余自贊助統(tǒng)一后無一事不服從領袖，深恩不能報，奇恥不能雪，年復一年，隱痛日深。今之出此，非得已也等語。其辭意甚離奇，請從旁考察或婉詢其詳�！盵11]

　　半天之內，一連發(fā)出三封電報詢問此事，足以見蔣得此消息后燥動不安之程度。這一晚上自然是輾轉反側。想了一夜，蔣介石還是覺得晏道剛、邵力子未必能夠了解清楚，因此第二天早上又給陳誠發(fā)去一電，要陳務必緊急動身去西安當面詢問張學良。電稱：“馮庸之言請詳詢其漢卿兄何日何地與其談及此言，希即詳告，弟應急飛西安并準備暫駐為要�！盵12]

　　當天上午，蔣苦苦思索，總覺得張學良還不至于此。因此，電報發(fā)出不久，他又一次致電陳誠，要陳不要過于輕信，以致對張過多懷疑。電稱：“再四研究馮庸之言實不可靠，以其人平時本甚夸妄，而又非漢卿信任之人，何以托其轉達如此要言，望注意。但弟必須速赴西安視察為要。”[13]

　　9月22日，蔣介石終于得到了張學良的來電。張電對所謂馮庸托言一事做了“澄清”。強調轉語實因“良不善辭令”，“出言既以率直”，又“經(jīng)馮轉語他人”，以至“不無輕重失真之處”。他的本意是說：“欲救亡必須抗日，欲抗日必須全國力量之集中。良此時在鈞座指揮下盡剿匪之職責，尤愿早日在鈞座領導下為抗日之犧牲。惟冀鈞座于國防會議內確定整個計劃，實行抗日，良決負弩前驅，惟命是從。”至于他“為領導部下鏟除共逆計，尤不能不以明示抗日為鎮(zhèn)壓紛岐統(tǒng)一意志之策略”的“區(qū)區(qū)之苦衷”，還望鈞座“垂察”。[14]

　　蔣介石至此總算是心里的一塊石頭落了地。他次日把張學良的電報轉發(fā)給陳誠以供參考，24日復電張稱：“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以后請勿與之言。中一聞而知馮之言為夸妄，而不知馮之素性者以為其言之鑿鑿，不能無疑也。好在中直問而兄亦明答，彼此始終肝膽相照，事事開誠直道則讒間之言誤會之事，皆無從生矣。并對所部嚴戒其慎行。謹言勿中奸計為盼。”[15]

　　事變中張對蔣的態(tài)度救了張的命

　　由上面披露的種種檔案資料不難看出，蔣在西安事變之前，固然有對張倚賴的一面，但也有對張的忠誠較為自信的一面。雖有多種情報顯示張及東北軍可能有“通共”行為，蔣始終不予采信。結果，當馮庸之言一出，蔣竟如此吃驚，以致坐臥不安，輾轉反側，夜不能寐，左思右想，反復去電探詢情況。好在張學良及時改口，蔣的猜度得到證實，于是一切才又恢復原狀。殊不知，馮庸所言實非杜撰。張之改口，實因8月底和9月上中旬這段時間里中共政策有了重要的改變，即由原先主張“抗日反蔣”轉向主張通過“逼蔣”實現(xiàn)“聯(lián)蔣抗日”。原定聯(lián)合紅軍于九十月間占領蘭州，打通蘇聯(lián)，出兵綏遠，以發(fā)動西北大聯(lián)合的計劃也因此而中止。[16]而張學良在通過馮庸向陳誠放風表示打算出兵綏遠時，他尚不了解中共中央的新的決定。直到9月上旬聯(lián)絡人員從陜北帶出中共中央新起草的《中國共產(chǎn)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經(jīng)劉鼎轉交給張學良，張才得知這一新的形勢變化。于是，我們看到，就在陳誠從馮庸那里得到張學良激烈表示的幾乎同時，劉鼎有一封電報給中共中央，稱張學良“對那個極表贊成，并愿進京面蔣，力主和平統(tǒng)一，結力抗日，請為蔣使，冒險說和�！盵17]這也就是說，張學良這時才確切地了解到中共中央的新決定，轉而表示積極響應。張之態(tài)度前后劇變，實有此幕后原因。

　　當然，蔣介石是不可能了解到張學良與中共關系的這一內幕的。他甚至根本就不信張學良會真心向共。一個月之后，蔣介石在與徐永昌的談話當中仍舊清楚地表現(xiàn)出他對張的這種信任。他明確表示：“東北軍通共已為不可掩事實，在張汗卿指揮下尚不至為國家害，否則不堪想�！盵18]這也就是為什么，當12月初張學良飛赴洛陽諫蔣并說明東北軍軍心不穩(wěn)后，蔣介石居然毫不懷疑自己的強硬態(tài)度會使張走投無路，并且明知此時前往西安可能有些風險，他卻依然相信有張學良在問題不大，以至貿(mào)然飛往西安以圖“鎮(zhèn)懾”。到了西安后，明明在張學良的地盤上，他依舊頤指氣使，盛氣凌人，甚至揚言鎮(zhèn)壓抗日學生，結果是作繭自縛，把張逼上了梁山。

　　不過，張也還算對得起蔣。事變發(fā)生后除了極力保護蔣以外，時時當著蔣面落淚也顯示其內心對蔣還是有一分感情。此亦即張所謂“關懷之殷，有如骨肉；
政見之爭，宛若仇讎”吧。多半正是由于蔣把這一切看在心里，事變發(fā)生之后他才會聽從了宋美齡的勸告，雖然殺了楊虎城，雖然他恨死了張學良，到底還是把張留了下來。

　　注釋：

　　[1]見郭冠英前引文，《明報》月刊，1999年第十二期，頁58。

　　[2]蔣中正檔案，特交檔案－特件－政治卷，第51579號。

　　[3]《徐永昌日記》，第3冊，臺北中研院近代研究所1991年編印，第378－379頁。

　　[4]蔣中正檔案，特交檔案－265冊，第250338號。

　　[5]蔣中正檔案，特交檔案－265冊，第25013299號。

　　[6]蔣中正檔案，特交檔案－265冊，第25035860號。

　　[7]蔣中正檔案，特交檔案－265冊，第25035857號。

　　[8]蔣中正檔案，特交檔案－265冊，第25035856號。此電日期據(jù)李云漢所引注為1936年9月19日，而檔案中原收電稿注明為20日發(fā)20日收。這里僅遵蔣檔。

　　[9]蔣中正檔案，特交檔案－265冊，第250861號。

　　[10]同上，第250862號。

　　[11]同上，第250864號。

　　[12]同上，第250867號。

　　[13]同上，第250870號。

　　[14]見畢萬聞主編：《張學良文集》（2），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2頁。

　　[15]蔣中正檔案，特交檔案－265冊，第250883號。

　　[16]關于九十月間紅軍與東北軍聯(lián)合發(fā)動抗日局面，占領蘭州，打通蘇聯(lián)，鞏固內部，出兵綏遠的西北發(fā)動計劃，見《毛澤東等致張學良信》，1936年8月9日。

　　[17]《劉鼎致中央電》，1936年9月20日。

　　[18]前引徐永昌日記，第3冊，第480－4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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