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及各位同仁，各位同學：

　　首先，感謝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給我們提供這樣一個交流的機會。大家知道，8在中國文化中是一個好數(shù)字，2008年一定是一個好年景！它帶給我們無限的憧憬和期待。在這樣一個年頭的開始，我們兩個“北大”聯(lián)合舉辦“民主治理”這樣的研討會，討論兩岸人民共同關注的“民主”話題，深刻的寓意自不待言。

　　我為本次研討會提交的論文題目叫“民主，社會資本與中國民間組織的發(fā)展”（Democracy，Social Capita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GO in China）。

　　各位知道，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是一個新的學術概念，圍繞社會資本的討論為我們理解和諧社會和民主政治的基礎建設提供了幫助。我的主要觀點是：（1）構建民主與和諧社會，需要投資社會資本；
（2）投資社會資本就要鼓勵民間組織的健康發(fā)展；
（3）對于中國來說，要發(fā)展民間組織，就要消除各種障礙，其中包括來自政府的心理障礙；
（4）要消除政府的心理障礙，就要在努力轉變政府觀念的同時，設法幫助政府提高自身應對能力，形成合理而有效的規(guī)制民間組織的辦法。

　　由于時間限制，我不可能詳細陳述以上每一個觀點，我只能集中闡述最后兩個要點。

　　談到中國政治問題，人們可能會把民主問題列為中國議事日程的首要問題。在我看來，從某種意義上說，民主化（democratizetion）是繼“市場化”之后中國現(xiàn)代化必須邁過的第二道門檻，所以，民主當然是中國面臨的一個大問題，但是，民主政治需要有良好的社會結構和機制作支持。

　　普特南（Robert D. Putnam）在《使民主運轉起來》（Making Democracy Work）中已經(jīng)闡明了社會資本對于制度績效以及民主政治的作用[①]。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信任：社會美德與創(chuàng)造經(jīng)濟繁榮》（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中闡明了“普遍信任”對于經(jīng)濟繁榮和社會發(fā)展的意義[②]。幾乎所有的研究都指向一個共同的結論：社會資本能夠創(chuàng)造價值：可以通過減少交易費用、降低交易成本而使其他資本要素得到增值；
能夠提高政府管理績效，使民主真正運轉起來；
可以通過一定的組織機制將個體成員組織起來，提高團體和社會的凝聚力，創(chuàng)造和諧社會。

　　社會資本理論將民主化的建設、政府再造工程以及和諧社會建設的工作重心引向社區(qū)組織和NGO的發(fā)展方面。鼓勵和發(fā)展NGO成為構建和諧社會、建設民主政治的投資方向。社會資本存在于廣泛的社會關系和網(wǎng)絡結構中，而社會組織（因血緣而形成的家庭，因生活地域而形成的社區(qū)，因經(jīng)濟利益而形成的行會和商會，因共同志趣而形成的俱樂部和協(xié)會，因共同經(jīng)歷而形成的同學會、老鄉(xiāng)會等）是社會關系和社會網(wǎng)絡結構的主要載體。因此，社會組織，特別是各類社會志愿組織（即，民間組織），被認為是社會資本的釀造場。鼓勵民間組織的發(fā)展就等于投資社會資本。

　　關系和聯(lián)系意味著社會資本。中國社會被認為是一個關系社會，那是不是說中國的社會資本最為豐富？社會資本研究表明，一個社會，其社會資本儲量高，意味著社會由一系列匯聚的、重疊的社會組織所構成，社會成員被組織在許多不同的社會組織之中，具有多重身份（重疊性社會群體使成員具有多重身份）。中國社會通常被人們稱為“關系社會”。但是，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家族觀念深厚，往往缺乏家族以外的、范圍更廣的一般性社會信任，所以，社會資本主要存在于家族和相當狹小的私人朋友圈子里。人們很難信任那些處于這個圈子之外的人。陌生人被歸入另類，以區(qū)別于親屬。新中國之后，在高度計劃體制下，家族組織遭到破壞，但取而代之的是“單位”，人們被組織在功能齊全、內(nèi)部聯(lián)系強大而又相對封閉的各種“單位”之中[③]。

　　社會資本理論向我們顯示，橫向聯(lián)系要比縱向聯(lián)系更能反應一個社會資本的質量。社會“弱聯(lián)系”使處于各種社會網(wǎng)絡邊界的特異個體能夠在群體之間迂回穿梭，并由此而成為新觀點和信息的載體。中國傳統(tǒng)社會是一種“分塊型”社會，由大量如村莊之類的同質而獨立的社會單位所組成，缺乏橫向“弱聯(lián)系”，“塊”與“塊”之間幾乎沒有機會建立“弱聯(lián)系”，所以，信息、創(chuàng)新及人力資源的傳遞都比較困難。因此，中國雖然被稱為“關系社會”，但這種關系更多地體現(xiàn)為“私人資本”，而不是組織的聯(lián)系和力量，因此，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它成為個別成員用來從事“拉關系，走后門”一類投機行為的便利條件。

　　要改良中國的社會資本，就要鼓勵和發(fā)展公民的橫向聯(lián)系。而公民橫向聯(lián)系的紐帶就是各種社團組織。因此，民間組織的發(fā)展是改善中國社會資本質量的有效途徑。而且，非政府組織作為社會資本的釀造基地，是減輕政府管理負擔、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提高政府管理績效的有效機制。這說明，民間組織完全可以成為中國政府的合作伙伴。

　　正是基于這樣的判斷，學者們不斷提醒政府要重視和推動民間組織的發(fā)展，而且中國的民間組織也確實有了很大的發(fā)展。據(jù)民政部的統(tǒng)計是，截止2006年3月底,全國各類民間組織為31.7萬個，其中社會團體16.95萬個；
民辦非企業(yè)單位14.64萬個；
基金會1035個。但是,實際存在的數(shù)量遠遠高于這個數(shù)字, 一些學者估計至少在200萬個以上，有的估計甚至高達800萬。據(jù)此，有學者認為中國各種民間組織的數(shù)量已初具規(guī)模，公民社會正在興起[④]。

　　但是，對于轉型期的中國來說，民間組織的發(fā)展又是一個兩難選擇。一方面，它的發(fā)展對于創(chuàng)造有效的利益表達機制、形成社會自主和自治的空間具有積極意義，但另一方面，在舊有體制民情民愿疏通管道不暢、社會積怨較大、社會矛盾尖銳的現(xiàn)實情況下，它所具有的社會動員功能又可能隨時會對既有體制構成威脅。如何走出這樣的兩難困境，是中國大陸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也是所有關心中國民主化進程的人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應當承認，在當前中國的現(xiàn)實情況下，民間組織完全可能會成為中國政府和中國當局的“對手”。這恐怕是中國領導人最為擔心的事情。依照功利主義原則，“兩利相權取其大，兩害相權取其輕”，在鼓勵它發(fā)展可以“改善統(tǒng)治”和鼓勵它發(fā)展也可能“喪失統(tǒng)治”之間進行理性選擇，寧愿它不發(fā)展或少發(fā)展但依然能“保持統(tǒng)治”顯然風險最小利益最大。

　　我們希望看到民間組織的健康發(fā)展，我們也希望政府能夠積極鼓勵民間組織的發(fā)展。但是，要想得到“雙贏”的結果，政治學者不僅要呼吁中國政府重視民間組織的發(fā)展，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破除政府對于民間組織的恐懼心理，打消政府的疑慮。而要消除其恐懼心理和打消其疑慮，除了倡導新觀念之外，更重要的工作是，要從中國政府的立場出發(fā)，通過研究如何合理規(guī)制民間組織的行為來幫助中國政府改變態(tài)度，從而逐步消除民間組織發(fā)展的障礙。

　　顯然，民間組織發(fā)展的部分障礙來自政府，更準確地說，來自中國領導人的擔心：民間組織的發(fā)展壯大最終會挑戰(zhàn)政府權威。那么，如何才能消除這種心理障礙？我們先來看看民間組織在什么情況下才會成為政府的“對手”而不是合作伙伴。

　　1)民間組織的政治化和黑社會化（民間組織缺乏自律和他律）

　　2社會積怨較深，政府與社會的矛盾尖銳（政府沒有把自己從社會矛盾中擺脫出來）

　　3)政府合法性出現(xiàn)危機而危機應變能力又十分低下（政府行為不當從而激發(fā)民怨但又無法擺平）

　　4)社會溝通管道在進入政府這個環(huán)節(jié)出現(xiàn)“死結”，民情得不到及時回應（政府管理出了問題）

　　第一項屬于社團組織的問題，而后面三項屬于政府方面的問題。這些情況的出現(xiàn)，都會讓民間組織成為政府的“敵人”。政治學者的任務就是通過研究和借鑒各國政府有效合理的規(guī)制機制，探索民間組織和“第三部門”發(fā)展的條件和步驟，為消除NGO組織健康發(fā)展的障礙找到答案。針對以上情況，我認為能夠給出的建議就應該包括：

　　1)在有選擇地扶持和鼓勵民間組織發(fā)展的同時，完善法律體系，依法合理規(guī)制民間組織；

　　2)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公民和社會“私了”的空間，逐步將政府從社會矛盾中解放出來；

　　3)完善政府體制，尤其要完善和強化政府自我約束機制，保證政府少干和不干激發(fā)民怨的事情；

　　4)強化政府危機應變能力，特別要強化政府在疏導民意方面的功能。

　　結論：中國民間組織的發(fā)展是一個兩難選擇，它可以成為政府的合作伙伴，也可能成為政府的對手。它的發(fā)展障礙來自政府的擔憂。作為學者，要促進民間組織的發(fā)展，僅僅說服政府認識民間組織的重要性是不夠的，有效的辦法應該是幫助政府克服心理障礙，找到走出困境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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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見Putnam, Robert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該書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翻譯成中文出版，見《使民主運轉起來》，王列，賴海榕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會美德與創(chuàng)造經(jīng)濟繁榮》（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彭志華譯，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

　　[③] 有關中國“單位”的性質、特點、關系結構等問題的討論可以參閱李漢林著：《中國單位社會：議論、思考與研究》，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另外陳偉東在其博士論文研究中也專門討論了“單位”與“單位制”的特點和功能。參閱陳偉東著：《社區(qū)自治：自組織網(wǎng)絡與制度設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7頁。

　　[④] 俞可平：“中國公民社會：概念、分類與制度環(huán)境”，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

　　此文為海峽兩岸“民主治理”（2008）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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