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探討國家構建問題，首先有必要厘清相關的概念。在中文的語境中，國家至少有三方面的含義：第一，與英文中的country相近，側重于地理意義，相當于我們平常所講的“國度”，指的是具有一定人口、領土、政權的政治單位或政治實體，它是國際法中的行為主體。第二，與英文中的nation相近，著重民族或文化認同層面上的涵義，接近于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國家”概念。第三，與英文中的state相近，它特指不同于社會及其他組織機構的一套政治制度形式，這種政治制度在社會中履行某些特定的職能，為了明確區(qū)分，我將其界定為“政治國家”。國家構建在三種含義上的“國家”中都有所體現，但重點關注的是后一種意義上的“國家”。就西方歷史而言，國家這種制度形式于15世紀最早在英國出現，到19世紀前后在發(fā)達國家普遍形成。這種新近出現的國家制度與古希臘、古羅馬與中世紀的城邦、帝國或封建制度有重大區(qū)別。由于許多人將古代與中世紀的制度也稱為“國家”，為了討論問題的方便，我們將把15世紀以來形成的國家制度稱為“現代國家”�！皹嫿ā辈坏�包括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進行“國家”建設，而且包括在原有的“國家”制度體系上的改革。所謂“國家構建(state-building)”指的是現代國家構建。而中國的國家構建，側重于“國家轉型”，即在“路徑依賴”下的選擇性構建。

　　現代國家與傳統(tǒng)國家的區(qū)分是現代化理論或者是轉型理論的前提假定�，F代國家構建就是國家的現代化，是現代性在國家這種制度體系上的集中體現。對現代國家的構件及其成長過程和經歷的分析，是現代化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相對于西方國家構建帶有突出的線性特征，中國的國家構建則具有明顯的復合性。所以，對于中國研究現代化的學者來說，探討現代國家構建的內、外部因素及其相互關系，吸取現代化國家的經驗與教訓，少走彎路，避免不同因素的摩擦與抵觸，具有學理和現實兩方面的重要意義。本文以作者對現代國家構建的多維度考察為基礎引介、述評學界有關現代國家構建的理論和觀點，試圖對現代國家構建做理論上的梳理。

　　一、政治與市場

　　從傳統(tǒng)國家向現代國家邁進的過程是一個政治與經濟分殊、匡正國家職能與行為的過程。從一般的認識出發(fā)，市場是經濟的范疇，但是，我們這里是要強調現代市場的構建多屬于政治的范疇，市場和國家機器被視為完全整合在一起的行為領域，現代國家內含現代市場�，F代政治構建和現代市場即資本主義經濟的構建是現代國家構建的兩方面的核心內容。

　　相對于傳統(tǒng)政治來看，現代政治作為社會運行的一種力量，一種權力的來源，具有有限性。從政治的有限性而非政治全能主義出發(fā)，有效的政治則尋求與其它力量的配合以達到對社會的有效治理即善治。作為政治的最大的組織化象征體系——國家也不是全能主義國家。所以，現代國家的構建，并不意味著政治力量的絕對增長，而是要發(fā)展和完善具有合法性的政治力量和保障合法性的政治設施。政治發(fā)展理論認為，“國家發(fā)展的危機與無限度的政治增長有關�！薄罢�治發(fā)展理論提出的‘政治增長’一詞，若用阿爾蒙德的話講，是表示‘政治輸入(政治參與和動員)的指數和政治輸出(提取率、管理和分配的程度和種類)的指數’伴隨著工業(yè)和技術革命的經濟增長而不斷上升的趨勢�！彼�以，現代國家構建，必須研究政治增長的限度(后文論述)。

　　與傳統(tǒng)政治形態(tài)相比，現代政治的本質還在于“多元”和“競爭”，就是存在多個平等的政治活動主體形式，他們按照一致同意的規(guī)則競爭社會的決策權。只有主體的“多元”才能形成“競爭”，而現代國家構建過程中，政治、經濟、社會關系的正常發(fā)展是“多元”主體產生的條件。現代政治的主體是現代的“政治人”(或者說是“人的政治性”這一方面)，“政治人”構建現代政治體制和制度，并在制度框架中參與運作。多元的“政治人”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指專職的“政治人”，包括政治領袖及其隨從，即官僚隊伍。韋伯認為，現代官僚隊伍的建立，是國家現代化的“明確無誤的尺度”。專職的“政治人”的出現是社會分工在政治領域的體現，是政治制度化、政治運行可持續(xù)性的保障。除去第一類的專職的“政治人”之外的公民便是兼職的“政治人”，兼職的“政治人”是“政治人”中的絕大多數，他們通過政治來維護和實現自身的部分權利。專職的“政治人”和兼職的“政治人”的合理、穩(wěn)定的流動是實現政治穩(wěn)定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在“政治人”的培養(yǎng)上國家與社會展開合作的體現。

　　與政治(力量)相比，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另一種方式，在人類歷史上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市場的發(fā)育過程中，市場也是分層級的。根據市場運行的效果我們可以將市場分為兩個層級來認識。一種市場是只能維持基本生存的市場，這種市場以交換為本位，以滿足參與者的基本生存為出發(fā)點，以市場范圍內的“自給自足”為基本運行目的，以致這種市場的運行相對靜止，沒有發(fā)展的空間，也沒有追求發(fā)展的動力，市場僅僅是滿足基本生活的手段，而沒有發(fā)育出依賴市場而生存的特定主體，這種層級的市場就是卡爾·波蘭尼所謂的“互酬”模式和“再分配”模式。另一種市場是所謂的可以發(fā)育出巨大財富的市場，在這種市場中，以資本為載體的市場運行體制不斷擴展市場的運行空間并且對資源的有效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同時也出現了以市場為生存空間的獨立主體，這種市場可以成為相對獨立的運行力量左右人們的生活，這就是現代市場，即卡爾?波蘭尼所謂的“市場交換”模式。所以，韋伯認為：“自從中世紀以來，所謂的邁向資本主義的進步是經濟現代化的唯一的尺度”。現代市場的自立性是巨大的，但是滿足現代市場發(fā)展的基本條件，只有在一個特定的政治與經濟單位內才能逐步實現，這就使現代國家構建成為經濟現代化一個必須完成的任務。

　　現代市場是現代化在經濟領域的產物，但其構件也是國家努力推進、構建的結果�！耙粋�與絕對主義國家不同的現代民族國家，必須提供經濟學界公認的發(fā)展現代經濟所需的三個基本條件：明晰界定的產權，為市場經濟的擴展提供充分激勵;內在于市場機制中的完善的法律框架，為市場運行提供規(guī)范保障;代議制的民主憲政體制，為市場經濟的運作和政府的宏觀調控與操作構建合意的政治架構。”現代國家的構建對市場的重要作用表現在保護私有產權，保障平等權益。中國政府1993年推進的“現代企業(yè)制度”改革和1994年的“分稅制”是國家在市場化制度化進程中發(fā)揮作用的典型。最近二十多年來經久不衰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對現代市場經濟的制度條件做出了深入的研究。諾斯在這方面的貢獻已經受到國內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爸Z斯尤其強調國家與現代經濟的關系。他注意到：‘創(chuàng)造一個國家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但另一方面國家也是人為的經濟衰退的淵源。’諾斯學術努力的核心可以歸結為探索能夠為市場經濟運作提供條件的國家模式。”所以說，現代國家是現代市場正常運作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

　　國家參與構建現代市場并不等于國家、市場不分，現代民族國家作為稅收國家，財政實力有了極大的提高，這也是國家構建現代市場的初衷，但是獲致稅收和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是互為因果的兩個方面，所以，現代國家還是管理職能比較明確的管理國家和服務國家，它一開始就同市場經濟區(qū)分開來，以法制和管理服務于市場。

　　綜合現代國家構建兩方面的主要內容，無論是政治構建還是市場構建，最終都要落腳于國家能力的構建，國家能力的強大，不光是財政能力的絕對數，還要看國家能力的組織和實現方式。

　　二、民族與民主

　　民族與民主是現代國家構建的二元視角。民族-國家是現代國家的基本形態(tài)，查爾斯·蒂利等依據歐洲的經驗，認為“國家構建”先于“民族構建”，依此，從現代國家的形式載體來看 “民族”就是在歷史上為了成就一個國家，獲得國家統(tǒng)一和獨立所創(chuàng)設的一個意識形態(tài)的概念、意向性象征。正如吉登斯所說：“‘民族’指居于擁有明確邊界的領土上的集體，此集體隸屬于統(tǒng)一的行政機構，其反思監(jiān)控的源泉既有國內的國家機構又有國際的國家機構。”而在歷史中考察現代國家構建歷程，我們發(fā)現，法國以提出“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構建了法蘭西民族;在德意志民族的發(fā)展過程中，德語的產生則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美利堅民族則是由一群來自不同殖民地的人在費城集會期間經過精心策劃所創(chuàng)設的;中國在鴉片戰(zhàn)爭后，列強的入侵強烈沖擊著長期以來形成的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更小范圍的共同體認同，不僅為中國人辨認自己提供了明確的參照系，而且使之有了強烈的生存危機意識，以國家和民族為認同對象的民族主義開始形成。而“民族國家，就是建立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制政府的、具有統(tǒng)一的民族階級利益以及同質的國民文化的、由本國的統(tǒng)治階級治理并在法律上代表全體國民的主權國家。”所以，民族-國家側重于從主權的視角來論述現代國家，即由一個中央統(tǒng)一管理的政府機構在其有邊界的領土范圍內獨立自主的行使統(tǒng)治權。主權國家除了對外的自主性外，還有對內的一體化過程。國家的一體化是通過國家整合將國家的各個部分聯合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國家權力一直延伸到邊界范圍內的每個角落。在主張主權統(tǒng)一、獨立的過程中則倡導維護民族統(tǒng)一、反對民族分裂的民族精神。

　　吉登斯將國家分為傳統(tǒng)國家、絕對主義國家和民族-國家三種類型，對應三個發(fā)展階段。在國家發(fā)展到民族-國家階段，國家實現了領土的完整以及相互之間的界定，對內實現了國家整合，加之現代官僚體制的建立，使國家的財政汲取有了相對穩(wěn)定的范圍和相對明晰的稅源，國家財政能力的增強實現了由前民族-國家的生計財政向民族-國家的公共財政的轉變，國家有能力也有明晰的計劃性去承擔其國際、國內的獨立主體的角色。

　　民主側重的是國家制度結構的基本精神層面，民主-國家是現代國家能力的主要組織、實現方式。中國在新世紀免除農業(yè)稅，標志著以農業(yè)財政支撐國家體系的傳統(tǒng)時代終結、以工商業(yè)為支撐的公共財政新時代的開始，這就是以民主改革實現國家能力的組織、實現方式的轉變的充分體現。民主體現在現代國家能力的獲得和現代國家能力的貫徹落實兩方面，就是政治民主和社會民主。徐勇認為：“自從國家產生以來，政治體系就一分為二：一是來自社會，又凌駕于社會之上，以其強制性的權力控制全社會的國家權力體系;一是在國家權力的統(tǒng)轄之下，與社會緊密聯系在一起并深深滲透在日常社會生活之中的基礎性政治社會�！彼�以現代國家來自于國家權力體系自上而下的政治民主，是以現代政黨制度、議會制度、分權制度為支柱的憲政體制架構，是國家權力體系自主性的表現和保障，也是國家能力的落實的載體;而來自于政治社會的自下而上爭取權利的社會民主，則要求國家提供公民權利保障機制和暢通的意見表達機制，這是國家獲取合法性的基礎和來源，也是國家充實能力的資源支持。政治民主和社會民主兩個層面確保了國家構建的以人為本的原則：人民既從制度運作中受益，又成為制度構建的主體。正是在這層意義上，可以說“民主即自主”，“只有以民主方式管理社會時才能充分實現社會自主——人與人相互關聯的個人生活的自主。只有在民主政體下，全體社會成員才能拿出自己的規(guī)則來管理共同事務，并將自己置于這些規(guī)則的約束下�！�

　　在大多數歐美國家，民族-國家構建與民主-國家構建是同步進行并且相互依從的。歐美現代國家的成長歷程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的過程中，政治、市場、社會相互界定權力關系的過程，市場、社會的成長和獨立性決定了歐美現代國家從一開始就是有限國家，而對于處于現代化之中的后發(fā)展國家，政治發(fā)展包含有國家一體化和民主化的雙重過程，這種過程的特性是二者發(fā)展的非均衡性�？贫髡J為：“政治上的團結與獨立當然不能保證民主，但沒有團結與獨立卻不會有民主�！彼�以，在后發(fā)展國家，一般是在民族革命中形成民族-國家(實現國家一體化)，革命中形成的政治權威在建國初期往往使國家走向了全能主義政治，政治掛帥，統(tǒng)領經濟領域，社會缺乏自主空間，全能主義政治雖然適應了后發(fā)展國家在民族-國家構建初期國家整合的需要，但是在一國發(fā)展進入和平時期這種全能主義政治就成為政治改革的核心所在，爾后隨著政治、經濟改革，后發(fā)展國家才可能成就民主-國家。

　　三、自主性與合法性

　　“自主”概念源于康德，強調行動的不受限制性。探索國家的自主性，可以從兩個方面去理解。從靜態(tài)的方面來說，國家的自主性，核心表現為國家主權的獨立、統(tǒng)一和國家權力組織結構的完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就是現代國家在競爭中明確彼此邊界并在國內不斷推進政治制度化建設。從動態(tài)的方面來說，國家的自主性表現為國家從一定的公共利益出發(fā)，能獨立決策并付諸實施。韋伯對現代國家的界定中，強調了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即現代國家是合法壟斷使用暴力的權力的組織，對暴力的壟斷減少了強制性特權的濫用。吉登斯也認為現代國家是“權力的集裝器”。無論從多國體系來看還是從一國之內來看，國家就是在一國之內合法壟斷強制力的權力集裝器，從國家能力的獲致到權力的施展，這種集裝器的獨有是國家具有自主性的最根本的后勤保障。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家是源于社會，又高于社會的組織，它壟斷了暴力，可以對社會實行強制。當然，這里從自主性出發(fā)所論述的現代國家是韋伯所謂的“理想類型”的現代國家。事實上，沒有任何國家是能夠完全實現理想類型的現代國家。

　　國家的自主性以有限國家為前提，所以國家構建的根本目的不是使國家成為完全脫離社會，只憑借自己的意志建構社會、經濟的組織，而是使國家與公民關系合理化、對社會變化和利益要求做出有效回應、獲得社會支持。自主性多針對國家權力而言，而把權力轉化為權威的過程就是將權力的強制變?yōu)楣�民的自覺遵守和參與規(guī)則構建以制約國家暴力性和獲得合法性的過程。對于現代國家，最早系統(tǒng)地進行“合法性”論述的是韋伯。他認為現代國家的權威類型是法理型權威，制度化的法治主義權威成為社會普遍接受的信念。所以，“合法性是國家在社會中獲得政治統(tǒng)治與政治管理權威正當性的資格與權利”，“它以特定的價值信仰體系為其表現形式，以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為本質”，其形成是國家構建的意識形態(tài)的重要組成部分。“任何政治系統(tǒng)，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維護一種使其成員確信現行政治制度對于該社會最為適宜的信仰，即具有統(tǒng)治的合法性�！币虼�，任何國家的合法性的價值體系也是不斷被論證和發(fā)展的。

　　意識形態(tài)的論證體系可以降低國家運行的“交易費用”，這是合法性的間接性表征，國家除了進行合法性的理論論證外，一方面還要通過公民權的擴大、大規(guī)模機構的建立，為新的社會力量提供政治表達的渠道，這也可以增強公民對國家權威的認可，保持國家政治生活的活力和制度的彈性。另一方面國家越來越重視社會物質產品的增長和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把物質成就的實現作為合法性的根本證明。這兩方面就是合法性的實踐環(huán)節(jié)。

　　國家的強弱是由國家自主性和社會支持共同決定的。邁克爾·曼區(qū)分了兩個層面的國家權力。其一是國家的專斷性權力(despotic power)，即國家精英可以在不必與社會各集團進行例行化、制度化討價還價的前提下自行行動的范圍。這就是國家自主性的體現。其二是國家的基礎性權力，它指的是國家事實上滲透市民社會，在其統(tǒng)治的領域內有效貫徹其政治決策的能力(capacity)。這是以國家的合法性論述為前提的。所以，這兩個層面的權力的區(qū)分也為我們更好的理解現代國家的自主性和合法性提供了一個論證的視角�，F代國家是專斷性權力和基礎性權力能夠很好統(tǒng)一的國家。所以，國家自主性需要合法性基礎。這就打破了把國家能力發(fā)展僅僅理解為自主性增強的神話，也使人們看到了自主性的限度。相對于政治增長(比如制定一項制度很快，特別是政治制度的出臺可能是人類突然的思想火花的結晶)，合法性的賦予具有滯后性和過程性，所以獲致源于社會的合法性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政治增長過快，合法性賦予太慢，就會出現政治危機。

　　四、國家與社會

　　與國家這個政治權力的集中體現者相對應，社會是各種民眾組織形式的復合體，體現的是共同體的需求。就政治，抑或集中代表政治權力的國家與社會的本質關系而言，“從社會發(fā)展的內在運動規(guī)律來看，政治是被決定的因素。但是當社會的發(fā)展需要通過政治力量來塑造時，政治對于社會發(fā)展來說，就是決定性的因素。但是，當社會的發(fā)展形成自己的邏輯力量時，政治在社會發(fā)展中就是被決定的因素，不得不依據社會發(fā)展的內在邏輯來改變和發(fā)展自身。”從這一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歷史時段，國家與社會有不同的關系，一種是以洛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的“市民社會先于或外于國家”，另一種是黑格爾所倡的“國家高于市民社會”。但是現實中的“國家”與“社會”并非各自“鐵板一塊”，考慮到現代國家構建中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我們更傾向于“型構國家與社會間良性的結構性互動關系”。所以，現代國家需要現代社會為基礎�，F代“強國家”的“權力集裝器”的基礎性權力能通過現代物質技術而深入到廣闊的社會的細微空間，但是這種國家權力的作用多是采取“滲透”的方式，“消極作為”，這種“軟權力”(通過法權來界定)使國家的統(tǒng)治成本急劇下降。在現代國家構建的政治空間之外(現代政治不是全能主義政治，現代國家也不是全能主義國家)，還有彌散性的社會力量反作用和制約國家作用的空間。所以，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良性互動運行，也是現代國家構建中的當然內容。

　　全能主義國家的終結，即國家從全能主義階段的既得領域和既得利益中的退出，一方面是社會力量成長的權利訴求和爭取權利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國家面臨多元化的社會從治理成本出發(fā)所做出的明智的選擇。對此，黑格爾富有遠見地指出：“在現代國家的條件下，公民參加國家普遍事務的機會是有限度的。但是人作為倫理性的實體，除了他私人目的之外，有必要讓其參加普遍活動。這種普遍物不是現代國家所能經常提供他的，但他可以在同業(yè)公會中找到�！彼�以，國家與社會發(fā)展的“雙強模式”才能為個人的成長發(fā)展提供合理的空間分布。結合中國改革的實踐我們也可以得到同樣的啟示：國家已經主動地通過制度化建設來調整雙方之間的關系，包括推行村民自治等在內的各項改革為社會自組織能力的提高提供了更大的空間，這為確立國家與社會新的良性的和相對平衡的互動關系提供了基本的路徑。

　　從韋伯主義出發(fā)，如果認為現代國家是人的理性的產物(主要是理性的、法理的權威的建立)，是人為建構的結果，相對于國家的建構性，社會則具有某些程度的自發(fā)性。美國哲學家柯亨和阿拉托認為，在當代發(fā)達國家內部，民主革命如果要繼續(xù)的話，其中心不在別處，就在市民社會。所以，現代國家的構建的一定的超前性要引導社會的良性運轉。國家推動社會自治空間的擴展和自治能力的發(fā)育，而這反過來又將擴展和增強國家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的供給。這就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辯證法，而不認為國家與社會具有斷裂性。

　　五、國內與國際

　　國家構建一般是就一國政治而言的，是政治現代化的一部分內容，所以有一國發(fā)展的歷史基礎和前提條件。以上方面的分析主要是就國內而言的。但是在全球化洶涌澎湃、各國不斷開放和尋求交流的世界格局下，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關系已經成為全球治理理論的核心，并成為制約全球化未來發(fā)展與國際政治格局的彈性因素。對于后發(fā)展國家只有在立足自身發(fā)展的基礎上并且能夠借鑒現代國家的歷史經驗，才能避免在國家構建的過程中走彎路，減少成本支出。

　　現代國家的成長歷程，特別是西歐現代國家的構建過程是在多國體系中相互界定和競爭發(fā)展的過程。中國現代國家的構建也離不開世界國家體系，現代國家的構建也是融入現代世界體系的過程。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之后，中國政府某些職能面對的挑戰(zhàn)，是中國現代國家構建過程中必須認真回應的重要問題。

　　在當今世界體系中，跨國公司和國際經濟合作組織的興起承擔了某些主權國家的經濟行為，哈貝馬斯認為：“國家對世界經濟和世界社會的依賴性越來越大，國家就越來越喪失他的自主性和處理事務的能力�！庇纱耍�哈貝馬斯針對民族國家在全球化、國際販毒走私、國際恐怖主義等問題上面臨的困境，提出“后民族結構”，主張建立超越民族-國家的政治共同體。而吉登斯認為，“20世紀跨國界的全球交往得以持續(xù)迅猛的發(fā)展，但本質上這不應視為國家主權的削弱過程。恰恰相反，它本質上正是當今民族-國家體系在全球范圍得以擴張的主要條件。”因此，吉登斯積極支持全球化，提出了“第三條道路”，認為民族國家應該采取相應措施，幫助已在全球范圍內不受馴化的全球資本的肆虐在民族范圍內減震。他主張努力造就高素質的公民，認為全球化時代國家構建的目標是，“應當幫助公民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變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在討論“國家間體系”的基礎上，赫爾德則提出了國際政治的運作模式，即“世界主義民主”。赫爾德認為，一個由世界公民組成的未來的憲政的世界共和國是人類政治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目標。它在國際政治中凸顯了以人權原則限制權力的重要性。所謂憲政就是限制政府的權力，國際憲政就是限制國家間的霸權，在國際關系問題上確立正義的規(guī)則，孜孜不倦于國際秩序中的規(guī)則與制度的建設，為正義的國際機制提供理論的支持。赫爾德把民主視為國際社會的行為準繩，認為國際政治的運行模式是憲政主義的民主。為此，在《民主與全球秩序》一書中赫爾德通過考察世界政治的民主制度模式，提出了一種針對現代國際政治的世界主義民主體制，并認為可以根據康德的世界法治思想而實施一種“民主的公法”，從而實現從現代民族國家到世界主義治理的轉型。與現實中日益受到挑戰(zhàn)的把一切化約為軍事權力的霸權政治邏輯相比，非軍事的其他因素，如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等等，在國際秩序的互動中越來越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強調國際法則和國家間非政府機制的“世界民主模式”的作用、地位與價值便成為我們反思全球化背景下現代國家治理的又一重要視角。

　　在對待全球化等國際問題上，哈貝馬斯、吉登斯、赫爾德等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即都強調國家結構優(yōu)于市場，這也都是他們面對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態(tài)度的一面。但是他們的思想核心都具有理論上的建構性，是為大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的游戲規(guī)則的合法性展開論述�，F實的國際政治的運作并沒有超越“民族-國家”的核心主體性，也沒有“世界主義民主”的國際憲政的運作框架。哈貝馬斯等都試圖將“內政”中的原則運用于“外交”，探討“民族-國家”和“民主-國家”的可擴展效應，而提出“后民族結構”、“世界主義民主”等范疇。這些思想為我們提出的問題就是對“民族”和“民主”的結構和功能的邊界界定以及對二者的發(fā)展的非均衡性的探討，這樣才能使我們在國際政治中堅持多樣性的現實主義視角，求同存異。摩根索在他的《國家間政治》一開篇就明確指出：“用權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幫助現實主義找到穿越國際政治領域的道路的主要路標�！痹诂F實的國際政治的運作中，國際秩序仍然是一個國家體自助的政治體系，在自助的體系迫使國家行為只能是利己主義的，自己的存亡絕續(xù)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鐕�經濟組織、合作組織其行為的后勤保障仍然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否則在其行為中就不具有平等談判和競爭的身份。國家主權仍然是國際關系的出發(fā)點，是國家利益的合法性標志。但是跨國經濟組織的發(fā)展也確實對現代國家某些國家行為提出挑戰(zhàn)并且提供了反思的視角，所以對于后發(fā)展國家，在現代國家構建的過程中，要考慮跨國經濟組織的作用，從而規(guī)范國家行為，保持國家構建中的開放的眼界。在國家體系中，現代國家在堅定的維護國家主權完整與獨立的政治姿態(tài)下強有力的產權、法權保護依然是現代國家構建的主要任務。

　　六、結語

　　歷史的大潮滾滾向前�，F代國家構建即民族-國家構建與民主-國家構建的成就并不代表國家發(fā)展的終結。而民族-國家構建與民主-國家構建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克服危機與尋求創(chuàng)新與完善的過程。國家的構建如果僅從現代化的范疇和現代化的歷史階段出發(fā)來理解是不夠的。在現代化理論集中研究后發(fā)展國家的發(fā)展危機的同時，西方所謂的“現代國家”或者說是西方發(fā)達國家也出現了發(fā)展的危機。這兩方面不同層次的問題，為發(fā)展中國家提供了發(fā)展的經驗和借鑒，更是全人類謀求發(fā)展的共同使命。所以，從一國內和多國體系來考察，相比較現代國家構建的階段性所指，國家構建是一個具有開放性、全球性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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