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個世紀末，西南聯大漸漸成為社會的熱點，近幾年，尤其如此，差不多凡是談到民主、科學、自由等等時下流行的詞匯時，都會或多或少拿西南聯大作為對比參照的對象。西南聯大精神，也成為人們討論的話題，盡管見解不一，但無一不帶著崇敬甚至崇拜的心情。

　　西南聯大已經離開今天六十多年了。最初對于西南聯大的關懷，主要表現在政治方面，而且集中在革命史、民主運動史領域�？匆幌伦钤绯霭娴囊恍┱撝�、回憶、紀念文集、資料集等，就證明了這一點。

　　謝泳是國內較早從事西南聯大研究的學者，他最關懷的文人學者的命運，可以說也屬于政治范疇，只不過他是從批判現實的角度，在西南聯大歷史中尋找襯托材料。所以，我認為謝泳的研究是文人評論，很難稱得上是學術研究。就以他的《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為例，內中對史實的選擇，采用的就是實用主義做法，論點也都是針對今天而闡發(fā)的。我曾當面對謝泳說：你是文人，不是學者。謝泳很豁達，對此完全接受。

　　真正對西南聯大進行研究的，應該說是文學界和文學史學界。在我印象中，最早的關注點是九葉派詩歌的現實主義風格。其后，又出現了《西南聯大：戰(zhàn)火中的洗禮》、《西南聯大歷史情境中的文學活動》等反映校園生活、學生社團的著作。相反，從歷史學角度進行的研究，目前還非常薄弱。

　　我從事的西南聯大研究

　　我本人從事近代史研究工作，由于這個便利，我自1986年開始研究聞一多，出版了《聞一多傳》和《聞一多年譜長編》兩部書。我對西南聯大的研究，就是在收集聞一多資料時萌生的。當時，我在查閱聞一多資料時，看到不少與聞一多相同經歷的學術教育界高級知識分子的論述，當時就決定在聞一多研究結束后，轉入這個領域。于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的上述兩部書出版后，便立刻轉到西南聯大研究上來了。

　　1990年，我發(fā)表的《〈梅貽琦日記選〉書后》，是這項工作的第一個成果。其后，1992年發(fā)表了《大江會在美國——兼論“大江的國家主義”》、《論一二一運動中的大學教授與聯大教授會——中國四十年代的自由主義考察之一》，1993年發(fā)表了《王世杰與國民參政會(1938－1944)》，1994年發(fā)表了《論抗日戰(zhàn)爭時期教授群體轉變的幾個因素——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為例的個案研究》，1995年發(fā)表了《國防參議會簡論》、《一二一運動中教授群體的考察與研究》、《1944年：中國社會的歷史性轉捩——兼論民族工商業(yè)者“問政”的原因》，1996年發(fā)表了《“國民大會議政會”芻議——抗戰(zhàn)時期改革中央政治體制的重要嘗試》、《艱苦卓絕的西南聯合大學》、《豫湘桂大潰敗與中間階層的思想劇變》。這些論文，大多刊登在《近代史研究》、《抗日戰(zhàn)爭研究》等史學界的純學術刊物上，所以閱讀得主要是從事近代史研究和教育的學者，以至影響也只限于近代史學術圈內。

　　不過，我在研究中，與國外學者建立了密切聯系。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就結識了后來出版《西南聯大史》的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教授約翰·易斯雷爾（中文名易社強），結識了日本出版第一部西南聯大研究專著《關于日中戰(zhàn)爭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研究――又一次長征·西南聯合大學之路》的同志社大學教授楠原俊代，結識了從事西南聯大研究二三十年的日本西南學院大學（后來為東洋文化大學）教授平野正、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安藤彥太郞等。多年來，我們一直保持聯系，成了很好的朋友。

　　最近，我完成了一部《抗日戰(zhàn)爭與中國知識分子――西南聯大的抗戰(zhàn)軌跡》，同時還在寫一部關于西南聯大與抗戰(zhàn)建國關系的書。在《西南聯大的抗戰(zhàn)軌跡》中，我既寫到了一些無法回避的歷史，如戰(zhàn)火燃起時的動蕩歲月，三校合一及慷慨遷徙，日軍轟炸與對應措施，同時也寫到反對妥協投降的態(tài)度與行動，寫到文人抗戰(zhàn)的不同形式（包括戲劇演出、詩歌創(chuàng)作、電臺播音、踴躍輸捐等），還寫到史學、應用科學、國防科技等學術參戰(zhàn)，和響應征調、勇當譯員、投身戰(zhàn)場等直接參加抗戰(zhàn)的過程。最后，我還寫到了西南聯大對中日戰(zhàn)爭的研究（編纂中日戰(zhàn)事史料），寫到戰(zhàn)時對于國際關系演變的認識與分析（天津事件、英日東京談判、有田－克萊琪協議），寫到西南聯大國際問題專家對戰(zhàn)后處置日本問題的討論（處置原則、損失賠償、失土收回、日本政體改造等）。其中大部分問題，都是過去基本沒有涉及到的，許多史實至今仍被忽略。我的目的，是打算用歷史學的標準，對西南聯大做以較前人深入一步的探索。在正在寫作的書中，我還將對西南聯大與中國戰(zhàn)時政治、經濟、教育、外交等路線政策，地方服務、邊疆建設、行政運轉諸問題進行介紹、梳理、分析。相信這兩部出版后，會向人們展示人們不大熟悉甚至還較陌生的西南聯大的另外一個側面。

　　我知道的兩何一張

　　何柄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我最先看到的是臺灣允晨文化實業(yè)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這部書2004年5月出版，當年7月，我到臺北出席“近代中國思想與制度學術研討會”，在書店看到這本書。當時，我就把書中有關部分拍了下來�；貒�后，我們研究室的雷頤托人從香港買了一部，特拿著書對我說，書中提到你的《聞一多年譜長編》了，評價很高。他還激動地說：“這是何柄棣啊，是何柄棣啊！”意思是這話是何柄棣說的。其實，何柄棣書中寫到聞一多的篇幅不是很長，而且關于他與聞一多的關系，可能也是看了我在《聞一多年譜長編》里記載的訪問李埏先生記錄，才勾起回憶與聯想�？上У氖�，我始終未能與何柄棣先生見面。他到我們研究所做過一次報告，當時我在臺灣。而我2005年再次到臺灣時，他又剛剛參加完中央研究院選舉新院士大會后，離開臺灣了。

　　何兆武先生，是我很尊敬的前輩，我也只見過一面。我寫完《聞一多傳》后，由于收集到不少羅隆基的材料（聞一多與羅隆基關系很密切，他們在清華學校同窗九年，后在美國一起發(fā)起大江會，回國后又一起辦《新月》月刊），打算研究一下羅隆基。當時，人們的思想還不像今天這樣解放，羅隆基的右派問題使人們對他的研究，不免有些畏懼。記得那是參加清華大學舉行馮友蘭先生紀念會后，我見到剛從社科院調到清華大學的何兆武先生，便對他談起我的打算，問羅隆基是否可以研究，他當即回答“可以研究”。后來，我們研究室設計課題時，鄭大華提出兩個課題，一是羅隆基，一是張君勱，因為我已經確定研究羅隆基，于是鄭大華決定做張君勱研究�？上�，我的這項工作一直沒有進行，倒是鄭大華出版了中國第一部《張君勱傳》，并成為國內知名的張君勱研究專家了。

　　說到張世英先生，我們關系非常密切。張世英的愛人是西南聯大中文系的彭蘭，彭蘭也是湖北人，父親是前清翰林。聞一多家鄉(xiāng)觀念很重，彭蘭是西南聯大湖北同鄉(xiāng)會會長，聞一多自然對這位同鄉(xiāng)倍加關照。彭蘭家鄉(xiāng)已經淪陷，一個人飄泊在昆明，視聞一多為自己的家，于是認聞一多為干爹，成了他的干女兒。由于這個緣故，彭蘭與張世英結婚時，聞一多以家長身份擔任彭蘭的主婚人。

　　解放后，每年春節(jié)彭蘭和張世英（還有北大中文系季鎮(zhèn)淮、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范寧），都必來家里給奶奶拜年。彭蘭叫奶奶干媽，我們這一輩也一直叫彭蘭為姑姑。這樣算起來，張世英就順理成章成了我們的姑夫。我在北大讀書時，彭蘭住在中關村，她的家成了我改善伙食的地方，隔不了多少就去一次。當時，她家里只有小兒子張小崧在北京，于是我們倆人的關系非常密切。張世英的女兒張小梅是老大，在湖北工作，我是離開北大前才見到她的。彭蘭、張世英對我深關心倍至，張世英還曾把他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的弟弟的女兒介紹給我，他弟弟的女兒在北大食堂工作，我們歷史系正好在那個食堂吃飯，每次盛飯時，她都特別照顧我，弄得同學們都很奇怪。彭蘭是1988年1月逝世的，她生病時住在八寶山附近的一家醫(yī)院，我特意到那里探望。彭蘭逝世后，北大在中關園蓋了一片教師宿舍，張世英一家搬到那里，住在一幢樓的一層。我去過幾次，以后事情多了，來往也少了。張小崧開始在工廠工作，后來調到《中國青年報》，研究生招生后，他考取我們社科院研究生第一屆研究生，畢業(yè)后在《中國科技日報》工作了一段時間。小崧的愛人在《光明日報》工作，他們結婚后住在我們研究所對面的一個胡同，是他愛人家的房子，我去過幾次。今年夏天，張小梅給我來電話，說他們已經搬到首都機場附近了，和張小崧住在一個小區(qū)，是小崧給他買房子。

　　三書在西南聯大回憶錄中的位置

　　西南聯大校友寫過不少回憶，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的《笳吹弦誦在春城》、《笳吹弦誦情彌切》，以及《難忘聯大歲月》，都是回憶錄式的文集。自1984年以來，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每年發(fā)行兩期的《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簡訊》，刊登的也多為回憶。

　　作為西南聯大校友的回憶文集，我所看到的最早者是1989年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馮至的《立斜陽集》。作為學生的最早回憶文集，有一部是1996年11月三聯書店出版的許淵沖的《追憶逝水年華――從到巴黎大學》。這兩部書對于西南聯大的記載，份量不是很大。

　　何柄棣、何兆武、張世英的回憶，是近幾年出版的，但影響好像過去業(yè)已問世的同類著作要大些。我想，這里可能有一個原因，即以前的回憶多適應了政治形勢需求，內容多屬于革命史方面。而兩何一張的書，則圍繞治學道路、學術歷程，并提供了一些過去鮮為人知的事情�？梢�，從這個側面入手，加入個人成長的感受與評論，的確比較容易引起人們的興趣。這說明目前人們對西南聯大的關注點，已經出現了新的移位。

　　三書的共同之處

　　這三本書都是學術大家的回憶，作者都是高齡老人。一個學者，大概只有到了晚年，才有時間回顧自己的學術歷程，也只有他的學問做到爐火純青的地步，才肯動筆回顧和總結自己一生的體驗，才有資格對前人和前事進行自己的評判。

　　這三本書的一些共同點，盡管已是老生常談，但還是值得我們這一代。特別是更年輕的一代人思考。

　　 一、濃厚的國家觀念

　　兩何一張的書中，都從不同方面訴說了他們的國家意識和國家觀念。

　　張世英的書里，多次提到他父親對他的影響。說他父親“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影響了他的一生。如武漢淪陷后，“（以下第3頁）日偽維持會派人預送薪金，請父親出任偽職‘維持會教育局長’，父親堅拒不就”，表現了“一個普通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以下第4頁）情操和民族氣節(jié)”。（《歸途》第3至4頁）后來，張世英考取西南聯大經濟系，也是因為認為“經濟是濟世救民之道”。（《歸途》第15頁）。在西南聯大，他前后轉了四次系，而離開經濟系的原因，也是由于他覺得經濟系的課程講的“盡是些‘生意經’”。張世英的書中寫到金岳霖時，說金先生認為“哲學之所以值得學，也不在于它的答案，而是在于問題本身，在于提出問題，這些問題能豐富我們的想像力，讓我們能展望事情的各種可能性，而不受各種習俗偏見的束縛，從而擴展我們的思想境界�！保ā稓w途》第53頁）這里他說的雖然是金岳霖先生，但也反映了張世英對最終選擇哲學的原因。因為當時的社會，有許多問題需要思考，需要回答，哲學無疑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一個渠道。

　　張世英的認識，說明當時的師生們，都結合著那個時代的社會現實，都在思考個人前途的同時，也思考著國家的命運。國家觀念是種近代意識，即我們常說的愛國思想或愛國情緒。何兆武先生在書中寫到他對幸福的理解：“我想，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這兩個條件在我上學的時候恰好同時都有，當時正是戰(zhàn)爭年代，但正因為打仗，所以好像直覺地、模糊地，可是又非�？隙ǖ卣J為，戰(zhàn)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后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過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時候不只我一個人，我相信絕大多數青年都有這種模糊的感覺�！保ā渡蠈W記》第101頁）。這一點對他來說是完全發(fā)自內心的，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他在另一處禁不住又說：“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對未來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覺得整個社會、整個世界會越來越美好，一是你覺得自己的未來會越來越美好。那時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飛機經常來轟炸，生活非常之艱苦，可是士氣卻沒有受影響，并沒有失敗主義的情緒流行，總是樂觀的、天真的認為戰(zhàn)爭一定會勝利，而且勝利以后會是一個美好的世界，一個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這是我們那個時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上學記》第127至128頁。）

　　何兆武在書中特別提到一家名叫“不怕炸”的牛肉館。（182頁）這個飯館，在文林街街，離錢局街很近。西南聯大附中就在錢局街，日本轟炸昆明最瘋狂的那些年，我們家搬到昆明東北郊的龍泉鎮(zhèn)，聞一多每個星期來學校講兩天課。當時，我的伯伯聞立鶴、父親聞立雕在西南聯大附中讀書，每次聞一多進城時都要帶著他們倆到這家飯館吃館牛肉面。為了省錢，聞一多不吃，只是看著兩個孩子吃�！安慌抡ā迸Ｈ怵^很早就拆了，1986年我去昆明已經不存在了，但這家飯館的名字，卻一直流傳了下來�！安慌抡ā比齻�字，體現了當年人們不屈不撓的精神，它正如何兆武先生所說：那時“總的來說，并沒有士氣不振，也沒有任何失敗主義的氣氛”。（第182頁）

　　二、學術自由的寶貴經驗

　　關于學術自由問題，多年來人們談的已經很多了。西南聯大在那么艱苦的條件下，仍能取得輝煌成就，很多人都認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校園內處處充滿了學術探討的自由氣氛。這一點，在兩何一張的書中，也表現的十分突出。

　　何兆武書中舉了幾個例子，其中說到他在政治學概論課上，聽到年輕教師周世逑解釋政治學概念時，認為孫中山所說的“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是官方定義，是錯誤的。（《上學記》第109頁）

　　張世英的書，也反映了這種自我評判的意識。我在北大讀的是歷史系，而他不止一次對我說歷史需要死記硬背，對他不適合。那時，他倒沒有說過對歷史不感興趣的話，但在《歸途》中，則說到使他不感興趣的原因之一，是聯大的歷史　課使他興趣索然。他特別說到吳晗（張世英是1941年秋入學，歷史課是“大一”時的必修課，而1942年歷史系只有吳晗一個人姓吳，直至1946年也沒有第二個姓吳的人），說他的中國通史課“講課語言干癟，一上講臺就拿起講稿遮住自己的臉，一直照念到下課，下課鈴聲一響，他卷起講稿就走。念的內容又盡是些官制史之類的東西，一點故事情節(jié)也沒有，他把一個本應是生動活潑、發(fā)人深省的課程講得枯燥無味，令人生畏�！保ā稓w途》第20頁）張世英的這段評論，很可能引起一些人的非議，但他敢于冒著對老師“大不敬”的指責，說出自己的真實感覺，本身就是一種對學術自由的一種腳注和詮釋。

　　學術自由的具體表現之一，即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兼容并包”。對于這個問題，我們一般是籠統地提出來，而何柄棣則認為西南聯大的“兼容并包”具有新舊兩種意思。即舊意是“新舊并包”，新意是“中西并包”。（《讀史》第153頁）這種分解的觀點很有啟發(fā)，把人們一般只是掛在嘴上的“兼容并包”，具體化、解析化了。它反映了當年在這所學校生活過的師生們，對西南聯大精神和成功經驗的再度反思。

　　與學術自由相伴生的是批判精神，這也是西南聯大學術自由的表現之一。何兆武記得在一次課上，馮友蘭坦然指出新文化運動旗手胡適在思想史上的價值，至1927年就結束了，因為胡適“以后再沒有東西了，也沒起多大的作用”。（《上學記》第100頁）其實，不止是馮友蘭，陳序經當年也有過類似表示。1943年5月，陳序經在一篇評論五四運動的文章說：“我們都知道五四文化運動的領袖是陳仲甫與胡適之兩先生，可是他們以及一般的擁護這個運動的人們所主張的西化，大致上，不外是民主主義與科學精神�！睆乃麄儍扇酥鲝埼骰瘑栴}上看，“他們所要接受的不外就是德賽兩先生”，但“除了德賽兩先生以外的東西，或是與了德賽兩先生有了關切－－密切的關系的好多東西，如哲學，以至宗教，他們并沒有明白的提倡接受，我所以說他們所主張的西化，并不見得徹底�！保�陳序經：《五四文化運動的評估》，《自由論壇》第1卷第4期，1943年5月15日。）

　　陳序經的文章，我是在撰寫明年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論文時看到的。當時，我馬上想到的問題是，陳序經真大膽，在紀念五四的文章中，竟連胡適也批評起來了，是不是有些不合時宜？其實，這恰恰說明西南聯大的批判精神，不管是什么大人物，只要認為有缺陷，就明明白白指出來。馮友蘭、陳序經正視客觀的態(tài)度，不僅給當年學生們，也給今天的人們留下深刻印象。正是這些點點滴滴的日常生活細節(jié)，通過潛移默化，深入學生們的心里，影響到他們一生對問題的思考和判斷，其作用可以真是終身受用不盡。

　　再舉一個例子。何兆武書中寫到一次紀念五四座談會上，曾昭掄和華羅庚都談到民主與科學的關系，何兆武一邊聽一邊思考，認為兩個人的出發(fā)點和結論雖然并無不同，但推論的過程卻不一樣。（《上學記》第169頁）在因如此，曾、華兩人的演講，在何兆武那里就不是簡單的政治說教，而是能夠引起他對“科學、民主到底有沒有聯系”這個問題的思考，所以印象才能非常深刻。

　　不知是不是巧合。張世英在書中批評吳晗，何兆武也在他的書中直書吳晗當二房東。（第153頁）這說明他們都具備“實事求是”的精神，而西南聯大的教育，不僅是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正是給了人們一切尊重事實，一切實事求是獨立作風。

　　三、不同特點的寫作風格

　　寫作風格，是一個人思維方式在文字上的表現，也是作者審美觀念的外在形式。兩何一張都是大學問家，閱讀他們筆下敘述的事情，就像聽故事一樣，沒有一點說教意味，讓人讀起來沒有距離感覺，就像和你聊天一樣。何兆武的書是口述歷史形式，文字經過記錄者文靖的整理加工。何柄棣、張世英的書，是他們親自執(zhí)筆完成的，所以處處字斟句酌，每句話都經過深思熟慮。

　　這三部著作，都圍繞個人的治學體會展開，書中對西南聯大的回憶，不是為了回憶而回憶，而是與其想表達的內容，緊密結合在一起。過去的往事很多，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寫面流水帳，只能挑選那些個人感知最深刻事情。因此，三位作者寫這些書的目的，是不簡單的往事回憶，而是為個人經歷最深刻的經驗作引子，作鋪墊。我們只要稍微翻閱一下本部書，就會感到他們在個人生活長河中印象最深刻的認識。這種風格，不是一日之功可以奏效，需要長時期的積累和鍛煉。

我以為，本部書中所說的一些治學、人生道理，肯定在很多場合下多次講過�，F在匯集在他們的著作里，對多數讀者來說，可以起到如同學生聽課一樣的效果，以最便捷的方式，吸取很多有益的營養(yǎng)。

　　三書需要強調的另一個價值

　　今天，盡管人們能夠津津樂道地說起西南聯大的許多往事，但是，仍然有不少應該流傳入史的人物和事情，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而兩何一張的中，就介紹了這樣的一些人物。

　　相比之下，張世英書中寫的都是對他成長影響最大的幾位教授，涉及其他人很少。而何柄棣的筆下，則有好幾位值得懷念的“小人物”。

　　何柄棣書中寫到陳體強，使我第一次對這位前輩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十年前，我在《抗日戰(zhàn)爭研究》1996年第3期發(fā)表過一篇論文，題為《“國民大會議政會”芻議——抗戰(zhàn)時期改革中央政治體制的重要嘗試》。具有議會制模式的《國民大會議政會》草案，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第一次憲政運動的唯一有形成果，它是在文干、張奚若、羅隆基、錢端升、周炳琳等昆明九教授參政員草擬之《國民議政會》基礎上，正式提出來的。蔣介石對這個方案極其反感，導致這樣一次有限的政治改革方案最終流產。當時，社會上對這個草案也有許多議論，其中正在西南聯大行政研究所的陳體強，也發(fā)表了批評意見。我雖然引用了陳體強的評論，但對這個人卻一點也不了解。后來，盡管在哪部介紹中國的國際法研究的書里，得到了一點信息，但都不如何柄棣的書介紹的詳細�？梢�，何柄棣的書，對開闊目前人們對西南聯大的認識，是有幫助和意義的。

　　其實，何柄棣所介紹的人物，還只是西南聯大的一部分。西南聯大還有一個人物在何柄棣的書中也出現過，這個人說是王信忠。可惜，何柄棣提到王信忠時，只是說他住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的房子，是1947年王信忠轉讓給他的。然而，王信忠（他的文章常用的名字是“王迅中”）是西南聯大早期非�；钴S的人物。他是戰(zhàn)前清華大學畢業(yè)生，后來到日本東京大學攻讀政治學學位，對日本政界十分熟悉。西南聯大到昆明的最初幾年，王信忠發(fā)表過許多關于日本的評論，特別是凡是日本內閣變動時，他便如數家珍地介紹這屆內閣成員的歷史源流、所屬派系、人脈關系，并由此推測這屆內閣的外交政策和對華方針。西南聯大教授在昆明最早創(chuàng)辦的政論刊物是《今日評論》，其后是《當代評論》。而王信中是這兩個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也是當年在昆明各報刊上發(fā)表日本評論最多的人。（僅我掌握的資料，王信忠發(fā)表的時評和政論文章，就有《南進聲中的日寇詭謀》、《三國同盟與中日》、《十年來的中日關系》、《日本軍部與元老重臣》、《歐戰(zhàn)爆發(fā)后敵國外交的動向》、《敵國內政外交的動向》、《日本外交政策的檢討》、《日本新閣的動向及對歐戰(zhàn)的態(tài)度》、《日本內閣的更迭與今后的政局》、《論日蘇關系》、《日本參加歐戰(zhàn)問題》、《近衛(wèi)第三次內閣》、《阿部新閣的出路》、《卷土重來的日寇對華攻勢》等等。）1943年8月10日，王信忠離開昆明，他啟程的前一天，《云南日報》特發(fā)表了一則消息，題為《王迅中教授赴美考察》，內稱他“奉令赴美考察”，“出國期間約兩年”。此后，這個人就像蒸發(fā)了一樣，再也得不到他的任何信息了。我也是在研究西南聯大的國際關系史研究時，發(fā)現這個人的。但是，前兩年我去西南聯大的后身云南師范大學，向該校西南聯大研究同仁問起王信忠時，他們竟然不知道西南聯大還有這么一個人。不過，如果今天我們研究西南聯大的日本觀察與研究，無論如何不可能繞開王信忠。何柄棣介紹的陳體強，以及我提到的王信忠，不過都是一個例子，它說明真實的西南聯大，與我們今天所了解的西南聯大，還有一些需要而且應該縮短的距離。

　　何兆武的書里，也寫到何佶（呂熒）、殷福生（殷海光）、王浩、陳良璧、鄭林生，以及袁可嘉、孫念增（清開大學士孫毓汶的孫子）、王民嘉（蔣介石的外甥女）、譚申祿（其父是汪精衛(wèi)的機要秘書）。雖然何兆武寫他們時，大多是著筆于解放后他們的遭遇，但這些大部分很難進入正史傳記的人物，也是西南聯大的一部分。西南聯大是一個整體，教師與教師、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影響是互相的，希望今后在有關回憶中，能多介紹些這樣的人物。

　　何柄棣、何兆武、張世英的三部書，還有許多值得我們體會的地方，相信會有許多人對此發(fā)表感想。

　　三書對聞一多的回憶

　　 由于家庭背景，我對三部書中關于聞一多的回憶十分留心。三部書中，都提到了聞一多。三部書中，都把聞一多列為單獨章節(jié)，可見他們對聞一多的印象是多么深刻。這三位作者，與聞一多來往最多的是張世英，其次是何柄棣，然后是何兆武。

　　張世英與聞一多的關系，前面已經提到了一些，書中寫到的很多事，他以前就告訴過我。但是，經過他的文筆描述，就更加具體，更加生動了。書中關于聞一多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哲學與文學的聯姻”——聞一多先生和他的高足彭蘭女士促成了我人生的重大轉折”一節(jié)中。當年的張世英，的確如他自己所說，是屬于中間派。就拿1945年3月很有影響的《昆明文化界關于挽救當前時局的主張》來說，在上面簽名的有342人，其中聞一多經常來往的聯大學生中，王瑤、范寧、孫昌熙、程流金（程應鏐）、蕭荻、李埏等，都簽了名，卻未見張世英之名。1946年1月13日，昆明各界聯合發(fā)表《昆明教育界致政治協商會議代電》，聞一多和他身邊的何善周、王瑤、季鎮(zhèn)淮、范寧、康伣，以及何柄棣書中提到的李埏，張世英書中數次提到的汪子嵩，均榜上有名，而且彭蘭也簽了名，可仍然沒見有張世英的名字。張世英與彭蘭是四個月后的1945年7月22日才舉行婚禮，可見婚前的張世英，對實際政治還是有些疏遠。在我掌握的材料中，張世英第一次在政治宣言上的簽名，是1946年6月25日的《為呼吁和平救災號召萬人簽名運動》。這次，彭蘭、張世英的名字，先后出現在簽名者中。由此可見，張世英確實是由于通過彭蘭受到聞一多的影響，才逐漸開始過問政治。

　　不過，聞一多并不以政治關心度劃線。彭蘭領他到聞一多家中接受“審查”的事，正如張世英在書中所說，是順利通過了。這件事我祖母印象也很深望，她生前對我說，審查張世英時，是把他叫的另外一間屋子，單獨和他談了一陣子。彭蘭也對我說過當時她心里很緊張，擔心通不過。其實，聞一多對張世英還是很滿意的，把自己器重的學生嫁給他，是信得過的、放心的。

　　聞一多對學生不以政治關心度劃線，但對同事，特別是認識時間較久的同事，還是很講政治的。張世英是在賀麟先生引領下走進哲學的大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他的婚禮卻沒有請賀麟做主婚人。因為當時在進步人士眼里，馮友蘭、賀麟，在政治上都是傾向國民黨的。馮友蘭既是西南聯大的文學院長，也是清華大學的文學院長。抗日戰(zhàn)爭期間，聞一多從1940年至1946年上半年，擔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直接在馮友蘭領導之下，故兩人往來頗多。后來，我們兩家同住在西南聯大西倉坡宿舍，而且還是同一幢房子，兩家關系一直不錯。記不得哪年，我去看望馮友蘭，他翻箱倒柜找出一陽一陰兩方印章給我看，那是在昆明生活困難決定售字時，聞一多特地為他刻的。盡管如此，聞一多并不隱瞞對馮友蘭的不滿，他晚年的詩作《九教授頌》，就是想對九位教授各作一詩，做以評價。馮友蘭即其中之一，是作為批評對象對待的，只是由于寫過《政治學家》（張奚若）后，張奚若不同意發(fā)表，故未再寫下去。聞一多與賀麟來往不多，他們倆在清華學校是同學，但比賀麟高幾班。至于對賀麟是不是像張世英書中所說“很不滿意”，我想還不致于，可能只是彭蘭的一種擔心吧。我寫《聞一多年譜長編》時，采訪過賀麟，他對我非常友好，非常熱情，這正如張世英說的“賀先生很大度”。

　　聞一多與何柄棣的接觸有限，這一點何柄棣也承認。但是，他對聞一多的印象卻是深望的。何柄棣在書中《讀史閱世六十年》第十一章《師友叢憶》中，專門寫了聞一多一節(jié)。這節(jié)里，他提到與聞一多的交往，主要是引薦聞一多到昆華中學任教事。這件事在我的《聞一多年譜長編》中已有記載，其根據是1986年　李埏先生對我的談話。那年，我于紀念李聞死難四十周年大會后，留在昆明查閱資料，特去拜訪李埏。李埏對我做了詳細介紹，而此前我對這段歷史可以說聞所未聞。不知是不是由于我的訪問，后來李埏把這段事寫成文章發(fā)表。何柄棣可能是看到《聞一多年譜長編》，方引起他的回憶，遂對這段過程做了重要補充。于是，我才知道當年聞一多去昆華中學，最早是對何柄棣提出的。那時，何柄棣與李埏都在昆華中學兼職，李埏是云南人，戰(zhàn)前考入清華大學研究生，在云南地方上關系較多，所以擔任了昆華中學教務長。本來，何柄棣偶遇聞一多時，只是提出請他到昆華中學做次講演。聞一多接受了，但提出他想找一個兼職，條件是有兩間房子，以便把家搬回昆明。何柄棣做不了主，便對李埏說了，李埏也做不了主，于是轉告校長徐天祥。徐天祥很高興，滿足了聞一多的要求。這樣，聞一多才成為高三年級兩個班的國文教員，全家也搬回昆明。

　　何柄棣在書中還寫到請何吃飯事，這也是我們家里從來沒有提到過的。通過何的記錄，使我看到聞一多對能到昆華中學兼職很高興，也很感謝為此搭橋的何柄棣。何柄棣說那次聞一多和高真為他準備了非常豐盛的晚餐，主菜是宣威火腿燉母雞。（《讀史》第182頁）昆華中學不僅當時，今天也是云南全省最優(yōu)秀的學校，現在改名為昆明市第一中學。前年我在昆明時，正好趕上建校一百周年校慶，我看到大標語就自己去了，結果被學校知道，還請我父親給全校師生做了場報告。

　　何柄棣記述這件事的，還使我想了一個長期困擾的問題。由于沒有確切材料佐證，我在《聞一多年譜長編》中，將聞一多到昆華中學的時間，置于1944年五月。何柄棣在書中說“由于我已考取清華第六屆庚款不久即將出國，聞師及師母預先為我餞行”。（《讀史》第183頁）這說明聞一多搬到昆華中學的時間應該在第六屆庚款留學名單公布之前。據《西南聯合大學史料》第五卷，第六屆庚款留學名單是1944年8月公布的，10月6日又公布了入美學校及研究計劃。何柄棣于1945年秋飛印度候船赴美，因此聞一多請何柄棣的這頓晚餐，最早當在1944年8月�？紤]到聞一多在昆華中學安頓好后，不可能隔太長時間再答謝何柄棣，故聞一多到昆華中學的時間，可能比《長編》所系的5月要晚一至兩個月。

　　這里順便提一下，聞一多在昆華中學的情況，過去沒有披露，在我的《聞一多傳》和《聞一多年譜長編》出版之前，有關聞一多的所有傳記，也沒有提到任何蛛絲馬跡。我對聞一多到昆華中學的原因，是從李埏那里得到的，但聞一多在昆華中學的活動，則是王明先生告訴我的。

　　那是1986年，我到昆明參加過李公樸聞一多殉難四十周年紀念活動后，留在昆明查找資料。一天晚上，一個人到我住的昆明軍區(qū)招待所找我。這個人叫王明，原名王子伯，是當年聞一多在昆明中學任教時一個班的班主席，還是全校班聯會主席。他給我介紹了當年聞一多在昆華中學的許多事，并且為我聯系了其他一些健在的昆中同學。這樣，我才知道聞一多在昆華中學動員學生參加救濟貧病作家的募捐工作，知道聞一多還支持王明、林華昌、張家興等昆華中學同學辦了一份名為《今日文藝》的刊物，而聞一多生前最后公開發(fā)表的文章《昆明的文藝青年與民主運動》，就刊登在《今日文藝》1946年6月10日的創(chuàng)刊號上。

　　我提到這件事，不是只是為了說明聞一多在昆華中學的活動，而是想說聞一多之所以能與中學青年打成一片（這一點在聞一多后期歷史上十分重要），內中有何柄棣的關系。當年何柄棣為聞一多聯系到昆華中學兼職時，肯定沒有想到他竟為聞一多的晚年提供了一個擴大民主運動的重要環(huán)境。從這個角度說，何柄棣對聞一多晚年的民主活動，是做出了貢獻的。

　　何兆武書中，也在第二章的《幾個難忘的人》一節(jié)中，寫到聞一多，而且還放在第一個位置，并用了“一包熱情的聞一多”為標題。同章《戰(zhàn)火芬芳》一節(jié)里，也有“一多先生被刺”的獨立小節(jié)。何兆武與聞一多的接觸不多，但我以前還不知道聞一多被刺后抬到云南大學醫(yī)院后，何兆武先生聞訊便趕到醫(yī)院，而且聽到尚鉞先生邊哭邊說：“一多，一多，何必呢？”的話。自李公樸殉難后，昆明的政治空氣就十分緊張，甚至有一個女瘋子還三番五次到我們家住的聯大西倉坡宿舍，拿著一本圣經，指指點點地說：“‘多’是兩個‘夕’字，聞一多你要命在旦夕了！”所以，那時我奶奶的壓力特別大，以至聞一多去云南大學至公堂參加李公樸殉難經過報告會（《最后的一次演講》就是在那里做的），事前都不敢告訴她。李公樸在戰(zhàn)前就是著名的七君，被認為是共產黨的外圍，1946年春在重慶召開慶祝政協成功大會時，就遭到國民黨特務的毆打。因此，一些人對李公樸的死，并不那么感到意外。

　　但作為著名詩人、學者的聞一多被刺，情形就大不一樣了，要不然美國領事館為什么還會把張奚若、潘光旦、費孝通、楚圖南等人接到館里保護起來。聞一多被刺后，白色恐怖更加嚴重，用風聲鶴唳形容也不過分。最明顯的，就是潘光旦、費孝通兩人，在聞一多被刺善后問題上，沒有一點勇氣。當時，費孝通在云南大學還擔任著教授（費最初是云南大學教授，后調到西南聯大，但仍在云南大學任教），聞一多被擔架抬到云南大學醫(yī)院時，醫(yī)院不免害怕，開始不肯收，說學校的醫(yī)院只收學校的人。這時，費孝通正從校醫(yī)院旁邊的一個小胡同走過來，我奶奶忙上前對他說，“一多被刺了”，可費孝通一見就畏懼的不得了，馬上轉過身子，匆匆忙忙就離開了。這事我奶奶生前給我講過好幾次，1986年我和姑姑參加昆明紀念李聞殉難四十周年時，姑姑帶我到當年的云南大學醫(yī)院，還指著費孝通走過的那條胡同，對我說起這件事。

　　與費孝通相反，尚鉞先生就不一樣。尚鉞是云南大學教授，也是云南民盟盟員。他到醫(yī)院時，聞一多的尸體還在擔架上，放在房子外面的一個花圃旁邊。尚鉞知道醫(yī)院不肯收，就對醫(yī)院的人說：“我是云大教授，我作保�！边@樣，聞一多才被抬進屋里。這件事也是姑姑對我說的。那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剛從北大畢業(yè)，我姑姑當時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工作，清史研究所在鐵獅子胡同一號，尚鉞也住在那里。一次，清史研究所舉辦報告會，我去聽講，會后姑姑帶我一起看望尚鉞先生，回家路上，姑姑對我說起這件事。后來，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紀念尚鉞先生座談會，我父親還在會上講了這件事，才使出席座談會的尚鉞夫人和她的女兒知道了這段往事。

　　當年到云南大學醫(yī)院看望聞一多的人，還有楚圖南先生，他也是云南大學教授，也是云南民盟盟員，西南聯大復員前，選舉他擔任云南民盟主任委員。據我所知，當年云南民盟負責人到云南大學醫(yī)院去的，只有楚圖南，尚鉞，可能還有馮素陶。到云大醫(yī)院去的多數是學生，何兆武便是其中之一。他在書中寫到：“那天中午我正在屋里和同學聊天，一兩點鐘的時候聽見外面兩聲槍響，因為那幾天氣氛緊張，感覺一定出了什么問題，趕緊出去看，只見有人用擔架抬著一個人匆匆忙忙走了過去，身上帶著血。后來聽人講，說是聞一多被刺，送到云南大學醫(yī)院去了。我們立即趕到醫(yī)院，人已經死了，尸體擺在院子里�！保ǖ�197頁）何兆武看到聞一多的尸體還在院子里，這說明他去的還比較早，至少與尚鉞差不多同時到醫(yī)院的。

　　順便說一下，前面提到馮至和許淵沖的兩部書，也都提到了聞一多。其中馮至的書中記錄了他們一起在昆明為鄰居，一起到防空洞里躲避轟炸的情節(jié)。許淵沖的書里，提到1939年5月25日他聽聞一多關于《詩經》“采薇”篇的講解，說聞一多的講解對他啟發(fā)很大，后來他還把這首詩譯成英文和法文。

　　我之所以在這里說到馮、許的書，是因為西南聯大回憶中存在著一個現象，即無論什么人，不管什么意識形態(tài)，只要寫西南聯大的歷史，就會多多少少涉及到聞一多。今天的時代早就變了，聞一多也早就走下了神壇，但為什么還會不斷提到他呢。西南聯大校友與聞一多的接觸，因人而異，認識也會有些不同。但他們提到聞一多，實際上反映出一種對于人生的價值標準。所以，他們并不是必須寫聞一多，而是通過對聞一多，解剖這類人的典型，借以表達他們對人生的理解。

　　三書對聞一多的評價

　　兩何一張對聞一多的回憶，盡管著眼點各有側重，但整體評價上，則有一致之處。

　　張世英的書沒有說多少對聞一多的評價，但他在好幾處強調聞一多“走出象牙之塔”的話，對他印象很深。張世英說，“走出象牙之塔”是聯大同學中早巳流傳的進步呼聲。而彭蘭領他到聞一多家“面試”那天，他第一次從聞一多口里親自聽到這個呼聲，“更感到其意義之沉重”。臨別時聞一多送給他一本《海上述林》，而這部書正是聞一多經常讀的，且是常常晚上夜深人靜時，一個人偷偷讀的�！逗Ｉ鲜隽帧肥泅那锇拙幾g的一部譯文集，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普列漢諾夫、拉法格等人的文學論文，和高爾基的一些作品。瞿秋白被國民黨殺害后，魯迅將這些譯稿搜集起來，并編輯成上下兩卷，于1936年5月出版。這部書好象是聞一多認識的第一個中共高級干部華崗送給他的，精裝、絨面，書名是燙金的。我父親還記得這部書，因為祖父也讓他讀過，后來到哪兒去了，我也不清楚。不過，我估計這部書是借給張世英看的，象這樣珍貴的書，一般不會輕意送人。能把這部書送給張世英閱讀，說明對他的信任和期望。所以，張世英說那天走出聞一多家的大門，便“深深感到，我將面臨著人生的一次重大轉折”。從這個角度講，聞一多還是張世英的政治領路人。從此，張世英“逐漸走向現實，走向革命”，“一步步踏上了‘走出象牙之塔’之后的旅程”。（《歸途》第58頁）于是，張世英說以后他“經常到聞一多家，聆聽他的教誨。不知不覺之間，我的交往圈子擴大到了一些進步人士的邊緣，地下黨和來自延安的聲音，也時有所聞”。全國解放后，接近而立之年張世英自然成為“算是先走出一步的青年‘進步分子’”。（《歸途》第60頁）當然，一個人的成長，不僅來自外部因素，更取決于內身因素，對于每一個熱愛祖國，向往現代化的人，都會自學不自學地接受進步思想，最終匯入時代的主潮。而西南聯大的自由環(huán)境，也為這一趨勢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基本保障。

　　其實，聞一多本人也是在時代潮流影響下，才過問政治的。張世英在寫聞一多這節(jié)的最后部分時說：聞一多本是個學者，“是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把他逼出象牙之塔的”。1946年7月10日，張世英和彭蘭離開昆明前夕，向聞一多告別。那天，聞一多對他們說了將來還是要回到書齋的話。張世英說：聞一多的話，“顯然表白了他的意愿：在未來他所理想的環(huán)境里，他仍然要回到象牙之塔，‘不問政治，一心做學問’。我相信他的那幾句話是嚴肅認真的，是他的肺腑之言。他在遇難前，雖有學者、詩人和民主斗士‘三重人格’之稱號，但他當時想回到象牙之塔的理想和愿望表明他依然書生本色，是一個并沒有徹底走出象牙之塔的純粹學者。”我認為張世英的這個分析是對的。30年代，聞一多的確不大過問政治，即使在昆明的前些年，也同樣連報紙也不看，只是一心教書治學。舊政協開幕后的一天，他和住在對面的吳晗有番長談，意思也是等國家政治走上正軌，他就要回到書齋。這番談話，吳晗寫入了他對聞一多的回憶。可見，聞一多本質上還是個學者。

　　張世英對聞一多的認識，和何兆武的認識有相同之處。何兆武雖然與聞一多沒有多少私下交往，但他的感受卻帶有普遍性。他認為聞一多“本質上還是個詩人，對美有特別的感受，而且從始至終都是一包熱情，一生未曾改變過”。（《上學記》第141頁）我非常贊成這個評語，而且我們全家也持這種認識。我叔叔聞立鵬就曾用“追求至美”來形容聞一多思想的內在動力。

　　何柄棣用了一段很感慨的文字，評價了聞一多。他說：“從純學術的觀點看，大多數的文史學人都公認聞一多是用西方方法和多學科工具，配合傳統訓詁音韻考據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他認為聞一多的這一學術成就，是“最富創(chuàng)意、最有成果的典范”。同時他雙說：“即使如此輝煌的學術成就還是不免被他多才多藝、多姿多彩、轟轟烈烈、光芒四射、悲壯結束的一生所部分地遮掩了�！焙竺妫�他緊接著說：“聞先生自己留下的學術、藝術、社會、政治活動的記錄、清華學堂和大學以及聯大檔冊中相關的記載、老在同寅和無數青年學生對他的回憶，再加上子女們在父親身后數十年如一日始終不懈地搜集聞師的大小事跡，都說明現存有關聞一多資料之豐富，在近代學人之中，或僅遜于胡適。”隨后，他特別提到我的那部《聞一多年譜長編》，說：“目前這部1100頁85萬宇的《聞一多年譜長編》，規(guī)模之大、內容之富恐怕是自有年譜專類以來所未有。”（《讀史》第183至184頁）我那部書出版后，曾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時被四十多位學界大家評為向研究生推薦的古今中外六十部必讀選讀書目之一，曾被聞一多學界認為是《聞一多全集》第13卷（新版《聞一多全集》只有12卷），而治學嚴謹到苛刻程度的何柄棣也做出這樣的肯定，對我自然是又一次極大的鼓勵，也給我?guī)�來了莫大的欣慰�?

　�。ㄕf明：本文為2008年12月22日在《新京報》學術沙龍上的報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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