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今年年初吧，中國社會文化學會理事尾崎文昭轉(zhuǎn)告我說該學會的刊物《中國——社會與文化》希望我為“人與學問”欄目撰稿。我心想即便只是中國文化學會中，也還有許多比我年長、業(yè)績更出色的先生，寫作這樣的文章還輪不到自己，總覺得這提議本來就缺乏現(xiàn)實性，明確的回絕都不需要。

　　但此后尾崎又好幾次提起這件事。據(jù)說向我約稿是編輯委員會的意向，而且這一想法來自思想哲學部門。尾崎不斷的說服，還有我的優(yōu)柔寡斷，加上自己心中潛藏著的自我表現(xiàn)欲，使我漸漸感到難以拒絕。再怎么自認年歲小，今年5 月竟也滿70 歲了，說不定什么時候就突然無法說話寫作。我頭腦里突然浮現(xiàn)出這樣奇特的論理：與其等到無法動筆再后悔，還不如先寫下來，即使因此出丑。而且尾崎說如果感到難以下筆，他可以先對我進行訪談，我再根據(jù)訪談來寫。對方這樣熱心，我也就接受了這一建議。訪談的日期是3 月28 日，以下文章便是我依據(jù)當天的記錄重寫而成的。

　　不過，寫作這樣的文章，對我來說已不是第一次。收錄我文革期間發(fā)表的文學領(lǐng)域之外文章的《“文革”的軌跡與中國研究》(1981年，新日本出版社) 的《后記》中已涉及了一些，1995 年9 月中國社會文化學會年度大會時舉行的圓桌會議“回首戰(zhàn)后50 年”(《中國——社會與文化》11 號，1996 年) 上也曾談到，同年10月在每年一次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集會”

　　的座談會上我也做過類似的報告(《野草》57號，1996 年，中國文藝研究會) 。因此難以避免出

　　現(xiàn)重復，懇請讀者見諒。

　　與中文、中國文學的相遇

　　我開始學習中文是因為1948 年4 月考入舊制第一高等學校，被編入其中的漢語班。關(guān)于當時的學制和我以第6 志愿考入漢語班的情況，因以前在不少地方寫過，這里就不涉及了(日本舊學制中最典型的升學程序為小學6年，中學5 年，高等學校3 年，大學3 年或者4 年。因此當時的高等學校相當于今天的大學，大學相當于今天的研究生院——譯者注) 。

　　漢語班在戰(zhàn)后只有一高和山口高等學校設置，我當時是第3 屆。第1 屆有尾上兼英、高田淳和松本昭等，第2 屆有蘆田孝昭、檜山久雄等，當然與他們認識是后來的事情。

　　漢語課最初由藤堂明保和工藤篁兩位老師擔任。記得在剛開始不久的一次課上，工藤老師問大家都是第幾志愿進的漢語班。第1 屆似乎還有幾位是帶著明確目的、自己選擇了漢語，但記得到我們這一屆，第1 志愿者為零。

　　經(jīng)過激烈競爭好不容易考入一高，不料因?qū)W制改革，第1 學年結(jié)束時一高改為新制大學。原希望在校生可不須考試直接升入新制大學，但期待落空，只得連續(xù)兩年參加入學考試。我們上屆的學生按舊制念到3 年，大學也照舊3 年畢業(yè)，因此我們成為新制東京大學教養(yǎng)學部(新制大學的學生1、2 年級都先在教養(yǎng)學部學習，之后再分專業(yè)——譯者注) 第一屆學生。這次選擇什么外語要到入學后才決定，不過有個條件，即“第2 外語可選擇漢語的僅限于預定升入文學部中國文學專業(yè)的學生”，也就是，遑論法律經(jīng)濟等其它專業(yè)，即使是將要選擇文學部的中國哲學或東方史為自己專業(yè)的學生，漢語都只能作為第3 外語以下的語種。這是當時漢語教學在東京大學的地位。我聽倉石武四郎教授說過，按原來的方案，第2 外語里甚至沒有漢語，是他通過文學部(相當于中國的“文學院”——譯者注) 部長(聽說是西洋史的今井登志喜) 強硬地要求才得以保住2 外的地位，雖然仍有限制。

　　我當時自然無從知曉其中經(jīng)過，總之決定去中文專業(yè)、選擇了漢語班。這時的同班同學中有竹田晃。

　　起初是以第6 志愿開始漢語學習，1 年后卻堅定了選擇中文專業(yè)的決心，其動機雖不明確，但中國革命的進展確是一個因素吧。雖然未有堅決支持革命那種程度的思想自覺，但中國也許將變成一個嶄新的國家，這對我是一種誘惑。關(guān)于魯迅，一高一年級下學期藤堂老師的課讓我們讀《阿Q 正傳》(暑假前剛學完倉石武四郎所編的《中國語法讀本》，秋季一開學便是《阿Q 正傳》。后來聽藤堂老師自己說，被倉石先生責備這就像是讓剛斷乳的嬰兒吃糯米飯) ，此外從學長那兒也聽到不少魯迅的事情，不過還未引起我強烈的關(guān)心。

　　我如今想，不僅是自己與中文、中國文學的關(guān)系，包括進入一高和東大，也都與日本的戰(zhàn)敗和戰(zhàn)后改革密不可分。在此意義上，首先應當說是當時的整體狀況推動的結(jié)果。

　　我的外祖父出生于北海道，年幼失親，在親戚家長大，因此等到可以當海軍志愿兵的年齡(征兵是20 歲，志愿兵大概是18 歲?) 便入海軍，從新兵一直晉升到特務中尉(特務指非海軍學校畢業(yè)——譯者注) 之后退役。外祖父只有一個女兒，因此從海軍招贅婿，那便是我父親。父親是山形縣莊內(nèi)地區(qū)農(nóng)家的次子，報名參加海軍，后來海軍因日本戰(zhàn)敗被廢置時，成為所謂的“波茨坦少佐”(指廢置軍隊時給所有的軍官特別晉升一級，因此那時的新頭銜被叫做“波茨坦○○”——譯者注) 。父親老家還兼營米店，按中國的說法，算是“富裕中農(nóng)”，不過出身于這種家境，似乎父親腦子里原本就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念頭。

　　因為這樣的環(huán)境，我家里并無文化氛圍，也沒有藏書。只是聽說外祖母年青時似乎對文學多少有些興趣，買過最早的“一元本”、也就是改造社版的《現(xiàn)代日本文學全集》，因而家里還留有一冊《夏目漱石集》。外祖父外祖母雖都熱心后代的教育，但也許是出身農(nóng)家的緣故吧，外祖父星期天一看到大哥和我白天便面機而坐就不滿意，覺得雖說讀書，但男孩子大白天就坐在桌子前面不太像話，總是想辦法帶我們到外頭去。

　　因此，高等學校到“帝國大學”這樣一條升學路線，在我們腦子里完全不存在，更理所當然的打算是進入海軍學�；蚝＼姇�計學校。大哥于45 年春提前4 個月中學畢業(yè)，隨即進入海軍會計學校，一直到戰(zhàn)敗都在神戶垂水的分校。中學二年級的我自然也在45年5 月左右準備報名前一年創(chuàng)立的“海軍預科兵學�！�。外祖父、外祖母和父母雖沒有明確反對但都顯得消極，只說等到三年級再申請也不遲。記得我當時聽了很意外，心想，怎么連父親都這么說。現(xiàn)在推測，那時身在海軍省的父親，可能已經(jīng)看清日本逃脫不了戰(zhàn)敗的命運了吧。結(jié)果，還不知道經(jīng)在讀的中學提交的入學申請書是否已正式提出，日本就戰(zhàn)敗了。

　　中國革命、中國文學、戰(zhàn)后民主主義

　　1948、49 兩年成了決定自己此后人生道路的時期，但不可思議的是，我很難具體想出自己這兩年有什么大的精神體驗。總之，我開始學中文是48 年，那一年中國發(fā)生了“三大戰(zhàn)役(遼沈、淮海、平津)”“，人民解放軍”控制了東北全域及長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區(qū)，此后是中國共產(chǎn)黨渡過長江解放全國，還是美國介入、使國民黨政府得以偏安長江以南，此種形勢當時吸引著全世界的關(guān)注。我沒有自己對這些歷史的具體步伐曾懷有多大興趣的清楚記憶。應該是從一高的同班同學那兒聽到藤堂老師說國民黨快完了，因此大概是48年的事情。記得49 年1 月末北京“和平解放”時，我以為這是一個好消息。

　　總而言之，我17 、18 歲時為求精神上的自立，文學和哲學方面的書亂讀一氣，似乎與大多數(shù)同年齡的“知識青年”在生活上沒有什么兩樣。思想也處于混沌狀態(tài)。48 年是反對舊制高等學校學費上漲的運動發(fā)展到“全學聯(lián)”成立的年頭，但我并沒有什么明確的意見，態(tài)度很矛盾。

　　不過，我好像是從這時漸漸對學生運動產(chǎn)生興趣，而且這種興趣與我對中國革命的關(guān)心，兩者相互推進，給我?guī)�來了影響。從海軍會計學校回來、補習了一年的大哥也考入一高，在比我高一年級的“文丙”班，與大哥同年級或同寢室的人里，有的是漢語班的學長，有的已經(jīng)加入了共產(chǎn)黨的基層組織。我也受到他們的影響。49 年還是50 年，記憶有點模糊，總之在教養(yǎng)學部里組織了中國研究會，在其主持下，舉行了好像叫現(xiàn)代中國講座的連續(xù)演講會。講師是上原專祿、仁井田、巖村三千夫、島田政雄四位。關(guān)于上原、仁井田兩位，我沒有任何了解，邀請他們主要是工藤先生的意見。其主旨是不談當時泛濫的流行話題，盡量涉及學術(shù)性問題。中國研究會的讀書會選擇《東洋的家與官僚》(1948 年，生活社) 作教材，也同樣是工藤先生的建議。工藤先生是一位個性很鮮明的人，對于他作為學者、教師的評價，可謂因人而異、大相徑庭。不過他秉有一種少見的才能，能讓一無所知的年青人產(chǎn)生某種問題意識、或是覺得自己好像具有了問題意識。至少如上文所談到的那種讓學生一入門就開始接觸到哪怕只是學術(shù)的堂奧一角，或初步對學問有所體味的指導，我以為是極為適當?shù)摹?/p>

　　48 年12 月10 日(因為當天所買的書后有我的注記) ，在內(nèi)山書店物色書籍時，進來一群人，大約有七八個。工藤先生也在里面，他把我介紹給一起來的倉石先生。其他都是東大中文專業(yè)的學生，好像大家上完討論課就來了。那時竹內(nèi)好的《魯迅》(1948 ，世界文學手冊世界評論社) 剛出版，我正在猶豫買還是不買。工藤先生說這是本好書，不容分說地抽出來，和鳥居久靖的《華語助動詞研究》(1947年，養(yǎng)德社) 一并拿到收款處說：“請結(jié)帳�！边@便是我與竹內(nèi)好著作的相遇。后來的《魯迅雜記》(1949 年6 月，世界評論社) 也在出版后不久便拜讀了。讀到日本評論社版(1944 年) 的《魯迅》，應該是更往后的事情，讀的是52 年9 月發(fā)行的創(chuàng)元文庫版。下文將談到，52 年9 月那時我正因為“五?一事件”被關(guān)在拘留所里。我不記得給我送來的書里有這本《魯迅》，因此即便讀到，最早也應在保釋后，大概是進入研究生院之后的事情了。

　　49 年中國東北在進行蕭軍批判。我不太記得自己怎么知道的這個消息，不過當時岡崎俊夫在職的《朝日新聞》經(jīng)常登載這類新聞，也許是從《朝日新聞》得知的。雖然關(guān)于蕭軍我一無所知，但這則新聞引起了我的興趣。于是到當時唯一經(jīng)營中國書籍的書店——內(nèi)山書店去搜尋相關(guān)書籍。那時內(nèi)山書店在神保町的十字路口附近救世軍本部的后頭，是兩個門面寬的小書店，現(xiàn)在那里蓋起了巖波書店總社大樓。那個時代還無法從中國大陸直接輸入書籍，但我記得當時店里擺著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學叢刊”(巴金主編) 。沒發(fā)現(xiàn)其中有蕭軍的書，卻由此第一次得知蕭乾的名字。我那時想也許是蕭軍的別名，但打開來一看，好像并非如此，于是就沒有買。文革結(jié)束后《蕭乾文集》出版時，我雖然還是對他幾乎沒有了解，卻買下他的文集，便是這個時候的記憶使然。

　　49 年出版的《思潮》(5 月，昭森社) 和《桃源》(6 月，吉昌社) 的“魯迅專輯”我讀了，中國研究所編的《中國研究》第9 號、《文學中的新中國》專輯號(1949 年9 月，日本評論社) 也買了。

　　為藤堂老師課上的《阿Q 正傳》講讀作預習算是原因之一吧，增田涉翻譯的《阿Q 正傳》(1946年《，魯迅作品集》，東西出版社)和松枝茂夫翻譯的《朝花夕拾》(1947 年，同前) 也都買來讀了，但都不算系統(tǒng)的學習�？傊�這個時候，只要看到當時尚不多的有關(guān)中國的、特別是中國文學方面的書和雜志，我都買下來或找來讀。

　　當時對《阿Q 正傳》還談不上深刻的理解，想必不覺得怎么難讀。那時正處于日本戰(zhàn)敗后不久、丸山真男所說的“悔恨的共同體”時期，因此即便不能深刻理解這篇作品的含義，在對自己所屬的國家、社會的病根的批判這一點上，還是能比較直接地產(chǎn)生共振的。

　　不過，我對中國文學的關(guān)心，并不是就這樣單純地發(fā)展下去。

　　50 年春，東京大學教養(yǎng)學部部長矢內(nèi)原忠雄認為學生籌備組織“維護和平之會”是政治活動，加以禁止。對此學生們進行反對和抗議活動，東大教養(yǎng)學部的學生運動就這樣開始了。學生自治會也是在那個過程中產(chǎn)生的。50 年可謂暴風雨季節(jié)的開始：1 月歐洲共產(chǎn)黨工人黨情報局點名批評野坂參三，批判日本共產(chǎn)黨在美軍占領(lǐng)下的和平革命路線；
到了6 月，GHQ(當時駐日的聯(lián)合國軍總司令部) 驅(qū)逐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6 日) 、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25 日) 、日本共產(chǎn)黨機關(guān)報《赤旗》被禁(26 日) 。其過程之中，日本共產(chǎn)黨中央也發(fā)生分裂(所謂“50 年問題”) ，分為“主流派”(也被稱為“所感派”) 和“國際派”(被“主流派”稱作“分派”) 。

　　就發(fā)生在自己身邊的事而言，GHQ 民間情報教育局(CIE) 的顧問伊魯茲博士自49 年7 月新瀉大學開始，在全國各地的大學作巡回演講，稱共產(chǎn)主義者不適合當大學教師。我們雖然是未親歷戰(zhàn)前和戰(zhàn)爭期間思想鎮(zhèn)壓的一代，但誰都不須教誨就能親身感覺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戰(zhàn)后得之不易的思想學問的自由所面臨的危機以及思想鎮(zhèn)壓是與戰(zhàn)爭相通的，在這時，沉默就等于袒護與支持�！敖^不容許為戰(zhàn)爭犧牲的年青一代的悲劇重演”，這是當時不僅左翼學生、而且廣大民眾也深有同感的口號。我也是從這一年開始加入到這一潮流中去的。

　　50 年10 月發(fā)生了反對清洗赤色教授的“罷考運動”。這一運動因德國文學學者、當時還是德語專業(yè)年青副教授的山下肇的《大學的青春——駒場》和同為德語教授的竹山道雄的《不進門的人們》而為人所知。教養(yǎng)學部成立第二年第一次對學生做出處分便是這一時候，約10 名學生受到包括退學在內(nèi)的處罰。我在這年春天被選為自治會常任委員，但從秋天便退出，專心于AG(這年春天成立的“反戰(zhàn)學生同盟”的簡稱。為“國際派”學生黨員基層組織主持的團體，但具有相對的獨立性) 的活動，因此沒有受到處分。

　　51 、52 年仍是多事之秋，不是安心做學問的年代。就光是寫我個人的事情，也有以下這么一些(限于篇幅，事件的內(nèi)容和背景全部予以省略) 。

　　51 年4 月，我加入在退休前辭去東大文學部教授、參選東京都市長的出隆先生(“國際派”擁立) 的選舉運動，5 日在飯?zhí)飿蜍囌厩�，和其�?5 名東大學生一起被逮捕，以“違反政令325 號(違反美軍占領(lǐng)目的) ”的罪名于4 月末被移交美軍的軍事法庭。東大發(fā)起全校性的“救援”活動，于是包括我在內(nèi)的13名學生于5 月23 日被釋放，其余3 人受到法庭審判，但一人無罪、剩下兩人被判“緩期執(zhí)行”，實際上16 人全部被釋放。戰(zhàn)后美國占領(lǐng)日本期間，移交美軍軍事法庭審理的案件中，最后實際上全體被判無罪的例子恐怕絕無僅有吧。

　　第二年，我以在52 年5 月的“五?一事件”中“帶頭煽動騷亂”的罪名于6 月15 日被逮捕、7 月被起訴、11 月29 日保釋(70 年3 月一審被判無罪) 。那時我正好是大學四年級，要寫畢業(yè)論文(題目是丁玲) 。由于拘留所里收容了很多被告，管理當局對被告改善待遇的要求有較多采納，于是我得以在單人牢房里寫作，論文于保釋后提交，53 年3 月本科畢業(yè)。

　　當時的環(huán)境如上所述，因此如果沒有這些事件、平平安安畢業(yè)的話，也許我不會想去念從那一年開始設立的新制研究生院，而會很自然地去考報社或教員。那個時代，報社、出版社或新制高中、初中的教師是文學部畢業(yè)生最常見的去向。我大哥是舊制高等學校最后一屆畢業(yè)生，他與我同一年畢業(yè)，當了報社記者；

我的妻子當時延期一年、第二年畢業(yè)，也當了初中英語教師。而我就是想?yún)⒓泳吐毧荚囈矝]有資格，只能上研究生院。說實話，雖然我對以讀書寫作為生的生活方式抱有憧憬，但一直以為能成為學者的應當是更認真地修行正統(tǒng)學術(shù)的人，從未想過自己會有學者的素質(zhì)。

　　不過這之前不久，51 年9 月竹內(nèi)好的《現(xiàn)代中國論》出版。我因這本書受到的影響是很復雜的。我選擇丁玲作為畢業(yè)論文的題目，岡崎俊夫的影響很大，而竹內(nèi)好這本書更堅定了我的選擇。比這更重大的影響是貫穿《現(xiàn)代中國論》全書的對日本近代的批判。特別是他對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其角度與我看過的其它對共產(chǎn)主義的批判完全不同，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竹內(nèi)好對共產(chǎn)黨的批判，廣為人知的是他在50 年歐洲共產(chǎn)黨工人黨情報局批判日本共產(chǎn)黨之后不久發(fā)表的《致日本共產(chǎn)黨》，記得當時也讀過了，只是那時對我來說，馬克思主義還不是自己的問題。那之后一年間，通過學生運動等，我才逐漸地將自己置于馬克思主義一方。

　　內(nèi)田義彥在《日本資本主義的思想像》(1967 年，巖波書店) 中使用了“韋伯現(xiàn)象”這一說法，對此我在其他地方也提到過。馬克思主義者中，有的對韋伯的馬克思主義批判幾乎反射性地拒絕，有的則在某些方面予以接受，內(nèi)田將這種現(xiàn)象稱作“韋伯現(xiàn)象”。我也仿效這種命名，悄悄使用“竹內(nèi)現(xiàn)象”這一說法。因為我以為對竹內(nèi)好的《現(xiàn)代中國論》等著的反應也有類似的情況。忘了是誰的提議，51 年秋或52 年初，中文研究室舉行了對《現(xiàn)代中國論》這部書的合評會或是懇談會，我是報告者。這是我第一次在小型研討會上作報告。我有時會帶著既慚愧又感懷的心情想起自己此后不時使用“為超越竹內(nèi)好”這一說法，不過似乎可以說，與此后自己的道路有所聯(lián)系的某些方面，可能便是從這時開始逐漸形成的。

　　走向“研究者”的道路

　　即便如此，我在文學部的兩年間，由于總共半年多在“獄中”度過，照著自己的興趣讀書之外，未曾受過正規(guī)的學術(shù)訓練。進了研究生院后，也還是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做什么才好，左右徘徊的狀態(tài)持續(xù)了一段時間。

　　52 年5、6 月間、魯迅研究會成立。這是由尾上兼英、松本昭、高田淳、新島淳良等，再加上巖波新書編輯部的　惠美子(結(jié)婚后改姓為關(guān)戶) 創(chuàng)立的，與中文研究室無關(guān)，活動也都在校外進行。

　　由于我在“五?一事件”后無法安心出門，被捕又在6 月，因此第一次參加魯迅研究會應在保釋后，大概是53 年的新年會吧。上述各位此后各有自己的專門研究方向，只有我一直舉著魯迅研究的招牌，因此似乎有人誤以為組織魯迅研究會的是我，其實并非如此。

　　甚至不如說，當時我對魯迅研究會的“學風”(也許還稱不上“學風”，叫“氣氛”可能比較合適) 有一些隔閡感。例如，后來聽說尾上他們創(chuàng)立魯迅研究會的動機之一，是因為“五?一事件”之后不久，文學部學友會制作的宣傳“真相”的小冊子上引用了魯迅的《無花的薔薇之二》中的名句“墨寫的謊說，絕掩不住血寫的事實”，尾上他們認為像這樣只是出于一時的政治需要摘引“有用”的話語，并非真正的魯迅研究，我們必須好好調(diào)查和理解魯迅在這些話里寄托的深廣意義。而我并沒有他們這樣的自覺，只是單純地被《無花的薔薇之二》中的語言所打動。能和那些已對學問的世界有所了解、浸染了那種氣質(zhì)(至少我那么覺得) 的學長們一起在魯迅研究會學習交往，如今想來非常幸運。他們讓我感到某種壓力，同時我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漸漸體會到何為研究。

　　但也還是未完全安定下來。工藤先生總是說：丸山你不適合研究文學，還是去研究語法。我雖不以為然，卻也有點覺得或許果真如此；
搞文學吧，是否研究瞿秋白與文藝大眾化呢，想法混沌，碩士論文的題目老是決定不下。到了54 年夏天，決定延長一年以寫作碩士論文，這才覺得稍微輕松了一點。

　　我不太記得為什么最終選擇魯迅作為碩士論文的題目。總感到這題目太大，難以下手，但又覺得倘若是想真正搞中國現(xiàn)代文學，還是必須認真地研究魯迅，哪怕就一次。魯迅研究會最初的成員中有一位叫宅見晴海，畢業(yè)論文題目為《〈吶喊〉私論》，他后來毀掉已完成的論文，55 年1 月在奧多摩的御獄山自盡，這件事也許對我有所觸動吧。

　　總之，就抱著通過研究《吶喊》來穩(wěn)固自己立足點的這種心情，我確定了自己的題目：“《吶喊》時期的魯迅”。不是“《吶喊》論”，而是“《吶喊》時期”，似乎是因為對雜文和小說，我想要同等對待。

　　這時雖然有進博士課程的想法，但對自己是否具備研究者的素質(zhì)和能力，我依然沒有自信。不過“五?一事件”的審判還未結(jié)束，我作為刑事被告人估計很難就職，還是只好在博士課程繼續(xù)學習。

　　包括56 年秋因腎臟狀況惡化休學半年，博士課程我總共在學了5 年半。碩士3 年、博士5 年，可以說充分利用了研究生的在學年限。

　　這期間政治的大變動持續(xù)不止：寫作碩士論文那一年(55 年) 日本共產(chǎn)黨召開了“六全協(xié)”(第6 次全國協(xié)議會。修正了“四全協(xié)”和“五全協(xié)”的路線，對“家父長式的指導”和“左傾冒險主義”展開自我批判，恢復當時被劃為“分派”的黨員的名譽，為“50 年問題”作了一個了結(jié)) ；
56 年蘇聯(lián)進行斯大林批判，緊接著是波蘭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中國則從56 年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轉(zhuǎn)變到57 年的“反右派斗爭”(下文略稱“反右”) 。

　　這些事件的意義無法在這里討論，若只就它們對我個人的意義而言(不過當然是據(jù)今天的眼光來簡單地說) ，我想自己似乎悟出了一種基本態(tài)度：不管是對馬克思主義抑或毛澤東思想，不是將它們當作現(xiàn)成的思想，然后自己去適應它們，而只可通過自己的頭腦和體驗對之加以思考、作出選擇，那樣的話，即使錯了，也應該能留下什么，無所遺憾。但是反過來，如果自己并不贊同、存有疑問，卻依然拖拖拉拉地在后面追隨，當結(jié)果證明是錯誤時，留下的就只有悔恨。這談不上什么“思想的”體驗，也許是在青春已過、青年時代的后半段也即將過去的時期，誰都會經(jīng)歷的一種變化吧。總之，伴隨這種變化，研究也自然而然地展現(xiàn)出一個方向來。

　　一是對中國的文學及其研究動向，開始感到其中存在無法理解的地方。55 年“胡風批判”之前，雖然持有疑問，但以為那是因為許多資料尚未公開，也就未加深究。但對“反右”及其后的傾向，我的不滿和懷疑難以消除。

　　我的這種不滿和懷疑形之成文，其中一篇發(fā)表于極東書店《書報》(1959 年10 月) ，批判了“反右”后大量出現(xiàn)的大幅度改寫舊說的“中國文學史”。這些文學史中充斥著馬克思主義文學史就應當如此的論調(diào)，與之叫板雖不免多少有些畏怯，但我無法抑制自己的郁憤：難道這種東西就是馬克思主義嗎? 高興的是，雜志出版沒多久，遇見西順藏先生時，他說：ldquo;寫得很有意思。”此外在當年《日本中國學會報》的“學界展望”欄目里，大概是入矢義高先生吧，也認可說：“指出了問題的本質(zhì)。”

　　二則是感到有必要對左翼作家聯(lián)盟(左聯(lián)) 展開批判性的研究。我是通過竹內(nèi)好的《現(xiàn)代中國論》才知道“左聯(lián)”的。其第4 章《文學》收錄了已收進《魯迅雜記》的《魯迅與日本文學》(1949 年《，世界評論》) ，只是將題目改為“文化移入的方法”。文中關(guān)于左聯(lián)，竹內(nèi)好雖然說“我不了解的地方還很多”，但同時指出其不是像日本的納普(“全日本無產(chǎn)者藝術(shù)聯(lián)盟”) 那樣的黨派組織，而是一種大眾組織，原本便含有人民戰(zhàn)線的性質(zhì)。因為竹內(nèi)好以中國為鏡、反思包括左翼在內(nèi)的日本近代的弱點這一視點對我有很深的影響，因此在我印象中，“左聯(lián)”這一組織像是值得學習的某種目標。(以下這段話也許流于瑣碎。竹內(nèi)好這種左聯(lián)觀，是由于他做出了《北斗》雜志的傾向便體現(xiàn)了左聯(lián)性質(zhì)的判斷而形成的。后來我到竹內(nèi)家拜訪時，看到書架上排列著一套《北斗》。中國翻印這套雜志則是之后的事情�，F(xiàn)在我們知道，《北斗》是在31 年2 月“五烈士事件”中遭受打擊的左聯(lián)為加強合法活動、擴大戰(zhàn)線而創(chuàng)辦的，因而請丁玲擔任主編，并向謝冰心等非左翼作家約稿。)

　　我覺得竹內(nèi)對左聯(lián)的判斷與實際大有出入，是在讀了53 年2 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3 卷中的《關(guān)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4 月20 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 之后。眾所周知，這一決議是對27 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后到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成立之間中共路線的總結(jié)，尤其是將重點置于對王明等主導的“第三次左傾路線”的批判性總結(jié)。我忘了是什么時候拿到《毛選》第3 卷，不過由于親眼目睹了日本共產(chǎn)黨(“主流派”) 的“左傾冒險主義”，我感覺這篇文章簡直說的就是日本的問題，因此是帶著一種感動讀完的。由這一決議可知，左聯(lián)的活動時期有相當一段時間是與“王明路線”占主導地位的時期相重合的。這樣的話“，王明路線”下的左聯(lián)真的可能“原本便含有人民戰(zhàn)線的性質(zhì)”嗎? 于是我開始思考這一問題，在“中國文學之會”1961 年的年度大會上作了報告，認為有必要對建國后中國的文學史中的定說進行再檢討，并提出魯迅也參與的“第三種人論爭”作為具體的例

　　子。

　　同一年，我發(fā)表了《魯迅和〈宣言一篇〉》(《中國文學研究》第1 號，4 月，中國文學之會) 。這篇論文的意圖是將日本左派知識分子對有島武郎《宣言一篇》的反應，與翻譯過該作品的魯迅的態(tài)度進行比較，思考前者的狹隘反應是否折射出日本左翼的思想方式的一個弱點。在這篇文章中我可能太執(zhí)著于闡發(fā)自己的問題意識，相形之下，論證比較薄弱，不過在巖波書店的《文學》雜志上連載的《座談會?大正文學史》中，本多秋五贊揚了這篇論文。

　　大概是從62 年4 月開始，有一年半我得到學術(shù)振興會的“獎勵研究生”獎學金，每個月可領(lǐng)到2 萬日元，這使我博士課程修了后不安定的生活，多少有了一點從容的心情(我從55 年碩士期間開始在橫濱的私立學校兼職。開始是1 小時一百日元，兼任講師與專任講師各擔任了3 年，兼教初高中。愉快是愉快，但總感到前途不可預料。(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此能拿到獎勵研究生獎學金，覺得十分慶幸) 。

　　62 年起平凡社開始推出《中國現(xiàn)代文學選集》，魯迅研究會的伙伴們接受了《魯迅集》的翻譯工作，此外，我與小野忍教授“共譯”郭沫若等人的部分。說是共譯，其實是小野先生體諒我沒有正式職業(yè)，為我安排工作。另外還讓我在編輯委員會幫忙。

　　談到翻譯，在藤井升三和山極晃等的照顧下，63 年開始出版的由國際問題研究所編制的《新中國資料集成》我也翻譯了相當一部分。大概稿費是4 百字四百日元，藤井先生不停地抱歉說太便宜，但比起《中國現(xiàn)代文學選集》的版稅，毋寧說價格更高，對我的經(jīng)濟狀況也有所補助，而且有機會在一定程度上系統(tǒng)地閱讀這種文獻，此后受益不少。與安藤正士、毛里和子等相識，也是在這一時期。

　　我開始寫作《魯迅——他的文學與革命》(65 年，平凡社，東洋文庫) 是在63 年下半年或64 年初，這好像也是小野先生的關(guān)照。

　　在此二三年前，我被都立大學聘為兼任講師。講課內(nèi)容是關(guān)于魯迅，具體沒有限制。雖然竹內(nèi)好因60 年“安保斗爭”(指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續(xù)約的運動——譯者注) 辭去都立大學的教職，但松枝茂夫、今村與志雄、竹內(nèi)實各位都在，而且學生都是與我年紀相差無幾的研究生，因此我每次上課都像在研究會作報告那般緊張。由于當時建立在周作人的《魯迅的故家》等戰(zhàn)后出現(xiàn)的資料基礎(chǔ)之上的魯迅研究尚未出現(xiàn)，并且自竹內(nèi)好的《魯迅》(世界評論社版) 之后還不見新的魯迅傳記，于是我上課時就先講自己利用新資料梳理出來的魯迅傳記。記得備課很辛苦，不過當時所做的筆記在后來寫作《魯迅——他的文學與革命》時大有幫助。

　　當時，我還沒有寫作這本書的明確的方法論自覺，不過歲月如流，今天對此再回首的話，可以說自己此后探索的方向在這本書中已有所體現(xiàn)。歸納起來，我想主要是以下這幾點吧。

　　一是對我自己也在內(nèi)的日本魯迅讀解方式中存在的“文學主義”的疑問或者反省。這種“文學主義”未能充分自覺魯迅在世時的中國與50 、60 年代日本的狀況之間存在的距離，也缺乏對自身感性，或?qū)ψ约喊盐諉栴}的框架的深刻檢討，便急于把自己重疊在魯迅身上。30 年代的“中國文學研究會”成立的時候，成員的大多數(shù)是把中國文學視作世界現(xiàn)代文學的一部分來閱讀的，而這是之前的中國文學研究所沒有的新鮮之處，他們(當然其中共存著各種各樣的傾向，為避免給論述帶來混亂，這里就不對此深入分析) 所帶有、或自認為帶有的“同時代性”，我們今天不能原封不動地加以繼承。

　　第二、更進一步，不僅限于文學，不斷生成變化的現(xiàn)實狀況逼迫我們重新思考日本本身與中國之間的距離。美國的占領(lǐng)政策在日本戰(zhàn)敗后，主要致力于瓦解日本軍國主義、重建日本民主化；
然而，特別是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這一政策轉(zhuǎn)向把日本當作“反共產(chǎn)主義”的基地，為此美國不惜復活日本的右派并給予保護。因此從40 年代末到50 年代中期，左派日本人強烈意識到美國占領(lǐng)軍的統(tǒng)治，以此為媒介，對過去日本侵略下的中國人民的意識產(chǎn)生的共感也日益強烈。“終于明白了被壓迫民族的心情”、“魯迅的心情好像能夠貼近了”這種聲音，也出現(xiàn)在這一時期。當時，對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關(guān)心，不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達到了頂點。

　　然而，60 年“安保斗爭”后上臺的池田內(nèi)閣于60 年末提出“所得倍增計劃”，經(jīng)64 年的東京奧運會，這一高度增長政策很快極大改變了整個日本的樣貌。我開始寫《魯迅》時，這種變化的全貌尚無法看清，但從各種方面已經(jīng)可以感到這一傾向。日本已成為高度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無法再輕易言稱“能了解被壓迫民族的心情”，日本與中國的差異也遠遠大過我們曾經(jīng)的想象。倘若對這一點沒有正確的把握，日本的中國研究不可能走上正確的道路，而且思考魯迅內(nèi)心世界的問題時，也不應只依賴自身問題意識的感應，而必須將魯迅重新置于當時的歷史，從中考察他精神運動的方式。這便是我當時大體上的想法。

　　一言以蔽之，這一思考方式也就是，不論對魯迅還是中國，都不要急于探求普遍性的東西，而應以更客觀化、相對化的方式，在與具體時代和狀況的關(guān)聯(lián)中加以思考，普遍性的東西自然會在其中清楚地現(xiàn)形的。

　　對我的《魯迅》，有批評認為它“將文學者魯迅在事實中拆解了”。我不是不明白其中的問題，但是為了防止日本式的思考方式和框架隨時潛入我們的魯迅認識，這一實證的過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想“，文學者魯迅”也不應那么脆弱、那么容易就會被消解。

　　另外，我最近聽說有年青一代的研究者稱這本書的問世使得魯迅研究和現(xiàn)代文學研究真正成為一門“學問”。雖然十分感謝這樣的評價，但說實話，我覺得“實在過獎不敢當”。寫作經(jīng)得起學術(shù)批判的著作，這一意識我有；
但寫作形式完整的“學術(shù)性”著作，這種想法我并沒有�；蛟S是因為我想，即便在所謂的學界累積多少業(yè)績，反正待罪之身的自己也沒有希望在大學謀得教職。也許自己當時有這樣的抱負：要寫出非中國文學專業(yè)的人們也能閱讀理解的書，只要是好貨色，不論到哪兒總會有識貨的人。我想這一“方法”意識在我的第二本專著《魯迅與革命文學》(1972年，紀伊國屋新書) 中應體現(xiàn)得更為清晰一些。

　　寫完《魯迅》后，與我的研究姿態(tài)有很大關(guān)聯(lián)的是中國自身不可解、不透明的方面在不斷增大。上文已提到我對“反右”后的傾向有疑問與批判，而在60 年代表面化的“中蘇論爭”中，中方的主張總是隨著批判論文的發(fā)表日趨強硬僵化，比方說像“原理主義”的傾向不斷升級，對此我感到疑惑，也抱有反感。特別是對國內(nèi)外存在的將“修正主義”視作當前主要危險的傾向、以及“修正主義”的批判愈演愈烈的現(xiàn)象，我感到十分擔心。

　　但是，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的問題沒有充分跟蹤研究，感興趣的還主要是戰(zhàn)前、或至多建國前的問題。因此，即使感到許多疑問和不安，也還是有所保留，覺得即便中國方面出現(xiàn)什么令人難以理解的“論理”，其作為中國國內(nèi)的問題也許存在相應的必然性。如今回想起來，或許更準確地說，當時我這種矛盾的心情，隨著時局的變動處于各種各樣起伏不定的狀態(tài)。

　　“文化大革命”

　　關(guān)于“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 ，我在文章一開頭提到的《“文革”的軌跡與中國研究》的《后記》中已有所涉及，為避免重復，這里盡量總括性地予以概述。

　　對于“文革”，我并非一開始就進行明確的批判。如前所述，雖然我難以接受中國的“修正主義批判”、特別是其日愈強化的排斥“異端”的色彩，但還不能清楚解釋其出現(xiàn)的原因，因此也就無法采取明確的批判態(tài)度。

　　但是，66年4 月《，解放軍報》社論(后來得知這是依據(jù)2 月林彪和江青策劃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寫成的) 對30 年代文藝和“國防文學論戰(zhàn)”做出了和以往截然相反的否定結(jié)論，到了7 月又開始對周揚進行點名批判。我以前對周揚所寫的東西(大部分是在各種會議上的報告) 也不太喜歡，但這次批判他的論理更讓人無法信服。與周揚日愈艱難的境況成反比，對魯迅的評價不斷高漲，但那種評價方式也非�？梢�，特別是對“國防文學論戰(zhàn)”的評價，因為與我的專業(yè)相關(guān)，實在無法保持緘默。首先提出有必要對“30 年代文藝”，也就是左聯(lián)進行再檢討的不如說是身在日本的我，然而文革期間對這一問題提出的論理，與我的論理性質(zhì)完全相反。

　　我此后對“國防文學論戰(zhàn)”寫了幾篇論文，在此就不再重復。而且對這一問題我也多少累積了一些知識，因此能夠比較輕松地發(fā)言。

　　可是，對30 年代整體的看法，中國方面在文革的運動中提出是“毛主席親自發(fā)起、親自指導”的見解，因此我不能赤手空拳地與之對抗。如果中國方面否定30 年代文藝的價值，那么我就自己重新對之進行調(diào)查；
要用自己的頭腦判斷哪一方作為歷史的看法是正確的。今天整理的話，當時就是這樣一種情況和心情。剛好在這之前不久，“大安”出版社翻印出版了左聯(lián)的機關(guān)雜志。我從66 年作為兼任講師在自己擔任的東大中文專業(yè)研究生的討論課上開始重讀這些雜志，這之后發(fā)展成“三十年代文學研究會”。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承蒙尾上兼英師兄幫忙，以《1930 年代中國文學研究》特集的形式，分別發(fā)表于《東洋文化》雜志第52 、56 、65 號(72、76、85 年) 上(44 號其實也是30 年代文學特集，不過除我之外，其他論文的作者都不是30 年代文學研究會成員) 。介紹研究會的整體情況有點偏離本文的主題，不過就我個人而言，通過研究會的學習，我自身發(fā)生了變化、或者說發(fā)展。我之前的研究稍稍偏向運動史和理論史，這時我逐漸感到有必要多研究一些生活于那個時代的具體個人的生活姿態(tài)與內(nèi)心世界。我在《東洋文化》52 號的合評會上作了這樣的發(fā)言，得到高田淳師兄的贊同。此后，我在調(diào)查作為魯迅研究一部分的日本魯迅翻譯史、研究史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山上正義這一人物，我追述其生涯，寫成《一位中國特派員》(76 年，中公新書) 一書，這可謂在聚焦歷史中具體個人這一研究方向上的意外收獲。以日本人為研究對象的話，資料容易收集、更能體會文章字里行間的深意、對于其內(nèi)心世界也可能有某種程度的想象，通過這一工作得到的經(jīng)驗，我想在其后思考中國文學和文學者的問題時也同樣有效。

　　此后，經(jīng)歷了89 年的風波、同年年末東歐各國“社會主義體制”的崩潰、以及92 年前蘇聯(lián)的瓦解這一系列世界性動蕩，我的這一視角，也又一次被震動。

　　這一過程尚未完了，無法簡單說清從中什么將會誕生，其內(nèi)容又是什么。不過在各種坐標軸紛紛暴露各自缺陷和局限性的現(xiàn)在，與其性急地對其進行修正或重建，不如固執(zhí)地關(guān)注那些在《野草》般的混沌中生存的多樣的個體，它們多樣的運動產(chǎn)生各種各樣的反應，有時相互沖突、有時互相融合，我想涵養(yǎng)能夠盡量精密地觀察這些反應的眼光，持久地關(guān)注這些反應所顯現(xiàn)出的人的復雜性和有趣之處。

　　我曾將自己在東京大學文學部最后一堂課的講稿修改成一篇論文(《由〈答徐懋庸并關(guān)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手稿引發(fā)的思考》《，中國——社會與文化》第8 號、1993 年) ，在那篇論文的最后，我這樣寫道：

　　“不把魯迅或是魯迅以外的個人、集團、意識形態(tài)作為絕對的尺度；
而是把歷史作為有時聯(lián)合有時對立相爭的、人們此類一切行為的總和來把握，并由此來思考歷史所具有的多種可能性和現(xiàn)實的歷史發(fā)展道路的意義。為此，我想聽清由各種人物和集團、潮流構(gòu)成的交響樂本來的聲音，并準確地聽清楚其中每個人奏出的音調(diào)�！�

　　我以為，自己最近的著作《走向文化大革命之路——思想政策與知識分子群像》(2001年1 月，巖波書店) 也是這一努力的繼續(xù)，雖然范圍和角度有所擴展。

　　重讀一遍上面的文章后，我自己也知道，雖然一直提醒自己，但以現(xiàn)在的看法加以整理的痕跡還是比較強，未能充分表現(xiàn)出更多樣的搖擺起伏的方面，但這只能留待下次機會了，如果還有余年的話。

　　不管怎樣，自己如何強求，能夠工作的年頭頂多也就只剩十幾年了吧。寫再多“抱負”之類的話，很可能最終都等于空頭支票。我所能做的至多也就是保重身體，事情一件件地做、注意適可而止。自己這樣的人的回憶有沒有意義，我十分擔心，盼請大家見諒。

　　2001. 5. 29

　　(原載《中國——社會與文化》16 號，2001年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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