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升先生，廣東順德人，民國二十四年畢業(yè)於北京大學歷史系。隨后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潛心於中國經濟史研究。民國三十八年以后，并先后於臺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新亞研究所，講授中國經濟史。民國七十三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全先生治學，務實求真。半世紀以來專題著述甚多，上自魏晉以迄戰(zhàn)前，綿廷壯闊，根基深厚。他的學術見解與成就，舉世重視。本文擬將他在中國經濟史上的重要貢獻作一簡略介紹，掛一漏萬。讀者如果希望作進一步了解。請參考后文附全先生著作目錄。

　　一、唐宋帝國與運河

　　在中國經濟史上，全先生對於唐宋時期的研究，貢獻最著�！短扑蔚蹏�與運河》一書，尤為千古不刊之作。在這本書里，他把運河的重要性，即運河的暢通與否和唐宋國運盛衰的關系，根據史實作生動的敘述與有條不紊的因果分析。這一創(chuàng)作的學術價值，不僅在唐宋史研究上極為重要，即對於了解近代以前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發(fā)展，亦有莫大貢獻。中國自商周以來至秦漢，政治、經濟、文化重心都在北方的黃河流域，南方廣大地區(qū)多未開發(fā)。但是，從魏晉到隨唐的幾百年間，中國經濟南北二大區(qū)的相對生產力發(fā)生空前變動。漢末至南北朝時期，北方由於戰(zhàn)亂頻仍，胡人入侵，生產力大受破壞，漢人大規(guī)模南移。結果，北方經濟衰退，南方不斷開發(fā)。當中國再度統(tǒng)一(即隋唐時代)，南方於是取代北方，一躍而為全國經濟重心所在。

　　他方面，中國東南沿海地區(qū)在近代輪船兵艦發(fā)展以前，海洋實為天然屏障。中國邊患，因此都在北方。歷代都必須在北方沿邊布重兵，以防亞洲內陸游牧民族入侵。同時，為了便於了解邊情，控制邊郡守軍，以收指臂之效，中央政府也仍設於北方之心要。在這種情形之下，如何維持邊境龐大駐軍和首都的皇族及朝廷大小官員，便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唯有把南方剩余的糧食和其他物資大量北運。然而，中國主要河流都是由西向東，沿海交通在輪船發(fā)展以前又多危險(風暴及海盜)而不可恃，於是有建設一條南北交通的大動脈之必要。隋煬帝之開鑿運河，主要原因在此。在這條運河把北方的軍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經濟重心聯(lián)系起來，對於盛唐武功有無此貢獻，以后這條運河能否暢順，也和唐宋帝國國運息息相關。

　　唐初行府兵制，兵農合一，且中央政府機構還算簡單，國都所在地的關中，糧食供需尚不致大相懸殊。可是到了七世紀后半的高宗時代，朝廷機構大為擴張，長安人口膨脹，同時府兵制又漸變?yōu)槟急�制，軍需民食大增，關中糧食供應便大成問題。原來隋煬帝修運河，自洛陽以達長江。從洛陽到長江一段，有三門險灘，尚末顧及。所以，唐初南方物資。可籍運河暢運洛陽，卻難以大量輸送至長安。高宗於是設洛陽為東都，此后直到玄宗(713-755)前期，天子及從臣常於春夏之間東幸，甚或常駐洛陽，時人稱玄宗為「逐糧天子」。玄宗后期，由於名臣裴耀卿和韋堅相繼改善河道運輸一一改直為分段運輸、修陸路繞三門險灘、關中另開運河以達至長安一一成效大著。江準米糧及其他物資，可源源運至關中。最盛時年達四百萬石。玄宗非但無須就食東都，而且可傾力向西北發(fā)展，大唐帝國聲威遠播，使開元、天寶年間成為中國政治史上的黃金時代。

　　安史之亂(755-763)后，藩鎮(zhèn)割據局面形成，運河的浚修與維護大不如前，運河的交通又不時被地方兵將阻斷，大大地失去了聯(lián)系南方經濟重心的作用，唐朝國勢於是中衰。吐蕃、回紇相繼侵凌。到末年各藩鎮(zhèn)自擅兵賦，互相爭奪，運河水道破壞，長安供應被切斷，政府財政破產，李氏王朝便不再也不能維持下去。五代期間(906-960)，沒有一個帝王能控制運河沿線地區(qū)，他們的政權也無法長夕維持。

　　北宋建都開封(汴州)，在黃河平原上，與遼及西夏對峙。就地理形勢來說，無險可守。一旦有患，實防不勝防。然而，和長安或洛陽比較起來，開封有一大優(yōu)點，對於宋太祖選擇國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當時從南方運到這里的糧食，每年多達六百萬石。此外尚有其他貨物，源源到達，支持北方軍糈民食。北宋之能長多和北邊及西北二大異族抗衡，運河一脈暢通，聯(lián)系南方，貢獻莫大。到了徽宗時侯，蔡京用事，政府用於購買糧食時的巨額準備消失，又改分段轉運法為直運法，結果北運米糧減。欽宗時，汴京被金人圍攻，運河上游又被盜賊破壞而潰決，河口淺阻，漕運不通，北宋軍事上難以支持，終於崩潰。

　　此后宋室南遷，定都臨安(杭州)。宋金兩國以準河為界，對立了一個世紀，以后分別為新興的蒙古所滅。據全先生觀察，宋金對峙，運河南北分屬二個不同的政權，而且北段完全湮塞，失去了溝通南北經濟大動脈的作用，使宋金二國國力變得分散而薄弱。另一方面，杭州居運河南端終點，和長江南岸的鎮(zhèn)江相連。長江諸路財賦，可以經由鎮(zhèn)江入運河而達杭州，源源供應。南宋所以恣偏安一隅，達一個世紀之久，運河的經濟功能仍然是個重要因素。

　　全先生在唐宋經濟史上另一重大貢獻，是他對於商業(yè)發(fā)展與都市化的研究。首先，為探討交通運輸對都市發(fā)展的可能影響，他選擇這個時期運河沿岸三個重要城市――揚州、開封(汴梁)、杭州(臨安)一一做深入的觀察。其中開封及杭州分別為北宋與南宋首都，由於政治及軍事上的重要功能，加上運河交通便利，使他們很快地成為龐大的商業(yè)城市。這二個大都市有個共通的特點，即首都所在，有大量人口(官員、軍人、學生、地主、游客……)能將首都以外的財力轉移到這里，以供消費。因此，它們的購買力很大，能夠吸收全國各地甚至國外的貨物到這里來銷售。例如，開封所需糧食及工業(yè)品(絲織品、漆器、書籍、紙、筆、硯等)，大都從東南的皖、蘇、浙、閩、贛等地輸入。藥材和一部份絲織品，取給於四川。此外，木材取給於山西、陜西；
鹽來自山東、山西；
鐡器及陶器分別從河北，陜西輸入；
奢侈品如象牙、珍珠、香藥之類來自海外；
戰(zhàn)馬自西夏、于闐而來，這種消費性城市的擴張，促進國內商業(yè)的發(fā)展；
交通運輸的便利，又加速都市的膨脹。[1]

　　揚州的興起，在經濟史上更具重要性。唐宋以前，中國都市大都由於行政或軍事功能而形成。從這個觀點來看，開封和杭州在宋代的繁榮，仍不脫離傳統(tǒng)，不過規(guī)模遠較前代為大而已。揚州在唐代的繁榮及以后取代揚州而興起的真州，卻純由其商業(yè)功能的發(fā)揮所致。在〈唐宋時代揚州經濟景況的繁榮與衰落〉一文中，全先生闡述這個城市在唐代繁興的重要原因，是由於它「位於長江和運河的交叉點上，為南北交通要沖，實是全國貨物最理想的集散地�！共坏�南方鹽、茶、藥材各貨，即海外舶來品，也多集中於此，再經運河北運銷售。商業(yè)發(fā)達，工業(yè)、運輸業(yè)、金融業(yè)等亦相應而生。除商業(yè)大都會的興起外，他也發(fā)現(xiàn)宋代若干地方，或由於人口增加，由虛市演變?yōu)槭墟?zhèn)(見〈南方的墟市〉一文)。商業(yè)功能城鎮(zhèn)的出現(xiàn)與增加，象徵著都市發(fā)展的新階段。全先生在這方面的研究，無疑地起了帶領作用。

　　其次，唐宋時代經濟和往不同的另一方面，是國際貿易方面的轉變。中國在唐宋以前的國際貿易，多沿「絲綢之路」與中亞各國交易。唐宋以還，由於南方的開發(fā)，航海技術的改進，及阿刺伯商人在海上的活躍，中外貿易大都轉移到東南沿海。唐宋時期，中國沿海國際貿易商阜相繼勃興。廣州、泉州、明州(寧波)，可說是其中最重要的幾個。在唐代和北宋，廣州更居首位。全先生在〈宋代廣州的國內外貿易〉一文中，對於了解當時國際貿易的性質和廣州在國內外貿易所扮演的角色，做了一番切實的考察。根據他的研究，宋代廣州輸入品多為珍珠、象牙、犀角、香藥等奢侈品。這些貨品大多來自南洋。輸出品則多為工業(yè)制造品，如五金、布帛、瓷器、漆器。此外，銅錢輸出很多，廣泛流布海外，遍及日本、南洋、印度、非洲東岸，幾成為國際貨幣。

　　宋代國際貿易的經營，阿刺伯商人最為活躍。但是，華商和中國官吏經營南洋貿易者也很多。無論外商或華商，他們也從事廣州與國內各地間的貿易。例如，將進口外貨及兩廣多余的米鹽，運銷各處。當時廣州與國內交通路線，大致有二條：一條沿著現(xiàn)今粵漢鐡路或附近北上，通長江西至四川，或經運河以達華北。另一條由海道至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等沿海城市。廣州的繁榮是建立在轉運貿易之上。這也是由於發(fā)揮商業(yè)功能而興盛起來的城市(全先生在唐宋經濟史上尚有其他重要貢獻，將并入下節(jié)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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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參考全先生論文〈北宋汴梁的輸出入貿易〉和〈南宋杭州的消費與外地商品的輸入〉。

　　二、貨幣經濟

　　中國經濟自先秦至兩漢，金屬貨幣的使用有逐漸推廣的趨勢。但是漢末及魏晉南北朝期間，貨幣發(fā)展開倒車，實物貨幣盛行，自然經濟居支配地位。唐宋時代，金屬貨幣再度流行，而且進入紙幣階段，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早使用紙幣的國家――瑞典――還要早六個世紀。然而，自南宋末期經元代以至明初，由於政府對貨幣管理不善，發(fā)行漫無限制，自壞幣信；
明清兩代又回復到金屬貨幣階段。一直到1935年的法幣改革，中國才完全廢棄金屬，采用紙幣為通貨。從早年開始研究中國經濟史到現(xiàn)在，全先生一直對於貨幣與物價變動很感興趣，他這方面的成就也非常大，他人實難企及。

　　民國30年底，他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發(fā)表一篇長文〈中古自然經濟〉。這篇論文，到現(xiàn)在仍然是研究魏晉以至唐朝中葉中國貨幣演變的最重要著作。如前所述，魏晉南北朝時期，自然經濟居支配地位。在這篇論文中，他提出三個問題，并從多方面考察，以求解答。第一自然經濟何以在這個時期產生？他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戰(zhàn)爭。從漢末到隋初，前后有黃巾之亂、董卓之亂、八王之亂、五胡亂華、侯景之亂……等，結果人口銳減，土地荒蕪，交通困難。尤以北方為甚，嚴重影響商業(yè)的衰落。其次一個重要原因，是主要幣材—銅—的短缺。這又由於當時銅產大減及佛寺廣鑄銅像所致。銅的供給萎縮，鑄幣隨之急遽減少。錢幣缺乏，實物貨幣便自然地出而取代。第二，實物貨幣的使用，普通到何種情度？他從交易、租稅、地租、及工資的支付各方面加以考察，都發(fā)現(xiàn)以實物(絹、帛、谷)為支付手段者多。第三，這種現(xiàn)象持續(xù)到何時才改觀？據他的觀察，一直到唐朝中葉安史之亂前后，一方面由於商業(yè)的發(fā)展，一方面由於鑄錢的增加，金屬貨幣才再度取得支配地位。唐德宗建中元年(780)的稅制改革，將以徵收實物為主的租庸制度改為以徵收錢幣為主的兩稅法，便是這種演變的明顯標志。

　　他的〈中古自然經濟〉的見解，在學術界并非沒有異議。何茲全便以為這個時期南北二個區(qū)域情形迥異。北方因受戰(zhàn)亂破壞，逆退到自然經濟的境地。南方經濟由於大量移民的遷入，反而逐漸開發(fā)與繁榮，貨幣經濟乃居主導地位。[1]彭信威認為，「這一個時代，大體上可以說是錢帛本位的時代，錢為主，帛為副�！筟2]這個時期，政治上四分五裂，戰(zhàn)亂迭起，朝代更迭頻仍，使用實物貨幣的普及程度，自然因時因地而異。但是，無論南北，這個時期錢幣缺少和紊亂，是明顯現(xiàn)象。在這種情形下，實物貨幣便相應出現(xiàn)�？疾熳罱�有關此一時期的一些著作，自然經濟居優(yōu)勢之說，仍多為史家所接受。[3]

　　中國貨幣的發(fā)展，宋代已進入信用貨幣階段，到元朝紙幣成為唯一通貨。然而，宋元時代實施紙幣，最后都歸失敗。檢查中國過去實行紙幣失敗的經驗，全先生寫了二篇重要論文――〈宋末通貨膨漲及其對物價的影響〉及〈元代的紙幣〉。據他的研究結果，不論南宋或元代，紙幣的發(fā)行與流通過程，大致都經過了價值穩(wěn)定、溫和通貨膨漲，及惡性通貨膨漲三個階段；
而且紙幣幣值穩(wěn)定與否的原因也如出一轍。

　　兩代初期發(fā)行紙幣幣信之所以良好，主要由於發(fā)行數額有限，且有充分現(xiàn)準備。但是這種謹慎的發(fā)行政策，都因對外作戰(zhàn)而無法維持。南宋在13世紀初屢與金人交戰(zhàn)，金亡后又屢與蒙古為敵。軍事支出龐大，稅收不足，只好以通貨膨漲手段來應付。元世祖統(tǒng)一中國后，仍不繼征伐海外如日本、占城、爪哇等地，耗資至巨，后來更加上諸王賞賜及佛事費用激增，財政匱乏，於是很快步上南宋的后塵，以通貨膨脹政策彌補財政赤字。到了末期，宋受蒙古進逼，領土日蹙。元末各地群雄并起，加以天災頻仍，收入銳減，紙幣現(xiàn)金準備完全耗費，發(fā)行額則急遽增加。結果，幣值狂落，信用掃地，兩代政權都在惡性通貨膨脹狂潮中覆亡。經過這二次慘痛教訓，中國幣制在明清兩代又退回到金屬本位。

　　明代中葉以后及清代約四個世紀期間，中國幣制可說是銀銅復本位，即銀兩和銅錢兼充市場交易的媒介和支付的工具。銀銅復本位的實施，必須以這種金屬的充分供應為前提。全先生對明清兩代貨幣之研究，就是著重探討貨幣供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以明了幣制之發(fā)展。在這方面沒有人做得比他多，也沒有人的成就比他大。為探究白銀和銅的來源，他接連發(fā)表了下面十二篇論文――〈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系〉、〈明季中國與菲律賓的貿易〉、〈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自明季至清中葉西屬美洲的中國絲貨貿易〉、〈明代中葉后澳門的海上貿易〉、〈明代的銀課與銀產額〉、〈明清時代云南的銀課與銀產額〉、及〈清代云南的銅礦工業(yè)〉、〈再論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明中葉后中國黃金的輸出貿易〉、“Trade between China,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America during the 16-18th Centuries,” “The Chinese Silk Trade with Spanish America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Mid-Ch’ing Period”。這些著述大大地增進了我們對於明清幣制形成的認識。

　　據全先生多年研究結果，明清時代銀銅復本位之所以能相當順利地運行，是由於銀和銅這二種幣材的供給大為增加的緣故。先就銀的供給來說，國佞銀礦產額對於貨幣用銀的增加，自有貢獻。其中最主要的銀礦是云南銀礦，從明代中葉到清代中葉，每年產量可能在三十余萬至四十余萬兩。但是，當時銀的主要來源是國外，而不是國內；
美洲和日本的銀產，尤為重要。自從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西方人發(fā)現(xiàn)新大陸和東方的新航路后，歐洲海上強權紛紛在美洲和亞洲掠奪殖民地。西班牙人首著先鞭，於十六世紀上半十六世紀上半征服中南美洲的墨西哥、秘魯(Peru)、和玻利維亞(Bolivia)一帶，又於1565年自墨西哥出發(fā)，占領了菲律賓，而成為一個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大帝國。他方面，從十三、四世紀開始，已有中國商船往來南洋各地，并有不少華人聚居菲島。西班牙人占據菲島后，中菲貿易大量展開。中國與美洲間的貿易也通過菲律賓而快速發(fā)展起來。當時菲島生產落后，在那里統(tǒng)治的西人生活必需品(如糧食)以至軍需用品，都要靠華僑商人供應。中國絲貨更為菲島及美洲西人所喜好。中國商品(特別是絲貨)於是大量往菲島輸出，大部份絲貨更以大帆船從菲島輸往美洲。為購買中國貨物，西班牙人找不到適合的貨物來交換。但是他們有一項產品，中國人都樂意於收受，那便是西屬美洲出產的豐富白銀。這樣一來，隨著中菲貿易的進展，每年都有大批白銀從美洲經菲島輸入中國。據全先生觀察，初時每年僅數十萬銀元，十六世紀末葉超越百萬元，到了十九世紀增至二百萬元以上，十八世紀每年更高達三、四百萬元，到了十九世紀初期減至一百五十萬元。他的估計從1517至1821年的二個半世紀期間，約有二萬萬銀元自美洲經菲律賓流入中國。

　　其之，與西班牙人爭雄海上的葡萄牙人於1557年占領澳門。葡人以澳門為據點，也積極開展中外貿易。他們向中國大量收購絲貨、棉布、瓷器……等，分別往三個方向輸出，以謀巨利。第一，往西運至葡人在印度的根據地果亞(Goa)，一部份更轉運至歐洲。第二，往北運至日本長崎。明末倭寇為患，中國政府禁止日本通商，葡人趁機充中日貿易媒介，以滿足日人對中國貨物的需求。第三，也往南運至菲律賓。結果，大量白銀也不斷地由這三個方向流入中國。十六、七世紀之交，日本為世界上僅次於美洲的盛產白銀之地。據估計葡船當時運往長崎的中國貨物，每年約值一百萬兩以上，稍后有時甚至高達二、三百萬兩。

　　十八世紀以至十九世紀早期，英、美、法、荷諸國也載運大量白銀到中國，以購買絲、茶等產品。英西東印度公司輸華白銀數量更居魁首。十八世紀后半，廣州一地每年輸入白銀達四、五百萬銀元之多。據摩爾斯(H.B Morse)估計，由1700至1830年期間，廣州一地凈輸入白銀約共四萬萬銀元；
再加上其他港口的輸入，總數當在五萬萬元左右。

　　現(xiàn)在再看銅的供給情形。明代銅產不盛，鑄錢遠較前代為少(元朝除外)。十五世紀紙幣停止流通后，用銀多於銅錢。有清一代，不但白銀日多，銅錢流通數量亦大為擴張。清初鑄錢用銅，多從日本進口，稱為洋銅。從十八世紀早期開始，清政府積極發(fā)展國內銅礦，云南銅礦產量扶搖直上。雍正朝(1723-1735)前期，每年產量從一百萬斤增至四百萬斤。從干隆五年(1740)到嘉慶十六年(1811)，年產大多維持在一千萬斤以上。銅產豐富，足以滿足全國鑄錢的需要。十八世紀到十九世期早期，銅錢流通額持續(xù)大量增加，白銀流通額并駕齊驅。銀銅復本位制，可說已發(fā)展至成熟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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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何茲全，〈東晉南朝的錢幣使用與錢幣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4本(1939)。

　　[2] 彭威信，《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214。

　　[3] 參閱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490-495；
韓國磐，《南朝經濟試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頁173-179；
傅筑夫，《中國經濟史論叢》(三聯(lián)書店，1980)，下冊，頁555-581。

　　三、物價史研究

　　關於中國物價史的研究，全先生更屬開路先鋒。[1][2]研究二十世紀以前的中國物價，非常困難。首先是材料缺乏，無論是官書、地方志、或私人著述，記錄零碎而又多不明確。原始材料如商店帳簿、土地買賣契劵、收租簿、官方報告，保存無多。其次，中國過去幣制和度量衡不統(tǒng)一，斗的大小、秤的輕重、尺的長短、地畝的寬狹，因地因時而異。銀兩和銅錢的成色及重量，也各地互異，且有公鑄私鑄之別。因此，即使千辛萬苦收集到一些物價材料，仍然難以作時間上或地區(qū)間的比較。在重重困難之下，全先生多年來日以繼夜地搜求整理，做出了可觀的成績。今天我們對於民國以前約一千三百年間的物價變動，有一個粗略的了解，不能不歸功於他。

　　滿清入關以前的物價變動的趨勢，除前述二篇有關宋、元紙幣通貨膨漲的著述以外，他還著有〈唐代物價的變動〉、〈北宋物價的變動〉、〈南宋初年的物價大變動〉、〈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及〈明代北邊米糧價格的變動〉等論文�，F(xiàn)將他研究唐、宋物價的成果簡述如下：關於唐代約三個世紀期間，他發(fā)現(xiàn)曾經發(fā)生三個物價下落時期和四個物價上漲時期：(一)開國后十年(618-627)因承隨代幾度對外征伐之后，加以農產失收，物價昂貴。(二)從貞觀初期到高宗前半期許(629-666)約共38年間，政府鼓勵生產，改善錢幣，田禾豐稔，百物低廉，是政治史上的貞觀永徽之治。(三)高宗后期到玄宗即位之前近世紀期間，錢幣貶值，水旱間發(fā)，物價有騰漲之勢，不過上漲程度并不厲害。(四)開元、天寶時期(713-755)，社會經濟繁榮，百物豐盈，物價廉賤，是歷史上難得的升平盛世。(五)公元755年安祿山叛亂，結束了這個千古歌頌的黃金時代。此后三十年間，因受戰(zhàn)爭破壞，兇荒迭見，以致物價空前飛漲。(六)從德宗貞元間到宣宗大中年間(785-859)的七十余年，物價有長期下降之勢。這是由於政府實施砍稅法，人民必須以錢納稅；
同時，商業(yè)發(fā)達，對於錢的需求亦增。他方面，銅產不足，佛寺及工業(yè)用銅又大量增加，市場上錢的供給不能適應需求，演變?yōu)殄X重物輕的現(xiàn)象。(七)唐代的最后四、五十年(860-907)，戰(zhàn)亂連年，災荒頻仍，物品供應非常缺乏，物價於是又扶搖直上。

　　同樣地，全先生也把北宋物價變動勾晝出一個輪廓。他將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物價變動劃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960-1022)，物價長期下落，主要是由於農產增加和貨幣緊縮二個因素所造成。第二個時期(1023-1067)，因受西夏戰(zhàn)爭影響，耗費甚巨，財政收支失去均衡，物價上漲。第三個時期(1068-1100)，物價趨向低落。他認為當時物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王安石實行募役、青苗等新法，對於貨幣的需要大增。第四個時期(1101-1127)，物價升騰。此時政府鑄錢貶值，加以私鑄流行，所以幣值大跌，被金人圍攻時，交通阻斷，更加速物價飛躍趨勢。

　　考察北宋鑄錢數額，在第一時期內每年低至五十萬貫，高不過一百八十萬貫。在第二個時期，每年大都鑄錢百余萬貫。第三個時期，鑄額突增，每年最少約二百九十萬貫，最高達五百萬貫以上。[3]王安石新法，固然大為增加貨幣需求，同時貨幣供給也大幅擴張，所以物價是否趨向下降，值得商榷。當然，當時物價水準王如對西夏用兵時那樣高漲，是易於了解的。

　　全先生對於清代物價研究，用力最勤。他對於這個時期物價史的貢獻，我以為比他在唐宋物價研究上的貢獻還大。他研究清代物價的著作包括后列數種：《清中葉的米糧市場與貿易》(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與Richard A. Klaus合著)、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系)、〈清雍正年間的米價〉(與筆者合著)、〈清中葉以前江浙米價變動趨勢〉、〈近代四川合江縣物價與工資的變動趨勢〉(與筆者合著)、及〈清康熙年間江南及附近地區(qū)米價〉。他的糧價研究，對於增進清代經濟之了解有二大貢獻：第一，他發(fā)現(xiàn)從十七世紀末直到十八世紀終了，糧食和其他物價有長期上升的趨勢，而且這種上升趨勢和當時美洲白銀的大量進口有莫大關系。如前所述，明清時代，白銀已成為中國主要貨幣之一。但是，中國國內銀產不豐富，白銀的來源主要在國外，尤其是美洲。當時西方人到東方殖民貿易者日多，對中國絲、茶等產品需求很大，於是隨著中外貿易的發(fā)展，越來越多的白銀流入中國。白銀進口越多，市面上流通的貨幣數量也愈多，結果造成長期物價上升的趨勢。

　　有一點值得指出，即十八世紀的中國經濟空前擴張。人口約從二億上升至三億左右，耕地從七億五千萬畝增加到十億至十一億畝。其次，國際貿易大社發(fā)展，國內各地區(qū)間貿易也顯著增加。再次，若干專業(yè)的工商市鎮(zhèn)紛紛出現(xiàn)。這些現(xiàn)象?允荊?筆比??納??胨?靡泊蠓?蛘恰?4]生產與所得增加，市場交易數額擴大，對於貨幣的需求也必相應增大。在這種情形下，白銀流通額增加，末必會造成物價的上漲。

　　不過，十八世紀在中國流通的貨幣不只白銀一種。金屬貨幣還有銅錢，而且銅錢鑄造和流通額也大量膨漲。還有，到十八世紀后半，由於商業(yè)發(fā)展的需要，市場上私票(錢票及銀票)流行。這些私票，系由銀錢業(yè)或商號發(fā)行，大多無十足準備。一元現(xiàn)金準備發(fā)行數元私票額，是通常的事。這樣一來，私票儼然而為貨幣一新部門，和白銀、銅錢鼎足而立。它們不但大大增加貨幣流通量，而且促成流通速度的增加。所以，我以為十八世紀的物價長期上升，是這三種貨幣同時大量擴充所造成。

　　他在清代物價研究上第二個重大貢獻，是他對於各地區(qū)間糧價水1準的酋異和各地間經濟交流的考察。在十八世紀間，中國南方產米各省的糧價水準，以東南沿海的粵、閩、浙、蘇等省為最昂，長江中上游及內地各省(安徽、江西、湖廣、四川、廣西)則比較低廉，這是由於前者人稠地狹、糧食不足，后者人口相對稀少，糧食有余，這種現(xiàn)象—各地區(qū)間糧價水準的差異—對於促進各地區(qū)間經濟交流起了莫大的推動作用。一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米價從四川、湖廣、江西、安徽等地經長江水路運到下游及東南沿海銷售；
廣西剩余米糧地也經由西江順流而下，運到廣東各地出賣。當時東南沿海地區(qū)糧食不足問題，主要是透過市場的運行而解決的。清政府的糧食政府運用，如常平倉積儲、截留漕糧備脤等，其效果遠不如市場機能。

　　其他方面，東南沿海人口過剩地區(qū)向內地輸出二項主要東西：一為人力，一社為工業(yè)品。整個十八世紀中國國內人口流動，最主要的方向是從長江下游及東南沿海一帶往江西、湖廣、四川等地移動。大量移民的結果，內地農業(yè)資源得以開發(fā)，也解決了東南沿海人多地少、糧食不足的危機。鴉片戰(zhàn)爭前長江下游出產工業(yè)品內銷的最明顯例子，是江蘇的棉紡織品。在這里生產的棉布，通過長江運銷內地的最明顯例子，是江蘇的棉紡織品。在這里生產的棉布，通過長江運銷到內地各省。[5]由此可見，全先生從貨幣、物價、國內外貿易、人口移動等多方面探討，把清代經濟史研究推展到新的境界。他的研究大大地增加了我們對清代經濟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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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柳詒徵在1930年寫了一篇〈江蘇各地千六百年間年間之米價〉，發(fā)展於《史學雜志》2:3、4。這篇文章屬筆記性質，作者沒有進一步做科學的研究。

　　[2] 清代各省官員向皇帝奏報的糧價資料，(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相當豐富，現(xiàn)存臺北故宮博物院及北京第一檔案館。

　　[3]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頁451。

　　[4] 參閱拙著，《中國近代貨幣與銀行的演進(1644-1937)》(中央研究院經濟所，1981)，頁25。

　　[5] 參閱全先生〈鴉片戰(zhàn)爭前江蘇的棉紡織業(yè)〉及他與筆者合著「清代的人口變動」二文。

　　四、中國近代工業(yè)化

　　受了鴉片戰(zhàn)爭和英法聯(lián)軍二次失敗的教訓之后，中國在晚清同治、光緒年間產生了仿效西方練兵制器的洋務運動，這也是中國工業(yè)化運動的開始。和近鄰的日本，約略同時起步。然而，幾十年后兩國成績相去霄壤。日本到二十世紀初已在東方稱雄海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一躍而成為世界五強之一。中國到抗戰(zhàn)前夕，卻依然是個經濟落后國家，全部國民生產中由現(xiàn)代部門所貢獻者，不過占八分之一。[1]中西近代工業(yè)化何以成績這樣令人失望？這個問題也是全先生多年來注意的一個重點。對於這個歷史上的重要課題，他也成為研究的先驅。

　　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他一方面就中國近代工業(yè)化的進展做一個廣泛的考察，一方面對於一些關鍵企業(yè)、關鍵地區(qū)，和關鍵問題作深入的個案探討�！醇孜鐟�(zhàn)爭以前的中國工業(yè)化運動〉和〈近代中國的工業(yè)化〉二文便屬於前一項。〈清季的江南制造局〉、《漢冶平公司史略》、〈清季鐡路的官督商辦制度〉、〈清季的商辦鐡路〉(與何漢威合著)、〈清季鐡路建設的資本問題〉、〈上海在近代中國工業(yè)化中的地位〉、〈山西煤礦資源與近代中國工業(yè)化的關系〉等論著，都是后一類的研究成果。

　　他把中國近代工業(yè)化的進展(至抗戰(zhàn)前夕止)區(qū)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同治四年(1865)江南制造局成立到1894年甲午戰(zhàn)爭為止。這個時期工業(yè)化的最大特點是國防或軍事工業(yè)的建設。除了江南制造局外，福州船廠、天津機器局、漢陽槍炮廠、漢陽鐡廠等都在這個時間設立；
目的在采用西方機器來制造槍炮輪船，加強國防。同時，這些工業(yè)都是官辦企業(yè)。第二個階段從甲午戰(zhàn)爭到第一次大世大戰(zhàn)前夕(1895-1914)。這個時期，由於列強在華獲得直接投資特權，各國紛紛在華設立工廠和建筑鐡路，所以外資在中國居重要地位。其次，除了外人在華筑路以為政治經濟侵略的工具外，國人也感到發(fā)展交通運輸的重要，因此鐡路建設大有進展。再次，政府鼓勵私人興業(yè)，以增加財富，在商戰(zhàn)中挽回利權，因而商個時期有好些民族資本企業(yè)和輕工業(yè)的興起。第三個階段從1914到193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及戰(zhàn)后短期間，歐美各國工業(yè)品輸華數額大減，給予中國民族工業(yè)一個發(fā)展的大好機會，尤其紡織工業(yè)，空前薘勃。但是到了二十年代，民族工業(yè)又遭受到外資的沈重壓力，日本資本更一直在華加緊擴充，以致戰(zhàn)前許多重要工礦企業(yè)都在外資控制之下。還有，戰(zhàn)前工業(yè)都集中在極少數地區(qū)――上海、天津、武漢、東北。上海一隅，工業(yè)生產竟居全國之半�，F(xiàn)代企業(yè)在廣大的內地，仍寥若晨星。全國每人平均工業(yè)生產價值，和歐美甚至日本比較，微不足道。

　　他的許多關於近代中國工業(yè)的個案研究，主要在探求戰(zhàn)前中國工業(yè)化不能起飛的原因。他這方面種種著作中可歸納而得的結論，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下列因素：資本缺乏，人才缺乏，計劃、組織和管理不當，社會政治環(huán)境不良。的確，江南制造局的機器設備不完善，商辦鐡路成績低劣，漢冶萍公司債臺高筑，終至為日人所控制，山西豐富的煤礦不能大量開發(fā)等等，資金籌措困難，都是很重要的原因。關於這一點，全先生更進一步探究，他認為國民所得低、儲蓄微簿；
信用機構健全；
及屢次對外戰(zhàn)爭失敗，賠款負擔很重等三點，是造成資本貧乏的主要原因。

　　資本和人材的缺乏，是后進國家經濟發(fā)展中普遍遭遇的障礙，但是，當時中國是否貧窮得幾無余力投資，有待商榷。據最近美國一學者研究，戰(zhàn)前中國國民生產凈額除去大眾基本消費之外，潛在剩余(potential surplus)當不下國民生產的四分之一。然而，當時投資僅占國民生產的百分之五左右。這些數字明白顯示，當時國民生產中一可觀部份，耗用於非必要的消費上了。[2]所以，我覺得戰(zhàn)前中國工業(yè)化的資本問題，關鍵不在太窮，而在於不能將潛在的剩余導入投資途徑。

　　要將潛在剩余導入投資，不外三個途徑：一為投資人自籌資本，或組織公司，發(fā)行股票及債券。二為以銀行為樞紐，吸收游資，然后以貸款或承購(underwriting)方式，將資金轉移到生產途徑。三為政府以課稅或公債方式，減少不必要消費，而將潛民間的剩余資源徵集起來，用於直接投資(如交通運輸、教育、衛(wèi)生等)，或輔助私人企業(yè)。依喬欣克隆(Alecxander Gerschenkron)的研究，依靠第一種籌款投資途徑，只有在經濟較發(fā)達、商業(yè)信用較建全的國家，才有可能；
經濟愈落后，信用愈不健全的國家，政府在籌措建設資金方面必須負擔起越大的責任。[3]十九世紀后半到二十世紀初工業(yè)化的國家中，德國主要靠投資銀行(investment bank)負起籌集資本的功能，俄國則主要靠政府的強制課程方式。日本則一方面改革稅制，一方面鼓勵銀行的設立，雙管齊下，以解決工業(yè)資本問題。但是，中國銀行業(yè)發(fā)展遲緩，到1930年代還不及日本經濟起飛前夕(1880年代)的水平。[4]中國政府從清末至戰(zhàn)前，又沒有對稅制作根本改革，掌握財源很有限，因此每每捉襟見肘，難有作為。[5]

　　同樣地，為了解決工業(yè)化人才問題，德國和日本政府在十九年世紀后半期，都建立起一個全國性的教育制度，包括義務性的小學教育，以至訓練專才的大學及研究所。結果，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不但文盲幾乎全部掃除，而且產生了大批的科學家及技術人才。然而中國的傳統(tǒng)科舉取士，到1905年才取消，此后三十年，政府對於教育之投資人，也沒有積極進展。人才缺乏，企業(yè)界的計畫、組織、及管理，自然難望健全。

　　至於二十世紀上半社會政治不安，戰(zhàn)亂頻仍，對於工業(yè)發(fā)展有極不良影響，更無庸諱言。全先生在他的《漢冶萍公司史略》中指出，民國成立以來，內亂時發(fā)，漢陽鐡廠每每爐毀敷停，萍鄉(xiāng)煤礦常因戰(zhàn)事停工，大冶鐡礦屢被迫向地方政府捐款。在這種情形下，營業(yè)如何能望興旺？他又說：「當日中國一般的工業(yè)，也像漢冶萍公司一樣，飽受軍閥或政府的摧殘，以致凋零衰落，能夠逃出這個不幸的命運的，簡直是鳳毛麟角。」[6]寧不令人扼腕興嘆!事實上，當日上海一地工業(yè)化之所以一枝獨秀，除了它的地理位置優(yōu)良，交通運輸方便以外，外人租界所在，環(huán)境較為安定，以致內地資本與人口紛紛往上海流入，也是一大原因。上海和廣大的內地互相對照，猶如沙漠中的孤島，實為中國近代工業(yè)發(fā)展的畸形現(xiàn)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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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a-Chung Lin and Kung-china Yeh, 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1933-1959(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66, 69.

　　[2] 參閱拙著，《中國近代貨幣與銀行的演進(1644-1937)》，頁85-86。

　　[3] Alec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y Perspectiv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5-30.

　　[4] 拙著，前引書，頁88。

　　[5] 我曾作一初略估計，滿清政府末年的課稅收入，尚不及國民生產總額的百分之三。見拙著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1750-191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p.133.

　　[6] 《漢冶平公司史略》，頁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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