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zhàn)爭，國人皆以李鴻章“漢奸賣國”為戰(zhàn)敗首因，十年后，這種情緒化的膚淺認識不攻自破。因為小日本又戰(zhàn)勝了大俄國。人們得出另一個結論：“專制國與立憲國戰(zhàn)，立憲國無不勝，專制國無不敗�！痹谠u論家眼中，世上各國可一分為二，或立憲，或專制（“專制”一語此時剛從日本傳入中國），二者高下立判，一目了然，中國要振衰起弱、走向富強，舍立憲而無二途。

　　一時間，立憲行情看漲，“上自勛戚大臣，下逮校舍學子，靡不曰立憲立憲，一唱百和，異口同聲”。愛國心切者更把立憲當成救死扶傷的“速效救國丸”和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日俄戰(zhàn)爭成了中國立憲的催化劑。袁世凱、張之洞、梁啟超、張謇、楊度、載澤、端方、溥淪、……，這些海內外、體制內外、漢滿兩族的重量級政治精英，此刻全都同心合力、和衷共濟，加入了立憲救國大合唱。戊戌變法的“叛徒”袁世凱宣稱，“救亡非立憲不可”，他甚至公然威脅朝廷：“官可以不做，法不可不變�！�

　　眾議洶涌，群情鼎沸，最高統(tǒng)治者慈禧老佛爺也坐不住了。慈禧擅權弄權，卻不是什么頑固派。借“七旬萬壽”之名，懿旨特赦除康、梁、孫文之外的所有戊戌案犯，革職者“開復原銜”，監(jiān)禁者“一體開釋”。她讀了《日本憲法》怦然心動，當著親貴樞臣的面率先表態(tài)：“日本有憲法，于國家甚好�！彼�所信任的“奴才”和大臣們告訴她，立憲有“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三大利，“利于君，利于民，獨不利于官”，而且，“欲防革命，惟有立憲”。經(jīng)多次御前密議，反復權衡利弊得失，老太后最終確信，“立憲是個好東西”。

　　在這場立憲大合唱中，唯一的雜音來自革命黨人。他們以人肉炸彈阻止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但此舉無益于革命運動，相反，使革命派在政治上更加邊緣化，在社會上更加孤立。學界商界和國內外輿論紛紛譴責暗殺行動，慰問受傷大臣。立憲VS革命，立憲派首局得勝。革命的威脅，反而加快了立憲的步伐。

　　1906年9月，清廷頒布《宣示預備立憲諭》，欲“仿行憲政”，“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從此，大清國工作重心轉移，“立憲法，開國會”成了它最后五年的最大愿景。身在異國的梁啟超“大喜欲狂”，國內紳商學子“奔走相慶，破啼為笑”，支持立憲的民間團體、報刊雜志紛紛成立，如雨后春筍。初看起來，勢單力薄、岌岌可危的革命派毫無取勝的希望。

　　然而，沒有希望的卻是清王朝，它永遠也等不到立憲那一天。1908年，朝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明定九年預備期限，并嚴令各級官員“隨時催辦，勿任玩延”�？墒�，不到兩個月，立憲運動的“總設計師”慈禧太后、民間立憲派心目中的“圣主明君”光緒皇帝雙雙駕崩。一朝天子一朝臣，官場立即陷入空前激烈的權力斗爭，表面團結的親貴立憲派、官僚立憲派、紳商立憲派、流亡立憲派頓時四分五裂。他們原本唱同一首歌且在同一條船上，但現(xiàn)在，一些人被攬權心切的新舵手趕下了船，另一些人則灰心失望，主動棄船，悄悄搭上了革命的救生艇。在國事世勢的洶涌波濤中，只剩下有權無威的少壯派皇族太子黨還孤獨地留守在那艘破船上。

　　徐錫麟臨死時說，“假立憲帶來了真革命”，一語成讖�！凹倭�憲之名，行專制之實”一說，乃后世“革命史觀”對清末立憲運動之定論。然而，人們實在沒有什么過硬的理由認定清廷是“假立憲”。有人說，為“保皇”而立憲必是假，這無異于說凡君主立憲國都是假立憲國，顯屬謬論。莫非自求速死才叫“真立憲”？《欽定憲法大綱》幾乎全文照抄日本憲法，當年的革命派一面傾心贊美日皇變法，一面嚴辭譴責清廷“作假”，似亦不能自圓其說。還有人說，立憲何須預備，國會理應速開，推辭與拖延等于愚弄和欺騙。殊不知，當年國民識字率不到百分之一，“中產(chǎn)”者不到千分之一，知曉憲政為何物者更不及萬分之一，“民智未開，規(guī)制未備”并非遁詞，“事體重要，頭緒紛繁”亦非狡辯。真憲法、真國會、真選舉、真自治當然是必須預備的，存心作假者，倒不妨一步到位。亡清之后數(shù)十年，國會屢開屢散，憲法屢立屢廢，最后國民黨的黨國獨裁體制斷送了一波十折的憲政試驗。后代政治家集百年之功尚無法圓滿完成的任務，卻要求疲弱已極的清政府朝發(fā)夕至、一蹴而就，未免雙重標準，過于苛刻。

　　是非不在成敗，善惡不因功過。清末立憲雖無正果，卻啟沃憲政，推陳出新，其為正路而非邪路，是進步而非倒退。這一點，后人卻不該埋沒。

　　200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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