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時，儒學定于一尊，漢唐以后，承孔孟之學的士人漸漸成為教化天下的人師，他們以思想的高貴與皇權(quán)的尊貴相輔相成，卻又時常齟齬，由此演出的一幕幕生動的活劇，在歷史的碑記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

　　明代是一個士氣屢經(jīng)摧鋤而起落跌撲的時代，明代士大夫因廷爭之罪而由廟堂入詔獄，殘身絕命者前后相接，累累成群。這些人多半是那個時代的社會精英。萬歷二十二年，即公元1594年，無錫人顧憲成革職還鄉(xiāng)，與高攀龍、錢一本等在東林書院講學，諷議朝政，評論人物，褒貶得失，令朝野士大夫敬仰睹目。他們與在朝的李三方、趙南星等人深相交往，反對礦監(jiān)、稅監(jiān)的掠奪，主張放開言路，明言改良，整頓吏制，與以魏忠賢為代表的閹黨做斗爭。唱清流之調(diào)，行改革之事，開風氣之先，但招來的卻是禍患。先是以楊連、左光斗為首的六人被殺，史稱“六君子”，接著又有高攀龍、周順昌為首的七人被殺，又稱“七君子”。今日人們常言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幅對聯(lián)，就出自東林黨人之手，其精神境界之高，即便放至今日又當何為？這些被殘害的社會精英，當他們面對附生于君權(quán)的閹禍，用自己的生命表達了儒學精神中慷慨激昂的一面，并在身后留下了長久的光彩。左光斗被逮之日自度必死，勉其弟曰：“率諸兒讀，勿以我為誡而謂善不可為，”全無絲毫彷徨氣沮之意。在他待死牢獄的最后日子里，史可法曾潛入探視：“至左公處，則席地倚墻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辯，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公跪抱公膝而嗚咽。左公辯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指拔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而汝前來。國家之事糜爛至此，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持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gòu)陷，吾即先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fā)聲，趨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肝肺，皆鐵石所鑄造也。’”左光斗以擔當世運之氣，“務為危言駭論”，在皇帝面前為天下爭善惡是非而得禍，但當他備受摧殘，體無完膚之后，托付給心中傳人的，仍然是一片擔當世運之氣。史可法后來以一介書生督師抗清，苦守危城，力竭被俘，從容受命，其間亦未嘗沒有老師留給學生的精神感召。

　　幾千年來，讀書的知識分子之所以能夠批評君王，是因為君主之位與圣人之教是分開來的兩種東西。對于君權(quán)來說，任何批評所代表的都是一種限制，伴隨著知識分子的士氣鼓蕩，只能是士大夫與君權(quán)關系的緊張。隨著君權(quán)的日趨而日尊，天子的敬憚之心也越來越少。因此讀書人便常常要為議論而付出自己的鮮血。然而，讀書人手中的圣道并非由帝王那里得來，故即使是廷杖和詔獄也不能把圣道由士大夫的手里剝奪殆盡。于是在廷杖和詔獄之后，圣人之教還會繼續(xù)釀發(fā)出士人的諷議和批評。

　　隨著社會的日漸進化，執(zhí)掌權(quán)柄的君主發(fā)現(xiàn)，掌握思想與掌握權(quán)柄同樣重要，于是越圣人之權(quán)而代之，政教漸漸合流。由君權(quán)產(chǎn)生的“圣教”借國家之力得以遠播，遂使讀書人沒有了源頭之水，成了枯涸的草木，像明代士人那般諷議的尖銳和峭刻再也難以見到。及至今日，為稻糧謀的讀書人骨頭之軟，嘴巴之讒已是史無前例。對于這種人，即使當頭一記悶棍打去，歪倒在地后會說：“報告首長，我看見了滿天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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