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未名湖后湖的朗潤園有四位世紀老人，季羨林、金克木、鄧廣銘和張中行。四位老人我都有幸多次專門拜訪過。今天，張中行老人也走了，四位老人中只有季羨林老先生住在醫(yī)院。我重新走進冰天雪地的朗潤園，一種人去樓空、大師謝去的悲涼不由涌上心頭。季老當年評價張中行先生說的話想在耳畔：“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文如其名，名如其人”！

　　從被邊緣化的雜學家到學術(shù)大家

　　張中行先生的文化形象經(jīng)歷了一個從“邊緣化”中走出來，逐漸變成一個雜學家，最后變成一個學術(shù)大家的過程。第一次被邊緣化是在“五四”時期，也可以說在那個狂飆突進的時代，先生的文化形象頗為不佳，他曾成為了余永澤的“原型”。讀過楊沫《青春之歌》的人都知道，余永澤成了當時保守、僵化、守舊的代表，與當時激進的北大思潮格格不入。當小說拍成電影后傳播進了千家萬戶，可以說那時候他成為了一個反面的形象。但張中行作為一個學者，與當年作家楊沫的分手，據(jù)他自己的說法是在“信與疑”不同理念中的分手。分手后，張中行沒有了情愛的羈絆，也不參于是非的爭辨。因此他便有了更多的時間，一心一意做學問。盡管被不少人認為是電影中余永澤形象的原形，但張先生卻沒有正面為自己辯護，他相信一個學者，一個讀書人最本分的事情就是讀書和思考，他是要做事業(yè)而不是要做是非，他要堅持中國的文化立場，經(jīng)過長期努力和靈魂磨難，他的學術(shù)形象逐漸從反面性走向正面，并且以自己的諸多著作成為學界的學術(shù)雜家。

　　張老這輩子出了10多本書，他早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最早出版的書大抵是文言文翻譯方面的。我記得那還是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為學習古漢語需要了解文言文方面的翻譯技巧，我讀了一些文言文翻譯對照本，我發(fā)現(xiàn)張先生的翻譯最為生動、清晰、準確，而文字又往往出人意表，傳達車古文的精神神韻。但是先生沒有滿足于成為一個古漢語家，不滿足于精通了虛詞實詞然后把古文章流暢地翻譯出來，而是從國學中的“辭章之學”走入“義理之學”。

　　大抵上說，辭章之學、史傳之學、義理之學，即文史哲加起來構(gòu)成了國學的主體。張先生早期研究的偏向于辭章之學，但最后他從一個語文家、古典文學家進入更曠闊的思想領(lǐng)域而成為學術(shù)大家。看看他寫的書就能理解這一過程：《文言文選讀》（合編讀本續(xù)編》（合編），著作《文言津逮》、《作文雜談》、《負暄瑣話》、《文言與白話》，《詩詞讀寫叢話》，這些大多屬于語文和古典文學方面的著作。又寫了《佛教與中國文學》、《禪外說禪》、《順生論》、《望道雜纂〈順生論〉外編》等這些大都是哲學思想宗教方面的著作，其后還出過一些回憶錄和散文集。這可謂廣學博識，澄明古今，著作等身，巍然大家。

　　由細到處入手做學問的途徑

　　老一輩的治學態(tài)度，在今天能夠保留和傳承下去的已經(jīng)很少。人們所理解的全球化就是西化，西化就是美國化，因此似乎只要是向美國學習的就是很先進，堅守中國自己的文化就是保守落后。這種太多的文化誤讀使得中國文化不斷被邊緣化。實際上，當今西方文化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很多問題，過分的強調(diào)競爭導致尖銳化的斗爭，最終演化為層出不窮的戰(zhàn)爭。而張先生的《順生論》講禪和佛學，是希望世界的和平，使這個硝煙迭起的世界多一些東方的和諧和平精神。

　　現(xiàn)在一些學生動輒就喜歡大話，研究大而空的東西。而張先生治學的方法很值得學習，他善于從語詞句篇章的細處入手做學問。他從翻譯文言文到書寫自己的思想，其學問是由小及大，有具體而廣博。張先生不僅僅是個古文學家，教育學家，還是個思想家，他把自己的晚年獻給了東方文化和中國思想的重建大業(yè)，站在中國立場上為中國文化發(fā)展做貢獻。

　　回頭想想，四位老人為什么被稱為“未名四老”？季羨林老先生是東方學家，金克木先生是印度學家，鄧廣銘先生是歷史學家，張中行先生是中國古文獻或者說古文學思想家。他們都堅持中國立場，東方身份，中國精神。今天，“未名四老”對中國學者最大的啟發(fā)，就是要用中國身份和立場，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文化發(fā)展和文化輸出做貢獻，這也是張老未完成的事業(yè)。中國的文化輸出包括，文化信念的確立，文化形象的修復，文化經(jīng)典的輸出。談到中國國粹，中行老人做了重要的事，他想說的是，古文中已相當多地承載了剛健清新的文化精神，中國的佛學禪學當然具有人類精神和世界意義，是“生生不已”的具有綿長的生命力。中國文化輸出，首先需要學者們確立中國立場，進而提升中國眼光，保留自己剛健有為的文化，而不是妄自菲薄。在經(jīng)濟崛起的同時，使仍有生命力的東方文化成為人類優(yōu)秀文化的組成部分。

　　四位老人，已經(jīng)終其一生做了重新梳理中國文化的工作：看哪些文化已經(jīng)死亡了，哪些是文化中的碎片需要整理，哪些是中國學者需要重新創(chuàng)造的新文化。他們大多有留學背景，張老雖然沒有真正留學但是他研讀了很長時間的西學，他們在文化的比較中，并不認為中國文化是衰敗淘汰的文化，而是經(jīng)過歐風美雨的沖刷，成為生生不息剛健有為的文化。不能苛求他們的是，由于歷史的災(zāi)難和煉獄使他們在生命的黃金時代中斷了研究達十年之久，他們沒辦法將自己的重要著作譯成英文，或者拍出美侖美奐的文化片，去培養(yǎng)成千上萬的西方學生，形成東西方文化的良性互動。這些工作需要后人去完成，而老人們篳路藍縷的開創(chuàng)工作，將使新一代學者繼續(xù)前行。

　　張老非常珍惜光陰，他的文集近10卷，一位長期被“邊緣化”的學者，能有如此多著作是非常了不起的。學無邊界，由于受現(xiàn)代學科分類的影響，不少學者從事教學開始到退休就研究那么一點東西，不敢越雷池一步。但象張老和季老都是跨多領(lǐng)域的大家。季老研究的領(lǐng)域包括印度古代語言文學、吐火羅文、印度佛教史、中國佛教史、中亞佛教史、糖史、中印文化交流史、西方文學、比較文學及民間文學等；
而張老也在古文字、古代漢語、古文翻譯學、中國文學、書法藝術(shù)、佛學、禪學、中國思想史文化史等領(lǐng)域拓展，從一個領(lǐng)域到另一個領(lǐng)域而終成大家。今天我輩學者，應(yīng)該象這些世紀老人，努力打通文史哲考古的研究領(lǐng)域，盡可能打通中西，否則只守著自己狹小的領(lǐng)域只能成為專門家。

　　極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品格

　　《禮記•中庸》說：“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大抵張中行先生是當之無愧的。在“未名四老“當中，張先生走路最輕最遲緩，語言也最少。也許因為，第一他沒有“洋”博士學位，第二他沒有“土”博士學位，他只是跟隨導師胡適之先生做些保存國故的工作。其他幾位老師都是北大的教授，而張先生只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編審。在中國文人的光譜上，編輯和教授是有些差異的。一般認為，編輯編審主要看別人的稿子，替別人修飾語言，出版發(fā)行是其日常工作；
而教授的主要職責是通過內(nèi)在生命語言去思考天下大事，去創(chuàng)造新的理論和思想框架，大致屬于創(chuàng)造型和研究型。但是在編輯中的大學問家實不少見，如張中行先生、周振甫先生等皆為大家。

　　張老和季羨林老人很要好，他們的性格也很相似，木訥而忠厚，不善言談，但談起學問來卻一針見血，用一句話就能把事情的本質(zhì)揭示出來。中行老人和季羨林老人差不多，穿著極為樸素，在他的衣服上有時候能看見飯漬或者是茶葉的痕跡。張先生非常節(jié)省，大部分的錢都用來買書，雖然他自己就在出版社，但見到好書時買書卻是不遺余力。張先生眼睛不大，不像朱光潛先生那樣炯炯有神，也不象三松堂馮友蘭先生的美髯飄動，也不類似季羨林老人自比荷花——季荷的高潔，中行老人則更像未名湖畔一朵靜靜盛開飄著淡香的槐花。

　　20世紀末，張先生以近90歲的高齡為學生們講“孑民論壇”講座，聲音細小但是思路分外清晰，寬厚仁慈地評介歷史而人格魅力四射。70年前的老北大的故事能講的大約已經(jīng)沒幾位了，張先生本人就是一部中國現(xiàn)代史的活傳記活字典。風燭殘年的他來的教室給莘莘學子講“過去的故事”，而不去談他的《順生論》，不去談古文翻譯，而講北大老學者的學問人品，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襟抱，幾代知識分子做學問的獨特方法和一生所悟之道。這是一位世紀老人在燭已見跋時，把自己一生精神財富和中國學問的道統(tǒng)學統(tǒng)在綿長的話語中傳給后輩。

　　前些年，我每次到朗潤園，季羨林先生都對我說：“張先生成了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從前幾乎每天我都能在未名湖和他見上一面，有的時候停下來聊幾句，有的時候打個手勢，有的時候四目相對，互相看看點點頭，有些時候遇到大的問題，兩人站著或者坐在冰涼的石頭上可以談上一兩個小時，他已經(jīng)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未名四老”關(guān)系十分親近，張中行老人搬家了，季羨林老人很憂傷地說，鄧廣銘先生走了，張中行先生搬了，我很傷心。由此可見他對張中行先生的眷念之深評價之高。如今，仍在301醫(yī)院治病的季羨林先生，知道了老友已經(jīng)辭世，當不知有多么悲涼傷懷。

　　張中行先生走了，定格在我心目中的是，每次辭別先生而他目送我走遠時的那慈祥而蒼涼的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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