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國古代詩人中，李白確實是一個不朽的存在。這不僅由于他是一位負有世界聲譽的瀟灑絕塵的詩仙，那些雄奇、奔放、瑰麗、飄逸的千秋絕唱生發(fā)出超越時空的深遠魅力；
而且，因為他是一位體現(xiàn)著人類個體生命的莊嚴性、充滿悲劇色彩的強者。

　　他一生被登龍入仕、經(jīng)國濟民的渴望糾纏著，卻困躓窮途，始終不能如愿，因而陷于強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郁與熬煎之中。而“蚌病成珠”，這種郁結(jié)與憂煎恰恰成為那些天崩地坼、裂肺摧肝的杰作的不竭的源泉。

　　一方面是現(xiàn)實存在的李白，一方面是詩意存在的李白。其間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強烈的內(nèi)在沖突，凸顯為試圖超越卻又無法超越，頑強地選擇命運卻又終歸為命運所選擇的無奈，展示著深刻的悲劇精神和人的自身的有限性。

　　李白的心路歷程及其窮通際遇所帶來的苦樂酸甜，在很大程度上映現(xiàn)了幾千年來中國文人的心態(tài)。

　　二

　　《侯鯖錄》載：唐開元年間，詩仙進謁宰相，擎著書有“海上釣鰲客李白”的手版。宰相問道：“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為鉤線？”

　　答曰：“以風(fēng)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鉤。”

　　又問：“以何物為餌？”

　　答曰：“以天下無義丈夫為餌�！�

　　宰相聞之悚然。

　　幾句簡單的答問，生動而真實地描畫出李白的高蹈、超拔、狂肆的精神世界。

　　這種精神風(fēng)貌以及他的詩文內(nèi)涵，原是中國文化精神的結(jié)晶。清代詩人龔自珍認為，李白是并莊、屈以為心，合儒、仙、俠以為氣的。他那飄逸絕塵、驅(qū)遣萬象的詩風(fēng)，顯然肇源于《莊子》和《離騷》。而屈原的激濁揚清，治國澤民的宏偉抱負，莊周的浮云富貴、藐視權(quán)豪，擺脫傳統(tǒng)束縛、張揚主體意識的精神追求，對于李白價值觀的形成，影響至為深遠。除了儒、道兩家為主導(dǎo)因素，在李白身上，游俠、神仙、佛禪的影子也同時存在。

　　本來，唐代以前，儒、道、釋以及仙、俠諸多方面文化，均已陸續(xù)出現(xiàn)，并日臻成熟；
但是，很少有哪一位詩人能夠?qū)⑺鼈兘蝗诨�匯于個人的實際生活。只有李白——這位主要活動于文化空氣異常活躍的開元、天寶年間的偉大詩人，將它們集于一身，完成了多元文化的綜合、匯聚。

　　當(dāng)然，這里也映現(xiàn)了盛唐文明涵融萬匯、兼容并蓄的博大氣魄和時代精神。正如嵇康、阮籍等人的精神風(fēng)貌反映了“魏晉風(fēng)度”一樣，李白的精神風(fēng)貌也折射出盛唐社會特別是盛唐士子所特有的豐神、氣度，這是盛唐氣象在精神生活方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三

　　我們固然不能因為李白有過“吟詩作賦北窗里，萬言不值一杯水”的詩句，就簡單地斷定他并不看重立言；
但比較起來，在“三不朽”中，他所奉為人生至上、兢兢以求的，確實還是立功與立德。既然如此，那他為了能夠經(jīng)邦濟世，治國安民，以期創(chuàng)制垂法，惠澤無窮，就必須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與政治權(quán)勢。為此，他熱切地期待著：“長風(fēng)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保瑫r刻渴望著登龍門，攝魏闕，據(jù)高位。但這個愿望，對他來說，不過是甜蜜蜜的夢想。他的整個一生歷盡了坎坷，充滿著矛盾，交織著生命的沖撞、掙扎和成敗翻覆的焦灼、痛苦。從這個角度看，他又是一個道道地地的悲劇人物。

　　他自視極高，嘗以搏擊云天、氣凌穹宇的大鵬自況：“大鵬一日同風(fēng)起，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fēng)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闭J為自己是鳳凰：“恥將雞并食，長與鳳為群。一擊九千仞，相期凌紫氛”。與這種極度自負的傲氣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他對歷史上那些建不世之功、創(chuàng)回天偉業(yè)，充分實現(xiàn)其自我價值的杰出人物，則拳拳服膺，傾心仰慕，特別是對他們崛起于草澤之間，風(fēng)虎云龍，君臣合契，終于奇才大展的際遇，更是由衷地歆羨。

　　他確信，只要能夠幸遇明主，身居樞要，大柄在手，則治國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來，這一切作為與創(chuàng)作詩文并無本質(zhì)的差異，同樣能夠“日試萬言，倚馬可待”。顯而易見，他的這些宏誓大愿，多半是基于情感的蒸騰，無非是詩性情懷，意氣用事，而缺乏設(shè)身處地、切合實際的構(gòu)想；
并且，對于政治斗爭所要擔(dān)承的風(fēng)險和可能遇到的顛折，也缺乏透徹的認識，當(dāng)然更談不上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四

　　李白有過兩次從政的經(jīng)歷。

　　天寶元年秋天，唐玄宗下詔征召李白入京。這年李白四十二歲。當(dāng)時住在安徽南陵的一個山村里，接到喜訊后，他即烹雞置酒，高歌取醉，樂不可支。告別兒女時，寫有“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詩句，可謂意氣揚揚，躊躇滿志。他原以為，此去定可酬其為帝王師、畫經(jīng)綸策的夙愿，不料，現(xiàn)實無情地粉碎了他的幻想。進京陛見后，只被安排一個翰林院供奉的閑差，并沒有像他想象的那樣，接之以師禮，委之以重任。

　　原來，這時的玄宗已經(jīng)在位三十年，腐朽昏庸，縱情聲色，信用奸佞，久疏朝政。看到這些，李白自然極度失望。以他的宏偉抱負和傲岸性格，怎么會接受“以俳優(yōu)蓄之”的待遇，甘當(dāng)一個跟在帝王、貴妃身后，賦詩紀盛、歌詠升平的“文學(xué)弄臣”呢？但就是這樣，也還是“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謗言忽生，眾口攢毀”。最后的下場是上疏請歸，一走了之。在朝僅僅一年又八個月，此后，再沒有登過朝堂。

　　天寶十四載冬天，李白正在江南漫游。是時，安祿山起兵反唐，次年攻陷潼關(guān)，玄宗逃往四川。途中下詔，以十六子李璘為四道節(jié)度使、江陵郡大都督。野心勃勃的永王李璘，招募將士數(shù)萬人，以抗敵、平亂為號召，率師東下，實際是要乘機擴張自己的勢力。對于國家顛危破敗，人民流離失所的現(xiàn)狀，李白早已感到痛苦和殷憂。恰在此時，永王李璘兵過九江，征李白為幕佐。詩人認為建功立業(yè)、報效國家的機會已到，于是，又一次激揚志氣，滿懷著“欲仰以立事”的決心，在永王身上寄托著重大期望：“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币詾榫鸽y殺敵、重整金甌，非斯人莫屬。

　　豈料，報國丹心換來的竟是一場滅頂之災(zāi)。他糊里糊涂地卷入了最高統(tǒng)治層爭奪皇權(quán)的斗爭漩渦，結(jié)果是玄宗第三子、太子李亨即位，李璘兵敗被殺，追隨他的黨羽多遭刑戮，李白也以附逆罪被竄逐夜郎，險些送了性命。這是李白第二次從政，為時不足三個月。

　　盡管政治上兩遭慘敗，但李白是既不肯認輸也不愿甘心的，亟欲尋覓機會重抵政壇，鋒芒再試。六十一歲這年，他投靠族叔、當(dāng)涂縣令李陽冰，定居于采石磯。雖然已經(jīng)處于生命的尾聲，但當(dāng)他聽到太尉李光弼為討伐叛將史朝義，帶甲百萬出征東南的訊息，一時按捺不住心潮的狂涌，便又投書軍中，表示“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無奈中途病還，未償所愿。

　　五

　　表面上看，兩番政治上的蹉跌，都是由于客觀因素，頗帶偶然性質(zhì)；
實際上，李白的性格、氣質(zhì)、識見，決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失敗命運和悲劇角色。他是地地道道的詩人氣質(zhì)，情緒沖動，耽于幻想，天真幼稚，放縱不羈，習(xí)慣于按照理想化的方案來構(gòu)建現(xiàn)實，憑借直覺的觀察去把握客觀世界，因而在分析形勢、知人論世、運籌決策方面，常常流于一廂情愿，脫離實際。

　　剖析李白第一次從政的挫折，一是，本來他就不是擺弄政治的角色。玄宗召他入京，原有幾分看重，但很快就發(fā)現(xiàn)他并非“廊廟之材”，便只對他的文學(xué)才能加以賞識，所以后來他要求離開，也并不著意挽留。二是，李白缺乏政治的眼光。當(dāng)時，玄宗已不再是一位勵精圖治的開明君主了，而李白卻仍然寄厚望于他，最后當(dāng)然是失望與絕望。

　　而“從璘”一舉，益發(fā)暴露其政治上的幼稚。他對“安史之亂”中的全國政局，估計得過于嚴重，詩中所云：“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顯然是違反實際的。形勢判斷失誤，行動上必然舉措失當(dāng)。在他看來，當(dāng)時朝廷應(yīng)急之策，是退保東南半壁江山，茍延殘喘；
而永王正好陳兵長江下游，自然可以穩(wěn)操勝券，收拾殘局。這是他毅然“從璘”的真正原因所在。而這一著，他恰恰把“寶”押錯了，結(jié)果又一次犯下了知人不明的錯誤——他既未發(fā)覺李璘擁兵自重、意在割據(jù)的野心，更沒有認識到這是一個剛愎自用，見識短淺，不足以成大事的庸才。把立功報國的希望寄托于這種角色，未免太孟浪了。

　　看來，一個人的政治抱負同他的政治才能、政治識見并不都是統(tǒng)一的。歸根到底，李白并不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大概連合格也談不上。他只是一個詩人，當(dāng)然是一個偉大的詩人。雖然他常常以政治家傲然自詡，但他并不具備政治家應(yīng)有的才能、經(jīng)驗與素質(zhì)，不善于審時度勢，疏于政治斗爭的策略與藝術(shù)。其后果如何，不問可知。對此，宋人王安石、蘇轍、陸游、羅大經(jīng)等，都曾有所論列。

　　這種主觀與客觀嚴重背離、實踐與愿望相互脫節(jié)的悲劇現(xiàn)象，在中國歷代文人中并不鮮見，值得我們深長思之。

　　六

　　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悲劇現(xiàn)象，自然應(yīng)該歸咎于文人的傲睨自詡、自不量力的性格弱點。但若尋根溯源，又和儒家的積極入世的人生態(tài)度和“修齊治平”的價值取向有直接關(guān)系。儒家的祖師爺孔子，終生為求仕行道而四處奔波，席不暇暖，“惶惶如喪家之犬”，在旁人看來本是無法實現(xiàn)的事，他也要“知其不可而為之”。這種人格精神對于后世的封建士子特別是文人的熏陶，是至為深刻的。

　　比起李白來，杜甫可能更典型一些。這位大詩人受他的十三世祖杜預(yù)的影響很深，他對這位精通戰(zhàn)略、博學(xué)多才、功勛卓著，有“杜武庫”之稱的西晉名將備極景仰。三十歲那年，他從齊魯來到洛陽，曾在首陽山下的杜預(yù)墓旁筑舍居留，表示不忘先祖的勛績和建業(yè)垂統(tǒng)、光宗耀祖的雄心。爾后，便進入京城長安，開始其十年困守的生涯，無非是要“立登要路津”，“欲陳濟世策”。他曾分別向朝中的許多權(quán)貴投詩干謁，請求汲引，但如同李白一樣，都以失望而告終。

　　總共算起來，杜甫真正為官的時間也只有兩三年，而且，官卑職小。即便如此，他也仍是刻板、認真，恪盡職守，絕不荒怠王事。在任諫官左拾遺這個從八品官時，他曾頻頻上疏，痛陳時弊，以致上任不到半個月，就因抗疏營救房琯而觸怒了肅宗皇帝。房琯為玄宗朝舊臣，原在伺機清洗之列。而杜甫卻不明白個中底細，不懂得“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事體，硬是堅持要任人以賢、惟才是用，書生氣十足地和皇帝辯論什么“罪細不宜免大臣”，最后險致殺身之禍，由于宰相大力援救，遭貶了事。這大概又是一個文人當(dāng)不了官的實例。

　　可是，四百年后的陸游卻為之大鳴不平：

　　 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萬不一施。

　　 空回英概入筆墨，生民清廟非唐詩。

　　 向令天開太宗業(yè)，馬周遇合非公誰？

　　 后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幾空嗟咨。

　　由于政壇失意，只能寄情于翰墨，弄得“后世但作詩人看”，這對杜甫、對許許多多文士來說，究竟是幸還是不幸呢？

　　七

　　持平地看，李白的官運蹭蹬，也并非完全種因于政治才識的欠缺。即以唐代詩人而論，這方面的水準遠在李白之下而穩(wěn)登仕進者也數(shù)不在少。要之，在封建社會里，一般士子都把個人納入社會組合之中，并逐漸養(yǎng)成對社會政治權(quán)勢的深深依附和對習(xí)慣勢力的無奈屈從。如果李白能夠認同這一點，甘心泯滅自己的個性，肯于降志辱身，隨俗俯仰，與世浮沉，其實，是完全能夠做個富于文譽的高官的。

　　可是，他是一個自我意識十分突出的人，時刻把自己作為一個自由獨立的個體，把人格的獨立視為自我價值的最高體現(xiàn)。他重視生命個體的外向膨脹，建立了一種志在牢籠萬有的主體意識，總要做一個能夠自由選擇自己命運與前途的人。

　　他反對儒家的等級觀念和虛偽道德，高揚“不屈已、不干人”的旗幟。由于渴求為世所用，進取之心至為熱切，自然也要常常進表上書，銳身自薦，但大前提是不失去自由，不喪失人格，不降志辱身、出賣靈魂。如果用世、進取要以自我的喪失、人格的扭曲、情感的矯飾為代價，那他就會毅然決絕，毫不顧惜。

　　他輕世肆志，蕩檢逾閑，總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自我，從骨子里就沒有對圣帝賢王誠惶誠恐的敬畏心情，更不把那些政治倫理、道德規(guī)范、社會習(xí)慣放在眼里，一直鬧到這種地步：“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家仙”（杜甫詩），痛飲狂歌，飛揚無忌。這要寄身官場，進而出將入相，飛黃騰達，豈不是南其轅而北其轍嗎？

　　八

　　不僅此也。正由于李白以不與群雞爭食的鳳凰、摶扶搖而上九萬里的大鵬自居，因此，他不屑于按部就班地參加科考，走唐代士人一般的晉身之路；
他也不滿足于作個普通僚屬，而要“為帝王師”，以一介布衣位至卿相，做呂尚、管仲、諸葛亮、謝安一流人物。他想在得到足夠尊崇與信任的條件下，實現(xiàn)與當(dāng)朝政治勢力的合作，而且要保持一種不即不離的關(guān)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合則留，不合則去”，有相當(dāng)大的自由度。

　　他在辭京還山時，吟出：

　　 嚴陵不從萬乘游，歸臥空山釣碧流。

　　 自是客星辭帝座，原非太白醉揚州。

　　從這里可以看出，他把自己與皇帝視為東漢隱士嚴光與漢光武帝的來去自由、彼此平等的朋友關(guān)系，而不是君臣上下的嚴格的隸屬關(guān)系。這類詩章，沒被人羅織成“烏臺詩案”之類的文網(wǎng)，說明盛唐時期的文化環(huán)境還是十分寬松的。如果李白生在北宋時期，那他的“辮子”可比蘇東坡的粗多了。

　　這種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爭得“士”的真正社會地位，在較高層次上維護知識階層的基本價值和獨立性的期望，不過是嚴重脫離現(xiàn)實的一廂情愿的幻想。李白忽略了一個基本的現(xiàn)實：他處身于大一統(tǒng)的盛唐之世，而不是王綱解紐、諸侯割據(jù)、群雄并起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同兩漢之交農(nóng)民起義軍推翻王莽政權(quán)，未能建立起新的朝廷，南陽豪強集團首領(lǐng)劉秀利用農(nóng)民軍的成果，恢復(fù)漢朝統(tǒng)治的形勢，也大不一樣。

　　春秋戰(zhàn)國時期，“士”屬于特殊階層，具有特殊作用、特殊地位，那種諸侯爭養(yǎng)士、君主競攬賢的局面，在盛唐時期已不復(fù)存在，也沒有可能再度出現(xiàn)。當(dāng)此之時，天下承平，宇內(nèi)一統(tǒng)，政治上層建筑高度完備，特別是開科取士已使“天下英雄盡入彀中”（唐太宗語），大多數(shù)士子的人格與個性愈來愈為晉身仕階和臣服于皇權(quán)的大勢所雌化，“帝王師”反過來成了“天子門生”，“游士”階層已徹底喪失其存在條件。

　　李白既暗于知人，又未能明于知己，更不能審時度勢，偏要“生今之世，返古之道”，自然是“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難免到處碰壁了。歸根結(jié)底，李白還是脫不開他的名士派頭與浪漫主義的詩人氣質(zhì)。

　　九

　　壯志難酬，懷才不遇，使李白陷入無邊的苦悶與激憤的感情漩渦里。盡管莊子的超越意識和恬淡忘我、虛靜無為的處世哲學(xué)，使李白在長安放回之后，寄情于皖南的錦山繡水，耗壯心，遣余年，徜徉其間，流連忘返，盡管他從貌似靜止的世界中看出無窮的變態(tài)，把漫長的歷史壓縮成瞬間的過程，能夠用審美的眼光和豁達的態(tài)度來看待政治上的失意，達到一種順乎自然，寵辱皆忘的超然境界，使其內(nèi)心的煎熬有所緩解；
但他畢竟是一個豪情似火的詩人，只要遇到一種觸媒，悲慨之情就會沛然傾泄。

　　史載，晉代袁宏少時孤貧，以運租為業(yè)。鎮(zhèn)西將軍謝尚鎮(zhèn)守牛渚，秋夜趁月泛江，聽到袁宏在運租船上詠詩述懷，大加贊賞，于是把他邀請過來細論詩文，直到天明。由于得到謝將軍的贊譽，從此袁宏聲名大著。李白十分羨慕袁宏以詩才受知于謝尚的幸運，聯(lián)想到自己懷才不遇的遭際，因而在夜泊牛渚時，觸景傷情，慷慨悲吟：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云。

　　 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

　　 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

　　 明朝掛帆去，楓葉落紛紛。

　　他的心境是萬分凄苦的，漫游秋浦，悲吟“白發(fā)三千丈，緣愁似個長”；
登謝脁樓，慨嘆“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
眺望橫江，驚呼“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風(fēng)愁殺峭帆人”。眼處心生，緣情狀物，感慨隨地觸發(fā)，全都緊密結(jié)合著自己的境遇。

　　他通常只跟自己的內(nèi)心情感對話，這種收視反聽的心理活動，使他與社會現(xiàn)實日益隔絕起來；
加上他喜好大言高調(diào)，經(jīng)常發(fā)表悖俗違時的見解，難免遭致一些人的白眼與非議，正如他自己所言：“時人見我恒殊調(diào)，聞余大言皆冷笑”，這更加劇了他對社會的反感和對人際關(guān)系的失望，使他感到無邊的悵惘與孤獨�！丢氉�敬亭山》只有二十個字，卻把他在宣城時的孤凄心境絕妙地刻畫出來：

　　 眾鳥高飛盡，孤云獨去閑。

　　 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大約同時期的作品《月下獨酌》，對這種寂寞的情懷反映得尤為深刻，堪稱描寫孤獨心境的千秋絕唱。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

　　 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

　　 醒時同交歡，醉后各分散。

　　 永結(jié)無情游，相期邈云漢。

　　“煢煢孑立，形影相吊”。孤獨，到了邀約月亮和影子來共飲，其程度之深自可想見。這還不算，他甚至認為，在以后的悠悠歲月中，也難于找到同懷共飲之人，以致只能與月光、身影鼎足而三，永結(jié)無情之游，并相期在那邈遠的云空重見。這在孤獨之上又平添了幾許孤獨。結(jié)末兩句，寫盡了詩人的側(cè)身天地，踽踽涼涼之感。

　　十

　　“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

“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這類“夫子自道”式的描形擬態(tài)、述志達情，顯示出詩人對現(xiàn)實的強烈的憤慨與深深的絕望。他要徹底地遺落世事，離開現(xiàn)實，回到醉夢的沉酣中忘卻痛苦，求得解脫。晚清詩人邱逢甲在《題太白醉酒圖》中，對這種心境作如是解釋：

　　 天寶年間萬事非，祿山在外內(nèi)楊妃。

　　 先生沉醉寧無意？愁看胡塵入帝畿。

　　不管怎么說，佯狂痛飲總是一種排遣，一種宣泄，一種不是出路的出路，一種痛苦的選擇。他要通過醉飲，來解決悠悠無盡的時空與短暫的人生、局促的活動天地之間的巨大矛盾。在他看來，醉飲就是重視生命本身，擺脫外在對于生命的羈絆，就是擁抱生命，熱愛生命，充分享受生命，是生命個體意識的徹底解放與真正覺醒。

　　當(dāng)然，作為詩仙，李白解脫苦悶、排遣壓抑，宣泄情感、釋放潛能，表現(xiàn)欲求、實現(xiàn)自我的最根本的渠道，還是吟詩詠懷。正如清初著名文人金圣嘆所說：“詩者，詩人心中之轟然一聲雷也�！痹娛亲罹邆�性特征的文學(xué)形式。李白的詩歌往往是主觀情思支配客觀景物，一切都圍繞著“我”的情感轉(zhuǎn)�！爱�(dāng)其得意，斗酒百篇”，“但用胸口，一噴即是”。有人統(tǒng)計，在他的千余首詩歌中，出現(xiàn)我、吾、予、余或“李白”、“太白”字樣的竟達半數(shù)以上，這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是僅見的。

　　詩，酒，名山大川，使他的情感能量得到成功的轉(zhuǎn)移，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精神上的重壓。但是，際遇的顛折和靈魂的煎熬卻又為最終成就偉大詩人夯實了基礎(chǔ)。以自我為時空中心的心態(tài)，主體意識的張揚，超越現(xiàn)實的價值觀同殘酷現(xiàn)實的劇烈沖突，構(gòu)成了他的詩歌創(chuàng)造的心理基因與不竭源泉，給他帶來了超越時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極高的視點、廣闊的襟懷、悠遠的境界、空前的張力。

　　就這個意義來說，既是時代造就了偉大的詩人，也是李白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個性造就了自己。當(dāng)然，反過來也可以說，他的悲劇，既是時代悲劇、社會悲劇，也是性格悲劇。

　　歷史很會開玩笑，生生把一個完整的李白劈成了兩半：一半是，志不在于為詩為文，最后竟以詩仙、文豪名垂萬古，攀上榮譽的巔峰；
而另一半是，醒里夢里，時時想著登龍入仕，卻坎坷一世，落拓窮途，不斷地跌入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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