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琴:人文初祖的現(xiàn)代意義
發(fā)布時間:2020-06-15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改革開放以來,從1980年開始,年年祭祀黃陵,至今已近30年,規(guī)模愈來愈大,范圍愈來愈廣,規(guī)格愈來愈高,凡有黃帝傳說之地,都興起祭祀活動,多達70多處,從地縣省市到中央領導都親臨主祭。在祭黃的推動下,各地區(qū)爭相尋根覓祖,訪古追蹤,祭了黃帝祭炎帝,祭了大禹祭女媧,掀起一輪又一輪的祭祖浪潮。對此學界多有褒貶,有視為形象工程的、開發(fā)旅游的、為經濟搭臺的等等,都不無道理;
建議升格為國家主持的,主張由民間組織出面的,各有建言。如何看待這一現(xiàn)象,怎樣使祭祖活動有利于建設精神家園,需要從歷史上加以考察。
一、百年來祭黃活動的三次高潮
從20世紀以來,祭黃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1908年辛亥革命前夕,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在陜西黃陵,以香花、清酒、肴牲之禮儀,告祭黃帝。主祭者眼含熱淚,宣讀祭文,痛陳“驅除韃虜,光復故物”,“建九州復仇之師”,“以復漢族之業(yè)”的決心,這表明近代中國推翻封建帝制的民主革命,是以反滿為號召的種族革命。參加公祭者痛感于華夏淪喪,九州陸沉,人人淚流滿面,有的失聲痛哭,祭黃實際上已成為反滿的誓師大會,這篇祭文也稱為“誓墓文”。可這濃厚的種族主義色彩,雖然對動員民眾反對清王朝起了重要作用,但并不利于建立民主共和國的理想,所以清朝統(tǒng)治被推翻后,孫中山一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就宣告平等對待漢、滿、蒙、回、藏各族同胞,以五族共和代替反滿,成立“中華民族大同會”,并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載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從憲法上保障團結各族人民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大業(yè)。
第二次高潮是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國共兩黨公祭黃帝陵達六次之多,共產黨兩次發(fā)表《祭黃帝陵文》,毛澤東親筆為文,強調的是“萬里崎嶇,為國效命”,“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各黨各界,團結堅固,不論軍民、不分貧富,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眾,堅決抵抗!
從這次祭黃來看,國共兩黨祭祀的主題相同,祭文不僅緬懷黃帝的豐功偉業(yè),更為突出的是,頌揚黃帝在涿鹿爭雄、阪泉大戰(zhàn)中,以干戈平定禍亂,拯救生靈于涂炭的戰(zhàn)斗精神。祭祀的主體從漢族,漢滿蒙回藏五族,再擴大到全民族各黨各界,各階層人士,充分反映了革命形勢和全民抗戰(zhàn)的需要。問題是,不論是反滿或抗日,都是有時間性的。反滿,滿族統(tǒng)治者被推翻了;
抗日,日本帝國主義被趕跑了,目的實現(xiàn)了,隨之祭黃也進入低潮。
第三次高潮是在改革開放以后,與前兩次不一樣的是,祭黃的規(guī)?涨笆⒋,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華人,世界各地的僑胞每年都派有祭祖團回國參祭。很顯然,祭祀的主體,已從漢族、中華民族擴展到全世界的華裔,這在各年度的祭文中都有充分的反映,諸如:“ 凡我黃帝子孫,華夏裔胄,或置身國內,或漂泊海外,于風雷黃昏之日,抑春風得意之時,無不視黃帝若心中圣地!薄耙粐鴥芍,華胄歸心!薄皩崿F(xiàn)統(tǒng)一,人神共襄,同心同德,再造輝煌!钡鹊,充分顯示黃帝作為中華民族的共祖已被兩岸三地和全世界華人所信仰,這是超越不同社會制度最大范圍的文化認同,是團結華人最具有凝聚效應的精神力量。
黃帝只是一個傳說中的人物,何以在風云變幻的20世紀,掀起三次高潮,每當中國革命、抗戰(zhàn)和改革的關頭,一次又一次凸顯它巨大的號召力! 無疑的是,祭祀主題與時俱進,貼近現(xiàn)實、反映時代呼聲是重要原因,處在社會飛速發(fā)展的21世紀,又以什么主題使它葆有長盛不衰的生命力? 這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二、“人文初祖”是富有時代精神的新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后,1980年在黃陵第一次大規(guī)模祭黃的公告中提出了“人文初祖”的新概念。
這概念所以“新”,是因為“人文”與“初祖”作為詞匯,古已有之,但兩者并未合成詞組。在出土的東漢銘文中已有“黃帝初祖”的記載,人文則始于《易傳》:“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初祖”意義明確;
人文卻有多種解釋,有說是禮樂制度的、文化教育的、人事關系的,大都是指向人間事象。不論古人是哪種釋義,都與今日之人文,即以提高人生價值為內涵的人文概念不盡相同。毫無疑問,今日倡導的人文是西方文藝復興中提出的充分尊重生命和個體,人人有權享受生活的文化觀念。
雖然現(xiàn)代人文觀念來自西方,但一進入中國卻與傳統(tǒng)的“人文”、“初祖”相楔合,創(chuàng)生“人文初祖”的新理念。這不是兩個詞匯的簡單相加,而是現(xiàn)代精神對接傳統(tǒng)觀念的化合,這種化合具有天然性,因為中華民族從初祖黃帝開始,就凸顯強烈的生命和生活意識。
人類因為有生命和生活才得以生存、發(fā)展,作為人類不分地區(qū)和種屬都要為自己的生活源頭、歷史的開端作出自己的解釋。在西方創(chuàng)世紀的神話中,上帝創(chuàng)造了人,可生活在伊甸園的亞當、夏娃,赤身裸體,住在叢林中,吃的是樹上的果實,上帝并沒有給他們制衣熟食。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這生命的源頭和生活方式的原創(chuàng)者不是上帝和神仙,而是生活在人間與自己血脈相連的黃帝。記載說: “黃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黃帝造屋宇,制衣服,營殯葬,萬民故免存亡之難!( 《三家注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一》 ) 古史相傳,在黃帝以前沒有衣裳屋宇, 從黃帝伊始才有了衣服、房屋、舟車、耕作,和蒸谷為飯,采藥為醫(yī),創(chuàng)字為文等等,這就說明黃帝不僅是中華民族的祖先,也是中華生活方式的締造者。這些傳說雖然是半虛半實,卻是人類生存歷程的反映。現(xiàn)代人類學也證明從發(fā)明熟食、制衣著裝到使用文字,如實反映了人類生活演化的進程和文明的開啟,這也說明中華文明從元點就與西方有不同的特色。先人們把衣食住行這人類進化的產物,賦以具體生動的個體創(chuàng)造,貼近生活解釋先人的活動。把氏族群體的創(chuàng)造,附會為黃帝個人的行為,這是人類幼年的思維方式,“人文初祖”確切地表述了祖先與生命同在,文化與生活共存的原始意識。
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和休閑在內,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fā)展的基本方式。人因為要穿衣吃飯才有生活,生活需要共同勞作才形成社會,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才有階級的劃分和社會的構成,誠如馬克思所說這是人類“第一個歷史活動”。生產方式的變化,社會的進步,歸根結底表現(xiàn)為生活方式的變化。在社會生產和流通的一系列鏈條上,生活處于終端,這是生產力發(fā)展的動力和目的。說人是社會文化的本體,無異說生活是社會文化的本體。所以謀求改善生活是人類創(chuàng)造歷史的活動,也是人類成長的奮斗業(yè)績。人的解放離不開生活方式的變革,文明的進化與差異往往表現(xiàn)在吃穿用,以及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樣吃、怎樣穿,怎樣用等方方面面表現(xiàn)出的種種差別,從而發(fā)展自己的智慧,創(chuàng)造出不同特質的文化形態(tài)和民族傳統(tǒng)。
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有著種種不同的特色,從儒家倫理到用筷子吃飯,林林總總,異彩紛呈,最大的特色是在于,這一文明的象征不是神廟、金字塔那固定化的建筑實體,而是有生命的,鮮活的人中之杰----黃帝。從傳說時代就以現(xiàn)實生活而不是神物靈異作為中華文化的象征,這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點。以人而不是物作為中華文化體系的代表,突出的是人的構想,這是中華文化元典之元。
這一特點獲得后人無限敬仰,正如1994年臺胞學人林長勛在祭文中所說: “我們向公孫軒轅氏的精神致敬,并不因為他的戰(zhàn)功,也不因為他當時的版圖遼闊....。我們來思念黃帝,是因為他種植百谷,建立宮室,以利民生。是因為他創(chuàng)文字、重蠶桑、發(fā)明指南車,啟迪了知識和文明。更因為他協(xié)調諸邦,以德服人,用和平的方法歸化了不同的民族,并且建立了勤政愛民的典范!奔赖禳S帝的武功那是革命和抗戰(zhàn)中的主題,如今俱成既往。在現(xiàn)代化建設中最具有永恒意義的,是關注民生,這才是創(chuàng)造中華民族生命與文化的黃帝的本色。
黃帝是來自遠古的傳說,在有文字記載以前,口耳相傳的歷史自有許多附會和想象之處,以致對黃帝其人其事在學術界有所爭議。對于傳說的真假虛實,遠在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就已洞察,《尸子》記載這樣一則故事,子貢問孔子: “古者黃帝四面,信乎? ”孔子說:“ 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大有成功!弊迂暡恍劈S帝有四個面孔,孔子解釋說,這是寓意黃帝任用四人分別治理四方,取得成功,猶如黃帝長有四個面孔,觀察四方。在孔子看來,四個面孔并非實有其事,而是一種治理方式的表達和象征。
來自遠古的傳說不同于一般的社會傳言,這是人類幼年的記憶,是祖祖輩輩的口述歷史,理應得到后人的尊重。其實,半神半人的先祖,半真半幻的事跡,在東方和西方概莫能外。荷馬史詩也不是信史,而是3000年前希臘盲詩人荷馬的口述,主人公是半神半人,事跡是半真半假,人們都知道特洛伊木馬屠城的故事,這是西方電影多次表演的題材。現(xiàn)代考古從特洛伊城出土的文物看來,從沒有證據(jù)能證明特洛伊木馬的存在,卻發(fā)現(xiàn)了許多紡綞,由此推知古代特洛伊和周邊的國家為了爭奪紡織品,經常發(fā)生戰(zhàn)爭,木馬之戰(zhàn)只是史詩中的傳說。毫無疑問,這種口耳相傳的歷史,當屬民間傳說,可這傳說又不同一般,它所表現(xiàn)的尚武精神,被后世的研究者認為表現(xiàn)了一個偉大的英雄時代,《荷馬史詩》因而被推崇為西方歷史的濫觴。在中國,盤古氏開天辟地,女媧煉石補天,精衛(wèi)填海,后羿射日,諸多來自上古的神話莫不表現(xiàn)出與天地奮斗的英雄氣概,試想,天哪是人力開辟的? 煉石何從補天? 靠精衛(wèi)鳥銜石豈能填補大海? 后羿又有何能射掉太陽? 這些都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事,可它偏偏為炎黃子孫傳誦數(shù)千年,這來自先民的神話,充分表現(xiàn)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英雄主義。傳說與神話不一樣的是,其人可能虛實相間,其事卻可以佐證、推究。在傳說中集大成的是黃帝的傳說,種種有關黃帝發(fā)明宮室、行車、烹飪、著裝、醫(yī)藥,畜牧、農耕到使用文字的故事,幾乎囊括人類從野蠻步入文明時期所具有的一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貼近生活解釋黃帝的活動,這是先人的生活智慧和求實精神?梢哉f傳說中的重生務實,最集中地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原創(chuàng)精神。
因此,在古人眼中初祖是血脈、人文指人事,而在20世紀的新詞術語“人文初祖”卻有了新的提升,它不僅具有生命的意識,還彰顯濃厚的生活文化,從而超越血緣和人事,成為富有現(xiàn)代人文精神的新概念,這是現(xiàn)代文化與傳統(tǒng)觀念對接,成功創(chuàng)造新理念的范例。
需要說明的是,“人文初祖”這詞匯并不始于1980年,這是國民黨元老,書法家陳潛于1938年在黃陵的題詞,1983年郵電部發(fā)行“人文初祖殿”郵票,使得這一題詞傳播到全國。也許題辭者本人當初并不意會這語詞對后世產生這樣深遠的影響,但歷經70多年的風風雨雨,重新起用半個世紀以前的題詞,正因為它關注生命和生活的意識,體現(xiàn)了當代的人文精神,21世紀的祭黃活動應該突出這一主題,這才是祭黃應有的真諦。
三、以人為本的文化訴求
人文初祖突出的是對“人”的觀念,“人”是什么? 人本身是大自然進化的產物,人首先是以個體的生命而存在,才有個體與個體的交往從而組成社會。所以人是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統(tǒng)一,沒有人就沒有社會的存在,自然人是社會存在的基礎,社會是自然人發(fā)展,這兩者不可偏失,只言人的社會性,無視自然性,必然會導致人的異化。
封建制度是以等級為核心,以倫理為本位。在古人眼中,人不是獨立的個體,而是以群體相類別的一員,《禮記.曲禮》說:“ 亻+疑人必于其人”,沒有類別即沒有倫,沒有倫即不成為人,人之所以為人,就是有等級的類別及其相應的倫理規(guī)范,這就是《孟子》所說:“ 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鳖悇e是整體性的,個人只有承擔類別的義務,遵循整體的規(guī)范,成為稱職的社會角色,這才成為人。以倫理定人,重視的是人的社會角色,而非自然人的存在,中國最盛行的一句罵人話“不是人”,就可以把人開除出人籍,然而這是道德倫理的評判,作為人還是人,還是鮮活的生命,一樣要穿衣吃飯。自然性是生命之本,無視人的自然存在,必然導向對生命的漠視。古代對不忠不倫之人,最嚴厲的處罰是凌遲,在犯人身上一刀一刀割上一千多刀,讓他慢慢死去,為什么這樣折磨? 因為他“不是人”,F(xiàn)代法治社會,提倡以注射法處死犯人,以減輕死亡者的痛苦,因為生命無罪,這是大自然的賦予,在離去時也應有所尊重。同樣是處死,古代凌遲與現(xiàn)代注射法的不同,是因對人持有不同的觀念。
從古代向現(xiàn)代社會的轉型中,文化核心結構已經一變再變。對人的觀念也在變化。百年來,以等級為核心的封建主義文化轉化為以民權、平等為核心的民主主義文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社會生活的等級之別被民主主義革命顛覆,不再以貧富貴賤,地位高低論人,這是巨大的進步。然而對人的認識也歷經滄桑,建國后確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傳統(tǒng)社會主義,政治統(tǒng)帥一切,生活方式高度意識形態(tài)化,人人都自覺不自覺地卷入政治運動,最有代表性的是“馴服工具”論的盛行,在某些人看來,人就是工具,應該被馴服,這哪有對生命和個體的尊重? 文革期間流行一則故事說,一名顧客因為售貨員態(tài)度不好,批評說:“ 你這是什么態(tài)度,要為人民服務嘛!”回答是:“為人民服務,不是為你服務,誰知道你是不是地富反壞右! ”地富反壞右不是人民,當然不在服務之列,這有最高指示為依據(jù)。
然而判斷人民和敵人的標準,都是從政治運動出發(fā),在上個世紀50年代反右派運動中持有“反蘇”言論的被劃為右派,豈料60年代某些“反蘇”言論,又成為反修的利劍? 如此短命的政治需要,又何以成為標準? 用敵對化的語詞和思維隨意給民眾貼標簽,往往形成政治吊詭,一度流行的“政治生命”一說,典型地表現(xiàn)了政治凌駕在生命之上的話語。抹煞人的自然存在,缺失生命個體,必然使“人民”概念抽象化,而經過抽象的“人民”可以不包括個體的你我他,所以論人以政治為本肇致“人民”概念異化,就有可能斷送為人民服務的積極意義。以遵守憲法的公民意識,淡化人民的政治色彩,才能更好地發(fā)揮為人民服務的作用。
改革開放最大的功績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階級斗爭為綱,核心問題的轉換有力地推動社會經濟的大發(fā)展,生活方式也得以擺脫泛政治的影響,使生活回歸生活的本色,這是社會變革中的思想大解放。然而市場經濟的繁榮,對利益最大化的追逐,人人奔競于金錢,帶來諸多社會問題如貧富分化,官商勾結、貪污腐敗、環(huán)境污染等等,說明經濟建設與精神文明,社會變革與既有體制的嚴重失調。黨中央及時指出建設和諧社會的任務,提出“以人為本”,明確和諧社會的主體是人,科學地闡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核心問題。
從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的角色在變化,隨著從政治人生、經濟人生向和諧人生的轉化,社會主義文化的核心問題已經轉換,那就是從階級斗爭為綱,轉化為經濟建設為中心,明確以人為本。在尊重人的社會性的同時,呼喚自然性的復歸。尊重人是有靈有肉、有欲望的個體,這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建設的目的是要以豐富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不斷地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生活、享受、發(fā)展的需求,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提高人的素質,以促進人的自由的全面發(fā)展。
當前的改革開放處在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新階段,第一次思想解放確立以實踐為真理標準,使中國突破蘇式社會主義的障礙,走上改革開放之路;
第二次思想解放
是對市場經濟的開禁,排除姓資姓社的糾纏和禁忌,迎來中國經濟的大發(fā)展。如果說這兩次思想解放,從意識形態(tài)到具體政策上做到利益格局的初步調整,不同程度上還利于民,那第三次思想解放就是還權于民,以人為本促進政府職能的轉換,使全能性政府轉變?yōu)榉⻊招驼,深化政治體制的改革。
“以人為本”是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號角,這是政府職能轉變的強大動力,它需要發(fā)掘和調動歷史上一切有利于國計民生的思想資料。對黃帝的緬懷,重在弘揚人文初祖的新理念,突出中華民族初創(chuàng)時期重視生命與生活的主題,這是建設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重要資源。所以對日益高漲的祭黃不是抑制,而是引導到關注國計民生,使祭黃活動健康地發(fā)展。
21世紀的到來對中華文化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這是信息社會、知識經濟迅猛發(fā)展的時代,而這兩者所蘊有的內涵并非是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長處,有的還是短缺,但這并不意味著沒有與時更進,后來居上的條件和機遇。高科技愈發(fā)展,愈要呼喚人文精神,這是學術界的共識。所以說21世紀是人的世紀,是高揚人文精神的世紀,這是人類社會持續(xù)發(fā)展的主流。用這一主題重新審視傳統(tǒng)文化,促進文化的現(xiàn)代化,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大課題。祭黃活動只有遵循“以人為本”的訴求,才能進入新的高度。
文中所引祭文參見《黃帝祭祀大典圖志》,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
原載九三學社中央主辦的《民主與科學〉雙月刊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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