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人們喜歡將近代以來才有的不同于傳統(tǒng)“讀書人”、士大夫”的“新式知識分子”分代，遂有近代以來多少代、1949年以來又有多少代之分。其實，“分代”并不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時，就將“天翻天覆”的1949年以前的“新式知識分子”定義為“舊知識分子”，而將其后的定義為“我們自己培養(yǎng)的”“新知識分子”。如依此劃分，1948年高中畢業(yè)、1953年大學畢業(yè)的陳樂民先生當屬“舊知識分子”的最后一代，“新知識分子”的第一代。因此，在這“一身跨兩代”的特殊一代人身上，無論是新舊矛盾、沖突還是新舊調(diào)適、傳承，表現(xiàn)都非�！暗湫汀��？梢哉f他們是破舊立新的一代，也可說他們是承前啟后的一代。

　　所以，“閱讀陳樂民”在某種程度也就是閱讀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與思想；
閱讀時代的方方面面；
閱讀人們一直想厘清的新與舊、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在時代大潮中的糾葛纏繞。

　　　　　　　　　　　　　　　　　　一

　　1930年出生在北京的陳先生，從小接受的自然是已成平常的“新式教育”，不過，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家中，都有份量不小的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典教育。他中學上的是教會學校，英語是重中之重，因此英語在那時已經(jīng)“過關”，但教會學校卻又十分重視中國經(jīng)典教育。這些，為他的“中學”、“西學”打下了濃厚的功底。曾記否，當年批判教會學校時，其罪惡之一是既進行“洋奴教育”又進行“封建教育”。然而，現(xiàn)在看來，正是這種教育使學生中、英文俱佳。面對時下的“英語熱”，許多人為“中文”的前途擔憂。但教會學校的經(jīng)驗證明，“英”、“漢”并非“此消彼長”“不兩立”的對立關系.

　　從1948年教會學校高中畢業(yè)到1953年北京大學畢業(yè)，在這短短幾年中，陳先生竟先后就讀于高等鐵路�？茖W校、燕京大學、中法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陳先生1950進入清華大學外文系法文專業(yè)時有種“世外桃源”的感覺，水木清華、荷塘月色、圓頂大禮堂、藏書甚富的圖書館和許多聞名遐邇的學術大師。然而，馬上風云驟起，從1951年秋就開始了“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寧靜的‘清華園’不再是我第一步走進時的‘世外桃源’，而成了知識分子的‘煉獄’！”（陳樂民：《在中西之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頁）著名的社會學家潘光旦先生兼圖書館長，因被人反映圖書館竟把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同一般宣傳小冊子放在一起而備受指責。老師必須在大會上“挖思想根子”、“自我剖析”同時還要揭發(fā)批判別人，學生也都參加，從發(fā)言質(zhì)問到“上綱上線”批判老師。他至今記得，馮友蘭先生在文學院的自我剖析時講到為何被蔣介石聘為“顧問”時聽眾群情激憤，馮先生和臺下的馮夫人都落了淚。而陳先生之所以一直向往清華、最后考入清華，就是因為清華有這樣一批鴻儒碩學，聽了幾次馮先生還有其他幾位教授的檢討，他覺得這是“作踐”他們，很不合情理。所以，當他熟悉的法文老師、外文系主任吳達元檢討多次，但仍被不斷質(zhì)問不能過關時，陳先生感到很說不過去，于是竟不合時宜地起身說：“我認為吳先生的檢討已經(jīng)夠深刻的了�！苯Y(jié)果全場目光都對準了他，于是他趕忙坐下。會后，系里一位負責學生思想工作的“大同學”專門找他談話，批評他的“小資產(chǎn)階級溫情主義”，提醒他根源在于家庭和舊社會的影響，今后要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對于當時正在“追求進步”的陳先生來說，這番話自然十分重要。然而，這位“大同學”自己在60年代卻受到政治整肅，在“文革”中又遭種種殘酷迫害。終在“文革”后赴美定居，在宗教研究中尋找精神、心靈的寄托，也是一種“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吧。平心而論，與后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相比，此時的“改造”堪稱溫和。然而，細細想想，后來的種種“嚴酷”并非一日之寒、突然如此，正是由此“學生批判老師”而“學生斗老師”，再一點點發(fā)展到“文革”中的大規(guī)模的學生打老師。

　　與同時代人相比，陳先生是幸運的。當時中國屬于“以蘇聯(lián)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要參加一些國際活動�！巴馐聼o小事”，因此“我們自己培養(yǎng)”的外語人才極端缺乏，1953年，由于“院系調(diào)整”而進北大未久的陳先生便以“北大學畢業(yè)生”的身分后進入“涉外部門”，在閉關鎖國時代成為鳳毛麟角、為人“艷羨”的長期駐外人員。他被分配到郭沫若為主席、廖承志為副主席的“中國人民保衛(wèi)世界和平委員會”（簡稱“和大”）工作。所謂“和大”，是蘇聯(lián)操縱的“國際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國際性組織“世界和平理事會”的相應組織，許多國家都成立了這種相應的“和平組織”，大多為各國共產(chǎn)黨控制、領導。

　　在他們單位，許多中年以上的人都是從“舊社會”甚至是國民黨駐外機構(gòu)“起義”人員。所以剛參加工作，領導就對他們這些青年談話：你們這些年輕人可能沒有工作經(jīng)驗，業(yè)務上比不過那些舊社會過來的人，但是你們是黨所倚重的力量，將來有一天，你們要取代他們。所以你們要努力趕上去。你們是黨的孩子，即使孩子還沒長好，也許頭上還長了瘡，但那也是黨的孩子！這番話讓他深受感動，讓他更有“天之驕子”自豪感的是，領導還將片紙只字都是秘密的文件柜鑰匙交他掌管。因此他自信自己在業(yè)務上不如那些“舊知識分子”，“但在政治上，我絕對‘勝’過他們！”（《在中西之間》，第51頁）所以他承認，這些都使自己在很長時間內(nèi)“幾乎沒有‘獨立思考’的習慣，一切的一切都聽從‘組織’的指令和安排,是很典型的黨的‘馴服工具’。”（《在中西之間》，第98頁）

　　因此，在駐維也納“世界和平理事會”的四年及回國后的外事工作，其內(nèi)容幾乎完全相反。以前一直是他是發(fā)自內(nèi)心地遵從組織之命極力維護蘇聯(lián)，“例如毛澤東的‘一邊倒’政策，在中蘇分歧公開化以前，我是當做信條來服從的”。（《在中西之間》，第71頁）而后，當毛澤東、中共與蘇共決裂開始“反修”時，他的工作就是在一切場合越來越激烈地“批判蘇修”。總之，“文件上怎樣說，就怎樣接受，絕不問一個為什么�！保ā对谥形髦�間》，第71頁）長駐國外，使他無意中躲過了“反右”風暴�！胺从摇逼陂g他曾短暫回國，這時“鳴放”已經(jīng)過去，而“批判”剛剛開始他就返回維也納了。他回想說，如果早些時候回國，以他本性中的清高和對黨的忠誠，很可能響應組織號召積極“鳴放”，結(jié)果很可能被打成“右派”；
如果回國再晚些參加了后來的“批判”，以他對黨的信賴忠誠和感情，則又很可能會成為“反右派”的“打手”和“積極分子”。有時，就這片刻之差便使人生既避免了“被打”的厄運又躲開了“打手”的污名，委實幸運。

　　1959年，他回到了離別四年的祖國，以前他只是從遙遠的異國他鄉(xiāng)的各種“文件”、學習材料中得知祖國“大躍進”的“紅火”、“轟轟烈烈”。然而，這次當他到河南西部獲嘉縣某農(nóng)村“鍛燒”時，才大為吃驚地了解到農(nóng)村、“大躍進”的實情。開始他大吃一驚，農(nóng)民的主糧竟是干癟的小紅薯，但不久連紅薯都沒有了，只能吃一種“糊糊”，后來“糊糊”也日漸稀薄，變成了只有幾�！懊�糧”的稀湯。在這種情況下，是否解散“公共食堂”曾經(jīng)引進最高領導層的分歧，最終，在餓殍遍地的情況下，不得不解散食堂。那天，他與隊干部一起到縣里開會，“上面說了，‘公共食堂’是要‘萬歲’的；
麥收前的困難是‘暫時’的”，作為臨時措施可以允許農(nóng)民領回口糧自己開伙，但又一再叮囑麥收后馬上恢復食堂�！安涣匣氐酱謇锵蜣r(nóng)民一傳達，個個毫無反應，呆呆地茫茫然。一個聲音打破了沉寂：鍋沒有了，用啥開伙！原來各戶的鐵器早被‘一平二調(diào)’去‘大煉鋼鐵’了�！保�陳樂民：《過眼小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第220頁）

　　在隨后的幾年中，他的全部任務幾乎都是參與“批判蘇修”的斗爭。然而，“文革”爆發(fā)，他也受到批判，“靠邊站”了。因為“文革理論”認為，“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路線是“資產(chǎn)階級專了無產(chǎn)階級的政”，因此，他們也是“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原本被稱為“黨的孩子”、“我們自己培養(yǎng)的知識分子”、肩負改造取代“舊知識分子”的這一代“新知識分子”，此時也成為要被改造取代的“舊知識分子”。陳先生坦承，在巨大的壓力下，自己感到有必要“轉(zhuǎn)變”態(tài)度，爭取“主動”，于是“我很快表態(tài)‘緊跟小將’，向‘無產(chǎn)階級造反派’學習，批判‘和大’的‘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
為了自保，寫了不少這類內(nèi)容的大字報，并且嚴厲地批判自己家庭出身、社會影響以及自己的‘資產(chǎn)階級思想’，用自己的手剝下了自己的個人尊嚴！表示自己已經(jīng)同過去直接領導過我的領導人劃清了界限�！保ā对谥形髦�間》，第99頁）

　　這一代人曾經(jīng)為作“新一代”參與逼迫自己的師輩“用自己的手剝下自己的尊嚴”，沒想到十幾年后就輪到比他們“更新的一代”用更嚴酷的方法來逼迫他們了。這是歷史的輪回還是歷史的報應？無論如何，這段沉痛的歷史不能輕易忘記。

　　“文革”結(jié)束，幾經(jīng)努力，陳先生終于擺脫了讓多數(shù)人羨慕的“外交系統(tǒng)”，來到當時更有學術氛圍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回到”自己喜歡的學術研究領域，曾長期擔任該所所長。

　　　　　　　　　　　　　　　　　　二

　　陳先生初中起就在教會學校上學，精通英、法文，長期在涉外部門工作、甚至有過不短的“駐外”經(jīng)歷，近三十年又以“歐洲研究”為專業(yè)，想來應當非常的“洋派”。然而，他卻又非常傳統(tǒng)，喜愛、諳熟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典、詩詞。直到現(xiàn)在，他仍拒絕電腦，堅持毛筆寫作，比許多“弘揚傳統(tǒng)”者更加堅持“傳統(tǒng)”。學貫中西的知識背景與經(jīng)�！俺鲅蟆钡慕�(jīng)歷，使他對“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關系的思考格外深刻，極富啟發(fā)意義。

　　“歐洲研究”是陳先生后半生的“本業(yè)”，然而他認為研究歐洲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卻離不開更廣、更深、更為基礎的歷史和哲學。因此，陳先生對中外歷史、哲學下力尤多，極富洞見。

　　常說中國最富于史學，但陳先生指出，中國史學的先天不足是歷朝歷代的“史”其實都是“政治史”，而經(jīng)濟史、社會史、民族史等都是空缺的。這是因為中國歷史是在史官的“實錄”框架中寫出來的。在中國，“修史”是掌握在“史官”的手中，自然多是帝王政治活動的記錄。由于沒有專門以治史為務的歷史學家，所以在史學理論方面就難有獨立發(fā)展，雖然強調(diào)史德、史才、史識，但都是在“史官文化”的樊籬中論史。因此，他對張岱的一段史論尤為贊賞。張岱曾尖刻地說道：“第見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總成一誣妄之世界。”原因在于“史官”的烏紗礙了手腳。正如陳先生所說，而張岱之所以能秉筆而書因其家藏甚豐，國變之后仍能隱跡山林，無官之累，張岱自己也說：“幸余不入仕版，既鮮恩仇，不顧世情，復無忌諱。事必求真，語必務確，五易其稿，九正其訛，稍有末核，寧闕勿書�！倍�且，陳先生認為“機械唯物史觀”是近幾十年來“史學又添一新病”，這種“病癥”是“每每先有一種判斷在腦中，為確證這個判斷而去尋找乃至裁量史料，終將以史料強合觀點，實行的正是本末倒置之法”�！爸未硕�病者，其為‘年鑒派’史法乎？”（陳樂民：《過眼小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頁）

　　陳先生認為中國史學弊病雖深，但中國哲學卻自有特點，不能用西方哲學體系衡量。中國哲學不講究“體系”往往被人詬病，便他認為之所以無體系是因其“虛”，而這也許是中國哲學的一大特點或優(yōu)點，“它可以給你依據(jù)不同的歷史時期神思馳騁的天地”；
其包容性涵蓋了縱橫兩個方面，“縱的是不同的歷史時期，橫的是天地人生”。他強調(diào)，“在研究中西文化思想史時，需胸有中國哲學的主體，方能搔到癢處；
再與西方哲學相對，方能有較深的體悟”。（陳樂民：《書巢漫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頁）

　　由于胸有中國哲學、思想的主體，所以精通西方思想、文化史的陳先生對西方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尤其于當代中國意義的論述，入木三分，鞭辟入里。

　　長期的歐洲研究，使他對萊布尼茨、康德、黑格爾、盧梭、伏爾泰、費希特、馬勒伯朗士及一些來華傳教士都深有研究。他對17世紀法國哲學家、神學家馬勒伯朗士在中國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深感遺憾，但他承認在西方哲學家中，最喜歡的還是萊布尼茨和康德。對萊氏，陳先生已經(jīng)研究好幾十年，還主編過萊氏中文著作選本。萊氏在中國之所以出名，蓋因其力主并推進與中國的文化交流，大都認為他的思想深受中國思想影響、他的“二進制”更是受中國陰陽八卦的影響。然而，陳樂民先生令人信服地指出，萊布尼茨首次看到邵雍的“八卦圖”、對中國哲學有所了解時是在1701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此時他已55歲了，“他的一系列基本觀點，如數(shù)學上的‘二進位制’、物理學中的連續(xù)性運動規(guī)律，形而上學中的‘簡單實體’、‘理由充足論’、‘先定諧和’等等都已提出，因此所受中國的影響是頗為有限的”；
他與中國的“特殊關系”經(jīng)過人為的“放大鏡”變成了“特寫鏡頭”，他的形象在中國便走了樣。（《過眼小輯》，第124－125頁）萊氏后來才知道《周易》“八卦圖”，以自己的理解把陰爻訓為“零”，把陽爻訓為“一”，認為這與自己的“二進制”不謀而合�！暗�直到今天，中國還仍有人以此來表明中國文化的高明，以滿足一些民族的自尊心。這實在沒有什么意思�！保ā稌�巢漫錄》，第230頁）

　　但康德對陳先生的影響更大：“康德幾乎占據(jù)了我的整個80年代，我反復地讀康德”，“康德影響了我爾后的治學道路，特別是在方法論上，我受到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所謂‘潤物細無聲’�！保ā对谥形髦�間》，第160頁）尤其是康德“三大批判”外《永久和平論－一個哲學方案》、《何謂啟蒙？》、《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等“第四批判”，陳氏更是奉為至寶�？档拢�逐漸成了他研究歐洲的“圣人”。對中國、歐洲歷史的深刻了解和康德的“普遍歷史”、“世界公民”觀念的啟發(fā)，陳先生在研究中得出了“因東西之異而有古今之異，這是勢所必然的。而中國既然也要走向現(xiàn)代，則‘洋為中用’和‘拿來主義’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承認我國還落后于現(xiàn)代，那么，我們就還處于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時期。”（《過眼小輯》，第85頁）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不可能等中國自己自生地“補齊”了課再一起前進，“中國必須、而且只能從西方文明中‘移植’和‘嫁接’過來對自己有用的物質(zhì)和精神的東西�！保ā对谥形髦�間》，第171頁）他一再強調(diào)“全球化”不應也不可能只是“經(jīng)濟”的全球化，而“例如民主制度、自由的思想、基本人權(quán)等普世性的價值觀，也必是‘全球化’的內(nèi)容。”（《在中西之間》，第183頁）當然，這是基本價值、制度的“全球化”，而非文化所有方面的“全球化”�！巴ㄗx了中國和西方兩種不同的文明史，就不能不承認，中國比起西方來，缺少的正是源于西方的‘工業(yè)革命’和‘啟蒙運動’”，即“科學”與“民主”。所以今日之中國，“‘回歸五四’，倡導科學與民主，仍是非�，F(xiàn)實的任務�！保ā对谥形髦�間》，第172頁）因此他語重心長地提醒人們：“前幾年，某些號稱‘新左派’的學者拾了外國的‘后現(xiàn)代’的牙慧，說‘啟蒙’是‘前現(xiàn)代’的東西，現(xiàn)在已不需要了！也許他們已經(jīng)‘成熟’了，不過，看來仍有必要讀讀康德這篇短文：《回答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運動？’》”（《過眼小輯》，第399－400頁）同時，他指出這類“文風”是“以方塊字說洋文之‘翻譯腔’”，“并沒有什么特別高深的道理，然而為了顯示自己的不同凡響，便故意把話說得別別扭扭。吳宓所謂‘眾人不解，矯揉造作’�！保ā哆^眼小輯》，第113頁）

　　至今堅持用毛筆寫作的陳先生明確表示：“我對某些海外華人學者大概是抱有一些成見；
尤其是喝著咖啡、満口洋文、享受著西方生活方式而口談熱愛中國儒家文化的人，常覺得他們有些矯情。而且偏偏是這些分明一點兒本土氣息也沒有的半洋人，特別喜歡教訓中國人要尊孔、要弘揚中華的傳統(tǒng)文化。”“他們站在天邊說地上的事，還自以為高明�！彼�認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籍華人學者杜維明，“杜文沒有什么新鮮的見解，不過寫得很技巧；
其中唬人之一，就是借用他所熟悉的洋人的名字來講‘新儒家’的經(jīng)”。他指出，“新儒家”的重大邏輯矛盾之一是：“儒家東亞的現(xiàn)代化有‘儒’學因素，那么必是‘創(chuàng)新’或‘轉(zhuǎn)化’了的‘儒’在起作用。然則，經(jīng)過‘創(chuàng)新、轉(zhuǎn)化’的‘儒’又是個什么樣子呢？若是‘西化’之‘儒’則已不是原來的‘儒’了。”（《過眼小輯》，第144－145頁）

　　“東海西海，心理攸同；
南學北學，道術未裂�！边@是錢鐘書先生的名句，陳先生多次引用。陳先生的思想、學問，也正是錢氏此言的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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