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館是一種述說文明的方式。它要說的故事是從大門左手邊開始的，那里有埃及、巴比倫、希臘以及羅馬展區(qū)，它們是西方文明的根源。大門的右方，則有美國等“新世界”地區(qū)，是西方文明的晚近階段。至于中國，則與其它亞洲展區(qū)并存于大門遙遙相對的另一端，是西方文明的他者，用以比對它自身的獨特軌跡和性質。同時，它又是一座帝國的記憶。那些填充它敘事框架的木乃伊、大理石以及林林總總的珍稀文物，恰足以說明大英帝國昔年的強盛、詭詐和霸道。

　　相對于此，雅典的衛(wèi)城遺址所要告訴我們的，則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故事。它本是西方古典世界的光榮，兩千多年以來屢遭天災、兵燹和劫掠，如今成了一尊碎裂的古瓶，以殘缺的片斷誘發(fā)游人思考那已不復在的全體，和其間蘊涵的意義。

　　不過，盡管周邊有許多招攬游客的小販，但是整座廢墟仍然不失歷史的莊嚴，沒有過度惡俗的裝點，不曾淪為任人蹂躪的樂園。每一個去過巴特農神殿的游客都會忍不住想象，要是大英博物館里頭的石雕全都運回此處，放在它們原來該有的位置上，那將會是何等壯麗的景觀呢？

　　至今為止，希臘當局已經(jīng)成功向瑞典、梵蒂岡和意大利等多個國家取回了不少衛(wèi)城遺物。只有英國，仍在輿論的巨壓下，力圖保留大英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盡管如此，雙方的談判也還是有進展的。最起碼，英方知道自己在道德上實在站不住腳，只能用租借或其它合作方式爭取最大的利益。

　　在這樣的脈絡下，看圓明園獸首拍賣事件，或能寫照出不同的方向。

　　首先，經(jīng)過重重轉手，現(xiàn)在那幾具獸首的物主并非國家，而是私人，爭討工作因此分外困難。從中國民間的情緒看來，大家對圓明園的象征意義又的確是很在乎的。既然如此，我們不妨假定在獸首無法順利回歸的前提下，中國自己應該要先做些什么。

　　比如說，我們可以升級圓明園的管理權，把它從北京市海淀區(qū)政府轄下的圓明園管理處變成國家級的遺址公園管理局，不要再讓人進去拍完電影留下被破壞的植被（這正是當年《無極》劇組的作為），還要拆除后來興建的飯館和商店（根據(jù)北京林業(yè)大學曹麗娟的調查，此類建筑竟然占了長春園15％的景點），還它應有的尊嚴。然后，我們用它去說一段故事。

　　這段故事自然與國家有關。史學家汪榮祖先生在《追尋失落的圓明園》中指出，現(xiàn)代中國人之所以不能忘懷一座皇家園林的命運，是因為他們非常困惑，“為何西方人會犯自己訂立的國際法，該法明確禁止在戰(zhàn)時從平民或國家元首手中，掠奪可以帶走的私人財產”，尤其是英法聯(lián)軍劫掠圓明園的那一回，因為列強剛剛才在1899年加入了禁止戰(zhàn)時掠奪的“海牙公約”�？墒�，它的意義又不是應該僅限于此。因為圓明園的淪落破敗，除了西方，也有中國人自己的責任。英法聯(lián)軍撤離沒多久，附近居民就跑進去洗劫木材了。滿清顛覆以后，從軍閥到民國政府，從高官權貴到民間盜匪，更是對僅存的遺跡上下其手，巧取豪奪。新中國建立了，遺址毀滅的過程也并沒有因此停止；
山平湖填，原有的人造丘池成了大片農地與交錯的通路。再來則是“文革”，砍去了更多樹木，增添了不少工廠……

　　因此，這個故事是復雜的，但它的主旨卻可以很簡單；
那就是尊重歷史，珍視我們手中一切寶貴的物質記憶。任何遺址公園或災難紀念館都有建立“道德社群”的效果。它的目的不應狹隘，它的指涉可以廣泛。例如西方各地的“猶太浩劫紀念館”，它們的設立不僅僅在于讓猶太人勿忘血恨、凝塑出內向的團結意識，還在于讓非猶太人（包括德國人）深刻自省，了解到走向深淵的道路是怎么搭成的。也就是說，遺址與博物館所建立的道德社群，它不只對自己人說話，也要對外人說話；
它不只要求外人反思，也要求自己人奮進；
因為道德原則并不止于國家和民族的界限。

　　今天的圓明園能夠告訴我們什么呢？除了教育國人愛國，它能不能讓西方游客省思帝國主義的殘暴？它展示了外敵造成的傷痕；
但它有沒有提醒我們，就在今天，就在我們周遭，仍有無數(shù)的文物非法外流，仍有可貴的建筑倒在推土機下呢？假如中國人自己不顯示出阻止物質記憶毀壞的決心，又如何能像希臘那樣在國際輿論上站穩(wěn)道德高地，贏取廣泛的同情呢？

　　比起獸首，中國更該取回、也更容易通過外交途徑取回的圓明園遺物，其實是藏在大英博物館的《女史箴圖》，法國楓丹白露的文源閣《四庫全書》殘本。假如真有這么一天，政府預備開口要求，我們就需要更穩(wěn)固的基礎去形成聲勢。而那個基礎，就在圓明園，和它代表的道德權威。所以，我們今天應該先問自己：你尊重歷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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