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新聞生產社會學為研究視角，以新聞生產與社會控制的關系為核心問題，對《南方都市報》深度報道進行個案研究。文章采用深度訪談、實地觀察等研究方法，分析該報深度報道新聞生產過程中政治控制、市場控制、組織控制等因素的不同影響，并嘗試用“策略突圍”、“默契協同”等概念對其實踐特征進行描述。由此，進一步揭示社會轉型語境中，主流都市報的新聞生產與社會控制之間的復雜關系。

　　導言

　　美國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家羅伯特•帕克（Robert E.Park，1940）曾把新聞作為“一種社會知識”來考察，指出新聞是一種不系統的社會知識，滿足了公眾的日常生活需要，他的研究較早關注到新聞作為知識生產的社會性特征。社會學者伯納•羅胥克也指出（Bernard Roshco，1994），新聞具有雙重的本質，它既是一種社會產物（social product），新聞內容反映了社會現實，又是一項組織性產物（organizational product），是專業(yè)組織制造出來的成果。他認為，正是在社會現實和媒介組織的影響和滲透下，新聞的“社會性”（sociology）才應運而生：一是某種社會機制（social institution）的組織結構及其文化產物，二是某種社會機制內的成員彼此之間及與“外界”的互動方式。可見，新聞的社會性既來自媒介組織所擁有的特定生產邏輯，又來自媒介組織外部各種社會因素的深刻影響，換句話說，這種社會性是媒介組織與社會環(huán)境發(fā)生互動關系的結果，是新聞生產受內外部各種因素影響的產物。

　　研究新聞的社會性，則要關注其動態(tài)化生產過程中的權力實踐、社會影響等。這種把新聞生產當作社會過程來考察的研究，一般多采用媒介社會學的研究框架。具體來看，媒介社會學提供了三種研究新聞生產的視角，即政治經濟學、新聞生產社會學、文化研究，“每一種研究視角的價值因各自就‘新聞’的不同方面進行解釋而不同”（Michael Schudson，2000：177）。其中，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相對宏觀，側重將新聞生產的過程與國家政治、經濟結構聯系起來，分析文化產品的生產與流通與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體系的關系；
文化研究的對象相對微觀，強調更廣闊的文化傳統和象征表達系統對新聞從業(yè)者的牽制和影響，側重考察文化傳統和象征表達系統“在專業(yè)規(guī)范與新聞價值觀中的滲透，注重新聞作為敘述形式所包含的價值觀念”（潘忠黨，1997a：13）。新聞生產社會學的視角則比較中觀，一般以新聞生產的實踐活動作為理解新聞體制及其結構的構成因素（潘忠黨，1997b），旨在“通過深入細致的描述媒體的新聞生產實踐過程，來考察其中種種權力關系的非正式和動態(tài)的特征”（陸曄，2003：96），有利于我們理解從業(yè)者的生產實踐是如何受行業(yè)、職業(yè)要求的影響，以及各種規(guī)范和社會關系的制約（李金銓、黃煜，2004）。這種從組織和社會層次切入的視角，今天之所以受到學者的倡導，是因為“‘政治-經濟的’路徑和‘文化的’路徑之間似乎存在某種慣有的對立，這種對立常常使人們無暇顧及可以在新聞生產這個節(jié)點上觀察到的種種特定的社會現實——要回答選擇什么作為新聞、又如何報道這些新聞這樣的問題，不同的新聞來源、新聞記者、新聞機構的編輯，還有專業(yè)主義、市場和文化傳統各自不同的訴求之間的角力與協商，都會在這個關鍵節(jié)點上展開�！保∕ichael Schudson，2000：175）

　　本文試圖采用這種新聞生產社會學的研究視角，對轉型中國語境中新聞生產和社會控制的關系加以研究。社會控制是一個復雜的社會過程，“控制”并非是個負面詞匯，如研究者所言，“傳播如失去適當的有益的控制也是不可想象的。在某種意義上說，沒有控制也就沒有自由�！罅看嬖凇矣帧翢o例外’，就說明新聞事業(yè)中存在社會控制決非偶然，而是有深刻的社會背景和其他原因�！保S旦，2003：84）因此，本文中的社會控制是一個中性詞匯，包含著社會學視野中的積極或消極、外在或內在、正式或非正式在內的各種控制因素。考察新聞生產與社會控制的關系，旨在揭示新聞生產過程中新聞因素的復雜影響，對我們理解轉型期媒介組織與社會環(huán)境的互動提供參照。

　　以組織內外部的影響區(qū)分，新聞生產的控制因素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技術等，以及組織自身的價值觀、編輯理念與操作流程、從業(yè)者群體特征等。那么，這些因素到底以何種方式、何種強度控制新聞生產？不同因素之間相互牽制的關系又是怎樣的？這種控制在不同組織、不同情境下會以呈現何種差異？針對這些問題，很多學者以新聞生產社會學為視角進行了研究。如Warren Breed在其名作《新聞編輯部中的社會控制》中指出（1955），新聞從業(yè)人員在生產過程中受到雙重制約，一是要服從專業(yè)規(guī)則、專業(yè)協會的制約，二是作為組織成員要受到組織的制約。吉伯則更強調組織的控制作用，他發(fā)現，編輯實際上是被“包裹在一件零件（mechanical details）制就的緊身夾克中”，個人的主觀與媒介組織和其他壓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Gieber,W.，1964，轉引自黃旦，2002）。Tuchman認為（1978：12），“制造新聞的行為就是建構事實（constructing reality itself）本身的行為，而不僅是建構事實后圖景的行為”，新聞生產的過程依賴于專業(yè)理念被內化為日常新聞生產的常規(guī)機制。Herbert J.Gansze（1979：39-53）則從新聞價值觀的角度研究編輯部新聞生產，概括出民族的優(yōu)越感、利他的民主、負責任的資本主義、小鎮(zhèn)田園主義、個人主義、中庸主義、社會秩序及領導素質等8種持久價值觀（enduring values），“新聞記者總試圖保持客觀，但不管他們或其他任何人都有價值觀，新聞對真實的判斷中總包含著價值觀�！边@些研究中有不少采用個案法（case study），多聚焦于編輯部層次，為我們理解各種社會控制因素如何影響新聞生產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本文亦采用相似的研究路徑，試圖立足中國語境，采用深度訪談、實地觀察等人類學研究方法，以南都深度報道為考察對象，分析總結其生產實踐中新聞生產與社會力量之間的張力關系。之所以選擇《南方都市報》的深度報道（以下簡稱“南都”）為個案，主要基于兩個原因（張志安，2006）：一、南都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都市報之一，其創(chuàng)辦迄今的發(fā)展歷程比較典型地體現出十余年來報業(yè)生產與社會環(huán)境的復雜互動。尤其該報自2000年左右開始從“小報”向“主流大報”轉型，可能預示著都市報行業(yè)在經歷了市民化浪潮后尋求突破和改造的方向，對中國傳媒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探索意義。二、在《南方都市報》主流化轉型過程中，深度報道發(fā)揮著重要的標桿作用，它與南都時評一起構成了南都提升新聞品質、完善內容結構的兩種產品類型。而且，“孫志剛案件”、“妞妞事件”、“彭水詩案”等一系列重大報道既為報社贏得了巨大聲譽，也給我們探究新聞生產與社會控制之間的復雜關系提供了比較典型且富有張力的報道案例。

　　總體上看，《南方都市報》的新聞生產主要處于三個層次的因素控制中：（1）從業(yè)者自身的專業(yè)意識和職業(yè)理想，屬于個體/群體層面；
（2）編輯部內部常規(guī)的生產機制、報社的市場定位和利益訴求，屬于組織層面；
（3）來自權力部門和宣傳部門的政治控制、商業(yè)機構的經濟控制和新聞環(huán)境的行業(yè)控制等，屬于組織外部的社會層面。本文以組織外部的控制因素為主，重點考察政治控制、經濟控制和行業(yè)控制對南都深度報道的影響，同時兼顧組織控制的作用。根據筆者的田野考察，在南都深度報道的實踐過程中，新聞生產與社會控制之間主要呈現以下特征。

　　策略突圍：政治控制的協商機制

　　從組織內部因素的影響看，日常的消息生產更具有“組織化”特征，基本遵循編輯流程和編輯部新聞價值觀來執(zhí)行，個人發(fā)揮的自由空間較小，而深度報道的新聞生產更具有“個人化”特點，更加依賴從業(yè)者的隨機判斷和臨場發(fā)揮。從組織外部因素的影響看，與常規(guī)的新聞生產相比，深度報道更容易受到政府與宣傳部門的限制與約束，怎樣與政治控制之間保持理性互動是從業(yè)者必須考慮的首要問題。

　　南都的深度報道主要以社會、時政類題材為主，多為負面問題，大量涉及異地輿論監(jiān)督，很容易觸及一些政府部門的利益或受到宣傳部門的政策約束。為此，從業(yè)者必須保持審慎態(tài)度，確定選題時得考慮政治風險，發(fā)稿時經常要再三度量，在稿件采寫過程或發(fā)稿前也不時因宣傳“禁令”而放棄寫稿或發(fā)稿。據不完全統計，南都每年未發(fā)出的深度報道約有10-20篇左右，多數并非因為稿件質量問題，而因為不符合輿論導向的要求，與管理部門下達的宣傳紀律相抵觸。以2004-2005年的一些被“禁”稿件為例，黃金高、王廷江屬于一段時間內比較敏感的新聞人物，海寧呂海翔死亡事件、廣西欽州殯儀館販賣尸體、河南副省長雇兇殺妻案等都是性質惡劣的負面題材，對地方政府的形象有所損害。

　　面對管理部門的明確“禁令”，南都深度報道從業(yè)者必然要遵循和服從，“在過去深度的操作中，我們所堅持的政治智慧，去硬沖禁令的基本沒有，跟它周旋的也不多”[1]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編輯部完全處于消極、被動的位置，事實上，深度報道從業(yè)者總在有限空間中盡可能地尋求發(fā)稿可能性，而且盡量將這種報道空間爭取到最大可能。在深度報道的生產過程中，那些偏軟、不易觸及政府或權力部門利益的報道，基本以常規(guī)、慣例的方式生產。一旦碰到敏感、重大的報道題材，針對每個個案，則呈現出比較典型的“臨場發(fā)揮”特征�！芭R場發(fā)揮”是學者潘忠黨從傳播社會學角度探討中國新聞改革時提出的概念（潘忠黨，1997：68-69），指作為改革實踐主體的媒介組織與管理部門會發(fā)生上下“商議”、尋求合作的實踐過程，“具體地說，就是新聞媒介單位分析自己面臨的各種在改革中凸顯出來的矛盾，根據各地、各單位和某一行動所處的具體情況，決定與宏觀管理機構‘商議’的策略�！彼J為，這個概念也同樣適用于分析新聞工作者從事新聞制作、處理與其他相關社會行動者之關系的行為方式。

　　南都深度報道生產中的這種“臨場發(fā)揮”，主要體現在敢“闖”的主動意識和善“闖”的操作策略。比如，一位調查記者用“政治智慧”來概括編輯部處理敏感題材的策略 [2]。2005年1月，他到上海做關于拆遷的報道�！霸陟o安和徐匯交界處有個小區(qū)叫麥其里，原來是租界，地段價格很昂貴，房子老是拆遷不了，后來拆遷公司晚上叫了幫人把汽油倒在釘子戶的房上，全部燒著了，燒死兩個老人，這個拆遷公司是徐匯區(qū)政府的全資集團公司。上海地產為何虛高？就在于政府、地產公司合謀。當時，做這種題目很危險。一則，拆遷的事情比較敏感，長期以來都是不準報的；
二則，上海是個很�！恋牡胤�，稍有不慎容易惹火上身。好在案子已經破了，東方網發(fā)了300字左右的消息，領導覺得值得做。我擔心太敏感，做了也發(fā)不了，他說不用擔心，這個不是你考慮的問題。要處罰也一定是罰我們領導，不懲罰你記者的。”最終，這個稿子還是見報了。

　　在多次循環(huán)往復的“臨場發(fā)揮”中，由于宣傳禁令內容本身敘述的不夠明確、禁令發(fā)布有一定規(guī)律可循、發(fā)布禁令的過程需要時間等原因，南都編輯部摸索出一些可復制或可借鑒的策略：多數情況下試圖“消解”或“回避”宣傳政策的約束，少數情況下敢冒較大風險進行“突圍”——實質上違背宣傳政策的直接要求。筆者試圖將這些可復制、借鑒、循環(huán)使用的應對機制概括為“策略突圍”，其主要方式包括

　　（1）推敲宣傳要求的具體字眼，在模糊表達字句中尋找可能“打擦邊球”的余地。如“原則上不做報道”并非完全不可以做報道，“原則”是有彈性的，“不做文字報道”并沒有說不可以做圖片報道，“不宜炒作”其實很難界定何謂“炒作”。2005年黑龍江省沙蘭小學洪災事件，根據有關部門的通知，各地報紙不許做文字報道。“《南方周末》有4篇稿子因此被撤，但南都卻巧妙地采取了迂回策略，文字報道不讓做，就做圖片報道，于是以圖片+文字的形式做了兩個圖片版”[3] ；

　　（2）對發(fā)稿時機做預判，盡量趕在有關要求下發(fā)之前刊發(fā)報道，打時間差、搶占先機。如2004年南都做關于黃金高的報道 [4]，“我們?yōu)榱藫屧诮钪鞍迅遄幼鐾辍l(fā)掉，就非常抓緊時間。周六，深度記者鮑小東在網上看到‘防彈書記黃金高’的消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跟領導溝通選題后，馬上趕到福州連江縣去。周日下午6點多，我接到編委方三文的電話，就從深圳趕到廣州，坐飛機去當地，晚上12點趕到福州，第二天上午6點趕到連江。周一下午4點做完采訪，9點把稿子趕出來，傳給編輯。10分鐘后，編輯打電話給我，說稿子不能發(fā)，通知下來了。”雖然這篇稿子最終未能見報，但從業(yè)者“搶時間”的意識未改變，而且亦有效果。

　　（3）有關部門下發(fā)的通知要求一般只發(fā)不收，即發(fā)出“禁令”后不會再發(fā)收回或停止的通知，因此，經過一段時間，有些報道的發(fā)稿空間是可以再度挖掘的。比如災難性報道的“熱新聞、冷處理”方法，即有意回避新聞發(fā)生的熱點時刻，過段時間后變換角度尋求新的發(fā)稿空間。“《重慶拆除城市‘炸彈’》這篇報道 [5]，其它同行媒體都在關注災情本身，我們卻關注導致災情發(fā)生的深層原因，最后的落腳點不是做災情的事件性報道，而去延伸開去分析城市的工業(yè)規(guī)劃。這樣離新聞本身很遠，距離禁令比較遠，就可能可以做。”此外，2005年的四川豬肉事件，“也不能做直接報道，我們的記者去做了個養(yǎng)豬產業(yè)的調查報道，也發(fā)了出來” [6]。

　　來自政府部門的權力干預、宣傳部門的紀律要求，是南都深度報道最直接、最慣常受到的政治控制。這些政治因素對深度報道的控制不僅體現在日常化、機制化的宣傳紀律、報道要求和政策公文，還體現在一些沒有明文規(guī)定卻被從業(yè)者謹慎規(guī)避的敏感領域。比如，對軍隊的負面報道、對高官的輿論監(jiān)督、對災難性突發(fā)事件或大型惡性事故的報道。針對這些，深度報道從業(yè)者始終以事實原則為操作底線，堅持最大可能地發(fā)表報道，“臨場發(fā)揮”是其新聞生產的特征，而“策略突圍”則是其新聞生產面對政治控制進行主動協商的傾向，這種傾向在逐步常態(tài)化過程中，將使“臨場發(fā)揮”的投機性減弱，使“策略突圍”的經驗性和重復性增強。

　　定位困惑：市場控制的間接影響

　　整體上看，報社市場利益和企業(yè)經濟利益對南都深度報道沒有直接壓力，不會影響其新聞立場或報道傾向，但南都整體的市場化取向會對深度報道產生間接影響。

　　據實地觀察，南都深度報道能夠保持相當程度的中立和客觀，絕少受到經濟利益影響或報社經營部門的干預。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中可見南都編輯部對“深度”這塊品牌的珍惜以及從業(yè)者在新聞實踐中面對市場控制時的自主意識。2005年，廣州某知名房地產集團的總裁全國勞模，該集團要求廣州各報做大篇幅的專訪宣傳，多數報紙都滿足了這家廣告大客戶的要求。“南都不想做得太難看，希望新聞性強點，想做個對話報道。我一開始聯系恒大集團，對方不肯接受采訪，建議根據素材編編算了，我說不成，必須見到本人。后來，聯絡了一個星期才答應接受采訪�！庇浾邽榱税堰@篇帶有很強“公關”色彩的稿子做得象新聞，選擇了從當前比較熱的房地產行業(yè)角度切入進行提問。稿件完成后，恒大方面要求審稿并指定要上A1疊，報社領導與該集團盡量做了溝通�！白詈螅覀兊膶υ捀灏l(fā)在A1疊，但沒用‘對話’做版面名稱，而用了個既象新聞又象廣告的‘專題’。他們集團審稿時加了很多吹噓的話，從4000字增加到5000字左右，編輯也對此做了處理，改到3000字左右才最終發(fā)表。

　　對報社經營部門和商業(yè)機構的宣傳要求，南都深度報道從業(yè)者均有比較明顯的排斥意識。與同行相比，其編營部門的分離、獨立操作的原則與抵制市場的意識更加鮮明。但是，由于缺乏制度保障，要做到真正意義上的采編權獨立還是不夠現實。調研期間，筆者獲悉編輯部的一次有限讓步：“當時，我們做傳銷的系列報道，在重慶采訪時調查過安利。他們非常緊張，把情況報告給北京總部，總部馬上跟廣州安利聯系，廣州這邊通過報社廣告部想把整個稿子壓掉。我們說，我們做的是非法傳銷，安利不是合法的么，有什么關系？廣告部希望別提重慶安利。后來，很多內幕的東西還是被刪掉了，剩下是比較溫和的。本來，我們寫了重慶安利做法上跟非法傳銷一樣的手段，編輯做了處理，只提了下，提得很少，好在去掉的東西跟文章的主旨不大�！睆倪@兩個例子可以看出，涉及廣告大客戶的要求，報社在經濟利益上還是有所考慮的，但編輯部所做的讓步非常有限，不會整體放棄和完全受制，但會在報道內容上進行一些“技術”處理。

　　市場控制對南都深度報道的影響主要并不是廣告商的利益訴求，也不是報社經營部門的干預，而是報紙整體的市場化定位對深度報道“供求關系”內在矛盾的壓力。從1995年誕生起，《南方都市報》就是一張充分面向市場、參與激烈競爭的報紙，深度報道作為其內容產品的重要組成，不可能漠視目標市場和讀者的需要。何況，尊重和滿足市場需要，既包含服務于報紙開拓市場的經濟要求，也包含滿足目標讀者的閱讀需求。于是，這種市場因素對深度報道生產的控制，造成其題材選擇與讀者需求之間內在困惑：主攻調查形態(tài)的深度報道，多報道異地的負面題材，輿論監(jiān)督的對象多是外省市的新聞事件，可是從新聞價值的“接近性”要求看，這些報道除非特別重大、轟動，否則對本地讀者恐怕很難形成關注度。

　　作為一張以珠三角地區(qū)為主要發(fā)行覆蓋的都市報，既要對國內其他地區(qū)發(fā)生的重大新聞做出快速反應，又必須充分考慮本地讀者的閱讀興趣，這種報道視角上“全國視野”和區(qū)域性報紙“本地定位”之間的關系如何協調，委實讓深度報道管理層比較苦惱。為此，他們必須想方設法，解決這種“全國”和“本地”的緊張關系，使之同樣能夠為報社讀者規(guī)模的擴張、廣告收入的增長服務 [7]：“相對較好的解決方式可能是把本地事件做大，本地的小事也可能做成大事，記者應該熟悉某些領域，對事情的前后脈絡做判斷。本地的東西做出來，影響不比一般報道小�！睘榇耍疃葓蟮佬〗M不得不更加重視本地題材的挖掘與報道。以2005年8月-10月南都發(fā)表的深度報道為例，異地題材占1/2以上，其中，全國和全球題材各有3個、1個，本地題材則明顯增多，占到1/4比例，內容涉及廣東油荒、社區(qū)物業(yè)管理和治安狀況等，性質相對偏“軟”。

這種對本地題材的日益重視就是報社整體市場定位對深度報道定位間接影響的集中體現。

　　專業(yè)認同：組織控制的主導力量

　　專業(yè)理念、考核體系、把關能力和職業(yè)精神等諸多要素，構成了南都深度報道新聞生產至關重要的內部操作體系，這種內部的控制因素決定著南都深度報道生產的基本范式。在日常的、慣例的深度報道生產過程中，編輯部內部的組織控制是“每時每刻”起決定的因素，這些因素在實踐中會逐步內化成深度從業(yè)者相對固定的職業(yè)意識和生產慣例。如研究者所言，“作為新聞生產的常態(tài)，通常是基于對新聞職業(yè)理念的認知共識，以專業(yè)社區(qū)控制的形態(tài)出現，而其他來自新聞編輯部外部的影響因素，則應該被專業(yè)社區(qū)通過上述有關職業(yè)理念的認知共識，盡可能地減小或排除在外�！保憰稀⒂嵝l(wèi)東，2003：65）

　　南都深度報道小組約有編輯、記者10人左右，從專業(yè)理念的角度看，他們對以《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為代表西方主流大報的調查性報道比較認同，對西方深度報道的理念和技巧比較熟悉，對輿論監(jiān)督的社會功能和深度報道的價值取向都有相似看法。總體上看，這些深度報道從業(yè)者具有比較明顯的新聞專業(yè)主義意識，在新聞生產過程中模仿西方記者的報道技巧、積極進行業(yè)務創(chuàng)新是大家共同的追求。現任深度小組負責人陸暉曾告訴筆者，“我們之所以不夠好，是因為學得還不夠。所以，我們的深度報道要向西方學習，學得越好也做得越好”。在南都深度報道小組，“專業(yè)”是業(yè)務討論時經常掛在嘴上的詞匯，在網絡BBS中討論稿件優(yōu)劣時也經常以之為標準。由上文面對政治控制的“策略突圍”特征可見，南都深度報道從業(yè)者的專業(yè)認同中包含著強烈的自主意識、專業(yè)的報道技巧，體現出專業(yè)主義的“碎片”呈現及其成為從業(yè)者日益興盛的話語體系。（陸曄、潘忠黨，2002）

　　專業(yè)認同的主導力量在深度報道生產過程中有諸多體現。首先，從題材選擇和價值立場上看，南都深度報道十分強調對公共利益的關注與維護。如，記者賈云勇曾經就一個偏娛樂類的事件——上海新絲路模特大賽因觀眾不滿丑女當選而爆出全武行——問時任深度小組負責人可否做篇報道，得到的回答是：“我們不能做純娛樂的東西。所有深度的稿子基本都要圍繞公共權力的運作、公共利益的博弈來做，用這種眼光去分析所有的東西�！彼ㄗh賈云勇，先看看比賽的不公平是怎樣發(fā)生的，哪些環(huán)節(jié)出了問題，哪些因素起了作用，然后再決定是否要做。這個案例比較典型了反映了南都深度報道的編輯理念，即：對公共利益的關懷，對制度原因的探求。

　　其次，從生產過程中的職責分工和風險擔當看，南都對“自我審查”采取盡量規(guī)避、對政治風險的防范采取“把關上移”的機制。由于深度報道比較容易觸犯權力部門的利益，具有較高的政策風險，深度報道管理層就需要給記者更多的精神支援，也需要具有承擔風險的勇氣和意識。深度小組負責人介紹說：“我們從來都強調，政治風險由我們來抗，編輯記者不要自己設限，但他們在長期實踐中會形成一定的自我把關的慣性，但每到具體事件發(fā)生時還是有很強的新聞沖動，只要能做就盡量去做”。這種理念和機制可以避免記者碰到敏感題材時進行“自我審查”——先行把關看是否能做、能發(fā)，反之，卻鼓勵他們突破限制、大膽實踐，爭取采寫出更多有價值和有意義的深度報道。

　　再次，這種具有專業(yè)認同的組織控制還有賴于薪酬考核體系的完善、編輯部民主氛圍的建立、報社內部新聞同行的肯定等。從薪酬制度角度看，南都深度報道從業(yè)者享受“特殊待遇”，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深度記者的底薪和區(qū)域新聞部其它條線記者一樣，都是1000元/月。自2004年10月開始，經報社特批，深度小組記者的底薪提高到3000元/月，稿費則按照評級標準來打分測算，記者每個月寫2篇報道，一般可以拿到約8000元收入，較之以往五六千元的平均水平有較大提高。而且，南都其他部門跑條線的記者對深度報道小組的同事們給予了高度肯定和尊重。此外，在深度報道的新聞生產實踐中，組織的文化氛圍是很多記者看重的東西，管理層的品質、業(yè)務探討的氣氛等對他們都有重要的激勵作用。如一位深度記者所言，“很多媒體的深度記者經常會面臨我們不可想象的東西。比如，老總跟采訪對象勾結在一起壓稿子，或者根本不愿意支持記者去做深度報道”，這也是他選擇南都的重要理由。

　　專業(yè)認同在南都深度報道生產過程中發(fā)揮著“約束”和“釋放”的雙重功能。從約束的角度看，編輯部建立了一套深度報道操作的專業(yè)規(guī)范，包括操作理念、選題標準、文本要求等，從業(yè)者必須遵循這些規(guī)范進行新聞生產。而從釋放的角度看，管理層的敢于擔當、不斷完善的考核體系、強調“把關上移”的職責分工等，有利于減少一線從業(yè)者的精神壓力和職業(yè)焦慮，使他們能更加從容、堅定地采寫深度報道。因此，由這些因素構成的組織控制是南都深度報道生產中最重要的主導因素。

　　默契協同：行業(yè)控制的支援功能

　　南都深度報道的生產中同樣也會受到整個深度報道行業(yè)發(fā)展水平、生存狀況的控制。整體上看，國內比較專注做深度報道且有影響力的媒體和欄目并不算多，電視以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焦點訪談”為代表，期刊以《財經》、《新聞周刊》、《三聯生活周刊》等主流財經、新聞類雜志為代表，報紙則包括《南方周末》、《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新京報》“核心報道”、《21世紀經濟報道》等不同類型的媒體或欄目。南都深度報道從業(yè)者與這些同行媒體之間有著良好而積極的互動和合作關系，在長期的新聞實踐過程中，深度媒體同行間形成的相互支持、呼應的合作，雖然沒有借助任何契約加以組織化或機制化，卻在各自深度報道的生產中發(fā)揮著積極有效的作用。

　　具體到新聞生產的過程中，這種對行業(yè)資源的維系、開發(fā)和運用策略主要表現在如下方式：（1）集體作戰(zhàn)：出于對新聞價值的共同判斷，在一段時間里對同一重大題材進行集中報道，以引起社會的共同關注、形成廣泛的公共輿論；
（2）稿件轉投：將本報無法發(fā)表的調查性報道，轉交其它行政級別較高或更敢于突破宣傳控制的媒體發(fā)表，以達到揭露真相的目的；
（3）同行肯定：當某一篇深度報道產生強烈社會反響、推動社會公正時，作為同行，在新聞圈內對作者給予積極贊譽和鼓勵；
（4）報道協助：在不影響本報利益的情況下，給其他報社的深度記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或共享新聞素材，或幫忙尋找線人，這種情況在中央媒體和地方媒體的合作中比較常見；
（5）輿論制造：《南方都市報》與新浪、網易等商業(yè)網站建立“伙伴式”合作關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重大的調查報道正式見報前發(fā)給網站編輯，請其在首頁轉載、以引起關注。這種協作的主要目的是想借助同行媒體及網絡媒體的影響力，以最快速度制造“媒介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引發(fā)社會輿論。筆者2004年8月在北京、廣州等地調研時，不少深度報道從業(yè)者都曾強調這種同行間的“默契”、“呼應”與“支援”的重要性，如《新聞調查》制片人張潔介紹說，《財經》、《南方周末》等國內同行的調查性報道做得不錯，《新聞調查》明確提出以調查性報道作為最高理念后也整合了一批報紙和雜志調查記者的資源，“提供消息，聯動，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勵�！盵8]

　　這些同行支援背后實際上是深度報道從業(yè)者和媒介組織對行業(yè)性“社會資本”的有效利用。關于社會資本，布爾迪厄（1997）將其界定為一種實際或潛在的資源集合體，它與一種體制化的關系網絡密不可分。對特定的行動者來說，其占有的社會資本數量依賴于可以有效加以運用的聯系網絡的規(guī)模和大小，以及和他有聯系的每個人以自己的權力所占有的各種資本數量的多寡 。詹姆斯S.科爾曼（1999）則認為，社會系統由“行動者”和“資源”兩部分組成，行動者擁有某些資源，并有利益寓于其中……行動者為了實現各自利益相互進行各種交換，甚至單方面轉讓對資源的控制，形成了持續(xù)存在的社會關系。南都深度報道記者去異地進行調查采訪，經常會碰到深度報道同行，而且采訪中往往又需要得到當地同行的幫助，因此，新聞實踐中容易結交大批的“朋友”、“哥們”或“知己”，從而在人脈關系的積累中積累可供使用的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由構成社會結構的各個要素所組成，為結構內部的個人行動提供便利。需要指出的是，社會資本的獲取既與行動者社會交往的能動性有關，更與其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及背景密切相關。它“通過占據戰(zhàn)略網絡位置（location）和/或重要組織位置（position）的社會關系”而獲得，是“行動者在行動中獲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林南，2006：26）。從這個角度看，南都深度報道記者具有比一般都市報記者更多的優(yōu)勢條件，可以幫助他們廣泛獲取社會資本，比如：報社具有的影響力和公信力讓專家學者感覺值得信賴，更樂于接受記者的采訪；
南都深度小組通過“孫志剛案”、“彭水詩案”等一系列經典報道確立的大膽作風，讓許多都市報同行欽佩和羨慕，也更樂意給他們提供報道協助。雖然南都在報業(yè)權力結構中只是省級報業(yè)集團中的“處級”子報，但其超百萬發(fā)行量的市場規(guī)模和敢冒風險的業(yè)界口碑為其建立了行業(yè)內的“結構性”優(yōu)勢。

　　除了南都擁有的獨特優(yōu)勢外，這種深度媒體之間社會資本的共享、新聞生產的協作亦有其具有普遍意義的行業(yè)成因：（1）與一般條線記者相比，深度記者具有較濃的理想主義色彩，單論新聞生產的精力投入和經濟產出比較吃虧，而且其新聞實踐往往具有高風險、高壓力和高強度。因此，這個從業(yè)者群體容易產生“惺惺相惜”的感覺，更容易在情感上獲得彼此的認同；
（2）調查報道由于題材重大而敏感，尤其輿論監(jiān)督類報道涉及權力部門的腐敗或失當行為，容易引起采訪對象的阻撓、干預或者觸犯管理部門的宣傳紀律。在應對這些社會控制因素時，不同行政級別、不同組織文化的媒體有不同的抵抗能力和風險意識。深度報道從業(yè)者之間的合作，有利于實現對權力干預、政策管制的“集體協商”，以達到“眾人拾柴火焰高”的正面效應。

　　立足于西方政治制度的有關研究，往往將社會資本視為推動社會民主的積極力量，如羅伯特D.帕特南認為（2001）作為社會組織的社會資本，諸如信任、規(guī)范和網絡等，是能夠通過推動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的；
弗朗西斯•福山（2002）也強調社會資本中信任的潤滑作用。如前文總結的那樣，這種社會資本的運用可以幫助深度報道從業(yè)者更靈活地與政治控制形成協商、更積極地突破限制揭示真相、更快速地提高報道的社會關注度，等。這種深度報道從業(yè)者對社會資本的運用策略，筆者試圖用“協同默契”一詞來加以闡釋和概括。所謂“協同”，有相互支持、共同協作的意思，包括共享新聞資源和操作經驗、相互利用新聞平臺發(fā)稿或分擔政治風險等行為。這種協同雖然是可見的、可復制的，但又是無契約、非組織化、無固定機制的，因此，其并非依賴于媒介組織的官方約定，而更多依賴于從業(yè)者之間的精神共鳴，是一種靠“默契”來維持的生產實踐。這種新聞生產不僅源于新聞操作對新聞價值遵循的普遍規(guī)律，也與彼此間扶持支援、共同造勢的發(fā)展要求有著重要勾聯。

　　可見，“協同默契”是深度報道報道從業(yè)者在新聞生產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外部支援因素，也是中國特定的輿論環(huán)境和新聞制度下從業(yè)者自發(fā)協作形成的行業(yè)控制特征。南都的深度報道生產充分見證了這種社會資本運用的力量：正是以《中國青年報》等為代表的同行媒體對“孫志剛事件”窮追不舍的連續(xù)報道，才與《南方都市報》一起形成了報道熱潮，促使公眾高度關注并形成公共輿論；
也正是《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對“妞妞事件”率先發(fā)表評論和調查，一定程度上提前承擔和分擔了報道的政治風險，才更加堅定了《南方都市報》發(fā)表《妞妞資產大起底》一文的決心。

　　結語

　　深度報道力圖展現的是事實背后的意義、是社會的整體真實，從業(yè)者努力用報道來拼湊更加全面、真實的“社會圖景”，以向公眾提供更加有意義、更接近真相的新聞。生產實踐始終受制于復雜的社會控制格局中。一般來說，政治權力與市場訴求是最可能影響新聞生產獨立性、專業(yè)性的兩種力量，這種影響在當下又呈現出新的變化，如“管理部門在一定時期內對輿論監(jiān)督的空間收緊、對異地監(jiān)督的政策限制使輿論監(jiān)督類欄目和報刊面臨考驗和挑戰(zhàn)，收視率、發(fā)行量等市場利益的功利訴求又迫使很多媒體減少深度報道的生產成本，直接影響著從業(yè)者的心氣與管理者的自信”。（張志安，2008：24）

　　通過本文對《南方都市報》深度報道個案的分析，我們不難發(fā)現，在南都深度報道的生產實踐中，新聞生產與社會控制之間呈現的關系具有比較復雜的張力特征：政治控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量深度報道被披露，但也正是在這種局促的空間中，從業(yè)者“策略突圍”、“臨場發(fā)揮”的實踐策略才更顯得勇氣與智慧的可貴。市場控制雖然造成了地方性報紙深度報道中異地題材與本地讀者間的定位困惑，但也發(fā)揮著某種積極的作用，比如借助市場影響建立起來的全國口碑及行業(yè)聲譽，為深度報道從業(yè)者獲取社會資本，進行跨地域、跨媒介的同行合作提供了基礎條件。盡管尚未達到西方語境中強調的媒體獨立、自主生產、公共利益至上等要求，專業(yè)認同作為組織控制的主導力量卻依然在編輯部內部發(fā)揮著的主導作用，而且，關注公權、把關上移、特殊薪酬等操作體系正扎實、有效地推進著深度報道從業(yè)者專業(yè)水平的提升。同時，從業(yè)者對行業(yè)資源的挖掘、運用又切實開拓了深度報道的生產空間，強化了行業(yè)共同體的精神塑造，雖然“默契協同”背后缺乏正式的協作機制，但并不防礙這種社會資本的運用給新聞生產帶來的積極影響。

　　[注釋]

　　[1] 筆者對深度小組主管FSW的訪談資料。

　　[2] 筆者訪談資料。這篇報道題為《上海麥其里拆遷區(qū)“1•9”縱火案調查》，發(fā)表于《南方都市報》2005年3月3日；

　　[3] 筆者訪談資料。相關報道見《沙蘭碎片》，《南方都市報》2005年6月1日。

　　[4] 筆者訪談資料，文中未特別注釋的內容均為訪談資料，不再另注、特此說明。

　　[5] 《重慶拆除城市“炸彈”》發(fā)表于2004年4月26《南方都市報》日。文章以重慶天原化工廠爆炸事件作為新聞由頭，但報道主要圍繞該市解決城區(qū)污染難題、搬遷污染企業(yè)的模式展開；

　　[6] 《豬肉鏈球菌擊中川豬產業(yè)軟肋》發(fā)表于2005年8月3日《南方都市報》，文/記者龍志。

　　[7] 筆者對現任南都深度小組負責人陸暉的訪談資料。

　　[8] 作者對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制片人張潔的訪談資料，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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