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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培仁:媒介恐慌論與媒介恐怖論的興起、演變及理性抉擇

發(fā)布時間:2020-06-15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摘要]媒介恐慌論和媒介恐怖論源于世界恐怖主義日益膨脹的威脅和媒介世界濃厚的暴力氛圍。媒介恐慌論作為一種研究恐怖報道與恐慌心理關系的媒介理論,雖然可以在中國文字誕生時發(fā)現(xiàn)它的起源,在魔彈效果論中看到它的發(fā)展,但卻是隨著“9.11”事件的暴發(fā)才成為真正的學術話題的。媒介渴望發(fā)生大新聞的心理和對突發(fā)事件的大規(guī)模報道,極易引發(fā)社會恐慌、形成“恐慌文化”和非理性的直覺式的反應。鑒于恐怖主義和媒介之間經常具有一種相互提供養(yǎng)分的傾向,恐怖主義已演變?yōu)橐环N弱者反抗強者的非對稱的對抗性手段,一種象征性的發(fā)言權和傳播方式。媒介要確保不被恐怖組織利用,就必須以國家安全和社會穩(wěn)定為首要考量,堅守社會責任、專業(yè)精神和職業(yè)道德,自愿遵守面臨恐慌或恐怖事件時的報道原則,愿意以相互體認、相互理解的態(tài)度與危機處理者合作互動,以向公眾提供全面、真實、安全、平衡的信息。

  

  [關鍵詞]媒介恐慌論,媒介恐怖論,恐怖主義,報道原則,“9.11”事件

  

  媒介恐慌論和媒介恐怖論不是哪一個人或哪幾個人率先提出來的媒介理論,而是在特定社會背景下由一些學術團體發(fā)起、許多專家學者同時進行研究的一個比較年輕的學術話題。更準確地說,它是因為2001年9月11日在美國紐約發(fā)生了震驚全球的恐怖襲擊事件,才引起了新聞與傳播學界的廣泛關注。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外圍組織——國際大眾傳播研究學會(IAMCR)率先于2002年、接著于2005年分別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討論媒介與恐怖主義、媒介與社會恐慌等問題。亞洲媒介信息傳播中心(AMIC)也于2002年舉辦了以“媒介、恐怖主義與和平文化”為題的學術會議。會議認為,面對地區(qū)沖突和恐怖主義,媒介完全可以做到:“促進平衡而不是偏見,交流而不是對立,洞察而不是無知!睍h論文集《媒體與恐怖主義》的內容簡介寫道:“今天的世界充滿著恐怖主義。紐約、巴厘島、馬德里、倫敦、巴格達、新德里、安曼,一個又一個的地方成為恐怖主義分子制造血腥事件的場所。當人們觸目及此,是否也看到了恐怖事件背后媒介的影子呢?是否意識到在報道恐怖主義過程中媒介的作用、影響和職責呢?電視、報紙告訴我們的恐怖事件是事件本身,還是擴大或縮小了的事件呢?媒介是不是在無意中充當了恐怖主義的宣傳員?”面對世界各地特別是中東地區(qū)的媒介恐慌現(xiàn)象和媒介恐怖活動不減反增的嚴峻形勢,我們繼續(xù)分析和思考這些問題,必將有助于我們更好的理解和發(fā)揮媒介的功能和作用。

  

  一、媒介恐慌論:媒介與社會心理的研究

  

  媒介恐慌論是指媒介在對社會恐慌事件進行大規(guī)模報道的過程中會導致產生新的更多的恐慌現(xiàn)象或恐慌心理的媒介理論或受眾理論。作為一種媒介心理現(xiàn)象的研究,媒介恐慌論起源于《淮南子•本經訓》的記載:“昔者倉頡作書(創(chuàng)造文字),而天雨粟,鬼夜哭”。先民把文字誕生描繪成驚天地、泣鬼神的神圣而恐怖的事件,實際上反映了中國古代受眾對文字發(fā)明的敬畏、恐懼和害怕的社會心理。不僅文字是大眾所崇拜和懼怕的“靈物”,媒介也具有非凡的神奇魔力。報紙進入新聞領域就曾遭到一批名人指責和大眾的圍攻;
《火星人入侵地球》的廣播劇曾使100萬聽眾倉皇出逃;
《火車進站》的電影曾讓現(xiàn)場觀眾驚慌避讓。德弗勒和丹尼斯認為:“任何新生事物都會引起恐懼!裨S多其它社會變革一樣,大眾傳播的發(fā)展引起了廣泛的憂慮!庇捎诿浇榈姆磸蛨蟮溃骸斑@種憂慮又得到了廣泛的宣傳。其結果是對媒介巨大威力的相信,變?yōu)槲覀兩鐣䦟Υ蟊妭鞑サ墓灿行叛鲶w系的一部分。”

  傳播史上的著名魔彈效果論,從受眾的角度來解讀其實就是媒介恐慌論。在“9.11”事件的報道中,當全世界的媒介焦點都集中在災難事件的具體場景時,除了連篇累牘的恐怖事件報道和驚心動魄的視覺刺激之外,我們看不到足夠的事件發(fā)生的世界圖景的分析和歷史根源的探究,美國政府、媒介、民眾在恐慌之后能夠立即想到的就是以牙還牙、以暴制暴。這種報道方式、傳播口徑和社會想法在短時間內的直覺式的高度統(tǒng)一,是不是一種社會恐慌的自然反應?而恐慌狀態(tài)下的抉擇會是科學的和正確的嗎?

  以牙還牙、以暴制暴的結果不僅沒有使世界更加安全,相反恐怖活動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而美國在國際上的形象也嚴重受損。根據一項調查,75%的美國人認為,他們比20年前更加感到不安全,感覺好像生活在恐怖事件、暴力活動的包圍之下,因而難免會陷入深深的恐慌之中。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社會學教授格拉斯納(Barry Glassner,2000)認為,這種“恐慌文化”的形成,美國各大媒介均充當了十分不光彩的角色,它們?yōu)榱宋姷难矍蜷_足馬力,夜以繼日地連續(xù)不斷報道街頭暴力、校園槍殺、黑人犯罪、青少年犯罪、飛行安全、海灣戰(zhàn)爭綜合癥、網絡犯罪等等一系列被嚴重夸大的暴力現(xiàn)象和半真半假的謊言,從而不斷營造新的恐怖。正如《沙龍》(Salon)雜志的評論所指出的那樣,格拉斯納的《恐慌文化:美國人何以會為錯誤的信息害怕》一書喊出了要求美國公眾走出恐慌、回歸理性的呼聲。

  讓我們再回顧一下郵寄炭疽事件、SARS事件、禽流感事件的歷史。在這些媒介恐慌事件中,究竟當時有多少人因為受到侵害或感染而死亡和患病?事件所涉及的范圍到底有多大?其實,最后人們發(fā)現(xiàn),事件導致人員死亡的數量遠比當時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人數少,而且涉及的范圍也不大。但是,當一個地方出現(xiàn)這一事件,或者當一個人因為這一事件死亡的時候,媒介就會立即開足馬力進行大張旗鼓地宣傳報道,仿佛一夜之間已到有成千上萬的人死亡和患病,人類的末日即將到來。媒介這種渴望發(fā)生大新聞的心理和面對突發(fā)事件所暴露出來的興奮狀態(tài),它引發(fā)的如果不是大量的恐慌,就是普遍的不安,甚至還有可能產生一系列非理性的直覺式的反應。

  

  二、媒介恐怖論:媒介與社會行為的研究

  

  與媒介恐慌論不同,媒介恐怖論不是一種社會心理或媒介心理的研究,而是一種社會行為或媒介行為的研究。媒介恐怖論認為,對恐怖行為和暴力活動進行大規(guī)模報道,符合民主社會的價值觀和新聞真實、客觀、公正的報道原則。雖然恐怖行為和暴力活動具有政治性上目的性、行動(非國家層次)上的非法性、效果上的恐怖性、手段上的殘暴性和受害者(非武裝人員)的無辜性,客觀報道會導致產生新的更多的恐慌現(xiàn)象或恐慌心理,并給恐怖分子平添了不應屬于他們的成就感,甚至起到反宣傳的作用,但是對新聞事件進行真實、客觀、公正地報道依然是新聞媒介不可推卸的責任。新聞媒介不能因噎廢食,它需要注意的只是在爭搶新聞和爭奪受眾的市場競爭中要將國家利益和社會效益放在首位,不作無節(jié)制地夸大報道,避免被恐怖分子所利用。

  通過對電視特別是電視劇政治恐怖主義畫面和內容進行研究后,有些學者發(fā)現(xiàn)在如何理解媒介恐怖主義這個問題上存在三種視角。“官方視角”否定任何恐怖行為的政治動機,把恐怖分子描繪成罪犯;
“選擇性視角”強調制造暴力乃至恐怖事件的社會因素,包括對暴力的使用以及政府的鎮(zhèn)壓行為;
“反對視角”則在“選擇性視角”基礎上進而把推翻對民眾使用暴力的極權政府而使用暴力手段達到政治目的視為正當行為。但是,他們經過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用“選擇性視角”和“反對視角”表現(xiàn)的恐怖主義,不僅在總量上要比用“官方視角”的少得多,而且也是比較邊緣的非主流的觀點。

  那么,恐怖分子為何看好媒介宣傳而不是其它途徑呢?這是因為西方既定的政治權力結構已經失衡,原有的政治解決的途徑已經堵塞,而現(xiàn)行的政府邏輯又基本不起作用,西方對恐怖主義的政策更使他們灰心喪氣甚至徹底絕望,于是他們轉向暴力,轉向媒介,并通過媒介尋找支持者和參與者。因此,“恐怖”是一種弱者反抗強者的非對稱的對抗性手段,是一種帶象征性的發(fā)言權。作為弱勢一方的恐怖組織,如果強勢一方不適當地造成了他們不能合理、合法地利用政治手段、傳播渠道來表達強烈的政治訴求、民族意識甚至于受壓迫的歷史記憶,或伸張冤屈的手段看似用盡,的確會將已經陷入絕境的人“逼上梁山”,通過非法的恐怖行動來爭取自己的權益,何況這種所謂的“英雄主義”和“獻身精神”還能從某些方面得到激勵和獎賞。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今日媒介實際上已經成了恐怖主義者與我們爭奪的一個新的戰(zhàn)場?植乐髁x者利用西方媒介的超級權力,遵循新聞價值規(guī)律,通過制造恐怖活動為媒介提供新聞報道內容,從而實現(xiàn)制造社會恐慌、進入社會議程和主導體制的目標。在經歷了一系恐怖事件之后,他們在“戰(zhàn)爭中學習”,現(xiàn)在已經能夠熟練地運用這種卑劣的傳播方式或宣傳手段,不斷采用熟練的技巧來欺騙媒介守門員,通過一些恐怖性行動和煽動性話語使自己萬眾矚目,使大眾恐慌萬狀?植乐髁x行為的社會效果由媒介傳播來體現(xiàn),而媒介傳播效果則由恐怖主義事件的發(fā)生得到彰顯。因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越是在自由的社會,恐怖分子越是容易獲得巨大的影響!鄙踔量梢哉f,“恐怖行為和媒體之間經常具有相互提供支持的傾向。” 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曾說,“公開傳播是恐怖主義的氧氣”,如果切斷了氧氣(新聞報道),恐怖主義就無法呼吸。對此,邵志擇認為,“要讓西方媒介不報道恐怖事件,在西方的政治和社會環(huán)境下沒法做到!薄斑@是由于:恐怖事件具有足夠的新聞價值;
恐怖事件與每個人有關(安全);
恐怖事件掩蓋不;
西方媒介的競爭關系使得任何一個媒體都不會放棄報道此類事件;
報道恐怖事件可以增加發(fā)行量或提高收視(聽)率!币虼,正是西方媒介的運行機制支撐了全球范圍的恐怖主義。

  魯道夫•萊維(Rudolf Levy)則干脆列舉了媒介由于報道恐怖主義而產生的幾種不良影響:“(1)媒介鼓勵形成了一些新的恐怖組織。戰(zhàn)術運用和媒介利用的成功讓恐怖分子從以前的恐怖活動中受到鼓舞,并在新的恐怖行動中進一步提高水平。(2)媒介使得恐怖組織的名字在公眾中間盡人皆知,而公眾恰恰是恐怖分子采取行動的無辜對象。(3)媒介使得一些不是很成功的團體或個人再次進行膽大妄為的恐怖活動。(4)誘導一些以前受到某種肯定報道的恐怖分子試圖進一步利用或左右媒體!

  查爾斯•艾略特(Charles Elliot)在《次日:美國“9.11事件的頭版報道》(2002)一文中,通過對美國60家報紙進行文本分析得出結論:不僅記者們不加區(qū)別地沿襲了以往報道恐怖主義活動的四種習慣:真實記錄、聳人聽聞、特定故事和說教式導入,而且用事實證明那些對西方媒介與恐怖行為關系的批評是有一定根據的。在一個直接卷入恐怖主義危機的國家中,媒體的夸張報道極有可能引起人們的普遍恐慌,而在那些遠離這種危機的國家中,則可以發(fā)現(xiàn)更多的深思熟慮的冷靜報道。

  針對媒介是恐怖主義的協(xié)從者的指責,也有學者認為、甚至于政府出面講話,媒介也是恐怖主義的防火墻。美國國家咨詢委員會在《關于無序和恐怖主義的特別工作小組報告》(1987)中寫道:“在政府面對混亂制造者、恐怖行動以及政治暴力需要給出一個合適的回應的時候,媒介起到了很好的定調的作用,它像一個安全閥門一樣,給合法民眾提供一個對一些重要事件表示關注的出口,并且可以承載一些民眾情緒的壓力,以一種有效的方式來補償民眾的不滿進而改變政府的政策!

  

  三、解決之道:來自不同學科的對策與建議

  

  媒介恐慌論或媒介恐怖論既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夸大其詞,而是有一定證據的具體現(xiàn)實。對于恐怖主義,全世界所有主權國家一致認同其非法性。聯(lián)合國秘書長安南更是在2003年9月22日聲明:“恐怖主義是一個全球性威脅?植乐髁x絕無正當的理由。無論出于什么目的,任何人都無權殺害無辜平民。相反,企圖利用恐怖主義實現(xiàn)一項事業(yè),即便是高尚的事業(yè),結果只能玷污這項事業(yè),從而損害這項事業(yè)!

  那么,應該如何解決媒介在報道恐怖事件的同時又可能助長恐怖事件的兩難困境呢?今年,加拿大基爾大學查爾斯•泰勒教授因倡議西方和伊斯蘭國家加強對精神世界的考察以應對恐怖威脅,而榮獲坦普爾頓獎并得到80萬英鎊獎金。泰勒認為,“促使一些人采取恐怖主義行動的不僅僅是社會經濟因素,還有他們的生活無意義與無價值。因為他們覺得生活沒有目標,所以一些人就來給他們提供某種‘事業(yè)’! 例如,英國倫敦爆炸案的恐怖分子,其實大多數人已經完全融入了英國社會,并且非常成功,但他們還是走上了恐怖襲擊的犯罪道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為這種行動被套上了“圣戰(zhàn)”的光環(huán),增添了英雄主義的色彩,使得青年穆斯林找到了自己渴求的生活意義與人生價值。因此,阻止他們走向恐怖主義的惟一途經,就是重視和關注他們的精神追求,設法解讀和剖析某種“邪惡的精神性”和感召力,并在他們所追求的生活意義與人生價值這個問題上給出一個更好的答案或指導。換句話說,世界絕不能只打擊恐怖活動,而不思考恐怖活動產生的根源。我們必須提出震撼人心的、令人信服的思想觀念和人生價值,以反擊一些恐怖集團似是而非的極端思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博拉朵莉認為,參與9•11事件的恐怖主義者并非是一群烏合之眾或者偶然聚合、集結在一起的個體,他們有著明確的意識形態(tài),這種意識形態(tài)反對的不是美國這個特定的國家,而是在啟蒙運動時期由哲學家首次加以表述并最終在美國得到最完美和最全面的體現(xiàn)的哲學概念:現(xiàn)代性和世俗化。因此,博拉朵莉迫切希望哈貝馬斯和德里達——她認定,他們是啟蒙思想在當代西方真正的繼承人和代言人——對此做出反應,用他們從啟蒙思想中承繼而來的武器對此事件進行解剖和還擊。

  對于新聞媒介及其傳播者,學術界既不同意采取政府加強新聞檢查的辦法,也不同意讓新聞媒介處于完全自由的狀態(tài),認為這些都無助于問題的解決。要解決問題,媒介首先必須肩負起自己的雙重責任:一是發(fā)現(xiàn)真相,并且盡可能全面、準確、公正地報道它;
二是保證新聞活動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的不會威脅到合理的國家安全和社會穩(wěn)定。阿龍•瑪希哲南的建議是:

  (1)讓記者在新聞院校讀書時不僅要奠定準確、公正、客觀、平衡的理想的新聞報道基石,而且要進行跨文化學習,培養(yǎng)學生對文化差異和世界觀分歧的認知。

  (2)每個主要媒體可以根據自己的特定需要為那些沒有實踐經驗的記者開設文化定向課程,讓他們對媒體文化有基本認知。

  (3)可以設立媒體監(jiān)察辦公室,以幫助人們充當向導、消除疑惑、處理投訴、解決爭執(zhí)、監(jiān)督檢查。

  溫卡特•艾伊爾則要求記者自愿遵守一些由媒介從業(yè)人員或專業(yè)的媒介組織提出來的報道原則:一是強調新聞人員對恐怖分子及其幫兇利用和操縱媒介保持警惕;
二是禁止出版可能妨礙政府處理危機的信息;
三是限制播出對恐怖分子的采訪;
四是要求媒介在政府人員和恐怖分子或其代表進行敏感談判的時候,淡化處理一些可能引起更大范圍恐慌或者過分擾亂公眾情緒的消息;
五是號召記者一定不要成為恐怖事件的參與總之,媒介作為公眾接受信息、了解新聞和觀察世界的窗口,它必須履行起真實、客觀、公正、平衡地報道新聞事件的職責,媒介報道真象的權利和公眾了解真象的權利均應得到尊重。同時,媒介也不能對它的傳播行為所引起的大規(guī)模的心理恐慌、社會混亂甚至新的恐怖活動無動于衷、不聞不問。我們認為,媒介重視并接納這些建議,不會束縛其手腳。對于那些知識淵博且經驗豐富的新聞工作者來說,他們完全可以在堅持專業(yè)新聞立場的前提下,以相互體認、相互理解和換位思考的態(tài)度與政府部門和危機處理者互動、合作,對各種新聞事件做出準確、公正、客觀、平衡的報道,為公眾提供全面、真實、優(yōu)質的信息,獲得公眾的信賴與支持,充當起引導與教育公眾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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