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學之精神》

　　郭齊勇 著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1月（名校名師名課系列）ISBN 978-7-309-06260-1/B•298

　　388千字，定價：33元，配有插圖

　　本書簡介：儒學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形態(tài)，它深深地扎根于民間。儒家文化的許多價值理想一直是中國人安身立命、中華文化可大可久的根據(jù)。

　　作為中國新一代的儒者，郭齊勇教授數(shù)十年來沉浸于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研究，本書即匯聚了作者二十多年來在大學與民間演講儒學的成果。全書深入淺出、全面而又有重點地論述了儒學的源流、一代宗師、發(fā)展軌跡、經(jīng)典著作；
儒家的禮樂文化、社會理想、治國方略、管理智慧、人性學說、核心價值、人生意境；
儒家人文精神的特色、當今的意義與價值，經(jīng)濟全球化下的創(chuàng)造轉化與應對之道。對學術前沿的課題，如儒家與自由主義的對話、公與私、公德與私德、親親互隱與人權、儒學的宗教性及宗教對話等論域，亦提出了深刻而獨到的見解，有撥亂反正之功。

　　本書是帶有專著性質的國學教材。全書共十二講，每講環(huán)繞一個中心展開，集理論性、學術性與可讀性于一身，文筆流暢，通俗但不媚俗。讀者對象為大�；虮究粕�，系高職高專以上院校人文素質或通識教育的教材，也可作為社會人士、干部與經(jīng)理人才的講座教材與讀物。

　　作者簡介：郭齊勇，男，1947年生，湖北省武漢市人，哲學博士，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武漢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哲學學院院長，國際中國哲學會（ISCP）會長，現(xiàn)任武漢大學孔子與儒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高等學校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國際中國哲學會副執(zhí)行長兼中國地區(qū)負責人，國際儒聯(lián)（ICA）理事暨學術委員，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智慧的探索》、《熊十力思想研究》、《郭齊勇自選集》、《儒學與儒學史新論》、《文化學概論》、《諸子學志》等。曾到美、德、俄、日、韓諸國的十多個世界名校名機構演講。2006年獲國家級教學名師稱號。

　　 目 錄

　　自 序

　　緒 論

　　第一講 儒學概說

　　 第一節(jié)原“儒”

　　 第二節(jié)孔子與門人

　　 第三節(jié)四個發(fā)展階段

　　第二講 五經(jīng)四書

　　 第一節(jié) 五經(jīng)

　　 第二節(jié) 四書

　　第三講 人文精神

　　 第一節(jié) 中華人文的特質

　　 第二節(jié) 儒學與中華民族精神

　　第四講 核心價值

　　 第一節(jié)中國儒學的中心觀念

　　 第二節(jié)韓國儒學的中心觀念

　　 第三節(jié)日本儒學的中心觀念

　　 第四節(jié)以仁愛為本的價值系統(tǒng)

　　 第五節(jié)儒家核心價值的現(xiàn)代意義

　　第五講 公私觀與正義論

　　 第一節(jié)公與私

　　 第二節(jié)孔子的公正性訴求

　　 第三節(jié)孟子的正義論

　　 第四節(jié)儒家公共哲學及“公德”、“正義”問題

　　第六講 親親相隱

　　 第一節(jié)三文本的要旨

　　 第二節(jié)“直”、“隱”與“愛有差等”

　　 第三節(jié)西方思想史上的“親親相隱”

　　 第四節(jié)容隱制與人權

　　第七講 人性學說

　　 第一節(jié) 孟子的性善論

　　 第二節(jié)荀子的性惡論

　　 第三節(jié)漢唐諸儒的人性論

　　 第四節(jié)宋代理學的心性論

　　第八講 和諧與中庸之道

　　 第一節(jié)民族性格

　　 第二節(jié)四個向度

　　 第三節(jié)中庸

　　第九講 宗教意涵

　　 第一節(jié)組織化的宗教與精神性的宗教

　　 第二節(jié)儒學的宗教性與超越性

　　 第三節(jié)“天”與“天人之學”

　　 第四節(jié)教化之教與信仰之教

　　第十講 理想境界

　　 第一節(jié) 君子、圣人、仁人與成人

　　 第二節(jié) 子思、孟子的理想人格論

　　 第三節(jié) 孔孟人格境界論及宋明儒的發(fā)展

　　 第四節(jié)　儒學的生死觀及其當代價值

　　第十一講 管理智慧

　　 第一節(jié)儒商的工作倫理

　　 第二節(jié)孔子的管理哲學

　　 第三節(jié)儒家的管理之道

　　第十二講 自覺自識

　　 第一節(jié) 對女性的看法

　　 第二節(jié) “禮”與“吃人的禮教”

　　 第三節(jié) 評所謂“假命題”

　　 第四節(jié)儒學與現(xiàn)代社會

　　附錄 現(xiàn)當代新儒家的反思

　　后記

　　自 序

　　（又題：開放的新儒學）

　　復旦大學出版社陳軍博士約我寫這本小冊子，承蒙他的看重，也謝謝他有耐心，我終于慢悠悠地把平日為學生們講課的有關講義和面向社會大眾的演講稿，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整理了出來。

　　我個人持一種開放的儒學的觀點，我不認為有什么鐵板一塊的中國文化或一成不變的儒學�？鬃邮恰笆ブ畷r者”，儒家是“時間的人”，與時偕行，不舍晝夜。在今天這個時代，儒學、儒家或儒教當然是具有今天的時代精神的儒學、儒家、儒教。

　　我提倡開放的儒學或開放的“新儒學”，主張儒學與馬克思主義、西方學術、諸子百家之學的相互擁抱、互補兼容。

　　中國文化或國學，包羅至廣，豐富多彩。我不同意把中國文化、國學簡單地化約為儒學（當然儒學是其中的重要內(nèi)容）。儒學與除儒家之外的諸子百家之學，與道教、佛教，與地域文化或民間文化并非絕對對立。歷史上，儒家與上述諸家大體上是處在合理的沖撞與相互補充的文化生態(tài)之中的。我們今天更沒有必要持門戶之見，以為諸家相互抵觸，絕對排斥。從人格境界的追求或文化修養(yǎng)來說，儒道釋一直是相輔相成的，正如杜甫（詩圣）、李白（詩仙）、王維（詩禪）在唐詩中相得益彰一樣。

　　中、西、馬，諸子百家，儒、釋、道，耶教、回教、印度教等，各著精彩，各有其長，都是人類走上現(xiàn)代化的重要思想與文化資源，都可以作創(chuàng)造性轉化與綜合，取長補短，交流互動，以為當今中國和世界之用。而以當代開放的儒家的立場視之，以他者的視域，更能發(fā)現(xiàn)自我的精粹與缺弱，故儒家歡迎各種批評，并善于借鏡各家的成敗得失。

　　我所謂開放的新儒學或新儒家，不僅要做自身修養(yǎng)，著書立說，更重要的是做事，是參與現(xiàn)代社會的生活，參與政治社會及各方面的活動，在做人中做事，在做事中做人。真正的儒學從來都是生活的儒學，實踐的儒學。我不同意心性儒學與政治儒學的劃分。儒家從來都講經(jīng)世致用，從來都是在社會政事、教育師道、經(jīng)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學上全面發(fā)展的。古往今來真正的儒家，多數(shù)是修身律己，有境界追求的人，宵衣旰食、腳踏實地服務大眾，有奉獻精神，有行政能力與才干，有胸量，有事業(yè)，能風化、影響周圍的人。這就是內(nèi)圣與外王的一致。對于像我這樣從事教師這一職業(yè)的人來說，對學生多投入一些時間與精力，教書育人，提攜青年，參與社會活動，比著書立說更為重要。我還是同意所謂“三不朽”中立德、立功、立言的次序。

　　與大多數(shù)中國人一樣，我生活的社會與家庭背景是儒家式的。我個人的生活方式也是儒家式的，我的學業(yè)、專攻，也主要在儒學。故我對儒學有研究的偏重，又有深厚的情感。但這不妨礙我對馬克思主義、西方學術、耶教、回教、印度教、諸子百家（特別是道、釋）的尊重與學習，也不妨礙我對儒學的批評與更化。儒家是“為己之學”，儒家教會、增強我們自我修養(yǎng)、自我學習、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能力，并有一系列的方法，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等等。讀儒書，使儒家中人或新時代的儒者更加關心國事民瘼，更加關愛勞苦大眾及其子女，更加敬業(yè)地投身教育、學術、文化等事業(yè)，更加積極地服務于社會，更加謙虛、慷慨、包容，也更有平常心和實踐精神，此即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

　　我認為，以儒家文化作為切入點和主要視域，來研究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融貫，可深化這一主題；
但我絕不排斥，相反非常希望其他學者以道家（教）、佛教，各時段的地域、民族、民間文化等為支點或領域來研究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融貫。毋寧說，這適成一種學術生態(tài)的互補關系。

　　有人說儒家是所謂“泛道德主義者”，這也是因為對儒家知之甚少所致。孟子曾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保ā睹献�•離婁上》）儒家的范圍甚廣，很難歸結為道德的或泛道德的，政治的或泛政治的。就儒家與政治的關系而論，歷史上真正的儒家從不阿附權貴，不是歷代權威政治的附庸。雖然歷史上不乏曲學阿世的陋儒，但這不是儒學的主流，儒家有以“天”或“德”抗位的傳統(tǒng)和批判的精神，乃至“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儒家在觀念、制度及化民成俗的三層次中，有許多因素成為改善傳統(tǒng)政治的良性的東西，這里有不少可以轉化為現(xiàn)代法治社會、民主政治建設與陶冶公共知識分子的重要資產(chǎn)。儒家的某些理念曾轉化為傳統(tǒng)社會的一些制度，有一些制度其實是值得我們反芻的，其中的價值常常被我們忽視。儒家有極為豐富的公共意識與公德心，其對公與私、公德與私德、公利與私利的看法，也絕非流俗所言，它當然也不可以歸結為所謂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云云。

　　儒學不是博物館或圖書館，也不是什么“孤魂”、“游魂”、“野鬼”。海外的一些漢學家、中國學家，對現(xiàn)代中國社會非常隔膜。他們不知道，儒學是生活，儒學有草根性。即使是在農(nóng)業(yè)社會之后，即使清末民初以來基本社會架構與生活方式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儒學、儒家仍活在民間，就在老百姓的生活——當下的生活之中，在社會大群人生的倫常之間，在日用而不知之間。我們當然希望把日用不知提升為自覺自識。我們在孔繁森、吳天祥、桂希恩、周又山等當代楷模的身上，都可以找到大量的儒學因素的積淀【注：全國道德模范、武漢市武昌區(qū)原副區(qū)長（現(xiàn)為調研員）吳天祥同志數(shù)十年如一日扶弱濟困，武漢市蔡甸區(qū)鎮(zhèn)寧堡村委會副主任周又山忠厚仁孝，最近在抗雪災中舍身救人英勇犧牲�！�。我個人即是出身于生長于武昌巡司河畔的平民家庭，又在農(nóng)村與工廠等最下層民眾中生活了十數(shù)年，至今還有平民朋友，深知民間家庭、社群、人性、人心之主流，老百姓的生活信念與工作倫理還是儒家式的，主要價值理念仍然是以“仁愛”為中心的仁、義、禮、智、信等“五�！保▋�(nèi)涵當然也與時遷移，有新的時代精神滲入）�，F(xiàn)在一些健康的民間宗教、企業(yè)中，吸納了大量的儒家核心價值。

　　儒學與現(xiàn)代化并不是絕對對立的，它是參與現(xiàn)代化的積極力量，而且不僅僅只具有克服現(xiàn)代病、治療現(xiàn)當代頑疾的作用，也不僅僅只具有心理慰藉的作用。儒學的主要精神與價值理念，仍然是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當代中華法治社會的民族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之基礎。人們常常身在寶山不識寶，儒學豐富的內(nèi)在寶藏還有待我們一代代人去發(fā)掘、發(fā)現(xiàn)與轉化。

　　儒學其實是教養(yǎng)，是文明。當今的社會，尤其需要提升民眾、國民的教養(yǎng)水平，尤其需要強調文明的程度。健康的現(xiàn)代市民社會需要“溫良恭儉讓”和有所敬畏的公民，而不是痞子式的“我是流氓我怕誰”的無賴。公民社會是凸顯個體教養(yǎng)與社會公德公信的社會，故現(xiàn)代性的詩書禮樂之教養(yǎng)，不僅對君子，而且對每一個公民都是必要的，它毋寧是現(xiàn)代公民社會的必需，是構建當代文明社會的基礎。文化修養(yǎng)的形成，需要環(huán)境、氛圍的熏陶，長時間的、幾代人的積累。儒家教育是性情教育。真正的儒家式的人、家庭與社會的幸福指數(shù)很高，幸福感最強。

　　這并不是說，儒家、儒學中都是珍寶，沒有糟粕，可以全盤照搬，全面復古。儒學作為前現(xiàn)代文明中的一種，當然有其時代的附著物，這是我們必須揚棄的。儒學的本質是變動不居、趨時更新的。時代的限制可以隨著時代而代謝、揚棄。我特別要說的是，不要苛求儒家、儒學、儒教。大家都不苛求基督教、印度教、伊斯蘭教、佛教、道家道教，為什么一定要苛求儒學，一定要它給予我們現(xiàn)成的科學、民主、自由、人權等現(xiàn)代價值呢？不給予這些現(xiàn)成的東西就沒有價值嗎？其實，儒學與基督教等一樣，不能直接地開出科學、民主、自由、人權等，但通過我們的批判繼承、創(chuàng)造轉化，它可以更好地轉化并吸納現(xiàn)當代價值，更好地使現(xiàn)代價值健康地植根于既有的文化土壤。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有特定時代的責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們不能推卸自己的責任，我們也不能把責任都推給古人，讓古人承擔一切。對儒學采取簡單拋棄、一味排斥、不講道理的態(tài)度，輕率肢解，信口開河，或視之如寇仇的方式，是最容易做到的，但那是思想懶漢的做法。這種人沒有擔當意識。對于我們的有志氣有智慧的青年人來說，一定要肯下功夫去切磋琢磨自家的文化基因、文化土壤。這里面有很多不簡單的東西。例如“禮”、“三禮”中就有大量寶貝，有很多復雜的面相與深刻的內(nèi)涵，絕不是所謂“吃人”、“殺人”就可以蓋棺論定而棄之如敝屣的。那就把洗澡水與嬰兒一道潑掉了。其實，換一個角度看，無論哪一種成文或不成文的文化制度都有吃人、殺人的一面，今天的消費文化、大眾文化、網(wǎng)絡文化、色情文化、官場文化，不吃人不殺人嗎？

　　現(xiàn)在是開放與對話的時代，我作為新時代的儒者，一直勉勵自己以開放的胸懷，接納、促進新時代的諸子百家，促進古與今、東與西、中西馬、文史哲、儒釋道、諸子百家間的對話，以及廣義的儒教徒、基督教徒、伊斯蘭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之間的對話，在文明對話的過程中，把自己的珍寶承傳下來并努力地輸送出去，讓全人類共享！儒家有豐富的資源與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女性主義等等思潮對話，在對話中彼此理解、溝通、融會、豐富。一方面，以上這些主義不是絕對對立的。儒家有很多思想、價值可以與民主政治相連接或作鋪墊。我個人在政治上是一位自由主義者，在經(jīng)濟上是一位社會主義者，這并不妨礙我在文化上的守成主義立場。這里所說的文化守成主義不是政治上的保守主義，也不是文化上的抱殘守闕，而是守先待后，創(chuàng)造轉化。另一方面，與前所說，我們都需要以他者的視域來觀照自身，也只有以他者的視域，在文明的比較之中，才能看清自己的缺弱和優(yōu)長。當然，用莊子的說法，在以物觀之、以俗觀之、以差觀之、以功觀之、以趨觀之的基礎上，還要上升到以道觀之的意境。

　　現(xiàn)在又是思考或反思的時代，思考或反思流俗，反思啟蒙，反思習以為常，反思思維定勢，反思一百多年來時髦人士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反思成見，反思科技文明，反思商業(yè)化，反思現(xiàn)代性，反思全球化，反思文化工業(yè)或大眾文化或官場文化，反思功利時代，反思金錢與權力拜物教，反思人類中心主義，反思今天的評價體系，反思對根源性、對神圣性、對敬畏之心、對終極價值與安身立命之道的解構或消解，反思對列祖列宗創(chuàng)造并傳承下來的文明遺產(chǎn)和中華文化精神不抱敬意的態(tài)度，重建崇高，重建信念與信仰。我們尤其要反思教條主義，反思全盤西化，當然要誓死捍衛(wèi)各色人等說話的權利。這就是文化的生態(tài)平衡即“和而不同”。

　　現(xiàn)在還是文化自覺的時代，是中華民族文化復興與重建的時代。我對開放的儒家、儒學、儒教，充滿了信心。我們中華文化當然要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當然要有自己的文化主體意識而不能是無本無根的，不能只沉溺于拾人牙慧。我們中華民族文化當然不可能以外來文化為其“體”。但傳統(tǒng)或文化（心性的或價值的或觀念的文化、制度的文化、器物的文化）總是流動的、變異的。今天的中華文化已是以傳統(tǒng)中華文化為主特別是以其中的儒家型社會文化為主，而不斷融合、消化外來文化的新文化。這一新文化體用如一，即體即用。但它的內(nèi)核與主干，當然是固有的精粹，否則，我們拿什么去與人家對話？拿人家的余唾去與人家對話嗎？我們只是“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缽效貧兒”的精神棄兒嗎？總之，我們要以健康的心態(tài)面對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間、東方與西方間的種種切切，一定要有定力，有主心骨。

　　在構建和諧社會，迎接民富國強之際，千萬不要忘記發(fā)揮儒家資源的積極作用！儒家不怕被誤會被批評，儒家豐富的思想資源還有待年輕一輩人及一代代人去研讀、開發(fā)與創(chuàng)造性地轉化并代代相傳！儒家教育一定要從娃娃抓起，一定要進入國民教育體系。儒家中人有所為，有所守！當代儒家的文化理想與終極關切仍然是“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事開太平！”

　　謝謝讀者閱讀我的這一小冊子，敬請各位女士、先生批評、賜教。

　　 武昌郭齊勇

　　 丁亥年冬月至戊子年二月于珞珈山麓

　　后 記

　　“5•12”四川汶川大地震牽動著全國人民、全球華人與不少外國朋友的心。在地震發(fā)生后的半個月內(nèi)，我與家人時時坐在電視機前，密切關注災區(qū)的動態(tài)，我們真是有“揪心之痛”的感覺，時常禁不住淚水漣漣。尤其是當我們看到不少孩子，不少正在上課的中小學師生被掩埋在廢墟下遇難的慘狀與不少家庭親人離散的悲劇，看到有的教師、父母、長輩在地震發(fā)生的當下，剎那之際，舍生忘死保護學生、兒女、晚輩的壯舉，看到無數(shù)解放軍與武警官兵、醫(yī)務工作者、志愿者、各級干部、國際救援者等日以繼夜、奮不顧身、艱苦卓絕地搶救生命、濟賑災民，以及災區(qū)干部群眾自救的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我們的確有“心靈震撼”的感覺，有奔赴災區(qū)盡心盡力的沖動，可惜因本職工作等原因而未果。在本單位，我是最早捐款也是捐得最多的一人。這當然只是聊表寸心而已，不足掛齒。

　　汶川大地震發(fā)生時的生死之間，發(fā)生之后全國人民、全球華人眾志成城，真情救援，有許多催人淚下、震撼心靈的故事。對此，我已在不同場合發(fā)表了感言。我認為，在這場突然發(fā)生的大災難面前，中華民族及其子孫的仁愛之心得到極大的弘揚！民間迸發(fā)出積淀、潛藏已久的真性情與愛心，這是孔子奠定的、中華民族核心的價值理念——“仁愛”精神的直接體現(xiàn)，是儒家思想活在民間，活在老百姓心中的鐵證！這當然是人性的見證，同時又是中國國民性的見證，是愛心、良心、良知、良能的見證，是儒家“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見證！中華文化的根源性體現(xiàn)出來了！我們都接受了一次心靈的洗禮！汶川大地震之后全民呈現(xiàn)的仁愛之心，展現(xiàn)出的最鮮活的道德資源，我們應加以護持，這是民眾的大事，對培育子孫后代都有益處！

　　近來，我們討論以現(xiàn)代意識對“公德”與“私德”予以界定的問題。梁任公是開風氣之先的人物，他在百多年前對儒家與中國傳統(tǒng)的公私觀、公私德的前后顛倒的評價，表明他試圖從福澤諭吉的窠臼中掙脫出來，重新省視東方傳統(tǒng)。這與他到歐美考察及目睹旅日革新派人士的失德敗行有關。但梁任公并沒有把公私德的內(nèi)涵與外延講清楚。八、九十年后，另一位開風氣之先的人物李澤厚先生，以“宗教性道德”解釋“私德”，以“社會性道德”解釋“公德”，把“忠”“孝”“仁”“義”劃在兩邊，給人以啟發(fā)，但仍未說清楚。例如，在儒家“仁德”的思想資源中就既含有“公德”又含有“私德”的意蘊。有的專家以“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來講公私德，有的專家以“個體道德”與“社會道德”來講公私德，有的專家從理性、情感、利益的糾纏處討論，有的專家則以法律與道德來劃分。總之，非常復雜。我的一位博士生陳喬見的博士論文《先秦公私觀念與儒家公共哲學試探》剛以全優(yōu)獲得通過，討論甚詳。我們擬進一步從當今公民社會的建設的角度更深入研討這一問題，包括公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應避免損害公眾的利益及他人的權益，及其所涉及的倫理原則等。

　　近來，我們討論得多的還有關于傳統(tǒng)社會與制度的認識問題，特別涉及傳統(tǒng)民間社會空間很大的史實及鄉(xiāng)約的作用等，還涉及到儒家理念與古代制度的關系問題等。后一問題，除了非常重要的一點——歷史上儒學、儒家對專制制度的疏離、排拒、反抗之外，似乎還應當看到，儒學理念與儒家知識人在傳統(tǒng)社會的若干有人性的制度之建構及其貫徹中的積極作用，這涉及到有益于民生，有關民眾權益與百姓私人空間的保護等問題。對中華制度文明，我們還太陌生，認識極為膚淺，缺乏多學科交叉的深入研究，包括土地、賦稅與經(jīng)田界，養(yǎng)老恤孤、救荒賑災等對社會貧弱者的關愛，教育考試與文官制度中給予農(nóng)家與平民子弟受教育權與參與政治權的機會保證，中華倫理法系有關容隱制度對隱私權的保護，監(jiān)察制度，大量契約文書中涉及的民商法律等，都有很多寶貴的歷史經(jīng)驗與合理層面，可以成為現(xiàn)代制度的資源，予以創(chuàng)造性轉化。傳統(tǒng)中國社會是儒家型的社會，對這個社會我們還知之甚少。費孝通先生有關“差序格局”的論斷很有啟發(fā)性，但也有其適用的范圍，不能把它普遍化與公式化，或者掛在嘴邊作為中國文化負面的鐵證等等。

　　人類凡是有傳統(tǒng)的文明與宗教，無不以“愛”立教，儒家以“仁愛”立教及其普世價值與當代意義值得我們深思。梁啟超的“新民說”發(fā)表的時候，中國積貧積弱，歐風美雨，堅船利炮，列強宰割，中國社會解體，中國文化處于危機之中。開發(fā)民智的啟蒙無疑具有偉大意義。但隨之而來，全盤西化成為主潮，似乎中國百事不如人�！拔幕瘺Q定論”成為思維定勢，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成了替罪羊，中國“國民性”完全成了負面的東西。清末民初以來，對自家文明傳統(tǒng)的非理性的踐踏、毀辱成為主要思想潮流。一百多年過去了，需重新檢討；
改革開放三十年過去了，需重新反思。中國崛起，文化自覺顯得更為重要。我們拿什么走上世界，與別的文明對話？我們拿什么建構自家的文明與精神家園？只是拾人牙慧，只是舶來品么？現(xiàn)在，我們到了反思啟蒙，發(fā)掘自家文明精華的時代了！

　　近來，我們討論得多的，還有性情教育的問題。以“仁愛”為中心的核心價值觀的重建，以溫良恭儉讓為教養(yǎng)主調的禮樂文明，乃至適度的禮儀的提倡，對健康法治社會的形成，對科學發(fā)展觀的貫徹與和諧社會的建構，對中國的長治久安，太重要了！孔子仁愛之道是正道。記載孔子與當時人的對話的《論語》等《四書》，寓意深長，給人以文明教養(yǎng)。養(yǎng)育心、性、情、才的性情教育，對現(xiàn)代性與文明對話，對現(xiàn)代人心理的調適，太有意義了！無論是過去的宣揚仇恨，從親情仇恨始，達至全社會人人自危；
還是今天的放任利欲，徹上徹下的聲色犬馬及自我中心，不顧他人等；
對國民性情、心理的健康發(fā)展，危害太大了！如要真正接納西方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與正價值等等，要真正走上健康的現(xiàn)代化，不可能沒有文化認同、倫理共識與終極關懷，而這主要在儒家文化的資源中，需要我們耐心細致地做調適工作！現(xiàn)在不少青年人熱衷于西方政治哲學，其實，從亞里士多德到伯林，從哈耶克到羅爾斯，真正想吸取之并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只有通過真誠地了解儒家社會，真誠地學習儒家文化，才能實現(xiàn)。

　　郭齊勇 戊子年六月二十大暑日

　　西歷2008年7月22日

　　清樣校改完畢于武漢大學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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