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達夫婦的旅行筆記總是引人入勝。他們以風景為線索，帶出歷史上的人和事，抒發(fā)他們對歷史的見解�！段靼嘌缆眯泄P記》承襲了這一風格。讀了這本書，即使是一個過去對西班牙歷史一無所知的人，也會清理出西班牙歷史的一個梗概，并產生循著林達夫婦足跡親訪西班牙的沖動。

　　林達夫婦最想寫的，是西班牙內戰(zhàn)和其后西班牙的民主轉型。和一般作者不同，他們沒有站在共和派的角度來評論西班牙內戰(zhàn)，而是試圖站在一個更超脫的高度對共和派和佛朗哥派的極端主義提出批評。正如他們在《帶一本書去巴黎》里強烈批評雅各賓派一樣，林達夫婦沒有因為共和派代表了民主的一方而放棄對他們的極端做法的批評。從事后的角度來看，林達夫婦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對我們今天警惕左、右兩派的極端主義也是有幫助的；
但是，林達夫婦似乎沒有看到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似乎認為沒有血腥的革命，西班牙也能夠完成從封建到民主的轉型。他們對血腥革命的厭惡，在《帶一本書去巴黎》中已經有了充分的體現。根據他們對歷史的解讀，路易十六本來是要改革的，法國大革命因此是可以避免的。然而,事實是，那些經歷了自然發(fā)展過程的大國(“自然發(fā)展”用在這里排除了像美國這樣的新大陸移民國家)，多數都經歷過血腥的革命，英國、法國、俄國和中國莫不如此。這些國家都成功完成了由封建到共和的偉大轉型，而那些沒有經歷革命的國家——如印度——至今還背負著封建舊制度的拖累。一些人極力推崇英國的光榮革命，把它想象成和平革命的典范。他們有意無意地忘記了，在光榮革命前的半個世紀里，英國經歷了多次血腥的革命和反革命，先是國王和王后被推上斷頭臺，后是克倫威爾的獨裁，再后是王室的復辟，克倫威爾被拖出墳墓鞭尸，其慘烈程度，井不亞于其它任何革命。如果流血的革命可以避免，則我們就不會看到后來流血的法國革命、俄國革命、西班牙內戰(zhàn)和中國革命了，因為人們早該從英國革命那里學到和平革命的方法。流血革命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為舊勢力總是存在，總要做最后的殊死一搏。如果沒有以佛朗哥為代表的右翼的反叛，西班牙的內戰(zhàn)就可以避免，西班牙第二共和國就可以延續(xù)下來，西班牙的民主也就會提早半個世紀到來。事實上，在評價大國革命這件事上，沒有中立立場可言，因為這關乎人類歷史的方向。

　　我們必須認識到，人類在過去三、四百年完成的、以及現在正在進行的，是一場偉大的轉型，它涉及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經濟生活到政治治理，無所不包。在此之前，人類對自然界的掌握以及對自身的控制都處于一個極低的狀態(tài)。人類的歷史是擺脫自然的歷史。這里的“自然”包括人類自身的自然屬性，其核心是，在缺乏合適的治理機制的前提下，人類社會總是趨于無序。這和人是唯一具備理性的動物這一事實有關。其他動物只有本能，而人會計算，會趨利避害。因此人與人之間總是要發(fā)生這樣或那祥的沖突。在文藝復興之前，除了個別地方在個別時間(如古希臘的城邦時期)之外。人類解決無序的方法是獨裁統(tǒng)治。就如動物界一樣。人比動物聰明。在多數地方還為這種統(tǒng)治賦予神性。以昭示其不可侵犯性。我們今天認為獨裁是一種惡。但以人類在蒙昧時代所具備的智性，它卻成為主導人類幾千年的統(tǒng)治方式。盡管像亞里士多德這樣的少數哲人已經認識到了它的缺點。獨裁統(tǒng)治得以維持的一個條件是當時的生產技術還無需一個更寬容的制度來支撐。想象一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時代，當代以幾何級數增長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如何能夠發(fā)生并維持？人類在經歷了童年時代文明火花的迸現之后，便進入了漫長的停滯和黑暗時代，而獨裁本身通過宗教的神化和人的貪欲得以加強，并撲滅任何變革的企圖。只有在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之后,人類才開始意識到，，讓少數人凌駕在大多數人之上并把他們作為奴役對象是不道德的，每個人都有實現自我價值的權利。由此，人類需要一種新的治理方式，這就是自由民主。福山說歷史的終結，,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民主與其說是一種信念，毋寧說是人類在擺脫蒙昧時代之后找到的一種切實可行的治理方法。專制是人類在孩童時代就自我治理摸索出來的一種均衡，人類在那時達到了一個穩(wěn)態(tài)，,而自由民主是人類正在實現的另一個穩(wěn)態(tài)；
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由前一個穩(wěn)態(tài)向后一個穩(wěn)態(tài)過渡的時期。福山說，自由民主就是羅馬，每個國家都在不同的道路上向著它奔跑，有些國家到達得早一些，有些國家到達得晚一些，還有一些在路上彷徨，但最終每個國家都會到達自由民主這個終點。革命在這個奔跑的過程中往往必不可少，特別是那些首先跑出一條路或在路上彷徨的國家，革命更是必然。

　　西班牙就屬于那種在路上彷徨的一類，它是西方世界最后實現民主化的國家。它的革命以一種與眾不同的形式發(fā)生。如果沒有佛朗哥的叛亂，第二共和國也許無需革命就可以維持下去；
但保守派的反抗讓第二共和國演變成一場慘烈但最終卻以失敗告終的革命。林達夫婦多次強調佛朗哥叛亂的動機，即維護西班牙的傳統(tǒng)。這也許是對的。自由民主的一個問題是人的平庸化，所以福山才要討論“最后的人”的問題。但是，在從專制向民主的轉型過程中,更直接的威脅是確定性的喪失。專制雖然壞，宗教雖然禁錮思想，但它們都給予人類確定性,而對于在有限的生命中必須面對無窮無盡變故的個人來說，得到確定性是一種安慰。佛朗哥之所以能夠得勝，除了德、意法西斯的支持而外，本國民眾中向往確定性的右翼無疑給他提供了堅強的群眾基礎。

　　但是，佛朗哥獨裁所導致的西班牙民主化的拖延并不是西班牙所獨有的，畢竟，法國在大革命之后也花了半個多世紀才最終確立了民主制度。西班牙民主化道路在后發(fā)國家中具有代表性，其特點是，在封建制度終結之后，某種形式的穩(wěn)定的威權體制是成功的自由民主的前奏。德國、日本、韓國、墨西哥，都是如此。也許，在推翻帝王獨裁之后，人們需要時間來思考一下，自己的國家需要什么樣的民主，又如何在實現民主的同時不失去傳統(tǒng)給予民眾的確定性。事實上，西方先發(fā)國家也不是在一夜之間就實現了民主制度。英國從光榮革命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給予婦女選舉權，花了二百四十多年的時間才算完成了全面民主制度的建設；
在這二百四十多年期間，英國民主至多是一種有限民主。相比之下，西班牙的情形并不太壞。

　　讀林達夫婦的書，感觸最深的是卡洛斯國王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西班牙民主化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這個由佛朗哥指定的國王，原本是會成為人所不屑的對象的，但卻最終成為西班牙人最愛戴的人。如果他是一個貪戀權力的人，卡洛斯國王也許會乘軍人叛亂之機成為一個擁有真正權力的國王。但他不是。盡管從小在佛朗哥的嚴密控制下長大，他知道世界的潮流所指，知道西班牙如何才能重返歐洲，因此他選擇了支持民選政府。君主立憲看似一種相當滑稽的妥協(xié)，但實質上卻可能是在追求民眾自決與確定性之間的一種精巧的平衡。民眾自決是潮流，但它也常常把我們帶入不確定性之中，此時，君主的聲音和行動就起到了錨定的作用。在軍人叛亂被平息之后，卡洛斯國王告誡西班牙的世俗政治領袖們，這是他最后一次干預現實政治。但是，既然他做得這么好，又何必是最后一次呢？答案是，西班牙再也沒有發(fā)生需要國王干預的政治事件了。西班牙的民主成熟了。

　　由此我想到了中國。中國屬于福山所說的那種在奔向自由民主道路上既后發(fā)、又在路上彷徨的國家。我們的大轉型完成了一半，這一半是由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共同完成的，這就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盡管意識形態(tài)不同，但就社會變革而言，毛澤東在大陸和蔣介石在臺灣于1950年代初所完成的，卻是基本一致的，其標志性的事件就是上地改革，盡管兩人所采用的手段完全不同。中國在二十世紀所完成的，是一場偉大的社會革命，它是世界范圍內由專制向自由民主大轉型的一部分。從這個歷史高度來理解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才不至于讓我們陷入革命與反革命、傳統(tǒng)與現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樣的爭論之中。和西班牙可以對照的是，在帝制終結之后，大陸和臺灣都沒有立即實現民主化。這里當然有現實政治因素的作用，但對照西方先發(fā)國家和西班牙的經驗，它或許也是一種必然？我們或許需要時間想一想、試一試，看看我們如何能夠找到和我們的歷史文化相通的一條民主化道路？我們正在尋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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