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頭翻揀我的日記，發(fā)現(xiàn)《黃河青山》這本書，我已經(jīng)斷斷續(xù)續(xù)地讀了有十幾天了，我這次到香港教書，總共只有兩個月，很多為自己的研究課題特意從圖書館借來的參考書，堆放在兩側(cè)的書桌上，還沒有來得及讀，卻花了這么多時間讀黃仁宇的這本回憶錄，是什么原因讓我拿起這本書來就放不下？說實在話，曾經(jīng)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并不很喜歡黃的研究思路和論述方法，現(xiàn)在也未必贊成他的歷史觀念，但是仔細想，之所以會忍不住看下去，是因為它讓我看到了一個學者真實的內(nèi)心世界里，那些難以言說的、糾纏不清的沖突和委屈�！拔矣X得，自己就像橫越國界卻沒有護照的旅人，本身就是識別證明，沒有現(xiàn)存的權(quán)威可以引述，甚至沒有足夠的詞匯來幫助我解決彼此的差異”（５１９頁），他這樣說道。但是我發(fā)現(xiàn)，黃仁宇內(nèi)心風暴的根源還遠遠不止民族、國家與文化的沖突，甚至并不是歷史學理念的不合。讓我們從他的回憶錄的結(jié)構(gòu)去看吧，他的回憶似乎很亂，一開始從一九四五年末的“中國內(nèi)陸”、“印度與緬甸”、“上�！边@種按照時間線索書寫的節(jié)奏，在第二部卻突然變成了從“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待在普林斯頓”的倒敘，里面的時間順序也常常顛三倒四，但是，仔細看可以發(fā)現(xiàn)他常常提到的是，“我被開除了。我們的成員來自常春藤名校，劍橋、倫敦、加州、華盛頓、芝加哥、印第安那和密西根大學，人人都受聘于某研究單位，只有我例外”（７７頁），這種難以釋懷的怨懟時時干擾他的回憶順序，而且總是試圖溢出書頁，表現(xiàn)著思想與生命被一個龐大的制度、無情的社會和主流的觀念所擠壓。痛苦和憤怒似乎極深地藏在他的心頭，盡管他千方百計地用克制的語調(diào)來敘述，不時要加上一些掩飾。

　　但是，這種心情掩飾不住。

　　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個人生活回憶。有意插入的各種議論，使它好像一本關于中國和美國學術與文化的感想?yún)R編，而那些嚴肅的歷史學論述，使得這部回憶錄幾乎成了黃的學術思想自述。學術當然是黃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內(nèi)容，學術作為生命和生命為了學術，以至于他已經(jīng)分不大清什么是一生生活的回憶，什么是他在學術遭到挫折時的抗辯。他的一生事跡，需要我們細細地從書里重新編織才能搞清楚，可是他的學術觀念，卻在他的筆下頑強地呈現(xiàn)出來，仿佛前者倒成了回憶錄的背景，一個只是為了陳述思想的時間背景，而后者倒成了主角，無論什么地方它都占據(jù)了回憶錄的舞臺中央，出現(xiàn)在聚光燈下。

　　“三年前我開始動手寫這本書的時候，只想著要一吐怨氣”（５９４頁）。這個“怨氣”似乎打一開始就積攢起來，從他在安亞堡（Ａｎｎａｒｂｅｒ）的ＳｅａｒｓＲｏｅｂｕｃｋ當收貨員的時候，在賀柏的夜總會當洗碗工的時候，在希斯家里料理家務的時候，那種中國人在美國異鄉(xiāng)的經(jīng)驗，就讓他感到不愉快（１４１— １４７頁）�？粗�他在寶貴的篇幅里翻來覆去、嘮嘮叨叨地敘說這些不愉快，你會感到他心里積壓了太多的屈辱和憤懣。他始終沒有成功者的自豪，成功者的自豪會改變一個人的心情。我記得有一次在香港中環(huán)一家酒店，聽何炳棣先生在席間聲如洪鐘地說，“我是芝加哥大學第一個中國教授”，話語里面充滿了自信和豪邁，然后是哈哈大笑。我想起許礟光在他的口述自傳《邊緣人》里，曾經(jīng)很自豪地說過“我是西北大學第一位受聘的中國教授”，盡管在康乃爾大學時，他也曾經(jīng)有過來自中國文學系畢格斯特教授（ＫｎｉｇｈｔＢｉｇｇｅｒｓｔａｆｆ）的抵制，“因為我的中國知識比他豐富而受到威脅才反對我”，但許從來不曾遇到太大的挫折，“自己一生從不愁沒有工作”（１６７頁），所以終生保持了平和的心情。可是，黃卻不那么幸運，在美國的半生里，他能回憶起來的，是很多失敗，失敗使人沮喪，特別是在六十多歲時被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伴_除”這件事，更使他感到蒙羞。

　　這當然和制度有關，現(xiàn)代的大學制度把本來應有的“教學相長”，統(tǒng)統(tǒng)化約成了數(shù)字化管理，這使得不能提供實用技能的歷史學變得很不討好，而不干美國人痛癢的中國史課程，則更引不起學生的興趣，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上課很艱難。可是據(jù)他介紹說，七十年代，美國大學已經(jīng)實行了新的管理制度和考核制度，這和我們中國當下的大學很相似，“在學期中，授課者會被學生以不具名投票的方式評估”（１００頁），教師從“傳道解惑”的先生變成了“看顧客臉色”的售貨員，不得不小心翼翼。尤其是對于ＦＴＥ（全職教書等量單位），黃有說不盡的煩惱，按照選課學生的數(shù)量、課時的數(shù)量、學生的不同身份折合為某個數(shù)量，“不考慮該門課是否必修，也不管教師的等級、資歷深淺或?qū)ｉL，一切都是由電腦來計算”（４７３頁），這使他感到非常困難，自從實行了這種制度后，他的ＦＴＥ持續(xù)下降，但是黃卻固執(zhí)己見，覺得自己“對中國歷史的詮釋因時事而增添價值”，可是，“卻不敵外在的現(xiàn)實”（５１４頁）。始終提倡現(xiàn)代化就是以數(shù)目字管理的黃，卻對身邊實在的數(shù)字化管理感到極大的憤怒，“最初提到ＦＴＥ這回事時，我們都把它當做笑話，‘它們把我們當做什么？汽車推銷員嗎？’”但是，他終于被這個數(shù)字化的管理、“新的供求關系”和“買方市場”合謀，無情地逐出學校�！拔冶婚_除了。這是侮辱，也是羞恥。這件事實會永遠削弱我的尊嚴”，他說他無法忘記這件事情，因為他覺得別人也不可能忘記這件事情，于是“無論我到哪里，似乎都貼著不名譽的標簽”（９４頁）。

　　他覺得一切對他都不公平，包括這種制度下的考核，也包括對他的學術價值的評估，他覺得這是一種對他的新歷史觀念的無形抵制，而力量既來自制度和文化，也來自壟斷了學術資源的精英，羨妒交加中，在小大學教書最后還被開除的他，甚至有些怨懟常春藤聯(lián)盟的地位，盡管他自己出身于這些名校之一的密西根大學，“ 常春藤聯(lián)盟的精英同行寧可維持知識階級內(nèi)的現(xiàn)狀，我理解這一點背后的邏輯，但我也希望他們可以想像金字塔底層的狀況。如果他們愿意嘗試，也許就會更同情我的奮斗”（５０６頁）。

　　但是，令他不斷感覺失敗的尷尬，卻遠遠不止這些。

　　“在密西根，我接受指導，成為工匠和技師，但我擁有完全自由的思考方式”（１７６頁）。老實說，如果他真的成為“工匠和技師”，事情可能就好辦一些，但是他偏偏要“思考”，偏偏這還是一個中國人在美國思考，一個有志于書寫大歷史的華裔學者在美國漢學界，倒要推廣他的歷史學思考，這就很麻煩了。

　　在書里，黃仁宇直言不諱地說，“我最大的野心就是建立中國歷史的類似綜述，從我在紐普茲教書以來，這念頭就揮之不去，我也為此賭上一切”（５７１— ５７２頁）。所謂“大歷史”就是他的終身夢想，可是，這個夢想的基礎，卻是對現(xiàn)代中國命運的關懷。道理再清楚不過，一個有過切膚的中國生活經(jīng)歷并認同這一民族文化的人必然有這種關懷，因為這種關懷，他需要從古代歷史中尋找解釋的依據(jù)和資源，要尋找解釋的依據(jù)和資源，他就必須對中國歷史做出一個總體的判斷，而這個判斷，偏偏又需要借助“異文化”和“異民族”來做背景，所以這必定使他的論述變得很宏大。盡管他說，“我的立論很簡單，為理解今日的中國，我們必須回溯和西方國家對峙時期，因此必須將基線往后延伸，到鴉片戰(zhàn)爭前兩百多年”（１１２頁），但是，抱負很大卻聲音很小，畢竟言而無權(quán)，行之不遠。盡管那時還沒有后現(xiàn)代歷史學來諷刺或瓦解“宏大敘事”，但是“隔岸觀火”的美國中國學，仍然習慣于一種“科學”式的個案研究，仿佛拿放大鏡甚至顯微鏡去檢查歷史的細胞。黃感到很無奈，他抱怨說，“美國學者缺乏對中國歷史的綜合視野，部分原因出在現(xiàn)行的學院分工制度、學界的許多傳統(tǒng)和習慣以及主要大學間的競爭 ”（５７２頁）。

　　是不是這樣？我不清楚，反正至今那邊學者還是不習慣這邊學者的“宏大敘事”，更不喜歡這邊學者以“本土經(jīng)驗”來解釋歷史，因為他們覺得如此龐大和復雜的歷史，竟然可以采用這樣的總體敘述，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學的。更何況，這種歷史的敘述，居然還羼雜了對當下中國的感情和憂患，那更是不可接受。對于美國的學者來說，太平洋對岸的那個歷史存在，即使不是一個“文本”，也是一個“他者”，甚或就是西方自由和民主的歷史合理性的一個“證明”。因此，他們不能接受黃的那種論斷，黃在普林斯頓參與編寫《劍橋中國明代史》的時候試圖說服美國同行，但是不成功，他在教美國學生的時候，試圖以自己的歷史觀說服學生，但是也不成功，“我在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中所教的學生，對中國的看法早已根深蒂固，中國是個保守的國家，中國人發(fā)明羅盤及火藥，建造萬里長城。但中國人是儒家信徒，所以希望一切都維持現(xiàn)狀，沒有求進步的觀念”（４７２頁）。

　　但他還是希望美國人能以一種客觀的態(tài)度來觀看中國歷史，他覺得自己可以做到這一點，回憶錄中他曾經(jīng)說，“我沒有國家，這種無所歸依的狀態(tài)有時讓人覺得非常寂寞，然而超然的態(tài)度卻讓我多少能客觀檢視自己的生命，希望這種客觀將來能讓我有資格成為當代中國的史學家”（２２１頁）。但是，沒有國籍的人，真的能夠超越民族和國家的文化么？這種他自己看來很單純的立場反而使他陷入一個左右為難、腹背受敵的處境中，道理很簡單，“如果你明確反對一群人，不管對方人數(shù)有多少，你的地位還比較安全，但是如果你和他們享有共同的利益，卻又針對某些要點反對每一個人”怎么樣呢？事情就麻煩了。他說，“我的大歷史概念就是如此，置我于一點也不值得羨慕的處境”（５８６頁）。而對于他個人來說，最大的問題在于那些西方漢學界的領袖們都不認同他的想法，李約瑟似乎好一些，但是芮沃壽、費正清、狄百瑞這些大牌學者卻對他，至少沒有表示多少正面贊同。應該說，這并不涉及到這些大牌學者的個人品質(zhì)，這些學者令人尊敬，他們至少也都幫助過黃，黃也承認這一點，但是，他們畢竟有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和學術立場，對于站在“中國”——哪怕中國只是一個抽象的歷史象征物——角度來看待歷史的觀念，多少有一些不那么認同，當然對于黃仁宇的態(tài)度，也沒有他心里所期待的那么尊重。

　　黃仁宇曾經(jīng)在費正清的贊助下寫《劍橋中國明代史》中的財政史部分，對于費正清對他的幫助，他始終很感激，甚至在回憶錄里可以看到，他不斷提及費正清，還略讓人懷疑有些攀龍附鳳的意思。他一方面承認，自己深受費正清的影響，懂得“將中國國家和社會視為和西方完全不同的體系”，他說，“如果沒有哈佛學子敬稱的‘費公’，我無法想像自己如何發(fā)展出一套連貫的中國歷史主題，不論是傳統(tǒng)或現(xiàn)代史”（２８２頁），但是另一方面，他說，他們之間仍然有巨大差異，黃覺得西方學者總是有一個頑固的習慣，就是“在判斷外國文化時必須保留道德判斷”，什么是道德判斷？指的是對某種歷史、社會、文化或者制度的贊同或批判，黃覺得這是以英式尺寸判斷和裁決中國尺寸，而且他直言不諱地說，“將道德判斷置于技術層面之前，是美國外交事務常有意外挫敗的主因之一”，而美國學界對于中國的批判，也常常被這種道德判斷障蔽，不能看到背后更深的歷史背景。以明代財政史為例，他追問：“我們應該深入挖掘并思考這套荒謬終身大事背后的邏輯？還是運用今日的經(jīng)濟學知識直接抨擊其荒謬？”（２８３頁）甚至于他會批評費正清的《中國行》（Ｃｈｉｎａｂｏｕｎｄ）“替美國外交政策辯護，這種偏差導致史觀過于膚淺”（５０５頁）。作為一個華裔學者，他希望對“中國”有同情之了解，這促使他特別注意“另一種邏輯”和“另一類歷史”，而作為一個歸化的美國人，他又不能不接受這一個邏輯和這一種歷史。因此，他特別希望美國學界能夠理解和同情自己的處境，以至于常常在回憶錄中看到他的小心甚至謙卑。但是這似乎沒有用，他痛苦地寫到費正清的態(tài)度，“費正清博士并不喜歡別人提到‘美國帝國主義’。身為已歸化公民的我，也不太樂意見到這個不名譽的標簽，因為簡直暗示我出于自由意志而選擇壞人的陣營”（２８４頁）。

　　同樣的事情也發(fā)生在黃和芮沃壽之間，黃仁宇和芮沃壽有一段關于黃的書稿《中國并不神秘》的對話，開始的時候，作為審稿人的芮沃壽只是提醒他應當“適可而止”，這是指寫作的幅度，因為芮自己關于隋代的著作，只涵蓋了四十年，可是，黃卻試圖一勞永逸地解釋整個中國歷史。但是，隨著談話的深入，黃仁宇已經(jīng)察覺問題遠不止此，于是他提出最核心的問題：“你是否認為我對歷史的詮釋手法太具有民族優(yōu)越感？是否太偏袒中國？”萊特繞了個彎子，回答：“沒有何（何柄棣）那么糟”（４４９頁）。顯然，芮對黃的這種內(nèi)在情感并不認同，盡管芮曾經(jīng)幫助過黃，使他拿到了赴英國劍橋的經(jīng)費，但是，這一次的誤解卻使他很傷心，他說，“誰能切斷族群的臍帶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有中國血統(tǒng)的歷史學家當然會如此懷疑”。但是，我們又看到，已經(jīng)身為美國人的他，相當急于洗涮這種誤解，“我難道沒有提醒自己避開民族優(yōu)越的傾向嗎？即使在和學生討論中國時，我也沒有隱藏過去的不可告人之處：虱子、壞疽、人海戰(zhàn)術的大屠殺、把人打死和活埋的殘忍”（４５１頁）。但是，無論如何這些舉動似乎都不夠消除文化的隔閡。

　　黃這個人很自負、堅持和固執(zhí)。比如在回憶錄中就可以看出他對自己閱讀古文獻的自負，他說，他讀完了一百三十冊《明實錄》，但是，他又必須小心翼翼不能假裝自己是專家，這里的言下之意是什么？是其他人并沒有讀完過這么多資料，而他卻不能顯示出資料掌握者的高傲。因此盡管他表面上有時很謙卑，可是他無法長期掩飾自己，“如果我保持謙虛，不發(fā)一言，等于是欺騙這群人”（５７１頁），他這樣說。然而麻煩的是，在美國中國學界，他的出版、他的經(jīng)費、他的職位，卻必須得到包括費和芮在內(nèi)的大牌學者的認同，可是，內(nèi)心高傲的黃仁宇卻要批評李約瑟、批評費正清、批評芮沃壽、批評狄百瑞。他的自負、堅持和固執(zhí)的后果，就是他的《明代財政》被擱置下來，盡管一次又一次的寫信，一次又一次請人詢問，得到過很多客氣而有禮貌的回答，但是出版仍然遙遙無期。而他的《中國并不神秘》，盡管先后尋求芮沃壽、費正清的支持，但是仍然“胎死腹中”�！霸谝痪牌呶迥昴莻�下雨天，我覺得悲憤交加。因為我不是權(quán)威，所以無法出版一本我覺得重要的書。但如果沒有出版具有影響力的書，我永遠不可能成為權(quán)威！而所有的影響力、所有的賣點、所有的威望，全都不是由客觀的標準來衡量，而是由常春藤名校內(nèi)的不具名審稿人決定，而這些校舍的哥特式建筑和回廊也不過是矯飾的模仿品罷了”（４５１頁），在芮沃壽當面否決了他的書稿的那一天，他的情緒已經(jīng)壞到了極點。

　　讓他最后心里得到撫慰的，是《萬歷十五年》的出版和獲獎。黃仁宇自己說到《萬歷十五年》的寫法特殊，在美國中國學界，只有史景遷曾以同樣風格寫過，而且他說《萬歷十五年》還“融入許多現(xiàn)代審稿人前所未見的資料”（８４頁）。其實，對于自己這一特殊寫法，他一開始曾經(jīng)惴惴不安，對于使用過多新資料，他也為通過審稿人而擔了一份心。不過，當他寫回憶錄的時候，這本書已經(jīng)大獲成功，因此他在回憶錄中反復提到這本書，大約有二十多次�！拔以�走過中國和美國歷史的夾縫，自覺有幸能以同樣的坦率來對雙方發(fā)言，《萬歷十五年》去年于北京出版，實現(xiàn)了我部分的卑微努力”（５１８頁）。后來此書又翻譯成了法文、德文和日文，更使他感到自豪，增添了自信。由于這本書兩次被提名為美國圖書獎歷史類好書，并且使他有機會在頒獎時見識到像約翰·厄卜代克、哈利森·索斯伯利等名人，這使他后來想起來就很得意，尤其是厄卜代克會在《紐約客》上給《萬歷十五年》寫書評，說他的文筆如同卡夫卡，更使他受寵若驚（５９２頁）。

　　不過，這并不等于他的歷史觀念的勝利。應該說，他的大歷史觀念，把復雜的歷史過于簡單化，而且他的思路在現(xiàn)在看來確實有矛盾。比如，他一再強調(diào)的一方面，是中國應當而且必然趨向“數(shù)目字管理”的現(xiàn)代，這樣的觀點讓人看出韋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理論的陰影籠罩，但韋伯這種思路很容易把傳統(tǒng)中國與現(xiàn)代西方看成兩極，“現(xiàn)代西方在經(jīng)濟推動下產(chǎn)生治國政策，中國卻長期實施類似文化導向的政治形態(tài)”（２２９頁）；
確實黃也說，傳統(tǒng)中國之所以落后，是因為金字塔式的傳統(tǒng)社會和道德評價為中心的文化結(jié)構(gòu)，壓抑了需要超越道德和感情的數(shù)目字管理。但是，他強調(diào)的另一方面，卻是歷史的長期合理性，他希望人們認識到，任何一個民族歷史中的重要事件、制度和觀念，都有其必然的背景，其實這里有一個潛臺詞，就是希望西方中國學界理解中國，“許多荒謬的情況往前追溯時，都是當時開始合理化的里程碑，就人類歷史長期的合理性而言，我們認為是絕對真理的事，可能逐步降成相對真理”（３２１頁）。這里的“絕對”真理其實可能暗指的就是西方近代社會制度的合理性�？墒�，在“數(shù)目字管理”這種以現(xiàn)代西方為成功社會，倒著觀看而且逆向評價中國歷史的方法，卻和他試圖發(fā)掘中國制度背后的邏輯、從而對中國古代的存在給予合理化解釋的想法發(fā)生沖突，這種以現(xiàn)代西方為價值判斷標準批評中國的方法，也和他一直懷有對西方學者以“自由”和“民主”來批評中國的反感互相矛盾。近年來，對于黃仁宇的歷史理論，有一些批評逐漸浮出水面，在痛悼這個杰出學者辭世的同情過去之后，來自各個方面的反思，開始對他的理論有了更加公平和理性的認識，這是一個很大的學術話題，這里不能細說。

　　還是回到他的回憶錄吧。我總覺得理論矛盾恰恰透露著他的內(nèi)心沖突，在整個回憶錄中，我們看到他心里有一個與他休戚相關的活生生的中國，這個現(xiàn)實中國成為他討論歷史中國的背景，在他撰寫《中國并不神秘》時，“林彪已經(jīng)去世，文化大革命的瘋狂已經(jīng)平息”，因此他期待的是，“除非中國領導人致力于經(jīng)濟發(fā)展，否則中國不但無法抵抗來自蘇聯(lián)和日本的威脅，而且也無法面對南北韓和臺灣地區(qū)的壓力”（４５９頁）。而他的《萬歷十五年》的寫作，則意在指出“明末和毛統(tǒng)治下的混亂時期有許多共同點……都剛好用道德概念來取代法律，如果采用同樣的做法，中國等于回到從前，無法在數(shù)字上管理全國事務”（５４６頁）。他想告訴中國人“中國的問題根深蒂固，至少可以往前回溯四百年，法規(guī)太粗糙原始，限制太多，政府官員雖然宣傳大我精神，卻無法掩飾以下事實：他們的所作所為全是為了私人目標和私利，由于民法無法認可商業(yè)的信用，分工受到限制，貨幣交易也很有限，這些都導致中國的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緩慢，造成軍事積弱不振，文化呆滯不前”（５１８頁）。他說：“雖然我的書理論上是通史，但和當前時事密切相關”（４６０頁）。正是這種對現(xiàn)實的關心，使他的研究不能符合現(xiàn)代學術規(guī)則，他不可能退居書齋，也不可能純?nèi)怀�越，成為他自期的“客觀”，因為他還是有“中國情懷”。

　　為了這個中國情懷，他始終要為落后的中國尋找病源，而作為一個財政史專家，他熟悉的藥方，很遺憾卻只能來自惟一成功的西方現(xiàn)代，恰和舊時“藥方只販古時丹”這句著名詩句相反。這使得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評中國古代缺乏數(shù)字化和制度化，批評政府和官僚的文化象征色彩與道德主導傾向，因為這些原因，中國“ 無法積累資本持續(xù)成為趨勢，再加上機制的缺乏，是中國人生活水準低落的主要原因。官僚管理依賴文化凝聚力來維持政治穩(wěn)定，本身無法成為在本質(zhì)上擴展國家經(jīng)濟的工具”（４０４頁），他說，“缺乏實質(zhì)的中間階層向來是根本上的弱點，中國政府和國家的道德色彩、理想的正義、沉湎于偽裝等現(xiàn)象，都肇因于在數(shù)字上無法管理的局勢。如果沒有掌握這一點，我們也可能誤判中國近年來的發(fā)展”（４１４頁）。

　　如果僅僅是這樣，也許他和他的西方同行并不會構(gòu)成特別的矛盾。問題是，作為一個華裔學者，在感情上對這種以西方為惟一標準的現(xiàn)代性，似乎又難以全面擁抱和歡呼，特別是這種西方進步觀念越俎代庖，從歷史評價標準延伸為道德批判標準，對古代和近代中國橫加指責的時候，他就更難接受這種西方式的傲慢。在回憶錄里，他反駁美國學者對中國的批評，覺得他們只是站在西方自由民主的立場上，并不懂得對中國和亞洲的歷史有同情的理解，他說，在美國人那里，“中國必須被視為白雪公主或老巫婆”，不是歐洲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的中國優(yōu)秀道德文化楷模，就是現(xiàn)代西方眼中東方落后保守的象征，他們用自己的這把尺子對東方截長去短，期待亞洲和中國也按照西方模式變化，但是，“亞洲人口過剩，又背負沉重的文化傳統(tǒng)，妨礙上述條件（指經(jīng)濟發(fā)展的地理條件和修正過的凱恩斯經(jīng)濟制度）的運作，時至今日，并沒有證據(jù)顯示中國想抵抗杰弗遜揭橥的理念，但中國負擔不起美國經(jīng)濟特有的民主和自由”（５７３頁）。

　　麻煩就出在這里。

　　“夢魂不曾歸故土，黃河依舊繞青山”，這是無法解脫的糾纏。身在現(xiàn)代教育體制內(nèi)卻總是幻想超越教育體制的約束，人在異鄉(xiāng)生根卻心懷本國故土，黃仁宇在美國的現(xiàn)代學術制度中討生活，卻無法適應科學化制度化的研究，他研究的是古代中國，心里卻想的是現(xiàn)代中國，他強調(diào)現(xiàn)代數(shù)字化管理的必要性，又強調(diào)各個歷史長期的必然性，追求世界普遍性，認同文化本土性，好像一切都是矛盾。矛盾造成痛苦，痛苦難以釋懷，在他對自己一生的回憶里面，就總是回憶起論戰(zhàn)、表白、聲辯，這些形諸文字，便呈現(xiàn)了作者內(nèi)心的怨懟、憤懣、自負和得不到承認的焦慮和緊張。可是，他覺得這不是他私人的事情，他仍然希望把這些寫出來，為此，他請求妻子“犧牲一部分的隱私權(quán)”，讓他寫出來“以贏取肯定，不過不是為了他自己，而是為了他的愿望，為了特定的歷史史觀”（１２１頁），于是，便有了我們面前這部譯成中文達六百頁的回憶錄《黃河青山》。

　　《讀書》200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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