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的目的當然是為了創(chuàng)新。但是也有人說，所要繼承的東西(傳統(tǒng))還沒有研究清楚，哪里談得上創(chuàng)新?這當然也對，但是，傳統(tǒng)要到什么時候才能“研究清楚”?怎樣才算“研究清楚”?離開了今天的特殊語境，缺少了富于個性的、不同于以往任何時代的、全新的創(chuàng)意，浩如煙海的“傳統(tǒng)”又從哪里研究起?竊以為無論何時何地，創(chuàng)新都是第一義的，都是矛盾的主導方面；
更何況我們所面臨的這個世紀轉折時期，無論其深度、廣度，特別是對于人本身的身體和心靈的影響，都是前所未有的、都遠遠超出于過去任何一個世紀轉折時期!如果說上一個世紀末，尼采已經(jīng)喊出“重新估價一切”，那么，這一個世紀末顯然就不再只是“重新估價”的問題，而是要“重新創(chuàng)造一切”!每一個人都不可避免地、必須去迎接一個人類從未經(jīng)歷過的、過去的許多經(jīng)驗都已不再適用的嶄新的信息時代!

　　然而，我們對自己所處的這個信息時代實在是知之太少，甚至全然無知；
對于它所掀起的各方面極其深刻的變革，不是盲然，就是茫然!我們在自己熟悉的“學術界”，沿著過去的路，貿然前行!很久以來，我們總是在傳統(tǒng)文化和文化傳統(tǒng)之間轉來轉去，卻始終未能打開一片新的天地!這里原因自然很多，過于沉重的傳統(tǒng)負累是不是也是原因之一呢!

　　記得1978年，國門初開，錢鐘書先生在意大利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發(fā)表演講，他首先強調的就是要“對實證主義造反”!他說：“所謂實證主義就是煩瑣無謂的考據(jù)、盲目的材料崇拜”。他指出：“在解放前的中國，清代樸學的尚未消減的權威，配合了新從歐美進口的這種實證主義的聲勢，本地傳統(tǒng)和外來風氣一見如故，相得益彰，使‘文學研究’和‘考據(jù)’幾乎成為同義名詞，使‘考據(jù)’和‘科學方法’幾乎成為同義名詞�！彼�認為必須從這種實證主義的傳統(tǒng)中解脫出來，致力于理論的研究和創(chuàng)新。錢先生當然不是全盤否定實用主義和中國樸學的重大貢獻和在歷史上所曾起過的作用，但是，在當時的語境下，他更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國內學術研究界的癥結。錢鐘書先生被公認是20世紀對中西傳統(tǒng)知之最深、應用最好的頂尖學者之一。文化革命一結束，他最先考慮的就是摒棄某些阻礙學術發(fā)展的“傳統(tǒng)”，以促進理論的創(chuàng)新。

　　其實，就中國傳統(tǒng)而言，繼承和創(chuàng)新，從來就是以新為重�！疤煨薪�，君子以自強不息”、“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等等古訓所強調的，都不外乎一個“新”字。今天，在離新世紀還有數(shù)十天的時候，“繼承傳統(tǒng)，奮力創(chuàng)新”是我對中國學術界最深心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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