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的九月二十一日，即戊戌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發(fā)動宮廷政變，幽禁光緒皇帝于南海瀛臺，康有為等發(fā)起的維新變法宣告失敗。第三天的《紐約時報》，發(fā)表眾多有關中國的報道，最讓我感興趣的，是被列入要目的“中國選擇一個美國人丁韙良(W.A.P.Martin)博士作為新的帝國大學的校長”。這則報道的正題是《中國的帝國大學》，副題是《美國人丁韙良博士被任命為校長》，全文如下：

　　華盛頓9月22日電——國務院收到康格大使從北京發(fā)回的消息，丁韙良博士被任命為最近由朝廷創(chuàng)建的中國的帝國大學(Imperial University of China)的校長(president)。丁博士是美國公民，大約五十年前作為傳教士前往中國，此后在那個國家度過了大部分時間。他對那個民族及其語言、習俗、傳說等很有研究，據(jù)大使稱，丁被認為是無可匹敵的。他作為Peking University的校長將近三十年，而且著有許多關于中國與中國人的書籍。

　　大使補充道，這回博士的任命，含有中國的官階。朝廷將他的頂戴由藍色改為紅色，也就是說，從三品提為二品。最初，這一任命有相當大的反對意見，經(jīng)由李鴻章的努力，終于以任命兩個校長的方法獲得妥協(xié)。丁博士的同事許景澄，現(xiàn)為駐俄大使。選擇大約二十名教授(不包括五十名本地助教)的權力，全部掌握在丁博士手中。

　　這段報道基本屬實，可以上諭為證。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一八九八年八月九日)，皇上批復孫家鼐《奏籌辦大學堂大概情形折》：

　　至派充西學總教習丁韙良，據(jù)孫家鼐面奏請加鼓勵，著賞給二品頂戴，以示殊榮。

　　問題在于，總教習并非“校長”(president)，同文館也不是“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這兩點，都不是簡單的筆誤，而是源于整個文化觀念的差異。這一差異，既是當初合作的根基，也是最后不歡而散的緣由。

　　作為中國最早的官辦西式學堂，京師同文館成立于一八六二年。自一八六九年走馬上任，至一八九四年因病辭職，丁韙良(一八二七——一九一六)擔任同文館總教習達二十五年之久，可以說功過得失系于一身。考慮到同文館后來增設天文、算學、化學、國際公法、格致等課程，盡管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仍只是通譯而非洋務專才，丁韙良還是將校名的英譯，從School of Languages改為Peking College。如光緒十三年刊行的《同文館題名錄》英文本，便有“舊同文館或語言學�！迸c“新同文館或北京學院”之分(Calendar of the Tungwen College，Microfilm made by Columbia Universi－ty)。到了《紐約時報》，為了炫耀美國人對中國高等教育的主導作用，語言學校性質(zhì)的同文館，搖身一變，又升格為大學(University)。

　　別以為譯名的改變無關緊要，其時列強在中國的勢力范圍，美國尚處劣勢。由丁韙良來執(zhí)掌“中國的最高學府”，對于美國人來說，是個值得慶賀的好消息。單看上述《紐約時報》的“搶先”報道，便可明白其關注的重心——須知那時變法已經(jīng)失敗，大學堂能否正式開辦，尚在未知之數(shù)。

　　除了“學�！备摹皩W院”，“學院”改“大學”，丁韙良的誤譯更嚴重的，便是將教務長性質(zhì)的“總教習”，徑說成是一“�！敝�“長”(president)。可是，不管是當初清廷的官方文件，還是日后中國學者的著述，提及歷任京師大學堂的主持人，從未出現(xiàn)過丁韙良的名字。

　　只是在談及大學堂的創(chuàng)辦經(jīng)過時，丁博士方才有機會露臉。如三十年代校方出版物中常見的《國立北京大學校史略》，以及一九四八年的《國立北京大學建校五十周年大事年表》，均如此陳述：“派吏部尚書孫家鼐為管學大臣，余誠格為總辦，許景澄為總教習，美教士丁韙良為西總教習，朱祖謀、李家駒為提調(diào)�！痹诖藬⑹驴蚣苤�，丁韙良的地位及作用均不太顯赫。不過，倘若由此認定丁博士“存心作偽”、“欺世盜名”，那又過于冤枉。

　　因為，大學堂之不同于國子監(jiān)或傳統(tǒng)書院，就在于其以西學為重心；
管學大臣孫家鼐對此一竅不通，略有所聞的許景澄出使未歸，大學堂開辦之初，從確定教材、遴選教員到日常教務，確實全由丁博士說了算。如此“大權獨攬”的“西學總教習”，在丁韙良看來，便是一“校”之“長”無疑。

　　中國人卻不這么看，因其事關教育主權，并非只是個人意氣之爭。正如《紐約時報》的報道所說的，丁博士的任命阻力很大。反對意見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丁此前主持同文館教務成績不佳，一是由傳教士執(zhí)掌中國最高學府有失體面。考慮到上述意見，孫家鼐的《奏覆籌辦大學堂情形折》在提議增設西總教習的同時，強調(diào)此職待遇從優(yōu)，權力有限：“臣擬用丁韙良為總教習，專理西學，仍與訂明權限，其非所應辦之事概不與聞。”皇上恩準賞給沒有實際意義的“二品頂戴”，自是待遇從優(yōu)的具體體現(xiàn)；
至于將其權力限制在“專理西學”上，則沒能真正實現(xiàn)。

　　有趣的是，首先對皇上的這一任命公開提出批評的，不是中國的士大夫，而是意大利駐華大使——而且是以外交照會的方式！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一，“義國薩署大臣”照會中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義國原屬近世學文之興起之國。萬國內(nèi)法、天文、格致等類，均系義人開創(chuàng)。華人非不知其事。古時聘用出名義師如利瑪竇等人，勉力大利于中國興起學問，而不知此事者，便為老年傳教，并無學問之人，實未得歐洲開教之據(jù)。此人前次誤派同文館，因其無能，則同文館創(chuàng)設多年，至今并無成效之勢。茲又聞此人管理新設大學堂�！�…(貴大臣)竟倚仗在先之管理同文館者，甚懼將來仍系絕無成效�？偸鹨呀铀�館照會，便可知悉。北京洋人無不甚詫，因何中國專派斯人管理大學堂。其人雖莊嚴恭敬，而實無一能，何能管理大皇帝專心關系之事？

　　如此為“中國大皇帝”著想，并義正詞嚴地譴責“管理大學堂”的丁韙良，其實是為了強調(diào)“華士學習西洋學課，今切不可廢置義文、免用義國教習”。幾乎與此同時，“德國海使”也提出照會，對大學堂之擬設英文分教習十二人，德文分教習一人大表憤慨。強調(diào)“天下各國學校，德國為首，他國不能并論”，結論是，若需教習十五人，則五大國平分，不得“揚此抑彼”。顯然，各國大使都將大學堂的創(chuàng)辦，作為擴大本國影響并謀取經(jīng)濟利益的大好機遇。如此思路，方才能理解美國大使為何格外看重丁韙良的任命，迫不及待地通報國內(nèi)，并強調(diào)聘任外籍教員的權力“全部掌握在丁博士手中”。

　　只考慮“利益均分”，而不顧及中國人的實際需要，這種無理的要求，理所當然地被管學大臣孫家鼐拒絕：“查中國開設大學堂，乃中國內(nèi)政，與通商事體不同，豈能比較一律。

　　德國、意國大臣，似不應干涉�！睂O大臣果斷拒絕了意、德等國大使的無理要求，可沒有回答丁韙良是否總教習的最佳人選的質(zhì)疑。而這，并非“毋庸置疑”。

　　此前，中國士大夫?qū)ν�文館的教學多有非議，若李端、孫家鼐、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之倡辦大學堂，直接針對的，正是同文館之“斤斤于文字語言，充其量不過得數(shù)十翻譯人才而已”。御史陳其璋的《請整頓同文館疏》(一八九六)說得更刻�。�

　　伏思都中同文館，為講求西學而設，學生不下百余人，歲費亦需巨萬兩，而所學者只算術、天文及各國語言文字。在外洋只稱為小中學塾，不得稱為大學堂。且自始至終，雖亦逐漸加巧，仍屬有名無實。門類不分，精粗不辨，欲不為外洋所竊笑也難矣！

　　此疏一筆抹殺同文館成長之艱難歷程，未必公允(容日后分辯)；
這里關注的是，同文館辦學的不太成功，為何沒有成為丁韙良晉升的障礙？大學堂難道找不出更合適的人選？

　　《大學堂章程》原定選擇“學貫中西”的“中國通人”為總教習，以便一改同文館“以西人為總教習”故“中學不免偏枯”的弊病。可主其事者囿于學術視野及自身利益，不愿啟用本國人才。至于遠聘西國之碩學大儒，所需甚巨，非朝廷所愿意且能夠承擔。于是，只好改為就近聘請“價廉物美”的在華傳教士。從這個角度考慮，“曾在總理衙門充總教習多年”的丁韙良，確實是“最佳人選”�；�于各方壓力，大學堂不能不辦；
可朝廷并沒準備為辦大事而花大錢，孫大臣也就只好“量力而行”了。此中苦衷，不便明言，但在孫家鼐籌辦大學堂的若干奏折中，其實有所暗示。

　　這本是清末民初所有新式學堂所面臨的共同難題。不管是京城還是各省，籌建新式學堂，“若延聘西人，則必須籌有巨金”，而這幾乎是不可能的。變通的辦法有二，一是延請在華傳教士，經(jīng)費大概只需前者的十分之一；
一是改聘“風氣儉樸”故索價較低的日本教習。如此興學，雖屬“窮家辦法”，但切實可行(參見《吳汝綸尺牘》)。

　　京師大學堂的西學教習，先請傳教士，后改日本人，正是取其相對來說“所費無多”。

　　至于中國人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大學”(University)，為何剛剛起步，忽又臨陣易將，由傳教士改為日本人，這只能到庚子事變的歷史體驗中尋找答案。

　　丁韙良之出任大學堂總教習，是否稱職，其實不得而知。原因有二，一是大學堂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方才正式開學，一九○○年七月一日管學大臣許景澄便以“京城地面不靖，住堂學生均告假四散”為由，請求皇上“將大學堂暫行裁撤”。此前，義和拳已在京城四處燒殺劫掠，大學堂危在旦夕，丁韙良也早已逃進使館并拿起了武器。也就是說，戊戌年間的大學堂，只存在一年半，根本無法判斷主事者的功過得失。二是大學堂創(chuàng)辦之初的檔案資料，絕大部分毀于庚子戰(zhàn)火。至于大學堂之房屋被毀，書籍儀器一概無存，罪魁禍首到底是俄兵德兵，還是拳民董軍，盡可不必深究。因為，就像張百熙《奏籌辦京師大學堂情形疏》所說的，“大學堂去歲先被土匪，后住洋兵”，誰的破壞更徹底，實在說不清。

　　值得關注的是，庚子事變中，大學堂的命運格外坎坷。大學堂代表著“新政”與“洋務”，在高舉“扶清滅洋”大旗的義和團眼中，自是“漢奸”無疑。義和拳之仇洋，除了燒毀教堂，“以電報鐵路等，與洋人聲氣相通，則亦毀之”(柴萼《庚子紀事》)；
“凡家藏洋書洋圖皆號二毛子，捕得必殺之”(羅淳《庚子國變記》)。佐原篤介、漚隱同輯的《拳匪紀事》，記錄下這么一件“小事”：“曾有學生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枝、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并下，皆死非命�！边@里所說的“學生”，當然是指西式學堂的“洋學生”。據(jù)說，此前剛毅已有“學堂皆養(yǎng)漢奸之地”(《清議報》二十六冊，一八九九年九月)的妙語，與拳民的想法正合拍。而當年設在京師的“大學堂”，兼管全國的新式教育，其在拳民心目中的形象，可想而知。庚子年四月，京城尚未大亂，已經(jīng)四處出現(xiàn)義和團的揭帖，其中有曰：“二十九日，將拆毀同文館、大學堂等，所有師徒，均不饒放�！�(佐原篤介、漚隱同輯《拳匪紀事》)拆毀大學堂的號召，并沒有真正落實；
但雙方之勢不兩立，卻躍然紙上。在整個事變的過程中，大學堂的有關人士，確實旗幟鮮明地主張鎮(zhèn)壓“拳匪”，保護使館，并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不管由誰來撰寫北大校史，大概都不會漏了這一筆：“景澄以極諫清廷勿信拳眾遭冤殺”(《國立北京大學建校五十周年大事年表》)。管學大臣許景澄于狂瀾既倒之際，知不可而為之，以忠義殉國，成了眾多文學作品大力表彰的對象(參閱阿英所編《庚子事變文學集》)。日后被馬寅初概括為“雖斧鎖加身毫無顧忌之精神”的“北大主義”(參見馬氏《北大之精神》)，在這里，其實已露端倪。

　　依據(jù)歷史文獻，庚子事變中“極諫清廷勿信拳眾”的，主要是太常寺卿袁昶。許、袁被冤殺后，出現(xiàn)在文學作品中的形象，反而是兼任管學大臣的許景澄更有光彩。二者都是一身凜然正氣，刑場上怒斥奸臣，可許大臣還有精彩的兩筆。一是在決定國家命運的御前會議上，許、袁慷慨陳奏，大后冥頑不化，眼看大禍臨頭而又無能為力，“帝持許景澄手而位曰：”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何？…（羅淳晶《庚子國變記》、連夢青《鄰女語》）另一筆則是，許大臣就義前，從容交代其經(jīng)手的大學堂款項及有關文件，說是“不可便宜了外人”(林紓《劍腥錄》、羅停觸《拳變余聞》、連夢青《鄰女語》)。

　　幾乎所有作品，都強調(diào)許、袁二公之“通曉洋務”，以及被反對者以“漢奸”的罪名誣殺。

　　大學堂的“洋務”性質(zhì)，與義和團的“滅洋”宗旨嚴重對立，以至時人將前者之被迫裁撤，作為庚子事變中的標志性事件來吟詠。復依氏、杞廬氏的《都門紀變百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有一首專詠大學堂在事變中的命運：“宏規(guī)大起育英才，學貫中西馬帳開。笳吹一聲弦誦歇，諸生云散講堂裁�！痹姾蟮募o事文字，交代了大學堂裁撤的原因，與史書的記載相吻合：“京師大學堂經(jīng)營三載，規(guī)模初具，經(jīng)費若干萬，均存道勝銀行。自該行被毀，此化為烏有。

　　管學堂大臣遂有裁撤學堂之請�！�

　　外有拆毀同文館、大學堂的呼聲，內(nèi)有誅殺“洋務”背景大臣的舉措，如此里應外合，代表“新政”的大學堂之命運，自是岌岌可危。當初義和團射入西什庫教堂敦勸教民投降的書信，竟然有“袁昶、許景澄皆已被殺，汝等外援已絕”的說法，可見“通曉洋務”

　　即等于“里通外國”，此等觀念早已深入人心。

　　那么，“圍城”中的洋大人，對于許、袁之死，又該做何感想？剛好前后兩任西學教習，美國的丁韙良與日本的服部宇之吉，其時都被困使館，且都有專門著述傳世，不妨略加比較。在《北京之圍》中，丁博士也曾提及慈禧太后下令處死“總理衙門的四位大臣”：

　　我們將他們作為朋友來哀悼，因他們傾盡全力施加影響，以使情況對我們有利。我對此確信不疑，因其中一位乃管學大臣，他也是我們這所新大學的主管。另外兩位是同文館的總管大臣，那是一所我曾長期擔任校長、而且必須給予最高評價的外交學校。他們中的

　　一位，還將三個兒子送到這所新設立的大學接受我的教誨。其時作為文部省留學生來華的東京大學助教授服部宇之吉，兩年后京師大學堂重辦時，被聘為西學教習，實際上接替了丁韙良的位子，只是沒有總攬全局的權力與義務。在其《北京被圍日記》中，同樣述及許、袁二大臣的被害，但語氣更加誠懇：

　　許君曾出任駐俄、德兩國公使，多少通曉外國事務，現(xiàn)為主持京師大學堂的管學大臣，并兼總管鐵路大臣，屬于開明派。袁則以學問廣博著稱，同時極為留心時務。此次開戰(zhàn)以來，二君忠言直諫，大大激怒了守舊派，被以讒言加害，實在不可思議。我與二人均相識，特別是與袁有數(shù)次學問上的交往，故深感痛惜。

　　兩相比較，我更喜歡服部先生的敘述。丁博士的敘述沒有多少真情實感，更像是為了炫耀自己，而不是哀悼友人。這與事變中和事變后丁韙良的格外活躍，以及到處演講時口氣之惡毒與傲慢，大致吻合。

　　解圍之后，丁韙良轉(zhuǎn)道上�；貒�，在隨后出版的《北京之圍》中，有一張很有名的照片，下面的說明文字是：“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著圍城裝束的丁韙良博士到達紐約”。

　　書中對此精心制作的“造型”，有十分精彩的發(fā)揮，故常被中外學者引述。這是一個很能體現(xiàn)主人立場及趣味的小場景：有人詢問胸前挎槍的丁博士，何處打獵去？答曰“亞洲”；
又問，何種獵物？答曰“老虎”。事后想想，答以“鬣狗”(Hyenas)，似乎更合適些。如此充滿種族歧視的“幽默”，出自在中國傳教已達半個世紀的丁韙良博士之口，實在令人失望。

　　《北京之圍》以及第二年出版的《中國的學問》，雖無處不流露作者的“傲慢與偏見”

　　，今日讀來，感覺很不舒服，但其保存若干照片，卻“功不可沒”。出任大學堂的西學總教習，畢竟是丁韙良事業(yè)的頂峰，除了在著作的封面或扉頁題上“校長”字樣外，還在書中穿插若干北京生活的照片。因有關戊戌年間的大學堂的資料極端匱乏，這些丁氏用以自我表彰的照片，也都顯得彌足珍貴。如第一種所收大學堂外籍教員的合影，右數(shù)第二位即庚子亂中被害之英文洋教習秀耀春(F.H.James)；
收入第二書的題名“丁韙良校長與中國的帝國大學教職員”的照片，是我所見到的唯一的戊戌年間大學堂教員合影。

　　可惜好景不長，當《中國之覺醒》出版時，扉頁上的署名，“校長”前多了一個“前”

　　字。一九○二年，張百熙奉命恢復了停辦兩年的大學堂。頗具雄心壯志的張大臣，上任不久，便辭退了那位“自以為是”的“校長”，連帶其聘請的西文教習。因合同期未滿，解聘頗費周折，經(jīng)與美國大使交涉良久，終以賠償十八個月薪水的辦法了結。寧愿賠償，也要辭退，如此處置，正好說明“經(jīng)費緊張”并非改聘日本教習的主要理由。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張大臣“虎口拔牙”，在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簽訂后，還敢辭退丁韙良等洋教習？胡光漉所著《影響中國現(xiàn)代化的一百洋客》，給的答案是“政治迫害”。胡氏稱，庚子事變中，丁韙良提倡放逐慈禧，瓜分中國，得罪了清廷，因而丟了“校長”的職位：“(丁)仗義執(zhí)言無諱，不計己身安危，以致亂平后，難復教職，隱居北京，傳教以終，氣節(jié)凜然，令人惋惜�！比绱税龘P丁韙良在庚子事變中的作用，將其殖民色彩十分明顯的“以華制華”方案，稱為“仗義執(zhí)言”，實在有點離譜。而當年在華的洋人，幾乎異口同聲地譴責慈禧，并紛紛出謀劃策“如何處置中國”，清廷根本無力追查，更不要說加以懲罰。想象驚魂未定的慈禧太后，還敢對洋人“秋后算帳”，未免高估了其“政治立場”及“原則性”。當務之急是坐穩(wěn)江山，至于丁韙良等的“不良言論”，根本就沒必要入耳。

　　丁韙良之被解聘，涉及大的政治環(huán)境，也與其個人性格有關。長期擔任同文館總教習，丁博士養(yǎng)成了蔑視中國同事乃至上司而獨斷專行的作風。出任大學堂西學總教習后，丁氏一如既往地獨攬大權。據(jù)羅淳的《京師大學堂成立記》，大學堂創(chuàng)辦之初，“實權皆在丁韙良，科學課程，管學不能過問”。張百熙不同于孫家鼐，不愿只是掛名“管學”，而是希望有所作為，這就決定了其不能容忍丁之跋扈。

　　上任不久，張大臣制定《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不只在課程設置上大為改觀，而且明文規(guī)定：管學大臣“主持全學，統(tǒng)屬各員”；
負責“一切教育事宜”的總教習，由國人擔任。至于各外國教習之“教課勤懶”，均由總教習“按照章程嚴密稽察”。此后聘請的日本教習服部宇之吉等，確實只管具體課程的教學，不再涉足大學的管理。可以這么說，自此之后，中國官方所辦大學，方才真正由國人執(zhí)掌。

　　在《中國之覺醒》中，丁韙良曾論及傳教士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影響，并舉出福開森(J.C.Ferguson)博士之主持上海南洋公學，赫士(W.M.Hayes)博士之受命創(chuàng)辦山東大學堂，當然，高潮是丁氏自己于主持京師同文館二十五年后，成為新建的“帝國大學的校長”。如果再添上此前美國傳教士丁家立(C.D.Tenney)之被聘為天津中西學堂第一任總教習，此后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之執(zhí)掌山西大學堂西學專齋，早期中國官辦的高等教育，其主導權實際上幾乎都掌握在傳教士手中。

　　將洋教習在中國官辦大學中的作用，由“執(zhí)掌”降為“雇員”，這與庚子事變后國人對于傳教士的警覺有關。庚子事變后，傳教士利用勒索到的賠款，恢復并新辦了許多教會學校，到一九一四年，全國共有教會學校一萬二千所，在校學生二十五萬人，與中國官立學校及學生的比例，分別是一比五，一比六(參見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借助于戰(zhàn)勝國的威懾力量，教會學校凱歌高奏，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可另一方面，官方及民間對教會學校的不滿情緒也在醞釀，只不過大都“敢怒而不敢言”。限于條約的規(guī)定，中國政府無權限制教會學校的發(fā)展；
可官辦學校如何規(guī)劃，總不該還是傳教士在指手畫腳？一九○二年山西巡撫岑春煊就對李提摩太利用賠款籌辦山西大學堂的方案頗為擔心：“訂課程，聘教習，選學生，均由彼主政，未免侵我教育之權�！�

　　就像杰西·格·盧茨所說的，晚清的中國人，普遍期待輸入西方的科學技術，但不準備接受西方的基督教；
即便是主張變革的新學之士，也對傳教士在中國教育舞臺上的過分活躍表示不滿，因其“感到中國的主權受到了侵犯”(《中國教會大學史》，浙江教育出版社版)。丁韙良戊戌年間之出任大學堂西學總教習，以及庚子事變后的被解聘，戲劇性地凸顯了傳教士在中國教育舞臺上迅速逆轉(zhuǎn)的命運。

　　傳教士與中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糾葛極為復雜，很難一言以蔽之。既以傳教為主要目的，又促進了中國教育的現(xiàn)代化；
既對傳統(tǒng)陳腐的教育體制造成致命的打擊，又以其“傲慢與偏見”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的自尊心。當初林樂知(Y.J.Allen)在《治安新策》中提出請英美等國的學部大臣來華兼管中國教育，李提摩太在《新政策》中主張由德國傳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和美國傳教士丁韙良主管中國的學部，也許真的是出于好心，或者說，“恨鐵不成鋼”�？扇绱吮硎�，對于一個有悠久歷史的泱泱大國的國民來說，感覺必定是“未免欺人太甚”。慈禧的宣戰(zhàn)詔書中，有一句話值得史家關注：“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理橫行，專恃兵堅器利�！绷x和團之“仇外”，使本就多災多難的中國雪上加霜——單是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戰(zhàn)爭賠款(相當于清朝五年財政收入的總和)，便使得中國的現(xiàn)代化事業(yè)嚴重倒退�？墒廊嗽谧l責義和團之“狂熱”、“野蠻”、“愚昧”時，不該忘了晚清“仇外”思潮的形成以及迅速蔓延，有其深厚的心理基礎，那便是此前列強的掠奪與傳教士的驕橫。

　　庚子戰(zhàn)敗后，一般民眾多由盲目仇外，一轉(zhuǎn)而為盲目媚外。可清醒的士大夫，卻對列強、尤其是傳教士抱有明顯的戒心。丁韙良的被解聘，正是這種日漸升溫的民族主義思潮在教育界的反映。也可以說，此舉代表著傳教士主導中國的“現(xiàn)代高等教育”的時代的結束。

　　戊寅年正月初二鞭炮聲中于京北西三旗

　　原載：《讀書》2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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