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界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研究始自一九五○年代。在此之前,雖然已經(jīng)有學者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做出介紹與翻譯,但并未形成氣候。五十年代中期,旅美的夏志清教授和捷克的普實克(Jaruslav Pr •uíek) 教授分別對晚清、五四和以后的文學,展開宏觀研究。這兩位學者理念背景有異,學術立場不同,他們所發(fā)展出的文學史觀因此形成精彩對話。

　　夏志清承襲了英美人文主義的“大傳統(tǒng)”( Great Tradition ) , 以新批評( New Criticism) 的方法細讀文本,強調(diào)文學的審美意識和人生觀照,他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61) 堪稱是歐美現(xiàn)代中國文學研究的開山之作,至今仍為典范。普實克則取法歐洲自由派馬克思主義和布拉格形式主義( Prague Formalism) ,以革命歷史動力和“形式”的實踐作為研究重點。一九六三年,夏志清和普實克在法國漢學雜志《通報》( T’ungOpao) 展開筆戰(zhàn), 就文學史意識, 文學創(chuàng)作的現(xiàn)代性意義,文學批評的功能各抒己見。這次論戰(zhàn)雖不乏火藥味,但兩者擇善固執(zhí)的立場和條理分明的論證,為現(xiàn)代中國文學研究樹立了良好典范。

　　他們筆鋒所及,二十世紀文學文化史的諸多議題紛紛浮出地表,成為日后學者持續(xù)鉆研的對象。像夏志清對現(xiàn)代文學“感時憂國”(Obsession wit h China) 精神的探討,普實克對現(xiàn)代文學“抒情性”和“史詩性”的辯證( the Lyrical and t he Epic) ,影響至今仍然可見。

　　夏志清和普實克分據(jù)歐美學術重鎮(zhèn),他們的學生門人各自形成派別,論述不斷,這樣的大家風范,如今已經(jīng)難再得見。繼兩人之后,一九六八年夏濟安———夏志清的哥哥———的遺作《黑暗的閘門》( The Gate of Darkness) 出版。此書論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左翼作家的美學和文化政治,從魯迅到蔣光慈再到延安文藝。夏的政治立場毋庸諱言,但他的專書有同情的理解,也有練達的批判,首開英語世界對左翼文學研究先河。夏并不刻意標榜理論方法,但他的問題意識和分析能力,遠遠超過日后許多惟西學是尚的海外左翼學者。

　　一九七三年,李歐梵推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浪漫一代》(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詳盡介紹五四之后一輩浪漫文人的行止文章。李在臺灣大學時師承夏濟安,與夏志清的關系也極為密切,而在哈佛大學時,他又有緣受教于普實克,以一人兼得歐美現(xiàn)代中國文學研究三大巨擘的真?zhèn)?李歐梵所代表的意義不在話下。在他的專著中,李結合傳記研究,文化史,以及文本細讀的方法,縱論林紓、蘇曼殊以迄蕭紅、蕭軍諸人的文采風流,為彼時仍嫌單調(diào)的文學史論提供極具思辨意義的層面。

　　從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歐美學界也出現(xiàn)一系列以作家為重點的專論,觸及名家包括巴金(Olga Lang) , 錢鐘書( Theodore Huters〔胡志德〕) ,戴望舒( Gregory Lee) ,丁玲( IOt si Mei Fewerwerker〔梅儀慈〕) ,老舍(Ranbir Vohra) ,茅盾(Márian Gálik〔高立克〕) ,卞之琳(Lloyd Haf t ) ,沈從文(Jeffrey Kinkley〔金介甫〕) ,蕭紅( Howard Goldblatt〔葛浩文〕) ,周作人(David Pollard) 等。這一研究方式在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以兩本關于魯迅的專著出版———作者分別為萊爾(William Lyell) 和李歐梵———達到高潮。與此同時,更有學者從事不同文類、現(xiàn)象、運動

　　的研究,而且眼光擴及到十九世紀末。像是奚密對中國新詩詩學的再研究,西馬諾夫(V.I. Semanov) 和米蓮娜(MilenáDelezelová) 對晚清小說及其繼承者的研究, 林培瑞( PerryLink) 和柳存仁(Liu Ts’unOyan) 對鴛鴦蝴蝶派和民國通俗小說文化的研究,韓南( Patrick Hanan) 和吳茂生(Ng Mau Osang) 對現(xiàn)代中國文學和俄國文學間的影響研究, 耿德華(Edward Gunn) 對抗戰(zhàn)時期淪陷區(qū)“生不逢辰的繆斯”的研究,瓦格納(Rudolf Wagner) ,福克馬(Douwe Fokkema) , 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 ,谷梅(Merle Goldman) 和夏志清等對中國左翼文學、文化、政治的研究等。而面對“文革”之后大陸文學的重新出發(fā),杜邁可(Michael Duke) 和金介甫(Jeffrey Kinkley) 等人的專論也展開初步的觀察。

　　時至九十年代,西方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顯現(xiàn)巨大變化,至少可以從三個方向說明。

　　第一“, 理論熱”成為治學的一大標記。七十年代以來各種文學批評方法在歐美學院人文領域輪番登場,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年輕學者也群起效尤。對理論的關注當然說明學者磨練批評工具,以便更深入探討學術問題的用心———因此產(chǎn)生的史觀和詮釋也的確令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這一現(xiàn)象也顯示東亞研究學者不甘,也不能,自外于學院新潮理論所代表的“象征資本”交易。這是大勢所趨,而國際學術對話下的利益效應一樣不能小覷。

　　周蕾(Rey Chow) 一九九○年出版的《婦女與中國現(xiàn)代性》(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因此有相當象征意義。此書對現(xiàn)有批評典范的反駁,對女性主義、心理分析、后殖民批判,以及廣義左翼思潮的兼容并蓄,在在樹立一種不同以往的論述風格,也引起中國研究以外的學者的注意。同在一九九○年旅美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在杜克大學召開首屆會議,議題為“政治,意識形態(tài),中國文學:理論干預和文化批判”( Politics , Ideology ,and Chinese Literature : Theoretical Intervention and Cultural Critique) 適足以宣告理論時代的自我期許。以后十年,西方現(xiàn)代中國文學學界將不斷看到各種“干預”和“批判”的嘗試。

　　面對現(xiàn)代中國文學研究又一次的理論轉(zhuǎn)向,我們應該樂觀其成,但也必須保持自覺。我強調(diào)所有重要的學術貢獻,不分新舊,如果沒有理論架構的支撐,不足以成其大。而學術思潮和方法的轉(zhuǎn)換,也必須訴諸理論的辯難和思維的刺激才能夠推陳出新。也正因為如此,我以為盡管九十年代以來西方中國現(xiàn)代文學界眾聲喧嘩,挾洋以自重者多,獨有見地者少。從后殖民到后現(xiàn)代,從新馬克思主義到新帝國批判,從性別心理國族主體到言說“他者”,海外學者多半追隨西方當紅論述,并迅速轉(zhuǎn)嫁到中國領域。上焉者一秉“拿來主義”策略,希望產(chǎn)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顛覆效應,下焉者則是人云亦云,而且游走海內(nèi)海外,一魚兩吃。究其極,理論干預成了理論買辦,文化批判無非也就是文化拼盤。如此的西學中用在一個號稱中國可以說不的時代,毋寧充滿反諷。

　　我必須再次強調(diào),這樣的觀察不是對理論的否定,而恰恰處于對理論的熱烈期望;不僅是對學界同僚的觀察,也是反求諸己的省思。畢竟理論和批評的第一課就是打破我執(zhí),活絡對話,開拓辯論空間,而且與時俱進。

　　其次,九十年代以來的現(xiàn)代中國文學研究早已經(jīng)離開傳統(tǒng)文本定義,成為多元、跨科技的操作。已有的成績至少包括電影(張英進,張真,傅葆石) ,流行歌曲(Andrew Jones) ,思想史和政治文化( Kirk Denton) ,歷史和創(chuàng)傷(Yomi Braester〔柏佑銘〕) ,馬克思和毛澤東美學(劉康,王斑) ,后社會主義(張旭東) ,“跨語際實踐”(劉禾) ,語言風格研究( Edward Gunn〔耿德華〕) , 文化生產(chǎn)(Michel Hockx〔賀麥曉〕) ,大眾文化和政治(王瑾) ,性別研究(鐘雪萍) ,城市研究(李歐梵) ,鴛鴦蝴蝶和通俗文學(陳建華) ,后殖民研究(周蕾) ,異議政治(林培瑞) ,文化人類學研究(樂剛) ,情感的社會和文化史研究(劉劍梅,李海燕) 等。與此相應的是文化研究的大行其道,試圖綜合不同人文社會學科的方法,對中國社會文化轉(zhuǎn)型,做出全面觀察。在所有這些議題中,以電影或廣義的視覺研究所收到的注目為最。相對于以往以文本、文類、作家,時代是尚的研究方向,這些琳瑯滿目的議題無疑為現(xiàn)代中國文學研究領域注入了源頭活水。畢竟“文學”作為一種學科研究的對象始自二十世紀初期,是一項現(xiàn)代“發(fā)明”,它的定義和范疇的轉(zhuǎn)換因此無可厚非。但換個角度來看,所謂的文化研究也不無歷史因緣。在很多方面,它讓我們想起半個世紀以前夏氏昆仲和普實克等人自不同角度對文學與文化、文化與社會互動關系的強調(diào)。風水輪流轉(zhuǎn),經(jīng)過了新批評、形式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以語言為基準的理論世代,新一輩的批評者轉(zhuǎn)而注意文學和文化的外沿關系。比如性別、族裔、主體、情感、日常生活、離散、國族、主權、霸權、帝國等等話題,又成為津津樂道的話題。一九九八年美國的《現(xiàn)代中國文學研究》雜志(Modern Chinese Literat ure) 改名為《現(xiàn)代中國文學和文化研究》雜志,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也說明了這一新的取向。

　　這樣百花齊放的研究方向來自一個跨領域研究的理想。越界、旅行、跨國(cosmopolitanism) 等政治/ 文化地理的觀念因此得以落實在學科的合縱聯(lián)合上�？珙I域研究的優(yōu)點不言自明,它能活絡各行間的對話,也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所謂“再現(xiàn)”和“代表”( representation) 的政治。所謂的“再現(xiàn)”和“代表”,指的不只是藝術媒介對事物的詮釋和呈現(xiàn),也是經(jīng)由藝術媒介對身份、學科、社團、方法,立場呈現(xiàn)的認同( identification) 和否認( disavowal) 的機制。識者已經(jīng)指出,跨領域的文學文化研究所帶來的“再現(xiàn)”辯證,每有操之過急之虞。在批判、抹銷已有的文學研究領域、身份、方法、立場的同時,部分研究者未必能夠充分掌握其他學科的脈絡章法。研究所得或是浮光掠影,或是眼高手低。當人人都自認占據(jù)邊緣,或隨時準備跨越活動,非但不能“呈現(xiàn)”或“再現(xiàn)”議題的復雜性,也更失去了代表或批判某一領域的辨證力。

　　西方現(xiàn)代中國文學研究的第三個方向可以見諸對有關歷史論述的重新審視。以往文學史研究強調(diào)經(jīng)典大師的貢獻,一以貫之的時間流程,歷史事件和文學表征的相互對照,所謂的“大敘述”(master narrative) 于焉形成。上個世紀末以來的文學史研究則對這一“大敘述”的權威性提出質(zhì)疑。除了當下政治因素使然外,在理論方面,后現(xiàn)代的諸多歷史觀———從�？�(Michel Foucault ) 的譜系學(genealogy) 到德理達(Jacques Derrida) 的解構說,再到懷特( Hayden White) 等人的后設歷史(metahistory) ,新歷史主義,以及新馬克思主義學者杰姆遜( Fredric J ameson) 的“永遠歷史化!”( Always historicize !) 的呼吁———都生深遠影響。在中國語境內(nèi),八十年代末以來“重寫文學史”的號召,對毛文體的批判,還有以海外為視野的離散、邊緣史觀,尤其落實了理論的地緣意義。

據(jù)此,我們看到對胡風、路翎的重新定位( Kirk Denton ,舒允中) ,對寫實現(xiàn)實主義的再批判(Marston Anderson〔安敏成〕, 王德威) ,臺灣和香港的文學史意義(張誦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Akbar Abbas) ,晚清文學現(xiàn)代性的省思(王德威, Theodore Huters) , 被忽略的文類如散文,報道文學的探討(Charles Laughlin〔羅福林〕) ,還有“上海摩登”的再發(fā)現(xiàn)(李歐梵,史書美) ,不一而足。

　　現(xiàn)代中國文學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對“現(xiàn)代性”的探討。有關現(xiàn)代性的論述,由最基本的創(chuàng)新欲望到烏托邦(或是誤托邦) 想象,所在多有,不須在此重復。但在層出不窮的論述之余,我們對現(xiàn)代性的對立面———歷史性———的辨證,仍顯不足�！皻v史”在文學批評語境里永遠是個大字,但過去二十年來有關歷史性的討論,或被后現(xiàn)代論說解構成不可承受之輕,或被左翼論述持續(xù)包裝成最后的天啟圣寵,以致不能有更具創(chuàng)意的發(fā)現(xiàn)。

　　歷史性不只是指過往經(jīng)驗、意識的累積,也指的是時間和場域,記憶和遺忘,官能和知識,權力和敘述種種資源的排比可能。目前學界強調(diào)歷史的多元歧義現(xiàn)象,多有共識。

　　相對以往的意識形態(tài)掛帥的一家之言,這無疑是一大躍進。但這所謂的多元歧義,一樣可能是空洞的指涉,有待填充。所以這應該是問題的起點,而非結論。海外現(xiàn)代文學學者在借鏡福柯的譜系學考古學、巴赫金(M.M. Bakhtin ) 的眾聲喧嘩論, 或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的寓言觀末世論等西學,不落人后,但對二十世紀章太炎既國故又革命,既虛無又超越的史論,或是陳寅恪龐大的歷史隱喻符號體系,王國維憂郁的文化遺民詩學,并沒有投注相等心力。而當學者自命后殖民研究、帝國批判的先鋒時,又有多少時候不自覺地重復了半個世紀以前反帝、反殖民的老牌姿態(tài)呢? 就理論發(fā)展而言,這仍然是不平等的現(xiàn)象。

　　在目前快速交匯的學術領域里,我們不必斤斤計較各種理論的國籍身份,但既然奉中國之名,身在海外的學者就不能妄自菲薄,僅僅甘于“西學東漸”的代理人。正因為現(xiàn)代的觀念來自于對歷史的激烈對話,“現(xiàn)代性的歷史性”反而成為任何從事現(xiàn)代研究者最嚴肅的功課。歸根究底,既然討論“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性或后現(xiàn)代性,我們就必須有信心叩問在什么意義上,十九、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發(fā)明可以放在跨文化的平臺上,成為獨樹一幟的貢獻。這未必全然是樂觀的研究,因為在任何時代,任何文明,各種創(chuàng)造接踵而至,有的不過是曇花一現(xiàn),有的是新瓶舊酒,有的證明此路不通,而最新穎的發(fā)明往往未必就能為當代或后世所接受。因此談現(xiàn)代性就必須談在綿密的歷史想象和實踐的網(wǎng)絡里,某一種“現(xiàn)代性”之所以如此,或不得不如此,甚或未必如此的可能。

　　明乎此,在審理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的成果時,我們可以有如下的論題:西方理論的洞見如何可以成為我們的不見———反之亦然?傳統(tǒng)理論大開大闔的通論形式和目前理論的分門別類是否有相互通融的可能。在什么樣的條件下,中西古今的壁壘可以被重新界定,中國文學論述的重鎮(zhèn)———從梁啟超到陳寅恪,從王國維到王夢鷗———可以被有心的學者引領到比較文學的論壇上?如前所述,目前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的多樣的發(fā)展值得繼續(xù)鼓勵。在此之上,也許仍有三個方向值得有心學者,不論是海內(nèi)或是海外,共同貫注心力。

　　第一,有關現(xiàn)代文學批評的批評。過去一個世紀對于中國文學的批評,甚或批判的聲音當然不絕于耳。甚至有一個時代批評的威脅如此之大,甚至及于身家性命。但是如果我們能將眼光放大,不再執(zhí)著“批評”和“理論”所暗含的道德優(yōu)越性和知識(政治) 的權威感,而專注于批評和理論所促動的復雜的理性和感性脈絡,以及隨之而來的傲慢與偏見,應該可以為一個世紀以來的批評熱做出反思。

　　第二,文學和歷史的再次對話。文史不分曾經(jīng)是傳統(tǒng)學問的特征,也曾經(jīng)受到現(xiàn)代學者的詬病。在經(jīng)歷了一個世紀的理論、批評熱潮之后,借著晚近中西學界對歷史和敘述,歷史和想象的重新定位,文學應該被賦予更多與史學對話的機會。以文學的虛構性來拆解大歷史的神圣權威,以歷史的經(jīng)驗性來檢驗、增益文學創(chuàng)造和文學理論,已經(jīng)是老生常談。文學和歷史之間千絲萬縷的關系,應該是建構和解構文學(后) 現(xiàn)代性的最佳起點。第三,打開地理視界,擴充中文文學的空間坐標。在離散和一統(tǒng)之間,現(xiàn)代中國文學已經(jīng)銘刻復雜的族群遷徙、政治動蕩的經(jīng)驗,難以用以往簡單的地理詩學來涵蓋。在大陸,在海外的各個華人社群早已經(jīng)發(fā)展不同的創(chuàng)作譜系。因此衍生的國族想象、文化傳承如何參差對照,當然是重要的課題。

　　海外學者如果有心持續(xù)四海一家式的大中國論述,就必須思考如何將不同的中文文學文化聚落合而觀之,而不是將眼光局限于大陸的動向。而樂于倡導“邊緣政治”、“干預策略”、“跨際實踐”的學者,不更應該跨到當今理論領域以外,落實自詡的論述位置? 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化和歷史發(fā)展曲折多變,理應反映在文學理論的發(fā)展上。身在海外的中國文學學者既然更多一層內(nèi)與外、東與西的比較視野,尤其可以跳脫政治地理的限制。

　　只有在這樣的視野下,才能激蕩出現(xiàn)代性的眾聲喧嘩,也才能重畫現(xiàn)代中國文學繁復多姿的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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