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第二個故事

　　英雄出少年

　　《詩經》用了極恐怖的8個字形容春秋時期（公元前722—前481）翻天覆地的變化：“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原先高高在上的忽然跌落到谷底，原先在谷底的忽然升到峰巔。形勢反復無常，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哪一天完蛋。

　　這個時期大體說來，是齊、晉、楚、秦、吳、越六個大國互相爭鋒，攻城掠地，此消彼長。最難過的就是夾在大國之間的一百多個二三等小國了，又怕得罪這個大國，又怕得罪那個大國，成天惴惴不安。小國之間也是攻伐不斷，彼此侵奪，活活是一幅“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瘋狂圖景。

　　不幸的是，我們的主人公子產就出生在一個小國——夾在晉國和楚國之間的鄭國。鄭國一直是晉國和楚國拉鋸爭奪的對象。

　　公元前565年，鄭國的司馬（軍隊統(tǒng)帥）子國率領軍隊進犯楚國的附庸小國蔡國，獲得大勝，把蔡國軍隊的主帥也俘虜了。

　　鄭國人非常高興，張燈結彩，大肆慶祝。子國更是居功自傲，忘乎一切。這時，有一個人提醒子國：不要高興得太早了。

　　這個提醒者，就是子國的兒子，年僅十七、八歲的子產（名公孫僑，字子產。約公元前583—前522）

　　子產對他爸爸說：“我們鄭國是個小國，國家的內政一團亂麻，沒有搞好，卻熱衷于討伐別的國家，搶立戰(zhàn)功，恐怕要帶來災禍。如果楚國人為蔡國報仇打我們，我們能夠不順從楚國嗎？假如我們順從了楚國，晉國肯定不高興，也會發(fā)兵來打我們。楚國、晉國交替發(fā)兵來打我們，我們還有好日子過嗎？”

　　一席話，把熱昏了頭的子國噎在那里�？墒�，堂堂軍隊統(tǒng)帥哪能在孩子面前丟了面子？子國說不出理，只得擺架子訓斥：“國家大事，有正卿（最高爵位，執(zhí)政長官）子駟先生做主，哪能聽你這小孩子的？小孩子胡說，要砍頭的！”

　　子駟當然和子國是一頭的，但他們的好夢不長。

　　第二年，即公元前564年，楚國晉國及其他諸侯小國都找理由攻打鄭國。鄭國只得分別向兩大國討?zhàn)埱蠛�，吃了不少虧�?/p>

　　更糟糕的還在后頭。由于子駟在分配土地、戰(zhàn)車等國家資源時有偏有向，得罪了國內五個大族，國內政治力量分裂了。結果五大族的頭頭在公元前563年鋌而走險，糾集起來發(fā)動叛亂，沖入朝廷，殺死了子駟和子國等大臣，只有擔任司寇（司法部長）的子孔事先聽到風聲逃走。鄭國出現(xiàn)巨大的政治危機。

　　鄭國的大事都被年幼的子產言中了。

　　子駟的兒子子西聽到噩耗，帶著少數(shù)人冒冒失失地闖出家門，收斂了父親尸體就去追趕叛軍。叛軍已然夾持著鄭國國君跑到北宮死守。子西見狀，又折回家中調兵。但是，出了這么大的亂子，家中的臣屬、武士和奴婢見勢不妙，已經逃走大半，兵也調不成了，子西無奈，只得嘆息。

　　子產卻臨危不亂。他在家中，先派人把守好大門，再聚齊了家臣屬吏和武士，指揮他們封閉府庫，布置防守，然后率領17輛戰(zhàn)車列隊出發(fā)，收斂了父親尸體，就去攻打叛軍。別的貴族這時也聞風出動支援，很快就把叛軍全部消滅。

　　從此之后，鄭國官員對子產都另眼相看了。

　　這之后，子產又歷經幾番大難，終于在公元前543年上臺執(zhí)政。這時他40歲左右。

　　“鑄刑鼎”

　　子產改革的標志性事件之一，是公元前536年的“鑄刑鼎”——把懲治犯罪的刑律鑄在金屬鼎上，向全國老百姓公布。這是中國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

　　這在當時可是了不得的舉措。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中說，春秋時期，上層貴族社會認為刑律越秘密越好，決不能讓國人知道。這樣，有利于貴族隨意處置老百姓，增加專制的恐怖和神秘。這當然是一種古老專制時代的遺跡。

　　子產決心打破這種蒙昧，他根據(jù)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編訂了三種刑法，并把刑法公諸于世，讓老百姓明白法與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會得到什么樣的處罰，這無疑是進步的法制理念，當然也打擊了貴族特權。子產這個做法，遭到很多貴族反對。

　　晉國大臣叔向專門為此給子產寫了一封措詞嚴厲的信。信中說，本來民眾懷著恐懼之心，不敢隨便亂來。你把法律公布了，民眾就會鉆法律的空子，爭相琢磨怎么做壞事而不至于被制裁，這樣就不怕長官了，反而會導致犯法的事情越來越多，腐敗賄賂到處泛濫，鄭國也會因此而完蛋！

　　子產給叔向回了一封信，頂著晉國壓力說：“我為的救世�。　北硎疽獔远ú灰乒�布法律。結果呢？效果不錯，社會治理透明度增加，大眾歡迎，犯罪案件減少了。再說，鄭國注重商業(yè)，過去貴族利用刑罰的隨意裁量權壓榨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對鄭國很不利。子產公布法律，限制了貴族的特權，促進了鄭國農業(yè)和商業(yè)的發(fā)展。子產此舉，開啟了中國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時期，宗法貴族減弱了氣勢而新的地主階層興起。各利益集團、社會階層以及經濟條件都在發(fā)生變化，“鑄刑鼎”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會發(fā)展的新需求。

　　在潮流推動之下，晉國在子產“鑄刑鼎”之后二十多年，也把刑法鑄在鼎上，向社會公布了。

　　可是孔子認為這洋做不對。在晉國公布了法律之后，孔子說，晉國大概因此要滅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條文，不看貴族臉色，還怎么顯出貴族的尊貴？

　　孔子一向最重視禮，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認為法律是有害處的。所以他對“鑄刑鼎”如此猛貶，并不奇怪�？鬃诱J為，如果用法律治理國家，那么人們就專注于法律，只求免于犯罪，而失去內心的廉恥，這樣的社會未免太不理想。應該做到的是天下為公，人人講仁愛，家家睡覺不關門，根本就沒有小偷盜賊才對。

　　因此，孔子認為，在一個社會中，有事要鬧到訴諸法律的地步，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會沒有一件訴訟發(fā)生。

　　從這兩次波折可以看出，在當時公布法律，實在要面對巨大壓力。

　　周谷城的《中國政治史》一書不贊成叔向和孔子。他評論此事說：“反對自反對，批評自批評，而時代的迫切需要，終于把禮治演變而為法治�！彪m然周谷城樂觀了一點，但他高度肯定了子產“鑄刑鼎”。

　　在現(xiàn)代社會，大眾見慣了公布的法令，以為從來如此，那就錯了。這是子產冒了極大風險，帶頭開創(chuàng)的新制度。

　　改革使國家安康發(fā)展

　　子產知道，因循守舊的鄭國，如果不經一番革新，萬難應付危局。

　　在改革中，子產不回避爭議，不壓制爭議，也不怕爭議。他認為改革就是要迎著爭議往前走。比如他改革軍賦制度，增加稅收，充實軍餉，以增強鄭國自衛(wèi)能力，就遭到一些人咒罵。有人說：“子產的老爹就死在路上，他又要做蝎子尾巴了！”子產還主持全國農業(yè)普查，整頓三農。他采取的具體措施，一是厘清混亂的土地所有權狀況，重新劃分全國田地和溝渠。那些非法侵占的土地，或者充公，或者歸還所有者。在這個過程中，子產承認了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即新興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權，并向他們征收賦稅，以增加國防開支。二是把農民組織起來，若干家為一個互助單位合作生產，并共用一口井等等。這些措施觸也犯了很多人的利益，造成麻煩。

　　一時間，全國廣為流傳一個兇險的段子：

　　取了我的田地重新劃界，取了我的衣冠給藏起來，誰能夠殺了子產？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到這個地步，子產怎么辦？他的回答是：不要緊，只要從長遠來看對國家有利，我死也得做。實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縮，堅持下去才能成功，我下決心不改變了！

　　子產說得出做得到，如果行不通，他寧肯撒手，也不迷戀高位。有一回，鄭國大夫豐卷為了祭祀要求進行狩獵，未得子產批準。豐卷大怒，立刻征調忠于他的勢力有所動作。子產得知，為了避免國家陷入分裂，馬上辭職，并聲明要離開鄭國，以此表示他并非要通過排擠別人來為自己謀利。幸虧當時鄭國最有實力的罕氏子皮經過考慮，表態(tài)支持子產，把豐卷驅逐，子產才復職。復職之后，子產卻下令保存豐卷的田產，過了三年召豐卷回國，又把田產還給豐卷，連這三年的田地收入也交給豐卷。子產并沒有因為豐卷企圖造反而沒收他的田產。這是子產的寬容，也是他得到鄭國人心的關鍵因素之一。

　　經過綜合改革，過了三年，鄭國人又唱道：

　　我有子弟，子產給他們以教誨。我有田地，子產想辦法讓地里豐收。子產死了，誰來繼承他的德政呢？

　　鄭國處于晉楚兩大霸之間，不得不講究外交。在這方面，子產不拘一格，大膽啟用了一批才華之士。公孫揮熟悉外國情況，善于措辭；
裨諶最富謀略，但要在野外才能思考；
馮簡子思維周密果斷，最善決策；
游吉是個大帥哥，舉止溫文善于交際。子產每逢遇到國際大事，先向公孫揮咨詢情況，并請他起草文件和講話，充分準備在各種場合的措辭；
然后和裨諶一起找個郊區(qū)安靜的地方住下來，仔細籌劃；
籌劃所得的方案請馮簡子做個決斷；
最后委托游吉執(zhí)行。

　　子產代表鄭國參加國際會議，言辭慎重得體，既維護了鄭國利益，又不輕易開罪別的國家，并且總能給自己留有余地�？鬃釉�稱贊子產的外交，說子產的言論傳播遠近，無人不曉，這是因為子產經過充分的準備。

　　子產在鄭國執(zhí)政并推行改革二十多年（公元前543—前522），內政和外交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鄭國在復雜艱難的情況下，保持了安定，經濟得到很大發(fā)展。

　　值得一提的是，子產也是命蹇時乖的中國改革家中少有的幸運者，他雖然也經歷幾番磨難，但直到公元前522年他去世之際，還手握大權，并在臨終之際將改革大任委托給他的繼任者，隆重有如國家遺訓。子產去世的消息傳到魯國，孔子含淚嘆道：“子產啊，你是古之遺愛也！”

　　子產不毀鄉(xiāng)校頌

　　如果說，以上強國富民的改革措施在歷朝歷代并不鮮見的話，那么，作為改革家的子產對中國歷史獨特的貢獻，是他以罕見的魄力和胸懷，支持社會輿論監(jiān)督，不干涉社會輿論對朝廷的批評。在野蠻殘暴的春秋時期，僅此一例，千古流芳。

　　鄭國人有個習慣，父老鄉(xiāng)親們常常到鄉(xiāng)鎮(zhèn)里的學校扎堆聊天，議論國家大事。這就就好像北京“的哥”開車時喜歡和乘客議論國家大事一樣。北京“的哥”是在小車里議論，范圍很小。鄭國很多人聚在學校里議論，影響就大了。這些鄭國父老議論什么呢？《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說：“以論執(zhí)政”，就是議論國家大事。當然，有贊揚有批評。

　　在春秋時期的國情條件下，子產此舉引來的爭議可想而知�！蹲髠鳌酚涊d，有個叫然明的官員聽到鄉(xiāng)校里的批評意見，很是惱怒，就向子產提出建議說：把鄉(xiāng)校封閉或是毀了吧，怎么樣？

　　為什么然明向子產提出這樣的建議呢？然明知道，子產曾說過，只有德高望重的圣人執(zhí)政，才能靠寬容服人，其次的角色則應實行猛政。因為火性猛烈，人見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燒死的；
而水性懦弱，人喜歡玩水，好多人因此淹死。然明覺得子產既然要實行猛政，對于反對自己的人，當然不會客氣。

子產的回答卻大出然明意外。子產說：“為什么？老百姓早晚到那里逛逛，談談國家大事的長短，這是他們關心國家啊。他們稱贊的事情，我就實行；
他們惱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們實際上是我的老師，怎么能毀掉呢？我聽說，真心鐘愛自己的人民，就可以減少怨恨，沒聽說靠強硬手段威嚇可以防止怨恨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毀掉鄉(xiāng)校，當然能把批評的聲音堵住，可是你想過沒有，民怨像大河一樣，修筑堤壩可以阻擋一陣，一旦決口，不知要傷害多少人，那時候搶救也來不及了。不如開出一些小渠道，因勢利導。我的意思是說，把鄉(xiāng)校里的議論當作藥來吃吧�！�

　　然明佩服得五體投地：“我現(xiàn)在才認識到您是能做大事的人，像我這樣的小人實在沒出息。要是照您的辦法搞下去，鄭國就有了依靠了！”

　　既實行猛政，又容納人們的反對，這看似對立的寬嚴兩個方面，在子產那里統(tǒng)一起來了。子產在春秋時期首創(chuàng)了多元局面。

　　這件事，孔子倒非常贊成。比子產小三十歲左右的孔子在魯國聽說子產不毀鄉(xiāng)校，極力稱贊說：“從這一點來看，如果有人說子產不仁，我是不會相信的！” 孔子這樣稱贊子產，說明儒家有贊成輿論監(jiān)督的一面�？鬃与m然輕視法律，可他是主張仁愛百姓的，因此贊成讓老百姓說話。

　　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歷史上，面對諸多君主閉目塞聽的弊政，子產不毀鄉(xiāng)校成了人們往復談論的政治文明的著名案例。唐代韓愈狂妄自大，很少說人家好話。比如他的朋友劉禹錫、柳宗元參與永貞革新，韓愈就口出惡言，咒罵劉、柳是“小人”，刻薄之極�？身n愈在《左傳》中讀了子產的事跡，心向往之，特地寫了一篇名文《子產不毀鄉(xiāng)校頌》。

　　大概韓愈被感動得可以，這位以衛(wèi)道著名的老古板，下筆竟如梁啟超一般情溢筆端：

　　我好思念子產��！要知道，輿論是很難用勢力徹底禁止的。堵住人的嘴，聽不到批評，就很難檢點自己的過失，這不就好像變聾了一樣嗎？執(zhí)政地位也就危險了。子產不毀鄉(xiāng)校，鄭國的政治就理順了。想當初，周厲王暴虐無道，國人咒罵他，他就派手下人把說話的人殺掉，結果怎么樣呢？民眾起來反抗，把他放逐出去了�？上а阶赢a，生不逢時，只能把他的良政在鄭國這樣一個小國里推行。假如把子產的施政理念推廣到全天下，那該多好！像子產這樣賢明的大臣真是太少太少了。如今，誰能夠繼承并且光大子產的理念呢？我真是好思念古人哪！

　　2006年末，筆者參加一個輿論監(jiān)督座談會。會上，一位大學教授發(fā)言說，他的苦惱是，輿論監(jiān)督這個東西是舶來品，缺乏本土資源。面對我們的傳統(tǒng)，提倡輿論監(jiān)督，似乎不怎么理直氣壯，缺乏說服力。

　　誰說輿論監(jiān)督只是西方的產物呢？子產的政績，孔子的支持，韓愈的贊頌，充分說明輿論監(jiān)督有著悠久的本土資源，這也是我們建設政治文明的重要資源。

　　這是非凡的改革家子產對中國政治發(fā)展做出的彪炳千秋的輝煌政績。僅此一端，就值得寫一篇大文章。

　　在子產大刀闊斧改革之際，古希臘雅典的著名改革家梭倫稍后也登上改革舞臺，展開了一場東西改革的競賽。

　　貴族出身的梭倫在公元前594年當選為雅典執(zhí)政官，隨即著手改革。

　　當時雅典最嚴重的社會問題是債務奴隸。農民破產，要把土地拿去給貴族做抵押。如果過一段時間仍舊還不了債，不但會徹底失去土地，而且自身和子女也都會淪為奴隸，被送到市場上賣給外國，這就是債務奴隸。這一弊端，造成雅典社會關系極其緊張。梭倫上臺，頒布“解負令”，下令禁止一切“以人身為擔保的借貸”，并下令赦免窮人的所有“公私債務”。被賣到外國的奴隸，由國家負責贖回。梭倫還下令廢除貴族的世襲當官特權，擔任官員的資格改為以現(xiàn)有的財產數(shù)目為據(jù)，并根據(jù)現(xiàn)有財產狀況把公民劃為四個等級，承擔不同義務。這樣，就使非貴族出身的商人和平民有了仕途機會。恩格斯曾評價說，這就在制度中引入了一個全新因素——私有財產。梭倫還規(guī)定雅典公民大會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并創(chuàng)設四百人會議。四個等級之中，除最低一等之外，其他三個等級的公民都有當選資格。梭倫的改革意義極為深遠，可以說是奠定了雅典式民主政體的基礎。

　　在這場競賽中，子產改革和梭倫改革，堪稱雙璧�？上У氖牵�子產的改革方向，后來沒有承繼開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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