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雷海宗作為安身立命于高等學府內的學者，擅長教學，勤于著述，亦曾一度放言議政，他在史學界屬于“另類取徑”的典型人物，在傳統(tǒng)眼光看來，其學術研究特立獨行，與強勢的“史料派” 不相為謀。其特有的學術性情既構成人生中的亮點，也種下了晚年悲劇結局的禍因。性情與命運的對應關聯(lián)，在雷海宗身上似乎表現得格外顯明。

　　關鍵詞：雷海宗 歷史學 戰(zhàn)國策派 文化形態(tài)觀

　　在中國二十世紀的學術譜系中，在知識界追溯懷想的先輩里，有一個人的名字時隱時現，始終不曾遠離人們的記憶，近些年更屢屢被海內外學人提及，他就是雷海宗先生。自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發(fā)表《中國的兵》、《無兵的文化》等文章而一舉成名之后，他作為清華大學及西南聯(lián)大歷史系主任，駐守海內學術重鎮(zhèn)長達二十年之久，其間，與高等學府內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編撰《戰(zhàn)國策》雜志及副刊，放言高論，喧騰一時，其所謂“中間偏右”的獨立言論在抗戰(zhàn)時期大后方的思想界引發(fā)震蕩，招致多種評論，以至被賦予某種負面政治色彩。新中國肇始之初，隨著高校院系調整，他不得不告別清華園的平靜生活，被“發(fā)配”至南開大學，其生命中最后十年在津門度過，或許不期然間成就了南開歷史學科的日后繁盛，卻因言語不慎觸犯“天條”，成為1957年反右運動中學術界遭受批判的最主要對象之一，數年間身心俱損，以至在六十年代初遽而早逝，未盡永年。

　　一

　　雷海宗可謂典型的學府學者型人物，一生幾乎從未離開校門。其早年就讀北京崇德中學、清華學校，1922年留學美國，五年后獲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隨即返國，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學、武漢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lián)大及南開大學，在教育界連續(xù)服務三十五年之久，對于教職以外的社會領域幾乎毫無涉足。如此經歷，決定了他書生意氣頗重的特質，而對于實際的社會政治則難免顯得隔膜�？墒�，作為基督教牧師的子弟，自幼受英語文化熏陶，留美期間研修西洋歷史和哲學，知識和價值體系基本形成；
回國后執(zhí)教高等學府，學術上取徑“異路”，偏偏要在中國史學領域有所建樹，從細碎的局部考證（殷周年代考）到犖犖大端地研討中國皇帝制度、家族制度及“無兵的文化”等，漸次形成比較獨特的淹博通變的治學風格，儼然自成一家。

　　在舊時大學歷史系，雷海宗是少數能夠擔任“世界通史”和“中國通史”兩門大課的教授之一。據說，在西南聯(lián)大歷史類課程的任何一位教師請假，作為系主任的雷先生均可臨時代課，其效果同樣令學生滿意甚至驚喜。對于他授課情形的描述，聽課師生差不多是有口皆碑，贊譽有加。美國史專家楊生茂先生從職業(yè)教師角度評述他高超的授課技藝：“一登上講臺，輒口若懸河，從其龐大的知識寶庫中掏出的粒粒珠璣連串閃耀，令聽眾感到內容全面系統(tǒng)，且字斟句酌，無虛言冗語，邏輯性極強。每堂課自成段落，最后畫龍點睛，有條不紊，益顯其駕御淵博知識的功力和才識�！盵1]許多學生反映，聽雷先生講課真乃一種“精神上的享受”，將課堂筆記稍加整理潤色即是一篇首尾兼顧、內容充實且自成體系的文章。人們驚嘆他超強的記憶力，能夠不帶片紙只字而將歷史年代、復雜細節(jié)款款道來，如數家珍，廣博而不失深邃，尤其在初學者和一般聽眾看來，簡直嘆為觀止，視若神明。實際上在為高年級學生授課的場合，他也會帶上手稿，憑案講解，細說分明，如他早先在清華課堂講授“秦漢史”的情形那樣。熟通古今中外歷史，兼?zhèn)渥吭浇虒W能力，為他晚年落難時借以緩解“罪人的失落”憑添不少補償因素。

　　三十年代早期清華大學學生趙儷生在其晚年回憶《籬槿堂自敘》中對雷海宗當年講授“中國通史”課程竟采取如此漫然隨意地講法感到“百思不解”，頗有些微詞。[2]趙先生五、六十年代研究農民及土地制度史，可謂中國史領域的專家，他對老師的追憶略嫌刻薄，卻與其書中個性張揚、富于實感、充滿批判精神的風格相吻合。他對雷先生授課的觀感可謂一個少有的例外。不過，歷史學界對于主修西洋史的雷海宗執(zhí)意“兼修”中國史并以此“名世”的學術取徑似有些不很理解，加之雷氏后來仿效德國學者施本格勒（一譯斯賓格勒）所著《西方的沒落》一書中的“文化形態(tài)史觀”解說中國史事，提出所謂中國文化“二周（期）說”，而有些觀點難免顯得牽強、隨意，以至招致質疑和譏議。據雷海宗的得意門生何炳棣記述：當年同在清華和西南聯(lián)大歷史系任教的陳寅恪，甚至晚輩新秀吳晗均曾對雷擔任的中國史課程有所譏諷。[3]當時校內開設的“中國通史”分甲、乙兩組，為歷史系專業(yè)講授的列為甲組，錢穆、吳晗先后主講，而為非歷史系學生授課則屬乙組，由雷海宗主講。學者們之間的貶抑之詞不知是否由此引發(fā)。但有一個事實不容忽視，略帶“通識”性的雷氏中國通史課常常是聽者盈門，濟濟一堂，其中即有已考取研究生的吳于廑，以及劉廣京、任以都等日后的“名家”。乙組通史的魅力在于它的思辨性，因而有的學生稱雷先生“仿佛是歷史系里的哲學家”。[4]

　　雷海宗顯然是有意識地為歷史學界帶來一股新風，他具有那種頗具獨立精神卻又不無偏頗的學術個性，他推崇西方學者克羅齊的學說，認為其足以矯正中國傳統(tǒng)史學“偏于記事的弊病”。有評論謂：四十年代“戰(zhàn)國策派”的異軍突起，是對三十年代獨霸史壇的“史料學派”遠離現實傾向的一種糾偏。雷海宗曾明確要求學生：學歷史要先在頭腦里有個大框架，有個整體概念。人們注意到雷氏的許多學術觀點和文章明顯帶有“主題先行”特點，其“學以致用”、為現實服務的強烈意蘊無從掩飾。他提出的中國文化“二周（期）”甚至“三周”的說法，在抗戰(zhàn)猶酣及世界兩大陣營殊死博弈的“戰(zhàn)國”背景下，或許還可以掀動起陣陣思想波瀾，然而事過境遷之后便迅速歸于沉寂。1947年4月17日，年方二十歲的北大學子羅榮渠在日記中寫道：“久聞雷海宗是戰(zhàn)國派，是成一家之言的學者，不過，實際內容我總不太了了。上午，借得一部雷先生與林同濟合著的《文化形態(tài)史觀》（三十五年大東書局印行），才得窺全豹。讀了此書，才知道雷先生的妙論的確不高明。成一家之言，故不易也！……真是沒有想到教授們的思想也如此不成熟�！盵5]僅僅數年之間，隨著時移勢易，一個學說的實際影響力已經式微。

　　不過，作為傳統(tǒng)史學的“挑戰(zhàn)者”，雷海宗不僅獨樹一幟，而且對古往今來的學術“偶像”持一種理性而獨到的審視批判態(tài)度，絕不肯人云亦云。四十年代初，雷海宗發(fā)表在《戰(zhàn)國策》半月刊和《清華學報》上的《歷史警覺性的時限》、《司馬遷的史學》等文章對中國的“史圣”司馬遷痛加批評，令人側目。在雷海宗看來，《史記》除了《項羽本紀》、《高祖本紀》、《陳涉世家》等篇什尚生動可取外，其余大部乃抄襲拼湊而來，無論敘事還是史識，司馬遷均難稱優(yōu)異，尤其缺乏年代觀念，使人們對于書中許多死無對證的記述不免產生深深的疑慮，不知司馬遷無意中留給我們多少曲解和誤解的事實，而千百年來后人都是戴了有色眼睛去讀《史記》的，之所以如此，除了學術想象力欠缺，還因為大量古書的亡佚，而《史記》也就成為唯一方便的成書了。他尖銳指出，世人稱贊司馬遷為正史的創(chuàng)始人，只能說是二千年來學術界停滯狀態(tài)的反映，根本牽涉不到《史記》的功過問題，所謂正史體例也不過是一種非常機械的編排而已，與真正的史學無關，更談不到史識了。他甚而語出驚人：“太史公是中國古代偉大史學消亡的象征，二千年來學術界對于司馬遷的崇拜，正是二千年間中國沒有史學的鐵證。《史記》一書，根本談不到哲學的眼光，更無所謂深刻的了解，只是一堆未消化的史料比較整齊的排列而已。后此的所謂史著，都逃不出此種格式，甚至連太史公比較清楚的條理也學不來。文化精神衰退的一瀉千里真可驚人！”他希望國人“把埋沒二千年的歷史徹底尋出一個條理，不要終年累月的在訓詁考據中兜圈子”。[6]

　　一個歷史學界中人，竟然對老祖宗如此“不敬”，已屬罕見。雷海宗是作了若干實證研究之后得出上述觀點的，可謂持之有故，他的在外人看來屬于“魯莽滅裂”的言論，其真意在針砭時弊，奉勸同行，力謀改變脫離現實的學界風氣。他的直言和勇氣在比較放任的思想環(huán)境里尚有一席之地，可是一旦涉足意識形態(tài)話語，又適逢“不容忍”的氛圍，遭遇禍殃，恐怕就難以避免了。

　　二

　　抗日戰(zhàn)爭對中國知識界的最大改變在于，使得一些原本不甚關心政治的文化人物變得熱衷參政議政，往昔的儒雅清流似已不再，所謂左與右的分野則日漸顯明。像錢穆、聞一多這樣“走出深山，橫議時政”者所在多有，其中也有雷海宗�？箲�(zhàn)前，雷海宗在南北各高校任教已達十年之久，他繼蔣廷黻之后出任清華歷史系主任，卻不曾仿行他的前任那樣“棄學從政”。就總體氣質而言，雷氏似安于學府的寧靜教書生活，而少有“出將入相”的非非之想。美國教育的熔煉，使他內心建立起做一個職業(yè)學者的自信，而初入清華任教，在學生們仔細端詳的觀察中，“這位新教授不但毫無洋氣，真像一位鄉(xiāng)村塾師”。應當說，雷海宗對重返母校任教相當滿意。品讀他這個時期所寫《中國的兵》等類文章，其行文之從容、涉筆之靜謐，顯示他安居清華園享受教讀生涯的適意。抗戰(zhàn)開始后，學者們的生活軌跡發(fā)生突變，雷海宗從古都北平來到邊城昆明，生活條件的落差自不必說，戰(zhàn)時政府強化統(tǒng)制，民族激情多重刺激，內心世界也隨之改變，潛含著的“用世”欲念得以萌發(fā)。

　　像不少高等學校內擔任“一官半職”的教授一樣，在國民黨上層的統(tǒng)一要求下，雷海宗也從眾入黨，不期然地有了政治身份。為鼓動抗戰(zhàn)士氣，他為多家報刊寫稿，學術積累化作宣傳能量，文人們報效國家的渠道顯得格外通暢。1938年春，他為漢口《掃蕩報》撰寫的《此次抗戰(zhàn)在歷史上的地位》一文，將他采用“文化形態(tài)史觀”提出的中國文化“二周”（期）說延展到“第三周”，提出：“第二周的結束與第三周的開幕，全都在此一戰(zhàn)�！�…但愿前方后方各忠職責，打破自己的非常記錄，使第三周文化的偉業(yè)得以實現！”[7]看來，所謂的“學術報國”將正當性與隨意性結為一體，其服務抗戰(zhàn)的用心當然無可指摘。在昆明期間，雷海宗撰寫了大量時論文章，其中“崇武尚力”、強化行政權、確立元首制等類言論，被指帶有法西斯傾向，受到來自左派及其他派別的攻訐，其“右派”的政治色彩此時即已基本定位。海外評論者對于“戰(zhàn)國策派”兩位主將林同濟、雷海宗有過如下比較：“與林氏的縱橫家取向大別，雷海宗頗重學術思想，故旨意深遠而多創(chuàng)新”。[8]似乎是說，雷較林更多學者意味。然而，四十年代初林同濟約請雷海宗到云南大學講解他的那套歷史周期論，演講畢，林即席評論道：“這真是一個歷史學家的浪漫！”[9]透露出當年思想文化界“自由發(fā)抒”的舒暢與快意。

　　1946年2月，美、英、蘇三國同時公布《雅爾塔協(xié)定》，其中蘇方涉華部分引發(fā)國人義憤，加之蘇軍出兵東北后遲遲不撤軍，全國各地抗議游行不斷。25日西南聯(lián)大舉辦“東北問題演講會”，雷海宗與傅恩齡、燕樹棠、查良釗等教授紛紛發(fā)表演說，會后聯(lián)大師生數千人舉行了反蘇游行。此舉后來被定性為國民黨反動派所為，受到查究。雷海宗參與其間，當然有底案可查。因此，據知情者透露，1949年后雷氏被認定“思想反動”， 在清華列入“內部監(jiān)控”對象，其歷史舊帳決定了他在新時代的政治待遇。雷海宗于新舊政權交替之際，選擇留下來，說明他認為自己屬于政治邊緣人物，并無大礙，可以繼續(xù)學府里的教讀生涯。對于很快到來的“土改”和“思想改造”運動，他努力去適應，這期間他所寫的自我思想剖析，甚至作為思想改造典型材料而傳播開來。為了證明立場的轉變，這位基督教牧師家庭子弟、世界史方面的權威，接連撰發(fā)諸如《耶穌會——羅馬教廷的別動隊》、《二十世紀的羅馬教廷與帝國主義》等一系列學術批判文章，并將所得稿酬主動捐獻出去。他撰寫于1950年8月的《古今華北的氣候與農事》一文，可謂在新中國寫就的一篇學術力作，文中一秉雷氏慣有的文章風格，恢弘而細致，且頗多新意，令人贊嘆。文章末尾，他適時地為即將到來的“農業(yè)經濟集體化”、“集體農場”預設計策，建議重建溝洫以完善灌溉系統(tǒng)，顯示其有意識追趕時代步伐的某種姿態(tài)和努力。

　　縱使如此，在隨后開始的高等學�！霸合嫡{整”大改組中，雷海宗仍然未能避免被調離清華大學，轉往天津南開大學的命運。迄今有關鄭天挺、雷海宗這兩位北大、清華知名教授雙雙被調往南開的記述均顯得有些語焉不詳，(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究竟緣何要將他們調離北京，始終未見“官方記載”。鄭先生晚年在其《自傳》中述及此事，并不諱言當初“思想上頗有波動”，其家庭境況和專業(yè)環(huán)境均以留在北京為宜，理由十分充足，他憶述道：“但是經過鄭重考慮后，我決定不考慮個人的生活及其它方面的變化，愉快的只身來津任教。我知道如果當時我提出任何要求，會引起許多不同反映的�！盵10]此段載述相當明確，卻帶有難言之隱。鄭先生擔任北大秘書長多年，先后協(xié)助蔣夢麟、胡適兩位校長，系老北大當權派，專攻明清史，治學風格與胡適的歷史考證相近。此次“院系調整”，北大得以大力擴充規(guī)模和專業(yè)，卻難以容納這位曾為該校歷盡“苦勞”者，鄭先生內心的失落和苦痛可以想見。而在雷海宗方面，一些人認為他當年過于熱衷“議政”而“咎由自取”，落得個“發(fā)配”離京的結果。在此次調整改組中，雷的清華同事馮友蘭等人充實到北大任教，歷史系的后起之秀吳晗更有幸成為政壇“新寵”，而聲望素隆的陳寅恪則落腳嶺南康樂園，備受禮遇和推崇。相對說來，雷海宗的冷落遭際甚為明顯。他沒有機會吐露自己的內心感受，只能多少帶點自嘲和幽默的語氣，向清華鄰居張岱年說起二十五年前學成返國時曾收到南開校長張伯苓簽發(fā)的聘書，而今已到“知天命”之年，竟要再續(xù)前緣了。

　　抗戰(zhàn)時期南開大學與北大、清華合組西南聯(lián)大，三校教師一起共事近九年時間，如此經歷，多少減輕了鄭、雷二人來津后的不適感。據家人憶述：二人曾相約合力辦好南開歷史系。私立南開偏重化工、商科等實用專業(yè)，文史學科不過聊備一格，歷史系雖設置多年，也曾邀聘梁啟超、蔣廷黻等來校任教講學，然而規(guī)模小實力弱發(fā)展緩慢，處于“待開發(fā)”狀態(tài)。兩位名師大家的到來，讓南開人感到驚喜，就日后的情形而言，確屬一種“天降之�！保�因而鄭、雷二人在此格外受到尊敬和愛護。其實，南開方面并非完全被動“接收”，歷史系領導此前奔走京津兩地之間，仿佛“主動請纓”，實則羅織人才。津門商埠氣息素濃，政治空氣相對淡薄，京城里嚴整逼仄的壓力，到了此地就變得平緩隔膜了許多。雷海宗初來南開，時常與鄭天挺、馮文潛（柳漪）等老友相聚，游刃有余地擔任一些課業(yè)，點撥求知上進的青年教師和學生，為天津《歷史教學》雜志撰寫世界史教學及知識類文章，竟也平靜安然。

　　雷海宗中西兼通的專業(yè)能力，為他在南開贏得了口筆相傳歷久不衰的盛譽。他主講“世界上古史”，并受教育部委托編寫該課通用教材，有段時間還在家中為歷史系中青年教師講授“兩周秦漢史”。五十年代前期，教育部規(guī)劃開設“物質文明史”，各高校一時無相應師資而無法落實，惟有雷海宗在南開開設此課，頗受關注和歡迎，據說僅 “褲子的起源”一節(jié)就講解了數小時。聽課者反映，雷先生上課用“酣暢而詠詩般的教學語言”，效果極佳，“可以說卓絕一時，他人很難與他相頡，這是天賦和學問功力所致”。人們也注意到，雷先生授課善于古為今用，啟迪思智。他講羅馬帝國后期貴族官吏奢侈腐敗，終日吃喝玩樂，不斷猛吃猛喝之后，貴族們時興服用瀉藥，吃了瀉，瀉了再吃，就在這吃與瀉的交替往復中間，羅馬帝國走向了衰敗和滅亡。聯(lián)想到當時干部保持艱苦樸素作風的必要性，此番授課內容令人深感意味無窮。確實，雷海宗不同于埋頭故紙堆不問世事的一些學人，始終保持著對現實的關懷和敏感。他訂閱十多種外文期刊，通過各種信息分析，早在1954年以前就預見到蘇聯(lián)與東歐關系將要發(fā)生大變故。

　　1955年在全國性批判胡適思想運動中，雷海宗也如同國內大多數人文學者一樣，寫了題為《胡適哲學觀批判》的文章，內中“獨出機杼”，列舉實例證明胡適從未學過、也根本不懂何為實用主義，他所宣揚的只不過是當時在美國大學里十分流行的庸俗進化論罷了。該文章未曾發(fā)表，僅在小范圍內傳閱，頗引起一些“震動”。[11]雖是從眾行為卻也如此認真，雷海宗之“不同于流俗”，可見一斑。然而，對于理論上和現實中存在的問題，雷氏的獨特之見也漸漸表露出來：他認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征引的資料過于陳舊，根據近數十年來在考古學、民族學等領域發(fā)現的新資料，恩格斯此書中每句話都需要重寫；
他認為，奴隸制只在古代希臘和羅馬存在過，乃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并無普遍意義，在他編寫的“世界上古史講義”中試圖用“部民社會”概念取代奴隸社會之說。同時，他批評蘇聯(lián)的教育傳統(tǒng)和大學制度仍然殘留著中世紀大學的印記，未能與時俱進，對當時照搬蘇式教育頗有抵觸；
他批評高校的一些領導人學術上純系外行，不懂得如何辦學；
他也批評一些青年教師只滿足于閱覽簡易讀物，不肯讀原典著作，而外文不過關，水平終難提高。他曾流露出對解放后出版的學術著作不以為然的態(tài)度，認為在嚴謹和質量方面遜于早先的專著。這些公開或私下里的意見表達，后來均構成了他“思想罪孽”的鑿鑿證據。

　　三

　　雷海宗在1957年的“落難”帶有戲劇性。他在“鳴放會”上發(fā)言稱馬克思主義在社會科學方面停滯于恩格斯逝世時的1895年。此一發(fā)言隨后被《人民日報》加“按語”發(fā)表，其解讀顯然是政治性的，不容商榷，盡管雷本人及其公開辯護者楊志玖先生一再申明發(fā)言的學術內涵及初衷，終歸于事無補。雷氏的這一觀點顯然觸及到主體意識形態(tài)的根基所在，政治高層一定要作出反應，這在當時是符合體制邏輯的，即使不是康生，也會由他人關注此事。有意思的是，天津地方文教主管部門及南開大學相關院系領導也認定雷氏發(fā)言屬于學術問題，而非政治問題，其保護用意十分明顯，與高層旨意相違拗。直到最后時刻，地方不堪壓力才轉而與中央保持協(xié)調，雷海宗也就在劫難逃了。此前，或許是有意安排，雷氏在不同場合迭發(fā)正面言論，儼然“南開反右第一人”，令局外人頗感迷離詭異，實則雷本人也極力避免“陷進去”，不得不全力“自救”，如今看來亦在情理之中。同年秋季，應是雷海宗一生最為暗淡的日子，他被實行政治隔離，禁止講課，大多數人避之如瘟疫，降職減薪立竿見影，口誅筆伐甚囂塵上，他在精神上遭受沉重打擊，身體狀況迅速惡化，與他朝夕相伴苦度歲月者只有老妻。隨后開始的檢查自貶無盡無休，直至幾乎“體無完膚”方告勉強過關。有一段時間他奉命到保定社會主義學院“洗腦”，好在對高校高知右派并未“趕盡殺絕”，返回南開適逢“大躍進”，許多趕制的“成果” 中也包含了他在外文方面施展特長的“貢獻”。

　　1961年的歲尾，雷海宗被摘掉“右派”帽子，這種形式上的豁免使他立即得到“重用”，據其夫人回憶：“系里紛紛來人，對他說，這門課無人教，那門課無人講授，恨不得他成為孫大圣”。[12]在此后近一年里，雷先生先后開設了“外國史學史” 和“外國史學名著選讀”兩門課。此時，他已患慢性腎炎，周身浮腫，嚴重貧血，血色素僅有四克，青年助教只得租用一輛三輪車，不斷在居所、教室和醫(yī)院之間穿梭往來。抱病授課的雷海宗一進課堂，便抖擻精神，不改其精彩講授的風采，與課堂外業(yè)已委頓的病者形象判若兩人。多少有些遺憾的是，當年的學生絕大多數學習俄語，對課上大量的英文專業(yè)詞匯反應遲鈍，無意間辜負了教師的敬業(yè)努力。尤其令人心寒的是，學生們聽過課后還要進行所謂思想“消毒”，以免“有害病菌”侵入。于今看來可笑而過敏，當時做來卻是一本正經，含糊不得。這里就呈現一種悖論和吊詭現象：既要用，又要批，用其專長，批其思想，雷海宗不得不游蕩在學術能人與“政治賤民”之間，心力交瘁。事實上，在南開內部對保護和使用雷海宗問題上始終存有分歧，有關主政人員被指責為“右傾”，直至文革期間仍備受糾纏。無須諱言，以當時的政治氛圍和認知程度，多數人堅定認為雷海宗確屬右派無疑。

　　1962年9月，雷海宗致信一位海外弟子，淡然地談及自己的近況：“我過去四年，一直在病中，大部分時間不能從事工作。因體弱神衰，朋友間的信息往來也都斷絕�！�…最近一年，雖未完全康復，我已又開始任課，因仍在病中，領導方面對我特別關注（照？），叫我只擔任一門課，以免勞累。……我極力希望病能早日好轉，以后可以多擔任些工作�！�…我的病不好不壞，請勿多念。當局對我照顧周到，每次到醫(yī)院就診，都有青年同事陪伴，扶我上車下車……”[13]此信發(fā)出兩個月后，他的病情急劇惡化，授課不得不停止，12月25日終因尿毒癥和心力衰竭而辭離人世，時年六十歲。據悉，護送遺體前往殯儀館火化的只有他晚年從學的一位研究生。大約一周之后，經天津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批準，歷史系教師舉行了一個小型“祭奠會”（避稱追悼會），參加者（含家屬）約二十余人。

　　學界有人對雷海宗畢生未能完成一部學術專著而抱憾不已，似乎覺得有負于他的滿腹學問。好在后人編纂的雷氏文集已經面世，可略補上述缺憾。據說雷氏寫有日記，彌留之前尚汲汲于此，內中可觀之處定然不少，可惜歷經風吹雨打，存留下來的可能性幾乎微乎其微。人們始終對雷先生超強的記憶力驚嘆不已，有好事者甚至提出其腦組織將來可供研究。據知情者透露，雷病逝后他的腦子果然被捐獻給了天津總醫(yī)院[14]。至于醫(yī)學機構是否進行過研究鑒定，其結果如何？恐怕也就無從知曉了。

　　雷海宗并非性情激進之人，其一生與實際政治亦比較隔膜。作為一個學養(yǎng)深厚的專家學者，對于社會時事熱心關切且每每發(fā)為言論，雖亦不乏見道之論，更多屬于學者議政，少有政治背景與實際動機，本可包容兼采，大可不必動輒劍拔弩張。雷海宗學術性情與命運的密切關聯(lián)，作為單一個案，實則透露出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逼仄環(huán)境的一個側面，也提示世人構建新的政治文明的必要性所在。

　　注 釋：

　　[1]、[3]、[11]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第56、42-43、77頁，中華書局2005年3月。

　　[2] 趙儷生《籬槿堂自敘》，第3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

　　[4]、[9] 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寫《上學記》，第149、152頁，三聯(lián)書店2006年8月。

　　[5] 羅榮渠《北大歲月》，第105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6月。

　　[6]、[7] 雷海宗著、王敦書編《伯倫史學集》，第215-216、236-242、201-202頁，中華書局2002年9月。

　　[8]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第294頁，岳麓書社2003年9月。

　　[10] 馮爾康、鄭克晟編《鄭天挺學記》，第400-401頁，三聯(lián)書店1991年4月。

　　[12]、[13]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專憶及附錄”，第113、119-120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7月。

　　[14] 見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第66頁頁下注。

　�。ㄗ髡邚垥晕ǎ�南開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外教育文化史、近世以來人物及思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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