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南雷，學者稱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其父黃尊素為東林名士，天啟間因彈劾宦官魏忠賢下獄，死獄中。崇禎初，宦黨失勢，十九歲的黃宗羲入京為父訟冤，在對簿公堂時手錐宦黨許顯純等，朝野震驚。由是聲名漸顯，為復社重要成員之一。清軍南下，宗羲回到浙江，召募義兵，率鄉(xiāng)人組成“黃氏世忠營”，進行反清武裝斗爭。失敗后被懸賞緝捕，被迫亡命海上。明亡后始還鄉(xiāng)，隱居山林，多次拒絕清廷的征召�；謴蛣⒆谥軇�(chuàng)立的證人書院，講學其中，并多次到各地授徒論學。

　　宗羲一生除赴南明行在短暫地擔任過左副都御史一職外，主要從事著書講學。他學識淵博，對經(jīng)學、史學、天文、歷法、術數(shù)、文學等都有很深的研究。主要著述除《明儒學案》而外，尚有《宋元學案》、《明夷待訪錄》、《易學象數(shù)論》、《孟子師說》、《明文�！贰ⅰ睹魑陌浮芳霸娢募�等。其史學主張對浙東學者影響很大，《易》學著作在清代《易》學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但黃宗羲主要以思想史研究見長，他本人也是一個思想家。黃宗羲的思想深受其師劉宗周的影響，但又絕不囿于一家之說，而是博采眾說，融會貫通，又推衍發(fā)揮，心得獨到。同其它許多心學家一樣，本體——功夫論是黃宗羲哲學思想的基本框架。在本體論上，黃宗羲是徹底的氣一元論者。在他看來，宇宙萬物盡管千差萬別，但都統(tǒng)一于氣。存在本身，不過是氣的運動變化。氣的運行變化所體現(xiàn)出來的規(guī)律即是理。人本身也是氣，人心也是氣，只不過是一種虛靈知覺之氣，即所謂“知氣”。心的知覺運動也就是“知氣”的流行運轉(zhuǎn)，其間所體現(xiàn)出來的條理即是性。這樣，理、心、性諸范疇在氣的基礎上統(tǒng)一起來了。另一方面，由于宇宙萬物只有對于人才有意義，是主體意識的對象化，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世界統(tǒng)一于氣也就是世界統(tǒng)一于心。這就是黃宗羲“盈天地皆心”的本體論。氣或者說心的基本存在狀態(tài)是“一本萬殊”。實體氣是一本，而春夏秋冬四季的推移是萬殊。“知氣”心是一本，而喜怒哀樂交替變化是萬殊。一本散而為萬殊，萬殊斂而為一本，由此導出了黃宗羲的功夫論。心雖一本，但就一般人而言，其善性已不同程度地被各種私欲所掩蔽，而導致種種惡行。要恢復心體之本然，保證其善性呈露無遺，唯一的途徑是通過心靈的修養(yǎng)，即王陽明的“致良知”。黃宗羲不贊成一超直入，當下頓悟的近禪之道，堅持“為善去惡”的格物實踐和澄心體驗的過程，認為只有通過日常修持，日積月累，才可能臻于至善之境。這就是“功夫所至即本體”的功夫論�！睹魅鍖W案》一書，就是在上述哲學思想的指導下寫作的。

　　《明儒學案》凡六十二卷，收錄了有明一代二百多位思想家的傳記和代表著述。全書按學派傳承關系分為十七案，每案之中選錄該學派的主要思想家，為之立傳。每位傳主之下首列小傳，次列著述節(jié)略。各案之首有總敘，為作者對該學派的述評。小傳皆夾敘夾議，加入作者品評，實際上是評傳。著述節(jié)略中也間有作者評議。

　　綜觀全書，《明儒學案》的主要貢獻和特色有以下幾點：

　　1、首次匯集明代主要思想家的有關資料，完整勾勒出一朝學術脈絡，為研究明代學術發(fā)展提供了極為重要而完備的參考書。不僅如此，在其全面性和系統(tǒng)性上，《明儒學案》也遠遠超過了前此關于其它朝代學術的同類著作，如朱熹《伊洛淵源錄》、周汝登《圣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等。因此，《明儒學案》即使不算是最早的學術思想史專著，說它是我國第一部完備的學術思想史著作，應是當之無愧的。

　　2、比較客觀公允。作者在序言和凡例中，反復申言：“學術之不同，正以見道體之無盡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眃其成說，以衡量古今，稍有異同，即詆之為離經(jīng)畔道”�！胺蛳热逯�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zhí)成定局，終是受用不得�！惫省秾W案》一書，“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醇疵互見”，“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于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這些主張貫徹于全書，表現(xiàn)了思想史家的寬廣胸懷。雖然從內(nèi)容上看，主要篇幅是關于陽明學派的，所謂“以大宗屬姚江”，但這是明代學術大勢的實際狀況，而非出于門戶之見�！端膸焯嵋�》指責作者偏主王學，是不符合事實的。

　　3、擷有明學術之精。一是入編思想家選擇精。序言規(guī)定：“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后成家，未嘗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凡例稱：“學問之道，以個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jīng)生之業(yè)也�！边@表明必須真下過功夫，有切身體驗、獨立見解者方能入編。經(jīng)作者篩選，明代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既基本上網(wǎng)羅無余，又罕有濫竽充數(shù)者混跡其間。這一點與《宋元學案補遺》的濫收形成鮮明對照。

　　二是著述節(jié)略精粹。凡例言：“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茍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即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讀其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薄懊恳娾n先儒語錄者，薈撮數(shù)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篡要鉤玄，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边@兩段話實在是編史選材的經(jīng)典之訓。經(jīng)作者甄汰，所選著述宗旨突兀，精神透露，確實已將思想家精華一網(wǎng)打盡。

　　三是品裁精當。由于作者真下過深功，對有明一代學術思想有深切的理解，所以能夠高屋建瓴，從宏觀上指出各家各派、各個思想家的短長利弊。作者評語洗練，往往著墨不多，寥寥數(shù)筆，即能活畫出其人筋骨，或切中其要害。讀其言痛快淋漓，不能不令人嘆為觀止！相比之下，主要由全祖望續(xù)成的《宋元學案》，其精神就明顯遜色了。

　　以上數(shù)端，當然遠不足以盡《學案》一書之美。正如序言所說，此作如“中衢之鳛，持瓦甌樽杓而往，無不滿腹而去者�！薄秾W案》的確堪稱我國古代學術思想史的典范之作。

　　《明儒學案》編成于康熙十五年，最初以抄本的形式在一定范圍內(nèi)流傳。除各家刊刻之底本外，如湯潛庵、陳介眉(二人皆卒于康熙二十六年)、仇滄柱、莫晉家等，都曾擁有或讀到過該書抄本。最早將該書付梓的是安陽許酉山，但只刻了數(shù)卷，即中止了此舉。(許氏康熙十五年識宗羲，卒于康熙三十年正月。)繼許氏之后的是甬上萬貞一，但也只刻了全書的約三分之一，便于康熙三十年半途而廢。此刻剩余部分后來由慈溪鄭性于乾隆四年續(xù)完，是為鄭本或二老閣本。(光緒八年，馮全垓曾據(jù)原版重印。)就在萬刻終止的當年春天，故城賈潤、賈樸父子也開始刊刻此書，并于康熙三十二年完成，是為賈本或紫筠齋本。(雍正十三年，賈樸子念祖曾據(jù)原版重印。)乾隆年間，賈本抄入《四庫全書》。

　　鄭、賈二本在次序、案題、內(nèi)容上都有較大差別，從而形成了《學案》的兩個不同版本系統(tǒng)。會稽莫晉認為賈本有失作者原意，于是重刻一本，恢復鄭本的次序和案題，但同時保留了賈本的內(nèi)容，于道光元年竣工，是為莫本。

　　莫晉的作法獲得了普遍的認同。清末至民國的各種刻印本，幾乎都以莫本為準，如光緒十四年南昌縣學刻本、《四部備要》本、世界書局《四朝學案》本及《國學基本叢書》本等。只有一九八五年中華書局整理本是以鄭本為底本。近年出版的還有浙江古籍出版社《黃宗羲全集》本。該書的節(jié)略本則有光緒年間的《黃梨洲遺書》八卷本、梁啟超節(jié)錄本等。

　　鄭、賈兩個版本系統(tǒng)，應該說有較重大的差別。第一，鄭本的次序是以康齋吳與弼為首，即卷一至四崇仁學案，卷五、六白沙學案，卷七、八河東學案，卷九三原學案；
而賈本的次序則以敬軒薛蠧為首，即卷一、二河東學案，卷三三原學案，卷四至七崇仁學案，卷八、九白沙學案。第二，鄭本姚江學案之后，卷十一至三十，依次為浙中王門學案、江右王門學案、南中王門學案、楚中王門學案、北方王門學案、粵閩王門學案，而賈本以上案“王門”二字均作“相傳”。第三，內(nèi)容上，賈本較之鄭本，有較大篇幅的刪除，另有一些增補和移易。

　　怎樣看待這種差別呢？

　　前人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鄭本為眾本所出之善本，而賈本乃后人擅改，有失作者原意。這種看法是很成問題的。試對鄭、賈二本的三大差異作一個簡單的分析比較。

　　一、次序。卷十姚江學案之前，有崇仁、白沙、河東、三原四案。其中白沙宗崇仁，三原宗河東，因此四案實際上只是兩大板塊。賈本與鄭本的不同，在于將河東——三原板塊移到了崇仁——白沙板塊之前。我們知道，兩大板塊皆學宗程朱，時間上又差不多同時，因此在次序安排上本來是可前可后的。所以賈本的改動，既不具有學派褒貶的意義，更無涉于“宗姚江”還是“姚江”的問題。且仔細觀察，賈本的次序還有一些好處。第一，河東學派領銜人薛蠧 (1389—1464)生卒年皆早于崇仁學派領銜人吳與弼(1391—1469)，三原學派領銜人王恕(1416—1508)生年也早于白沙學派領銜人陳獻章(1428—1500)，置河東于前在時間先后上似更為妥貼。第二，河東學派影響遠大于崇仁學派，將其置于全書之首，于總體布局輕重似更為得當。更為重要的是，第三，陳獻章為明代學術由程朱理學向陽明心學過渡的關鍵人物，將其調(diào)整到程朱派與陽明派之間，上承河東、三原、崇仁，下啟姚江，恰好反映了白沙的這一歷史地位。從這點上講，甚至可以說前四案僅此一序�？傊�，兩相比較，我們認為賈本的次序較鄭本更為合理。

　　二、案題。如前所述，賈本將宗王學的六案二十卷案題中的“王門”二字全部改為“相傳”。從效果上看，全書稱“×門學案”的唯此一宗，且連續(xù)出現(xiàn)二十次之多，確實十分醒目，或者說刺眼。賈本的改動，顯然是要將這種有意無意的強調(diào)加以淡化，使全書案題無明顯的傾向性而顯得更加平允。黃宗羲在序言和凡例中反復強調(diào)，對各家各派要客觀分析，兼收并蓄，反對“以水濟水”，倚于一偏。我們認為，改“王門”為“相傳”，其用意不僅未“失黃子著書本意”，而且更符合作者本旨，未必如前賢所料，是為了貶抑姚江。且是貶是褒，其實質(zhì)主要在于內(nèi)容，而不在于案題。賈本在改“王門”為“相傳”的同時，于姚江學案敘論之首“有明學術”下增補“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數(shù)語，如果要說褒貶，此于姚江，褒孰大焉!

　　三、內(nèi)容。賈本改動內(nèi)容的總體情況是，以著述節(jié)錄部分的改動為主，敘論、敘傳的改少。改動的方式主要有增、刪、移、易，又以刪為之主。

　　1、增。卷十姚江學案敘論首句“有明學術”下，賈本增補“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數(shù)語，勾勒有明學術大勢，突出全書學術傾向，至關重要，顯然當補。卷三十一止修學案鄭本缺敘論，與全書體例不合，屬重大漏脫。賈本補之，方為完備。又賈本于河東學案補薛甲、查鐸，甘泉學案補王道，卷三十一李材傳補出獄戍閩言行九十二字，也都是重要的增補。又如卷十姚江學案陽明語錄“答顧東橋”引明道語“故必仁極仁”一條，卷二十三《蘭舟雜述》“今處中國”一條，卷二十四《陽明先生從祀或問》“動靜者”一段，卷二十五朱得之語錄“陽明先生曰”一條，卷二十六唐鶴征傳一處，賈本所補皆為不補則不明不通，非補不可，一望可知。

　　2、刪。賈本的刪節(jié)，主要針對著述部分，小到一行數(shù)字，大到連篇累牘，全書總計刪去不下數(shù)萬字。刪去部分有各種不同情況：有因無助于闡明學術，徒有損于傳主而刪，如卷一吳與弼傳、卷五陳獻章傳等；
有因選錄之文不精粹、不典型而刪，如卷一康齋語錄“七月十二夜”一條，卷五陳獻章《論銖視軒冕塵視金玉》“道終不可狀歟”一段，卷十陽明語錄“刊落聲華”一條，等；
有因可有可無之客套語，無實質(zhì)內(nèi)容之空言而刪，如卷三魏�！稄陀嘧臃e論性書》“中間出入古今”一段，“今因?qū)W問”一段，卷十陽明語錄“如此用功”一段，卷二十九尤時熙《擬學小記》“為政以德”一段等；
有因行文有失平和而刪，如上引《復余子積論性書》“尊兄但取字書”一段，“夫?qū)W而見性不明”一段，卷九楊爵《漫錄》“嘉靖乙巳”一段，卷十陽明語錄“先生說人道”一段，又“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一段等；
有因其冗長重復而刪，如上引《復余子積論性書》“夷狄之類”以下八百余字，卷六張詡《白沙先生墓表》一段，卷十二《致知議辨》七千余字，卷十三《易經(jīng)原古序》以下五篇六千余字，卷十五《鹿園語要》千余字，王宗沐《論學書》、《文集》四千余字等。刪除最多者，當屬內(nèi)容方面疑有不妥。如卷十二王畿語錄《贈思默》一段，卷十四董禨《求心錄》“聞驢悟道”一段，卷十五萬表《鹿園語要》“學不頓悟”一段，卷十六《穎泉先生語錄》“猛自奮迅”一段，(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思成求正草》“天有與我公共一理”一段，卷二十三鄒元標《會語》“問吾有知乎”一段，卷二十六唐鶴征《桃溪諸記》“一生不得”一段；
卷十陽明語錄“若草木瓦石”一段，“蒙嘗謂只有個知善”一段，卷十三季本《說理會編》“求和即是求中”一段，卷十七聶豹《困辨錄》“問遷善改過”一段，卷二十三鄒元標《講義》“口之于味”一段，卷二十九尤時熙《擬學小記》“知即行”一段；
卷十陽明《傳習錄》“又拈出天理”數(shù)語，“文公功臣”一條，卷十三《說理會編》“世儒多以實訓誠”一條，卷二十九《擬學小記》“才說當然”一段，卷三十一李材《論學書》之《與沈從周》“三十載注情”一段；
卷二十五《尤西川紀聞》“一日與近齋夜坐”一條，卷二十九《擬學小記》“今只要做得起”一條，卷二十一萬廷言《萬思默約語》“小人一節(jié)”一條，等等。

　　3、移。如卷七薛蠧《讀書錄》“太極不可以動靜言”一條，賈本前移至“統(tǒng)體一太極”條之后；
“所以陰陽變易者”一條，賈本前移至“《易傳》曰：易，變易也”條之后；
卷十八羅洪先《論學書》“二氏亦以靜入”一條，賈本前移至“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條前，顯然是為了以類相從，使材料眉目清晰。卷十陽明語錄“照心非動者”一條，本來直承“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條之下，鄭本割裂于兩處，賈本合之。卷十七聶豹《困辨錄》中《辨素》一條，鄭本夾在《辨易》條之中，將該條腰斬為二，并使文末小注出處重出。賈本析出，移至《辨易》全條之后。顯然，以上移動都是必要的，是改得好的。?

　　4、易。這主要指文字表述方面的改易，即換一種說法。以下略舉數(shù)例，圓括號內(nèi)為賈本刪去的文字，方括號內(nèi)為賈本增加或改換的文字。卷二胡居仁敘傳：“饒之余干人(也)�！�…奮志圣賢之學，(往)游康齋吳先生之門，(遂)絕意科舉，筑室(于)梅溪山中……王欲梓其詩文，(先生)辭曰……左繩右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雖器物之微，區(qū)別精審，沒齒不亂。)”卷三魏校敘傳：“魏校字子才，(別)號莊渠，……不為守備奄人劉眘所)屈�！�…此師門敬字(口)訣也。第敬齋工夫分(乎)動靜，先生貫串，總(是一個)不離本末作兩段事。……聶雙江歸寂之旨，(當是)發(fā)端于先生(者)也�！本硭南纳袠恪蹲x白沙與東白論學詩》：“《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至〕天下之達道也�！本砦灏咨硨W案敘傳：“兩先生之學最(為相)近，(不知)陽明后來從不說起，(其故)何也。薛中離，陽明之高第弟子也，(于)正德十四年上疏，請白沙從祀孔廟，……漠然無動于(其)中。(信斯言也)故出其門者多清苦自立�！本砭磐跛�敘傳：“王恕字宗貫，號介庵，(晚)又號石渠……選庶吉士，(而)先生志在經(jīng)濟，出為左評事……歲饑(請賑)，不待報而發(fā)粟，民免溝壑。起拜江西(右)布政使，轉(zhuǎn)河南(為左)。時(在)襄南地多(山)險，秦楚(之)流民(萃焉)日出剽略……以先生為(右)副都御史領之。累平(寇亂，又平湖廣)劉千癬、石和尚〔寇亂〕�！本硎�二王畿敘傳：“王畿字汝中，(別)號龍溪……弱冠〔鄉(xiāng)〕舉(于鄉(xiāng))……中(是年)會試�！�…文成征思、田，(先生)送至嚴灘而別。……壬辰(始)廷對，……尋(以)病歸。謫賢外任，先生(因)〔亦〕疏乞休(而歸)�！灿韪妗衬�，當考察�！本硎�三季本敘傳：“授建寧(府)推官�！�…御史以科場(事)檄之入闈，先生曰：是之(謂)〔為〕不知務。不應(聘)〔召〕。……謫揭陽主簿，(稍)遷知弋陽。……先生言文成(之)功不可泯，遂寢�！�…升長沙知府，鋤擊豪強(過當，乃)罷歸。……(其)后師事陽明�！本矶�十王時槐敘傳：“除南京兵部主(事)〔司〕。歷員外(郎)、禮部郎中。出(僉)〔為〕漳南(兵巡道事)〔僉事〕，改川南道�！�…萬歷辛卯，(詔)起貴州參政，尋升南(京)鴻臚卿，太常卿，皆不赴(新銜)，致仕�！辈浑y看出，以上改易基本上無關宏旨，純屬表述方面的潤色。改易之后，似更簡練。

　　縱觀以上鄭、賈二本在次序、案題、內(nèi)容三個方面的不同，不難看出，賈本的改動，不但沒有違背《學案》編纂宗旨，而且使全書更趨于完善�！熬�粹和平”四字，大約可以概括改動之后的效果。由此不能不承認：從總體上看，賈本優(yōu)于鄭本。

　　那么，是誰對鄭本作了這樣的改動？

　　我們注意到，賈本增補部分有自稱“宗羲”者，因此極有可能改動者就是作者本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文字表述的刪潤，作者手筆似宛然字里行間。如為他人所改，是完全沒有這樣做的必要的。此外黃宗羲于康熙三十一年親自改定的賈本序特地增入了“余于是分其宗旨，別其源流，與同門姜定庵、董無休撮其大要，以著于篇，聽學者從而自擇”一段，首次提及姜、董二人參與了《學案》編纂，則改動鄭本者或不止于作者本人。但改動之處必定出于作者授意或得其首肯，是可想而知的。這樣，由黃宗羲本人或授意他人改動過的賈本，就應是鄭本的修訂本。賈本刻成后兩年作者去世，因此可以認為該本就是作者的晚年定本，于現(xiàn)存諸本中為最善。今日使用《明儒學案》，當以賈本為準。鄭本應屬早年未定之稿，莫本正確地保留了賈本的內(nèi)容，但次序、案題從鄭則未妥。

　　基于以上理由，這次整理，不從學術界的一貫作法，而采用賈本系統(tǒng)的《四庫全書》本作為底本，通校光緒八年馮全核重印鄭本，參校莫本系統(tǒng)的一九三六年世界書局《四朝學案》本等。個別文字上，也參考了一九八五年中華書局點校本。讀者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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