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地名語詞的起源及其演變過程即地名的詞源，大致可以區(qū)分為三種情形：符合歷史事實的真詞源，可能于史無征但大眾約定俗成的頗具民間文學(xué)或民俗學(xué)價值的俗詞源，以及以學(xué)術(shù)論著面目出現(xiàn)卻既不符合史實也有別于俗詞源的偽詞源。在北京古今地名中，牛欄莊到六郎莊的漸變，廣寧門與彰義門及廣安門的關(guān)系，四川營-9棉花胡同的命名緣由，正是對以上三種詞源基本特征予以體現(xiàn)的典型例證。

　　 [關(guān)鍵詞]北京 地名 偽詞源 俗詞源

　　[中圖分類號]K928．79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205(2008)03—0030—07

　　[收稿日期]2007—09—10

　　[作者簡介]孫冬虎(1961—)，男，河北雄縣人，北京市社會科學(xué)院歷史所研究員，主要從事北京歷史地理與地名學(xué)研究。

　　探討地名語詞的起源及其演變過程，對這類專有名詞進(jìn)行追根尋源與正本清源，是地名學(xué)與詞源學(xué)共同的任務(wù)。從理論上講，每個地名語詞都應(yīng)具有真實的來源及其產(chǎn)生之后的發(fā)展過程，這就是地名的“詞源”。但是，由于文獻(xiàn)記載的缺失，能夠確切知道語詞真實源流的地名僅是這個龐大家族中的一部分而已。語言學(xué)家已經(jīng)指出，“人們根據(jù)語音的相似，既不考慮語音的歷史發(fā)展，也不考慮詞義的演變過程，而去牽強附會地推測詞源，就形成了所謂俗詞源”①。對于地名而言，同樣存在著許多在民間逐漸形成的“俗詞源”，它們被大眾廣泛傳播但可能于史無征，反映了一定地域的人們在相應(yīng)歷史階段的社會生活和豐富想象，也是民間傳說和神話故事的源泉。還有一類關(guān)于地名詞源的解釋出現(xiàn)在學(xué)術(shù)性的文史資料或研究論著中，但相關(guān)內(nèi)容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有別于頗具民間文學(xué)或民俗學(xué)價值的俗詞源，這里姑且稱之為地名的“偽詞源”。在涉及北京地名的書刊中，俗詞源與偽詞源并不鮮見，從學(xué)術(shù)研究的角度看，有必要把它們與具有史實根據(jù)的地名詞源予以區(qū)別，這里僅以三個類型的地名詞源問題作為示例。

　　一 從牛欄莊到六郎莊——據(jù)實命名與俗詞源的漸變

　　六郎莊原是北京頤和園東南的一個聚落，隨著郊區(qū)城市化的推進(jìn)，現(xiàn)在主要作為區(qū)片、道路、車站名稱而存在。忖度“六郎莊”的語詞含義，很容易把它與民間廣為流傳的北宋時期楊家將的故事聯(lián)系起來。事實上，這個名稱是在清代才有的，它的緣起應(yīng)歸屬于晚出的一個俗詞源。

　　明代順天府宛平縣有村落叫做“牛欄莊”�！睹鲗嶄洝酚涊d：永樂四年八月癸卯(1406年9月28日)，“北京行部言：宛平、昌平二縣，西湖景東牛欄莊及清龍、華家、甕山三閘水，沖決堤岸百六十丈”②。西湖景，亦作西湖、甕山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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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高名凱、石安石主編：《語言學(xué)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41頁。

　�、凇睹魈�宗實錄》卷58，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本，1966年，第3頁。

　　其地相當(dāng)于清代改建后的頤和園昆明湖；
奏疏里的“牛欄莊”位于西湖景以東，正是今天的六郎莊所在地，其形成年代顯然應(yīng)在永樂四年(1406年)之前。作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的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著錄了“牛欄莊”①。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刊刻的宛平知縣沈榜依據(jù)實地調(diào)查與衙署檔冊文件編纂的《宛署雜記》，也記載了這個村落：“縣之西北，出西直門(西直門)一里曰高郎橋(高梁橋)，又五里曰籬笆房(籬笆房)、曰葦孤村(明代亦稱畏吾村，今名魏公村)，又二十里曰韃子營，又十里曰北海店(明代亦稱北海淀，今北京大學(xué)一帶)，其旁曰小南村(小南莊)、曰八溝村(巴溝村)、曰牛欄莊(六郎莊)、曰中務(wù)村(中塢村)、曰北務(wù)村(北塢村)……。”②(按：括號內(nèi)是引者注出的今地名)“牛欄莊”這個名稱具有民眾約定俗成的色彩，從周圍的籬笆房、八溝、海淀等名稱所顯示的地理環(huán)境看，可能是對村落形成早期的人們在此喂養(yǎng)耕牛的反映。

　　泉源廣布、綠柳如絲的海淀在明代已成為游覽勝地，今北京大學(xué)一帶的清華園、勺園等私家園林尤其著名。侯仁之先生曾經(jīng)指出：“有些封建文人來海淀游覽風(fēng)光，即景生情，就地寫詩，覺得‘牛欄’二字不雅，不能入詩，就擅自改為柳浪莊。可是，柳浪莊的名稱，在民間并未流行。”③詩意濃厚卻稍顯陽春白雪的“柳浪莊”轉(zhuǎn)瞬即逝，而同樣依照諧音改變地名用字、以傳說北宋名將楊六郎曾駐扎此地而得名的“六郎莊”，卻自清朝前期一直應(yīng)用到今天。譯自清朝內(nèi)務(wù)府滿文奏銷檔的一份奏折顯示，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1712年12月11日)，內(nèi)務(wù)府總管赫奕、署內(nèi)務(wù)府總管馬齊，根據(jù)江寧織造曹寅家人陳佐的呈文，奏報了曹家修建西花園工程所用的銀兩，其中寫到：“六郎莊真武廟，配殿六間，和尚住房八間，用銀一千四百三十五兩二錢；
在六郎莊修造園戶住房三十間，用銀一千兩�！雹苓@是目前見到的記載“六郎莊”一名最早的文獻(xiàn)，這個名稱出現(xiàn)的年份無疑應(yīng)當(dāng)更早些。類似的地名變遷，僅海淀區(qū)范圍內(nèi)就有不少，比如華家屯改稱“掛甲屯”，有楊六郎在此掛甲的故事；
百望山改稱“望兒山”，傳為佘太君登高遠(yuǎn)望、期盼失落番邦的兒子楊四郎歸來之處；
山下的兩個小村東百望與西百望，也隨之改稱“東北望”、“西北望”(今作“東北旺”、“西北旺”)；
亮甲店、韓家川、南羊坊等地，其地名語源也都與楊家將的傳說有關(guān)。

　　一般認(rèn)為，北京地區(qū)的“六郎莊”一類地名，大都產(chǎn)生于民族矛盾尖銳的清朝初期，雖然歷史上的楊家將從未到過這里，但這樣的地名更改以及附會于這些地名的傳說，寄托了當(dāng)時漢族人民對滿族統(tǒng)治者的反抗情緒，其知識的來源則是戲曲、評話等民間藝術(shù)形式。余嘉錫先生1945年詳細(xì)考證了楊家將的事跡，他首先指出：“自教育不興，人多不識字，真能讀書者尤少。鄉(xiāng)曲陋儒，幾不知歷史為何物。販夫走卒、纖兒村婦之流，茶余酒后，促膝抵掌，侈口而談史事，聽其所言，大率荒謬無稽，不出于小說，必出于戲劇，而以戲劇之所常演者為尤多。”⑤百姓通過口耳相傳獲得了一定的歷史知識，其中虛構(gòu)演義的成分俯拾即是，有時甚至與史籍的記載毫不相干，但楊家將的故事正是借助此類途徑突破正史藩籬、超越地域界限，在民間廣泛傳播開來并不斷得到豐富和發(fā)展的。至于楊家將事跡傳播的社會背景，余嘉錫先生說：“余以為楊業(yè)父子之名，在北宋本不甚著，今流俗之所傳說，必起于南渡之后。時經(jīng)喪敗，民不聊生，恨胡虜之亂華，痛國恥之不復(fù)，追惟靖康之禍，始于徽宗之約金攻遼，開門揖盜。因念當(dāng)太宗之時，國家強盛，倘能重用楊無敵以取燕云，則女真蕞爾小夷，遠(yuǎn)隔塞外，何敢侵凌上國。由是謳歌思慕，播在人口，而令公、六郎父子之名，遂盛傳于民間。吾意當(dāng)時必有評話、小說之流，敷演楊家將故事，如講史家之所謂話本者。蓋凡一事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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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賉明]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4頁。

　�、赱明]沈榜：《宛署雜記》卷5，(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1—42頁。

　　③侯仁之：《海淀區(qū)附近地區(qū)的開發(fā)過程與地名演變》，《海淀區(qū)地名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507頁。

　　④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關(guān)于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內(nèi)務(wù)府奏曹寅家人呈報修建西花園工程用銀摺》，(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06頁。

　�、萦嗉五a：《楊家將故事考信錄》，(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6頁。

　　其初尚不甚失實，傳之既久，經(jīng)無數(shù)人之增改演變，始愈傳而愈失其真。使南宋之時無此類話本，則元明人之詞曲小說，不應(yīng)失真如此也�！雹倌纤我詠碓诿耖g形成的以抵抗侵略、恢復(fù)故土為主調(diào)的楊家將故事，其人物和情節(jié)在傳播過程中逐漸豐富，流傳范圍也越來越廣闊。將演義故事或神話傳說附會于某些地名，本來就是各地普遍存在的歷史文化現(xiàn)象。金朝的女真貴族、元朝的蒙古貴族對我國北方乃至全體漢族人民的統(tǒng)治，業(yè)已刺激了楊家將故事在民間的演義與流布；
而清朝初年漢族人民在滿洲貴族壓迫下的境遇，與他們在元朝時期的情形極為相似，這就使楊家將的故事具備了進(jìn)一步傳播的社會基礎(chǔ)，在楊六郎不曾到過的北京地區(qū)出現(xiàn)了“六郎莊”等地名，就是漢族人民在特定歷史階段心理狀態(tài)的寫照。從語源上考察，這些地名建立在與歷史事實并不相符的俗詞源基礎(chǔ)之上，屬于人民群眾約定俗成的集體產(chǎn)物。它們與豐富生動的民間傳說相結(jié)合，具有高度的民俗學(xué)和民間文學(xué)價值。從地名語音的演變過程分析，由牛欄莊、柳浪莊到六郎莊，始終沿著近音或同音替代的軌跡在選擇地名用字，容易使社會在語音漸變而不是突變中接受新的語詞。

　　順便說明，歷史上曇花一現(xiàn)的“柳浪莊”之名，在進(jìn)入21世紀(jì)前后卻隨著城市開發(fā)而逐漸擴散，多少反映了今人崇尚浮華的風(fēng)氣。

　　二 彰義門、廣寧門、廣安門——史實與偽俗詞源的混雜

　　在南宋宇文懋昭筆下，金朝“都城四圍凡七十五里，城門十二，每一面分三門，其正門兩傍又設(shè)兩門……正西曰灝華、麗澤、彰義”②。而《金史·地理志》的記載則是“城門十三，……西曰麗澤、曰顥華、曰彰義”③。盡管其它內(nèi)容略有出入，但都肯定了“彰義門”是金中都西墻三城門中的北門。“彰義門”與東墻最北的“施仁門”位置相對，地名語詞的含義也是對稱的。解放后的考古發(fā)掘明確了金中都城墻的四個拐角：西南角在豐臺區(qū)的鳳凰嘴，西北角在軍事博物館以南的黃亭子，東南角在永定門火車站附近的四路通，東北角在宣武門內(nèi)翠花街，而彰義門舊址在今廣安門外大街西端、南北向的小路“灣子街”北頭④。沿著太行山東麓大道北上，在盧溝橋附近轉(zhuǎn)為東北方向進(jìn)入北京，是歷史上久已形成的一條南北交通線。在金代修建了盧溝橋之后，從這里到彰義門的道路(今為京石高速公路的最北段)，更是成為從西南方向進(jìn)入中都城的必由之路，而彰義門就扼守著它的咽喉。在明朝著名的“土木之變”發(fā)生后，正統(tǒng)十四年十月戊午(1449年10月27日)，“虜眾奉上皇車駕次蘆溝橋果園，……遣丘謙同虜使納哈出至彰義門外答語。謙為軍所殺，納哈出奔回。也先遂列陣至西直門外，皇上御幄止于德勝門外”⑤。《明實錄》這段為尊者諱的曲筆證實，蒙古瓦刺軍隊押著被俘的明英宗，一路經(jīng)過紫荊關(guān)、易州、良鄉(xiāng)，在盧溝橋附近的果園駐扎。英宗派遣丘謙跟隨蒙古的使者納哈，到彰義門外與守衛(wèi)在這里的明軍溝通。在此期間，彰義門的位置及名稱與金代并無不同。

　　但是，明朝修筑北京外城之后，“彰義門”卻成了另一個城門的俗稱。嘉靖三十二年十月辛丑(1553年12月3日)，“新筑京師外城成。上命正陽外門名永定，崇文外門名左安，宣武外門名右安，大通橋門名廣渠，彰義街門名廣寧”⑥。這個廣寧門(后改“廣安門”，今已拆，修建了廣安門立交橋)處在外城西側(cè)北端、彰義門正東約2100米，上文的“彰義街”(或稱“彰義門大街”)指彰義門與廣寧門之間的街道，相當(dāng)于今天的廣安門外大街一線。新建的廣寧門與歷史悠久的彰義門，分別位于北京外城與中都城的西側(cè)偏北之處，它們東西對峙且相距不遠(yuǎn)，中間又有“彰義門大街”相互溝通，這就難免使百姓對“廣寧門”的印象遠(yuǎn)不如早已習(xí)慣了的“彰義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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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余嘉錫：《楊家將故事考信錄》，(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8頁。

　　 ②[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33《燕京制度》，《大金國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③[元]脫脫等：《金史》卷24《地理志五上》“中都路”，(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④閻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
于杰等：《金中都》，(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

　　 ⑤《明英宗實錄》卷184，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本，1966年，第10頁。

　�、蕖睹魇雷趯嶄洝肪�430，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本，1966年，第6頁。

　　深刻。清代乾隆年間編纂的《日下舊聞考》指出：“今廣寧門俗稱彰義，特沿金源以來舊名耳�！雹俨贿^，該書接著說“其實金之彰義當(dāng)在今廣寧門外之西南，距右安門外地稍遠(yuǎn)”，卻是在錯把彰義門當(dāng)作金中都正西門的前提下得出的誤判�！罢昧x門”的同名異地，使真正的彰義門被漸漸遺忘，“廣寧門”卻由此增加了一個被大眾廣泛認(rèn)可的俗詞源。比如，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1900年6月23日)，御史劉家模的奏折說：“臣聞?wù)昧x門、永定門外久有充義和團殺掠行路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②這里的“彰義門”，就是采用了民間對“廣寧門”約定俗成的別稱。那么，“廣寧門”是何時何故改稱“廣安門”的?在這個問題上，今人制造了許多想當(dāng)然的偽詞源，并經(jīng)多種書刊的遞相轉(zhuǎn)述而傳播開來。坊問最為流行的說法是，清代為避諱道光皇帝的名字“曼寧”，把“廣寧門”改為語義并無多少差別的“廣安門”。比如：

　　 1、“廣安門在外城之西，清因明舊。原名廣寧，清以避帝諱，而改寧為安”③。

　　 2、“道光年間為避宣宗(曼寧)諱，改廣寧門為廣安門”；
“清道光元年(1821年)，為避宣宗曼寧之諱，改稱廣安門”④。

　　 3、“1821年清宣宗愛新覺羅曼寧(年號道光)即位，為了避諱，把廣寧門改為廣安門，至今沿用下來”⑤。

　　 4、“西便門的西南是廣寧門，清時為避道光皇帝曼寧諱，改‘寧’為‘安’，稱廣安門”；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清宣宗曼寧即位，曼寧之‘寧’與其時外城的廣寧門之‘寧’相同，在帝制時代，這是不允許的，于是將廣寧門改為廣安門”⑥。

　　暫且舉這幾例。為避諱帝王及其祖上的名字而更改地名，是中國歷史上由來已久的一種社會現(xiàn)象，清代周廣業(yè)《經(jīng)史避名匯考》已進(jìn)行了詳細(xì)闡述，這里不再贅言。上述著作都認(rèn)為廣寧門是因避諱道光皇帝的名字而更名，或含糊地表示發(fā)生于道光即位之后，或明確指出是在道光元年(《清實錄》記載，曼寧于嘉慶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即公元1820年10月3日在太和殿即位，次年改元。上舉第3條說他在1821年即位顯然是錯誤的)。雖然言之鑿鑿幾近異口同聲，但沒有一人說明自己的結(jié)論是依據(jù)何種史料得出的，這顯然不足以打消讀者的疑慮。與此相反，道光以后的文獻(xiàn)卻提出了大量反證，請看：

　　1、《清宣宗實錄》：道光元年七月戊辰(1821年8月17日)諭內(nèi)閣：“本日朕已行至西安門。先據(jù)方壽疇奏報，前途橋道多已沖毀。復(fù)據(jù)英和奏，親至廣寧門外查看，大道水深四五尺，人馬斷難行走，不得已暫行還宮�！雹�

　　2、《清宣宗實錄》：道光元年九月乙亥(1821年10月23日)，“賞廣寧門外普濟堂煮賑小米三百石”⑧。

　　3、《清宣宗實錄》：道光二年九月乙未(1822年11月7日)，“賞廣寧門外普濟堂煮賑小米三百石”⑨。

　　4、光緒十二年(1886年)成書的《光緒順天府志》：“外城環(huán)京城南面，……西為廣寧門”；
“廣寧門大街，俗稱彰義門大街。義或訛儀”⑩。

　　5、初版于1931年的陳宗蕃《燕都叢考》第3編：“廣寧門大街以南，其西地多空曠�！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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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清]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91《郊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②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78頁。

　　 ③余綮昌：《故都變遷記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113頁。此書于1941年寫成。

　　 ④宣武區(qū)地名志編輯委員會：《北京市宣武區(qū)地名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21、36頁。

　　 ⑤張清常：《北京街巷名稱史話》，(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xué)出版社，1997年，第41頁。

　　 ⑥王彬、徐秀珊：《北京街巷圖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年，第153、194頁。

　　 ⑦《清宣宗實錄》卷21《清實錄》．(第3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85頁。

　　 ⑧《清宣宗實錄》卷23《清實錄》(第3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25頁。

　　 ⑨《清宣宗實錄》卷41《清實錄》(第3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742頁。

　　 ⑩[清]周家楣、繆荃孫等：《光緒順天府志》之《京師志一·城池》、《京師志十四·坊巷下》，(fie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409頁。

　�、详愖谵�：《燕都叢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98頁。

　　《清實錄》與《光緒順天府志》都是官修的文獻(xiàn)，纂修者絕無故意漠視國家法律乃至太歲頭上動土的必要。如果“廣寧門”確實在道光即位后被朝廷明令改為“廣安門”，那么，實錄所記載的大臣奏折，斷不敢冒著“大不敬”的風(fēng)險繼續(xù)使用“廣寧門”一名，皇帝的諭旨也不會帶頭出爾反爾；
編纂《光緒順天府志》的繆荃孫、朱一新等飽學(xué)之士，記錄了“廣寧門”以及由它派生的“廣寧門大街”，卻沒有談到因為避諱而改“寧”為“安”之事，也足以證實朝廷不曾發(fā)布改名的法令。即使是民國時期的《燕都叢考》，所列的外四區(qū)街市仍然包括“廣寧門大街”。如此看來，所謂清代道光年間(或以后的某個時候)為避諱而改“廣寧門”為“廣安門”的種種說法，實屬缺乏文獻(xiàn)依據(jù)的向壁虛構(gòu)，不論他們的寫作背景如何，都有意無意地提供了關(guān)于“廣安門”語詞來歷的偽詞源。澄清這些輾轉(zhuǎn)抄錄的道聽途說在公眾中造成的混亂，正是宣傳科學(xué)的地方文化所必需的步驟。

　　既然如此，“廣安門”一名是如何產(chǎn)生并逐漸取代了“廣寧門”的呢?《光緒順天府志》在記載粥廠、水局時，根據(jù)《大清會典事例》摘錄的“增壽寺飯廠，順治七年設(shè)，在廣寧門大街”，采用的是當(dāng)時法定的地名；
而記錄實地調(diào)查情況的《采訪冊》，如“勉善善堂，嘉慶初年設(shè)，在廣安門內(nèi)王子墳口內(nèi)”、“廣仁善堂，光緒六年設(shè)，在廣安門內(nèi)爛面胡同”、“資善水局，……在廣安門內(nèi)大街”之類，則采用了“廣安門”這個后起的名稱。甚至光緒八年九月二十五日(1882年11月5日)的上諭，也有“廣安門內(nèi)廣仁堂，收養(yǎng)無依童幼，并分助守節(jié)婦女”之語①。光緒九年(1883年)大學(xué)士寶望等人的奏疏，則稱“擬請嗣后安定、東直……廣安、右安十三門，均由監(jiān)督揀派廉勤人員”②。同地異名的兩個稱謂在一卷書中同時出現(xiàn)，既顯示了光緒年間“廣寧門”的官方地位，也反映出“廣安門”已擴展到朝廷公文之中的事實�！鞍病迸c“寧”的語義一致，北京有許多帶“安”字的城門和道路名稱，這樣的改名應(yīng)當(dāng)出于地名使用中的漸變。刊行于1930年的《燕都叢考》第1編，記載外城各區(qū)的界線時已多次使用“廣安門大街”之名，而在敘述街市分布時則與“廣寧門大街”交替使用③。綜上所述可以看到：與“廣寧門”含義無差的“廣安門”，不可能是清代官方為避道光皇帝之諱而更名的產(chǎn)物，而應(yīng)當(dāng)屬于百姓日常使用中約定俗成的異稱；
它們最晚在光緒年間并行于朝廷公文與官修文獻(xiàn)中，到民國時期逐漸由“廣安門”取代了“廣寧門”的官方地位；
關(guān)于“廣安門”因避諱而得名的種種解釋，都應(yīng)歸人與史實不符的偽詞源之列。

　　三 四川營與棉花胡同

　　——古今偽詞源的訛傳

　　文學(xué)作品對地名及其語源的虛構(gòu)，是藝術(shù)的需要；
民間口碑資料中的演義成分，是口耳相傳的自然積淀。屬于學(xué)術(shù)范疇的地名史源探討，卻必須把偽俗詞源與歷史事實區(qū)分開來，否則勢必造成地名語源的本末倒置，附系于地名的其它內(nèi)容也將失去根基。如果類似的論述出現(xiàn)在學(xué)術(shù)出版物中而被讀者信以為真或繼續(xù)轉(zhuǎn)引，其誤導(dǎo)的范圍就越來越大了。北京宣武門外騾馬市大街路北，有一條胡同稱為“四川營”，附近又有“棉花頭條”等十多個從“棉花胡同”派生命名的街巷。古今文獻(xiàn)對它們命名緣由的記載，既有傳播于民間的俗詞源，更有一些需要辨正的偽詞源。

　　這里且以刊登在不定期學(xué)術(shù)論文集《北京史苑》中的《四川營與秦良玉》④一文為例。該文寫道：

　　這條胡同為什么叫四川營呢?原來這個地名和明末著名民族女英雄秦良玉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據(jù)光緒《順天府志》載，“四川營，有延安、四川諸會館”。這個四川會館，據(jù)《藤陰雜記》講，似是“秦良玉勤王至京，駐師于此。后改石芝庵，旋做會館”�！跺吩�識略》載，“四川營在虎坊橋路西迤北，為四川石砫女帥秦良玉屯兵之所，因名”。張次溪的《燕京訪古錄》也說，“秦少保良玉，曾率白桿軍來燕勤王。駐兵于宣武門外四川營。其遺址，川人乃筑會館以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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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清]周家楣、繆荃孫等：《光緒順天府志》之《京師志十二·廠局》，第316—329頁。

　　 ②[清]周家楣、繆荃孫等：《光緒順天府志》之《京師志十一·關(guān)榷》，第307頁。

　　 ③陳宗蕃：《燕都叢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9、589、598頁。

　�、荞R書田：《四川營與秦良玉》，《北京史苑》(第1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352—354頁。

　　文章在介紹了舊時會館中的秦良玉神位、橫匾等之后，又根據(jù)《明史·秦良玉傳》，敘述了她在家鄉(xiāng)四川組織“白桿軍”的經(jīng)歷、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與崇禎三年(1630年)兩次率兵北上解救京城危急的簡況(按：《明史·秦良玉傳》載“泰昌時征其兵援遼”，則第一次北上不是在萬歷四十七年，而應(yīng)在下一個年份——泰昌元年，即公元1620年)，并引用了《宸垣識略》關(guān)于崇禎皇帝寫詩褒獎秦良玉的文字。該文作者接著寫道：

　　秦良玉北上勤王時，她率領(lǐng)的四川軍隊曾駐扎在宣武門外“虎坊橋路西迤北”的胡同里，后來，這條胡同就叫做“四川營”了。在駐扎四川營的空閑時間，秦良玉曾叫部下和女眷們紡棉織布，因此附近的一些胡同就被叫做“棉花胡同”，有棉花頭條、上二條、下二條等十幾條棉花胡同。

　　但是，該文引用的幾則史料，卻不能完全支持作者試圖證明的觀點。乾隆時人戴璐《藤陰雜記》的記載，原文是“四川營四川會館，相傳秦良玉勤王至京，駐師于此�！�…”①。這里的“相傳”二字最為關(guān)鍵，表明有此傳說但未得實據(jù)，是一種比較客觀的行文態(tài)度。與戴璐同一時代的吳長元《宸垣識略》，則明確肯定四川營是由于曾為秦良玉屯兵之所而得名�！豆饩w順天府志》只談到四川營有四川會館而未及其它。民國時人張次溪《燕京訪古錄》的那段話，不見于該書1934年中華印書局版，從《四川營與秦良玉》排列上述幾條史料的前后順序看，應(yīng)是轉(zhuǎn)引自陳宗蕃《燕都叢考》對“四川營”一名的注釋文字，接下來的幾句是：“鄰巷棉花胡同，聞系少保當(dāng)年曾在此地施屯田政策，令其軍士紡織棉花，地以人傳，后人遂以此名之。”②這也正是《四川營與秦良玉》末段解釋“棉花胡同”得名緣由的資料依據(jù)，但張次溪“聞系……”的推測語氣在這里已被變成明確肯定的敘述，而把“令其軍士紡織棉花”增益為“曾叫部下和女眷們紡棉織布”，更是于理不合的想當(dāng)然。即使是杜甫《新婚別》詩中描寫的新媳婦，也懂得“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的道理，而從三千多里外的四川石硅火速進(jìn)京準(zhǔn)備與敵交戰(zhàn)而不是游山玩水的秦良玉所部，竟然還帶著一批“女眷們”，這位軍隊統(tǒng)帥的見識也太令人匪夷所思了吧?

　　從戴璐到張次溪，都不曾否定秦良玉北上勤王的史實，但也大致以民間傳說來看待四川營的得名與秦良玉的關(guān)系，而沒有像《四川營與秦良玉》那樣完全混淆了傳說與史實的界限。實際上，作為胡同名稱的“四川營”，早在秦良玉之前就已存在并被記錄下來。明代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記載，南城宣北坊有“四川營”，附近有“麻線胡同”、“魏染胡同”、“山西營”、“騾馬市街北草場胡同”等胡同③。這個“四川營”的所在地即今“四川營胡同”，周圍的幾條胡同依次相當(dāng)于今天的紅線胡同、魏染胡同、山西街、西草廠街。張爵之書作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四川營”一名的產(chǎn)生無疑應(yīng)當(dāng)更早。即使以這個年份算起，秦良玉北上的泰昌元年(1620年)與崇禎三年(1630年)，也已分別在此后的50至70年了。至于《宸垣識略》關(guān)于四川營與秦良玉的記載，并不見于該書依據(jù)的藍(lán)本《日下舊聞考》，顯然是吳長元輯錄時增補的結(jié)果，該書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初刻，已比張爵晚了將近230年。由此可以得到的結(jié)論是：“四川營”的產(chǎn)生年代遠(yuǎn)在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之前，其命名原因可能與此前來自四川的一支軍隊有關(guān)；
明泰昌與崇禎年間四川女將秦良玉兩次北上勤王之事見于《明史》，但關(guān)于第一次馳援遼東的那些文字與她是否到過北京無涉，第二次北上期間受到崇禎召見并有“良玉自京師還……”的記載，卻也不能證實她率領(lǐng)的那支軍隊也隨之到過京城；
退一步講，即使秦良玉的川軍有可能駐扎在北京南城，也與幾十年前早已載入地方文獻(xiàn)的“四川營”的起源毫不相干，由此派生的關(guān)于“棉花胡同”的詞源更屬主觀臆測。從《宸垣識略》把秦良玉的事跡作為“四川營”得名的依據(jù)開始，盡管戴璐、張次溪等人已正確地把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作為民間傳說來對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今人卻仍在延續(xù)《宸垣識略》的錯誤，除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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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清]戴璐：《藤陰雜記》卷10，(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②陳宗蕃：《燕都叢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33頁。

　　③[明]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頁。

　　川營與秦良玉》一文之外，《北京市宣武區(qū)地名志》在準(zhǔn)確交代了“明稱四川營，屬宣北坊”之后，居然也說“相傳明崇禎年間四川石硅宣撫使秦良玉奉詔勤王，曾駐兵于此，故名四川營”①，蓋因不察文獻(xiàn)年代致誤；
《北京地名典》解釋“四川營胡同”的文字與宣武區(qū)地名志大同小異，惟其“因有四川會館得名”之說②，由于過分離譜的本末倒置而越發(fā)出人意表。

　　通過分析北京地名中的偽俗詞源，我們可以看到：部分地名詞源在文獻(xiàn)中的缺失是無可如何的客觀事實，關(guān)于地名詞源的推測必須建立在可靠的文獻(xiàn)基礎(chǔ)之上，由此得到的結(jié)論才可能趨近于正確。歷史上形成的俗詞源，是廣大群眾逐漸積累、共同認(rèn)可的解釋，它們或許是有幾分史實依據(jù)的傳說，也可能是受到某種事物啟發(fā)而產(chǎn)生的想象，其民間文學(xué)與民俗學(xué)的價值應(yīng)予以充分肯定。但是，如果把這些“古已有之”但遠(yuǎn)非信史的材料作為追根溯源的依據(jù)，則難免制造出與史實南轅北轍的偽詞源。比如，在民間文學(xué)范圍內(nèi)，秦良玉和四川營的故事允許并且應(yīng)該展開遐想的翅膀，關(guān)于四川營的俗詞源不僅無可厚非而且自有其積極意義。然而，同樣的問題一旦以歷史學(xué)的面貌出現(xiàn)，地名詞源的探討就必須按照通用的學(xué)術(shù)規(guī)范進(jìn)行，如果有意把這些俗詞源指實卻又經(jīng)不起史料的考核，著作者所提供的就只能是與學(xué)術(shù)毫不搭界的偽詞源了。相對而言，今人在地名詞源方面的粗枝大葉尤其應(yīng)該加以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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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傩�武區(qū)地名志編輯委員會：《北京市宣武區(qū)地名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160頁。

　�、谕醣�、徐秀珊主編：《北京地名典》，(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1年，第330頁。

　　Study on the False and Folk Etymology in Toponymy of Beijing

　　Sun Donghu

　　(Institute of History,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100101)

　　 Abstract: The toponymic etymology, the origin and change of toponymic words, can be distinguished to three types. The true-etymology is tally with historic facts, the folk-etymology maybe lack historic basis but have accepted through common practice, therefore it"s of great value to folk literature or folklore, and the false-etymology neither tally with historic facts nor equate with the folk-etymology, but it"s often disguises itself as a scientific treatise. Throughout the toponymy of Beijing in modern or ancient times, we can find some typical illustrations that embody the character of aforementioned three types of etymology, such as the gradual changes from Niulanzhuang(牛欄莊) to Liulang- zhuang(六郞莊), the relations between Guangningmen(廣寧門), Zhangyimen(彰義門) and Guanganmen(廣安門), the naming reasons of Sichuanying(四川營) and Mianhuahutong(棉花胡同).

　　Key words: Beijing; toponymy; false-etymology; folk-ety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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