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確實是思想者的命運。他在世時，絕不迎合眾說。他因追求精神之獨立和思想之自由的境界而受世人尊重，他在“學術凸顯和思想淡出”的時代倡導“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他在病危期間口述一信致友人林同奇，說他覺得他的生命只是因了他的思想而延續(xù)著。似乎命運之神也聽到了他口述的信，象征性地，她讓一名臨時護工向世人傳達了他辭世的消息。思想者走的時候身邊無親友，思想不為它自己送行。

　　半世紀前，元化先生因受“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牽連被隔離審查，伴隨著精神崩潰和急性失明而發(fā)生的，是他的第一次啟蒙——每一個人獲得勇氣獨立運用他自己的理性能力，康德謂之“啟蒙”。

　　在他留給我的靜默中，我才漸漸明白，孤獨是可以產生勇氣的。哪怕是被迫地孤獨著，也足使一個人獲得啟蒙的勇氣。眾聲喧嘩，只有孤獨的人能傾聽靜默。當我能傾聽靜默時，我學會了思考。

　　1962年，元化先生執(zhí)韋卓民介紹信拜訪熊十力，求學，求沉潛往復之學，求生命真諦之學。此前一年，他開始寫作《文心雕龍柬釋》——這是他終生寫作而不輟的一部學術專著，自1946年始，多次重寫，多次擴展，多次更名，發(fā)行總量已超過五萬冊，于2004年出版最終本，題目定為《文心雕龍講疏》。據(jù)他回憶，先師汪公嚴曾為他講授《文心雕龍》，使他受益終身，文史百科，博采眾長，料自當日始。公嚴先生，字鞏庵，善畫，由舊學而新學，27歲入張之洞幕僚并與周彥昇共同編輯《勸學篇》，1918年入清華學堂講授國文并撰寫清華校歌，始與元化先生的父親王芳荃交往。王芳荃先生，字維周，1906年留學日本，1911年入清華留美學堂講授英文，后赴美，獲芝加哥大學教育學碩士，再返清華任教。1928年，羅家倫任清華校長，汪公嚴與王芳荃同時離去。1934年，汪公嚴赴長春擔任溥儀的自然科學老師，至1941年返回北平。1946年，元化先生任教于國立北平鐵道管理學院，由父親引薦從學于汪公嚴。

　　1955年5月24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其中有胡風1953年8月17日寫給滿濤和王元化的信。在隔離審查期間，他被診斷為發(fā)生了“心因性精神癥狀”（即精神分裂癥），……自那時起，一年內，王元化兩次精讀黑格爾《小邏輯》中譯本第一版，書頁滿布圈點，在香煙盒等紙片上留下數(shù)萬字讀書筆記�；蛟S比理性生活更加重要，元化先生的情感生活幾乎完全維系于他的夫人張可（滿濤的妹妹）、他的篤信上帝的母親和姐姐、以及莎士比亞作品。1957年，審查結束，他和張可（上海戲劇學院教授）開始編譯文集《莎劇解讀》。

　　元化先生與張可的文學生活肯定誘發(fā)了遠比文學和生活更深刻的思想體驗，也或多或少為他們承受即將爆發(fā)的廣泛得多的文化災難提供了準備。那是他的第二次思想啟蒙，他不再相信黑格爾試圖概括的那些普遍適用和亙古不變的規(guī)律，他更關注具體的和特殊的體驗。熊十力對他說過，讀書，應以全部生命相沖擊，方能有所感受。換句話說，那些被書寫過的普遍規(guī)律，僅當我以我生命的全部體驗與它們相沖擊時，才呈現(xiàn)出它們的真理性，才不再是教條，此即元化先生所謂“融入生命的學問”。其實，1979年元化先生在《學術月刊》發(fā)表“由抽象上升到具體”，已經意味著重新解讀馬克思和黑格爾，導致了元化先生1990年代的“第三次反思”。也因此，賀麟的黑格爾《小邏輯》中譯本第一版提出的“總念”翻譯思路，遠比其后數(shù)版沿用的基于列寧《哲學筆記》的“概念”翻譯思路更深刻，更強烈地顯示著對抽象的一般規(guī)律性的基于特殊的個體生命體驗的否定。(chinesenewsnet.com)

　　在他坎坷的生命歷程中，始終以無限的愛與他相伴渡過漫漫長夜的，先是母親桂月華，后是張可。如人類歷史記載過的許多偉大女性一樣，這兩位偉大的女性，是她們養(yǎng)育了他的生命——身體的、情感的和心智的�？v觀一生，他受母系血脈的影響最深。母親的家族，桂姓，早得“新學”風氣之先，由文學、英文、歐洲、基督教堂，而至北京的清華學堂和上海的圣約翰大學，……三代書香，耳濡目染，可謂“家學淵源”。1979年，桂月華93歲，寫信給周揚，申訴自己的看法，要求他為元化先生平反。據(jù)云，此信促使周揚改變態(tài)度，同意平反王元化。1986年，桂月華辭世。元化先生在上海衡山路國際禮拜堂送別了母親。關于妻子，王元化說她，“心里似乎從來不懂得恨。雖然她在關鍵時刻顯示了女性少有的堅強。……從反胡風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長歲月里，我的坎坷命運給她帶來了無窮的傷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2006年，張可病故，8月12日，又是在上海衡山路國際禮拜堂，元化先生送別了張可。

　　于是這世界變得不再令人著迷，上帝死了，因為愛的離去，人也死了。在生命的最后階段，他有更多的時間，回憶與省思。這是接續(xù)著他的三次反思的思考，我推測，它的主題是“愛”——不是抽象而淺薄的概念式的“愛”，而是生命即將終結時，具體而豐富的，足以構成對全部二十世紀激進主義思潮的批判性思考之基礎的愛的主題。（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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