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本文系統(tǒng)性地研究了梁啟超的經(jīng)濟思想，通過分析其思想演變的內(nèi)在理路，勾勒出西方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思想對中國知識分子產(chǎn)生影響的一條路徑。甲午一役之后，中國知識分子意識到，單純依靠傳統(tǒng)資源恐怕不足以與西方競爭。梁啟超在中西思想、個人與國家、利己與利他等多種思想的沖擊之下，努力學習和消化西方的政治經(jīng)濟理論并轉(zhuǎn)述給國內(nèi)民眾。梁啟超在認識政治經(jīng)濟與社會道德基礎的關系上，觀念多次發(fā)生轉(zhuǎn)變，最終還是退回到傳統(tǒng)思想之中。本文也借鑒了一些詞語分析的工具，為研究經(jīng)濟思想傳播過程提供了有力的實證檢驗的支持。

　　【關鍵字】梁啟超 公羊?qū)W 功利主義 國家主義 墨學

　　作者：梁捷[1]，復旦大學經(jīng)濟學院博士生

　　一 中國古典功利主義傳統(tǒng)

　　“義利之辯”始終是中國古代理財/經(jīng)濟觀念的核心問題�！睹献印防镎f，“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稘h書.董仲舒?zhèn)鳌芬嗾f，“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幾句話就為以后一千多年的經(jīng)濟思想奠定了基調(diào)。

　　顧炎武就曾經(jīng)說過，“古人以財為末，故舜命九官，未有理財之職。周官財富之事，一皆領之于天官冢宰，而六卿無專任也。”所有一切的制度安排，都體現(xiàn)出“重教化后財貨之意。”[2]但是隨著國民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深化，經(jīng)濟問題必定要獨立出來，成為研究的對象。

　　到了南宋時期，董仲舒這種嚴格的“重利輕義”的思想有所松動。朱熹在浙中見諸葛誠之，就解釋說，：“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的不是。只怕不是義，是義必有利；
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3]

　　陳亮更是扭轉(zhuǎn)董仲舒的說法，改為“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4]陳亮的看法一般被歸為“功利主義儒家”，即認為王道與霸道、仁義與功利、天理與人欲是統(tǒng)一的，沒有什么本質(zhì)的區(qū)別，“功到成處便是有德；
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敝祆渚桶殃惲恋囊庖姎w為“義利雙行、王霸并用”這八字。

　　孟森先生曾指出，“明祖時時以言利為非帝王之體，至杖流言者…太祖開國之法意”。[5]

　　永嘉學派的葉適也說，“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圣君賢臣者也。”[6]到了清代，顏元和李覯推崇事功，顏元說，“廣土眾民，君子欲之；
圣賢之欲富貴，與凡民同�！盵7]他們影響極大，被稱為“顏李學派”，在民間和地方官員的行動實踐中起到極大作用。

　　雖然功利主義和經(jīng)世思想從來沒有成為官方認定的主流思想，但是從明代開始，關注微觀政策（如漕運、水利、鹽課）和宏觀政策（如賦稅、戶政、錢幣）的經(jīng)世實學思想就在不斷升溫，士大夫乃至普通的知識分子都會結合自己的經(jīng)驗發(fā)表各類經(jīng)濟相關政策，數(shù)量極為龐大，思想極為豐富。真正關心國計民生的知識分子，都很容易很親切地接受一部分傳統(tǒng)經(jīng)濟經(jīng)驗，構成自身的思想體系。到了晚明，這股經(jīng)世思想已經(jīng)變得極為強烈，馮琦的《經(jīng)濟類編》、馮應京的《經(jīng)濟應用編》、黃訓的《明臣經(jīng)濟錄》、陳其愫的《明經(jīng)濟文輯》、朱健和朱徽的《古今治平略》乃至陳子龍、徐孚遠、宋微碧編的《明經(jīng)世文編》，都是出于對時代面臨的政治、經(jīng)濟困頓而誕生的產(chǎn)物。

　　特別是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以后，西方經(jīng)濟思想和經(jīng)濟制度通過一批傳教士的工作進入中國[8]。相應的，以魏源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一邊學習西方經(jīng)濟學知識，一邊試圖從自身傳統(tǒng)中也挖掘出可與西方經(jīng)濟學相對應或者相補充的中國經(jīng)濟思想。這種努力一直堅持到19世紀后期。比如，陳熾寫作《續(xù)富國策》，這種行為還是表明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不愿意承認這一點，即中國文化在經(jīng)濟思想和經(jīng)濟政策這些方面沒有形成系統(tǒng)體系，總體研究水平落后于西方。這種狀況，一直到甲午戰(zhàn)爭之后才發(fā)生了轉(zhuǎn)變。

　　二 梁啟超早期的經(jīng)濟思想

　　甲午戰(zhàn)爭之后，中國知識分子猛然覺醒，意識到必須直面西方列強乃至日本的挑戰(zhàn)�？涤袨榈纫慌R分子的世界觀發(fā)生了極大的轉(zhuǎn)變，即認為當時的世界已進入諸國并立的時代，而非閉關自守的時代；
當時的世界正處于列國競爭的時代，而非一統(tǒng)垂裳的時代，在這樣的世界形勢下，中國當以開創(chuàng)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所謂“開創(chuàng)”則必須更新百度，所謂“守成”則必然率由舊章。康有為痛切地說，“列國并立，則爭雄角智；
一統(tǒng)垂裳，則拱手無為。言率由則外變相迫，必至不守不成；
言無為而諸國交爭，必至四分五裂。”[9]幾乎就在這個時期，嚴復開始了他的《天演論》和《原富》的翻譯，年輕的梁啟超也開始獨立探索經(jīng)濟思想。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梁啟超自幼在家中接受傳統(tǒng)教育，1889年中舉。1890年赴京會試不中，結識康有為。梁啟超1891年就讀于萬木草堂，接受康有為的思想學說由此走上改良維新的道路，時人合稱“康梁”。他于1895年春再次赴京會試，協(xié)助康有為，發(fā)動在京應試舉人聯(lián)名請愿的“公車上書”。接下去的時間里，他主北京《萬國公報》（后改名《中外紀聞》）和上海《時務報》筆政，又赴澳門籌辦《知新報》，發(fā)表大量有影響的政論。

　　梁啟超深刻地感受到中國傳統(tǒng)理論資源缺乏活力，不夠“新”，不能為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提供一種有效指導�！兑捉�(jīng)》里說，“日新之謂盛德”。《尚書》里也說，“人惟求舊，器惟求新”，還要“作新民”。雖然梁啟超當時并沒有想清楚“新民”的真正含義，也沒有想清楚“新民”真正的思想來源，但是他追求“新民”的情感已經(jīng)非常強烈。

　　《皇清經(jīng)世文編》是明末到清初這個時間段以內(nèi)，知識分子對經(jīng)濟問題思考的精華，梁啟超和他的同輩們都對此十分重視。自魏源以后，又先后有十多種掛著“經(jīng)世文編”旗號的文集面世[10]，其中有些“經(jīng)世文編”就大量選擇晚清報刊上的文章，與梁啟超有著密切的關系。同為康有為弟子的麥仲華就編過一種《皇朝經(jīng)世文新編》，1898年出版。梁啟超在為麥編“經(jīng)世文編”做序時再次強調(diào)了他的“求新”觀念，“開新者興，守舊者滅，開新者強，守舊者弱，天道然也，人道然也。”[11]

　　從知識結構而言，梁啟超對西方經(jīng)濟學的了解還是很欠缺的，主要通過極少數(shù)翻譯和轉(zhuǎn)述的材料來了解，同時以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底蘊進行推測。他說，“西士講富國學，倡論日益盛，持義日益精，皆合地球萬國土地人民物產(chǎn)而以比例公理。盈虛消息之，彼族之富強，洵有由哉。”[12]

　　梁啟超也清楚地知道，要想發(fā)展中國的經(jīng)世思想，必須從教育體制上著手改革，把它當作一門專門的學問�！拔魅烁粐畬W，列為專門，舉國通人之才，相與講肆之。中國則遽古以來，言學派者，未有及此也。觀計然、白圭所云，知吾中國先秦以前，實有此學。白圭之言，其鄭重之也如是，知其中精義妙道必極多。茍承其學而推衍之，未必遜于西人，而惜乎其中絕也。今西人之商焉者，大率經(jīng)學堂中朝研夕摩，千印萬證而來，而我以學書不成之人，特籌而與之遇，無惑乎未交綏而已乎三北也。”[13]

　　梁啟超在這里思考的“公理”，一定程度上沿襲了康有為早年在《實理公法全書》以及《人類公理》、《公理書》中所闡述的“公理”觀念。最后落腳之處，仍然是以康有為的公羊三世說為基礎的世界觀，以儒學倫理為價值基礎，從而生發(fā)出一整套公理�？涤袨樵f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為四維，思維表張，國乃滅亡。儒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干櫓，自非生番野蠻之國，未有不貴道德修身者，此萬國古今之通理。國之強盛弱亡，不視其兵甲之多寡，而視其風俗道德之修不修。近者泰西財富兵力方行四海，而推原治本，頗由其俗尚信義致然�！盵14]在給汪康年的一封信里，梁啟超則說，“啟超之學，實無一字不出于南�！薄�

　　按照朱維錚先生的研究，康有為的“公理觀”在1890年前后與廖平交往后發(fā)生過大轉(zhuǎn)折[15]，從信奉科學天理轉(zhuǎn)向信奉公羊三世說，但是顯然1890年以后入門的梁啟超自身的思想里并不存在這樣的緊張。

　　梁啟超就是使用公羊?qū)W來理解現(xiàn)實的政治經(jīng)濟規(guī)律，一切“改制”背后都有歷史循環(huán)所賦予的合法性，其過程非人力所能動搖。他再次強調(diào)康有為的說法，“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問者其惟春秋乎！夫作春秋，何以見罪？孔子蓋迎知后世必有執(zhí)布衣不當改制之說，而疑孔子之僭妄者，故先自言之也。……孔子改制之說本無可疑，其見于周秦諸子兩漢傳記者極多，不必遍舉……黃梨洲有《明夷待訪錄》，黃氏之改制也；
王船山有《黃書》、有《噩夢》，王氏之改制也；
馮林一有《校邠廬抗議》，馮氏之改制也�！盵16]

　　但是梁啟超畢竟思想比較開明，也愿意用西方（包括通過日本轉(zhuǎn)述）的思想來補充自己的公羊?qū)W體系。早在流亡日本之前，梁啟超就已經(jīng)注意通過觀察日本政治經(jīng)濟的進步來反思自身的問題了，他說，“日本自維新三十年來，廣求智識于寰宇，其所譯所著有用之書，不下數(shù)千種，而尤詳于政治學資生學（即理財學，日本謂之經(jīng)濟學），智學（日本謂之哲學），群學（日本謂之社會學）等皆開民智強國基之急務也。”[17]

　　通過這樣的學習與比較，梁啟超逐漸感受到中西經(jīng)濟思想之間一些深層次的沖突，如個人與社會（群）、自私與利他、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等概念之間的沖突。梁啟超與嚴復交往很深，亦是最早閱讀和了解《天演論》、《原富》的中國人之一，但是他和嚴復在基本理念上有很多分歧，畢竟嚴復從來沒有信仰過公羊?qū)W。在一封給嚴復的通信中，梁啟超表達了自身經(jīng)濟觀念的基礎，“《天演論》曰：‘克己太深，而自營盡泯者，其群亦未嘗不敗�！� 然則公私之不可偏用，亦物理之無如何者矣。今之論且無遽及此，但中國今日民智極塞，民情極渙，將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術，必擇眾人目光心力所最趨注者，而舉之以為的，則可合�！盵18]

　　在當時環(huán)境下，很多學者都同時涉獵中西兩方面的思想，但是最終理念的根基不盡相同。不妨列舉與梁啟超有密切聯(lián)系的嚴復、陳煥章兩人為例。嚴復留學英國，一生中絕大部分時間都服膺英式古典自由主義，盡力翻譯《天演論》、《原富》以及穆勒、孟德斯鳩等人的著作。雖然他時常加入自己的批注和闡釋，但總體上還是忠實西方源頭的思想；
而康有為的弟子陳煥章則走上另一條道路。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經(jīng)濟學博士學位，卻仍然堅持公羊?qū)W的思想，以公羊?qū)W來解釋西方經(jīng)濟學，寫出了《孔門理財學》，回國后亦組建了孔教會。梁啟超則與嚴、陳二人皆不同。早期的梁啟超認同康有為的公羊?qū)W三世說，但仍然愿意借鑒西方經(jīng)濟學思想，開始注意到中西思想根源上的差異。戊戌以后，梁啟超迅速擺脫了公羊?qū)W，這也就絲毫不顯得奇怪了。

　　三 梁啟超的思想轉(zhuǎn)向

　　戊戌之后，梁啟超被迫流亡日本，開始學習日語和從日本資源里介紹西方政治、經(jīng)濟思想。這個時期，他的思想發(fā)生了極大的轉(zhuǎn)變。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知道，“經(jīng)濟”一詞很大程度上是梁啟超引介進來的，前后亦有反復，終于戰(zhàn)勝了“計學”（嚴復主張）、“生計”（早期梁啟超主張）、“理財”（19世紀末期主流用法）和“平準”等競爭性概念[19]。日本學者森時彥則系統(tǒng)地研究了梁啟超在文章中使用“經(jīng)濟”一詞的習慣，從而歸納出梁啟超在流亡日本以后，思考經(jīng)濟問題時的幾次重要思想轉(zhuǎn)變。[20]近年來，金觀濤等學者用數(shù)據(jù)庫檢索的方法肯定了森時彥的結論。[21]

日本的經(jīng)濟思想原先與中國和接近，從古學、朱子學、陽明學等傳統(tǒng)中逐漸生發(fā)出來。[22]據(jù)日本學者的研究，早在太宰春臺（1680~1747）的《經(jīng)濟錄》中經(jīng)濟這一觀念雖然仍帶有少量的儒家道德實踐意義，但已具有重商主義內(nèi)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相當接近近代西方economy的內(nèi)涵。[23]太宰春臺是著名的荻生徂徠的學生，我們知道早在徂徠學中已具備將國家政治和道德分離之構想，因此在日本最先用“經(jīng)濟”指涉economy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到了晚近，日語中“經(jīng)濟”的含義逐漸固定下來，1899年梁啟超流亡日本，很自然地感受到這種思想的指涉。森時彥的研究就發(fā)現(xiàn)，梁啟超具體翻譯economy一詞時，不同時期的習慣都不相同，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幾個階段：1902年5月之前為摸索期，“生計”與“經(jīng)濟”以及其他詞都混用；
1902年5月至1906年3月，這是梁啟超使用“生計”時期；
1906年3月至1910年2月為梁啟超使用“經(jīng)濟”時期；
1910年2月至1912年10月梁啟超為回歸“生計”一詞時期；
1912年10月以后，梁啟超又并行使用“經(jīng)濟”和“生計”這兩個詞。而后，梁啟超對西方經(jīng)濟思想的關注程度也逐漸降低，逐漸回歸本土資源，轉(zhuǎn)而闡釋墨學等經(jīng)典思想。

　　梁啟超第一次轉(zhuǎn)換用詞的原因十分清楚，這就是他所認同的社會組織原則從康有為的公羊三世說轉(zhuǎn)變?yōu)樽杂芍髁x取向。1902年，梁啟超明確地承認了個人權利意義，他在“盧梭學案”一文中曾高度贊揚國家應是由具有獨立自主個人組成這一原則，也寫出了《新民說》這樣的代表作，表明他在這一時期的自由主義思想傾向。

　　從經(jīng)濟思想發(fā)展的脈絡來看，梁啟超此次思想轉(zhuǎn)變，倡導追求個人發(fā)展和競爭的思想，與加藤弘之密不可分。1899年，梁啟超流亡日本不久即與加藤弘之結識。加藤弘之倡導強權，梁啟超亦認為應如是，“凡一切有機之生物，因其內(nèi)界之遺傳與外界之境遇，而其體質(zhì)心性，生強弱優(yōu)劣之差。此體質(zhì)互異之各物，并生存于世界中，各謀利己，即不得不相競爭，此自然之勢也。若是者名之為生存競爭，因競爭之故，于是彼遺傳與境遇優(yōu)而強者，遂常占勝利，劣而弱者，遂常至失敗，此亦當然之事也，若是者，名之為優(yōu)勝劣敗。生存競爭，優(yōu)勝劣敗，此強權所由起也。生存競爭與天地俱來，然則強權亦與天地俱來，固不待言�！盵24]

　　所以，梁啟超從這種富有生命力的強權理論中，間接地讀出了個體獨立自主的重要性，與近代西方經(jīng)濟學家從霍布斯《利維坦》中領悟自由競爭市場的思路極為類似。梁啟超說，“日本加藤弘之嘗著一書，曰《道德法律進化之理》，其大意謂：人類只有愛己心耳，更無愛他心。而愛己心復分兩種：一曰純乎的愛己心；
二曰變相的愛己心，即愛他心也。愛他心何以謂之變相的愛己心？加藤之意，謂愛他者，凡亦以愛己也，且有時因愛己之故，而不得不愛他也。此變相對愛己心，即愛他心�！盵25]

　　由此，梁啟超發(fā)現(xiàn)了強權哲學與古典功利主義思想的相同之處，“加藤之說，實可以為邊氏一大聲援。蓋因人人求自樂，而不得不生出感情的愛他心；
因人人求自利，則不得不生出智略的愛他心，遂足以鏈接公利私利而不至相離。”[26]

　　這一時期，梁啟超已經(jīng)不談公羊三世說，時常是用功利主義思想反過來解釋傳統(tǒng)的義利觀。比如他說道，“庸詎知義之與利，道之與功，本一物而二名，去其甲而乙亦無所附耶！庸詎知一人之不利，馴至為一國之不利，一種之不利，并四萬萬人，而將索諸枯魚之肆耶！”[27]

　　雖然梁啟超還是主張調(diào)和中西，但是基礎再不是公羊?qū)W，而應當是以西方思想為根基的“新民學”�！疤┪饕耘喔⒖茷橹厣�，蓋重之也。中國號稱文明之古國也，綿延兩千載，涉歷廿四朝，政治學俗，若出一軌，負床之孫，已誦大學，而新民之道，通人魁儒，項背相望，熟視無睹，有若可刪也。”[28]與西方經(jīng)濟思想比起來，中國近世的儒學傳統(tǒng)不僅不能包含西方思想，反倒成為中國發(fā)展的最大阻力，“漢宋以后，學者諱言樂，諱言利：樂利果為道德之累乎?其諱之也，毋亦以人人謀獨樂，人人謀私利，而群治將混亂而不成立也。”[29]

　　邊沁的觀點正中梁啟超的下懷。所以梁啟超不僅專門寫了“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一文，還在其他文章中不斷地闡發(fā)。“近百年來于社會上最有力之一語，曰：“最大多數(shù)之最大幸福”，其影響于一切學理，殆與“物競天擇，優(yōu)勝劣敗”之語同一價值。自此語出，而政治學、生計學、倫理學、群學、法律學，無一不生一大變革；
而此語之出現(xiàn)于世界，實自邊沁始�！盵30]

　　在此期間，梁啟超編著了“生計學說沿革小史”，基本表達了他的經(jīng)濟觀念的始末來源。他承認此書的根據(jù)，目的在于更為廣泛地傳播一整套結合政治社會觀念的西方經(jīng)濟觀念，“本論乃輯譯英人英格廉（Ingram），意人科莎（Cossa），日日井上辰九郎三氏所著生計學史，而刪繁就簡，時參考他書以補綴之”[31]，此書一般被認為是第一部經(jīng)濟思想史著作，有開山之功，而梁啟超的本意則要比這宏大許多。

　　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對邊沁接受的角度與我們慣常的古典自由主義的角度頗有不同，必須與加藤弘之的強力學、達爾文的進化論一起解讀，才可能構成一整套可以取代公羊?qū)W的“公理”體系。公羊?qū)W的倫理基礎是儒學，這即是陳煥章在《孔門理財學》中所要闡發(fā)的內(nèi)容；
而梁啟超構建的新體系中，整個政治經(jīng)濟組織對應的倫理基礎則是“功利主義”。梁啟超說，“邊沁以人群公益一語，實道德學上最要之義也。雖然，前此稱道之者，其界說往往不明。夫人群者，無形之一體也，而其所賴以成立者，實自群內(nèi)各各特別之人，團聚而結構之。然則所謂人群之利益，舍群內(nèi)各個人之利益，更無所存，于是邊氏乃創(chuàng)為公益私益是一非二之說�！盵32]

　　這里所說的“功利主義”，在梁啟超看來也不是徹底的邊沁意義上的自私自利的功利主義，而是融合公利與私利、成為構建“群”和“國家”根本動力的“功利主義”。黃遵憲是他極好的朋友，深知梁啟超思想中的矛盾之處，在給他的一封信里感慨，“公自悔功利之說、破壞之說之足以誤國也，乃壹意反而守舊，欲以講學為救中國不二法門�！盵33]

　　四 新民思想和民族主義

　　1902年的正月初一（即2月8日），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在日本橫濱創(chuàng)刊，每月一日、十五日發(fā)行。梁啟超在章程里說明了“新民”的含義，“本報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于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務采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原本。”[34]

　　也就在這一年，梁啟超撰寫《新民說》，成為他這一時期的代表作。經(jīng)過多年反思，梁啟超對“新民”的實際含義有了比較具體的想法，“新民云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
二曰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盵35]

　　根據(jù)森時彥的研究，梁啟超在這一階段開始大量使用“經(jīng)濟”一詞，而不再使用生計。從思想來看，這一點與梁啟超已經(jīng)研熟自由主義政治學說、發(fā)揚“新民”思想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在自由的社會組織藍圖中，社會生計與道德關系不大，不再像公羊?qū)W那樣把社會生計與道德緊密捆綁在一起，越來越變成“財政”這樣的現(xiàn)實技術問題。這時再用“經(jīng)濟”指涉economy就顯得不大合適，于是在這個時段里，梁啟超開始大量使用“生計學”這個詞來談論經(jīng)濟學（economics）。

　　考察“經(jīng)濟”一詞最初對譯的西語，并非Economy，而是Political　Economy。堀達之助編《英和對譯袖珍辭書》（1862年）、堀越井之助“改正增補”的《英和對譯袖珍辭書》（1866年完成、1869年印行）、高橋新吉等編《和譯英辭書》（1869年于上海刊�。┮约盎木糁帯队⒑蛯ψg辭書》（1872年）等，均將Political　Economy譯作“經(jīng)濟學”，而將Economy譯作“家事、儉約、法”。近代日本著名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的名著《西洋事情》（1866年初版，明治年間多次刊印）、美國人平文（James　Curtis　Hepburn）編譯的《和英語林集成》（原刊于上海，1872年于日本橫濱刊行）也都以“經(jīng)濟”對譯Political　Economy。Plitical　Economy今譯政治經(jīng)濟學，從其語義及其所指學問的功能上看，這才與“經(jīng)濟”的古典義相通。梁啟超不顧當時的潮流，棄“經(jīng)濟”用“生計”，正是表現(xiàn)出他的政治轉(zhuǎn)向，不再像前期那樣（無論戊戌以前的公羊?qū)W三世說還是戊戌以后的功利主義、強權主義、進化論的混合體系）試圖把社會經(jīng)濟理解成整個公理體系的一部分，而是開始冷靜地觀察經(jīng)濟自身的規(guī)律。

　　1902年到1906年，雖然梁啟超一直使用“生計學”，區(qū)分經(jīng)濟政策與社會道德，但是他的政治觀念卻是逐漸從自由主義轉(zhuǎn)向國家主義。特別是1903年的美洲之游，又使得梁啟超的思想發(fā)生一次大轉(zhuǎn)變。1903年秋，梁啟超從美洲歸來，思想言論迥異往常，從前深信的“破壞主義”和“革命排滿”的主張絕口不提。梁啟超明確表示，放棄盧梭思想“為過渡時代不可避之一階段”，而主張“徑向國家正鵠而進的主張”[36]

　　張灝先生曾經(jīng)指出，可以說是激進的集體主義和尚武理想結合在一起，支配了1903年以后梁啟超的文章。而激進的集體主義與主要源自英國的古典自由主義經(jīng)濟思想格格不入。梁啟超已經(jīng)很少再會從理論上談論“生計學”，在觀念上也幾乎完全放棄了邊沁和盧梭的思想。梁啟超不再愿意調(diào)和邊沁、盧梭與國家主義思想觀念之間的沖突，不再盲目借助西方思想來闡釋中國，而更愿意直接闡發(fā)對政治制度和道德基礎的設想。梁啟超主張，在新民思想中，小我和大我應該融合在一起，構成集體主義的人生觀。到了1906年，梁啟超更是明確提出“國家主義”的概念。

　　可為什么到1906年，梁啟超幾乎又完全放棄“生計學”這個譯名轉(zhuǎn)而使用“經(jīng)濟學”？從歷史上看，當時梁啟超與同盟會主辦的《民報》發(fā)生了中國要不要實行社會革命大論戰(zhàn)，他最早在“駁某報之土地國有論”一文中大量使用“經(jīng)濟”一詞。土地和國家社會的關系非常密切，用“生計”就會抽掉政治層面的意義，顯得不夠貼近�！睹駡蟆吩诒磉_土地國有化、民生主義和社會革命等主張時，經(jīng)濟平等一直是一項重要內(nèi)容。梁啟超則在反駁文章中系統(tǒng)闡述了不同意土地國有化和民生主義的主張。顯然，梁啟超為了辯論中雙方使用語言統(tǒng)一的需要而采用“經(jīng)濟”一詞。這是梁啟超轉(zhuǎn)而使用“經(jīng)濟”的重要原因。

　　我們順著金觀濤等學者的思路，再進一步分析梁啟超從1902年到1906年思想變化的脈絡，則有可能看到一些更深層的原因。就在梁啟超與《民報》辯論要不要推行民生主義之前，他曾在《新民叢報》（1906年一月二十五日，二月八日、二十五日、三月二十五日）發(fā)表“開明專制論”長文，力圖論證《民報》所主張的社會革命、民權立憲統(tǒng)統(tǒng)行不通，中國的社會制度條件都決定了中國只能實行開明專制。梁啟超整個論述的根據(jù)是自由主義社會組織原則不切實際。歷史來看，它從來沒有在西方社會轉(zhuǎn)型過程中順利推行過，所以它更是無法在中國當前推行。

　　在某種意義上講，“開明專制論”的發(fā)表意味著梁啟超成為一個國家主義者。從主張甚么樣的社會組織原則而言，這無疑意味著梁啟超回到和推行新政紳士一致的立場，即社會權力構架被認為是依靠道德精英組成，西方工商也被歸為創(chuàng)造性詮釋以后的“經(jīng)濟”。至此，梁啟超已經(jīng)完全改變對社會組織模式看法，完全與自由主義劃清界線，并接受當時一些留日學生倡導的以“經(jīng)濟”翻譯economy。一旦重新把政治與經(jīng)濟結合起來，那么。但梁啟超采納“經(jīng)濟學”這一用法，是在發(fā)表“開明專制論”一文之后，恰恰反映“經(jīng)濟”取代“生計”是與他思想轉(zhuǎn)變有密切關系的。

根據(jù)葉坦教授的梳理，“經(jīng)濟”一詞在漢語中的流布過程大致是這樣的[37]：1896年11月11日《時務報》登古城貞吉譯日本《東京經(jīng)濟雜志》。該文有“經(jīng)濟”一詞，并加小字注明“中國所謂富國養(yǎng)民策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同年該報12月15日登譯自《東京經(jīng)濟雜志》的《日本名士論經(jīng)濟學》；
1900年12月留日學生創(chuàng)刊的《譯書匯編》第7期（1901年7月30日發(fā)行）所記譯書中有井上辰次郎《經(jīng)濟學史》，同期還刊登了天野為之《經(jīng)濟學研究之方法》的譯文，附注“經(jīng)濟云者，理財或富國之義。”1903年范迪吉等譯《普通百科全書》中有清水泰吉《商業(yè)經(jīng)濟學》；
1903年出版汪榮寶、葉瀾編《新爾雅》釋“論生財、析分、交易、用財之學科，謂之計學，亦謂之經(jīng)濟學，俗謂之理財學�！�1903年，日人杉榮三郎（1873—1965年）被聘為京師大學堂經(jīng)濟學教習，編寫了《經(jīng)濟學講義》。這本講義當年就出版了四版，此后還不斷刊印。1903年，清政府頒布的《奏定大學堂章程》提到日本理財學及經(jīng)濟學。1904年11月《警鐘報》亦刊登佚名《論中國古代經(jīng)濟學》文章。

　　梁啟超早年亦用過“經(jīng)濟”一詞。現(xiàn)在他重新認同這種翻譯，暗示著他重建了自己對政治和經(jīng)濟關系的認識，逐漸接近西方意義上的古典政治經(jīng)濟學。

　　他的一些朋友也對他的這重轉(zhuǎn)向表示贊賞。黃遵憲就非常贊同梁啟超的民族主義，在給梁啟超的一封信里，黃特意寫道，“公之所唱民權自由之說，皆是也……風會所趨，時勢所激，其鼓蕩推移之力，再歷十數(shù)年、百余年，或且胥天下而變民主，或且合天下而戴一共主，皆未可知，然而中國之進步必先以民族主義，繼以立憲政體，可斷言也�！盵38]

　　五 梁啟超晚年的經(jīng)濟思想

　　根基森時彥的研究，1910年以后，梁啟超再一次放棄使用“經(jīng)濟”這個譯名，重新把economy譯為“生計”，違背當時的流行譯法。這次轉(zhuǎn)折的原因還是比較清楚：這就是梁啟超組織政聞社，他的立憲主張與清廷再次發(fā)生分歧。

　　梁啟超在外游歷多年以后，對西方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情況有了比較直觀的認識。雖然在思想上還是堅持國家主義，但他在社會問題上則持自由主義立場。他繼續(xù)介紹西方政黨、憲法，并結合當時中國的財政狀況，主張采用自由主義社會組織藍圖來論證設計國家稅收、借款、公債和市場機制等問題。這一態(tài)度再一次影響到他對economy的譯名的使用，舍“經(jīng)濟”而用“生計”。

　　從這時起，梁啟超對自己學習和傳播經(jīng)濟學的過程也進行了反思。他說，“余夙病斯學不能廣被，謂為國家之大戚。兩年以來，廢百業(yè)以著成一編，名曰《財政原論》，百余萬言。以卷帙太繁，剞劂不易，殺青問世，尚當期諸數(shù)月以后，將擷其要節(jié)，先刊布之，冀以為浸灌常識之一助也�！盵39]

　　但是注重現(xiàn)實問題的同時，社會經(jīng)濟的倫理基礎一直是梁啟超念念不忘的。雖然傳統(tǒng)公羊?qū)W支撐的體系已經(jīng)崩潰，但新體系也還需要最底層的倫理資源。在這段時間里，王陽明的“心學”、“良知”學說給了梁啟超很大的啟發(fā)。同時他也意識到，除了儒家以外的諸子，應該可以發(fā)掘出更多資源，更有效地組織社會。

　　眾所周知，1910至1919期間，中國的政治、社會、經(jīng)濟格局發(fā)生了巨變。梁啟超亦卷入其中，先后擔任過進步黨“司法總長”和段祺瑞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段祺瑞下臺以后，梁啟超也退出政壇，回歸學界。這一系列經(jīng)歷使得梁啟超對西方政治和經(jīng)濟理論不再抱有天真的迷信，特別是1918年的歐洲之游，使得梁啟超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貒蠹葱麚P西方文明已經(jīng)破產(chǎn)，主張光大傳統(tǒng)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而傳統(tǒng)資源里，除儒家之外，內(nèi)涵最豐富又包含政治經(jīng)濟思想的流派無疑當屬“墨學”，當然梁啟超認為“荀學”、“管學”里也有值得很值得挖掘的東西。

　　墨學主要在清初逐漸為人所重視，顧炎武、傅山乃至于顏元都力贊過墨學。到乾嘉期間，墨學得以復興，當時比較有影響的著作有張惠言《墨子經(jīng)解說》、王念孫《讀墨子雜志》、畢沅《墨子注》等等。汪中曾說，“墨子質(zhì)實，未嘗援人以自重。其則古者，稱先王，言堯舜禹湯文武者六，言禹湯文武者四，言文王者三，而未嘗專及禹。墨子固非儒，而不非周也，又不言其學出于禹也�！盵40]

　　梁啟超對墨學和管學研究可以按時間的先后分為兩個階段。1904年，梁啟超著《子墨子學說》和《墨子之論理學》，這是他墨學研究的第一階段；
二十年代初，他息影政壇，專事著述，著有《墨經(jīng)校釋》、《墨子學案》等有關墨學著作，此為第二階段。通過對比分析梁啟超在這兩個階段的墨學研究，可以大略看出他的政治經(jīng)濟思想變遷。

　　第一階段，梁啟超闡述墨學的主要目的在于“非楊”。他在“子墨子學說”一開篇就說，“今舉中國皆楊也！有儒其言而楊其行者，有楊其言而楊其行者。甚有墨其言而楊其行者，亦有不知儒、不知楊、不知墨而行于無意識之間者。嗚呼！楊學遂亡中國！楊學遂亡中國！今欲救之，闕惟墨學，惟無學別墨而學真墨。作子墨子學說�！盵41]所以，梁啟超希望討論的“功利主義”與“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的極端個人主義是格格不入的，必須使“小我”兼顧“大我”，與國家或者群的利益相一致，為群的進步做出貢獻。

　　梁啟超特別強調(diào)，墨學多以“愛利并舉”，如“兼相愛，交相利”、“兼而愛之，從而利之”等等，墨子把“愛他”與“利己”糅為一體。所以墨子固然多講利，卻不是我們單純理解的字面含義。“利也者，墨子所不諱言也。也直補諱言，且日夕稱說之不去口。質(zhì)而言之，則利之一字，實墨子學說全體之綱領也�！盵42]但是墨子所說的利，“其目的固在利人，而所以達此目的之手段，則又因人利己之心而導之。故墨學者，實圓滿之實利主義也�！盵43]

　　梁啟超當時認為，墨子學說其實與邊沁或者斯密的經(jīng)濟學說是完全一致的。《即墨經(jīng)》“與近世歐美精神相懸契”。梁啟超說，“墨子乃定為生計學第一公例曰：凡事適應于人群分業(yè)之義務者則為之，否則禁之�！瓘投榈诙唬悍步疱X用之于可復之地者則為之，否則禁之�！盵44]

　　具體來看，梁啟超又把墨子言利的原則歸結為三條“公例”，分別為：

　　1. 凡事利余于害者謂之利，害余于利者謂之不利；

　　2. 凡事利于最大多數(shù)者謂之利，利于少數(shù)者謂之不利；

　　3. 凡事能使吾良心泰然滿足者謂之利，否則謂之不利。[45]

　　無疑梁啟超大大簡化了墨子思想，使得它能與功利主義直接契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梁啟超特別點名對加藤弘之予以了批評，“近世日本之加藤弘之推演達爾文、邊沁之緒論，大倡利己主義，謂人類只有愛己心，無愛他心。愛他心者，不過“知略的愛己心”耳。凡言以利他，為利己之一手段也。此等極端的性惡論，其偏僻自無待言。然固持有之故，言之成理矣。墨子專利用此種知略的愛己心，以為愛他主義之因緣；
佛法有實有權，此可謂墨子之權法也。”[46]

　　在第二階段，梁啟超成熟了許多，低調(diào)了許多，默默做了很多整理和介紹性的工作，更為關注對《墨子》的研究和注釋，而不再簡單地與西方社會經(jīng)濟思想比附。梁啟超認為，《墨子》（也包括其他諸子），內(nèi)部確實都蘊含了一些與西方近代經(jīng)濟思想類似的結構，但是不能離開獨特的語境。晚年的康有為試圖佛學和印度教以及儒學中發(fā)掘功利主義思想，梁啟超也開始研習佛學。康有為《大同書》里說，“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樂免苦而已”，這個問題也正是西方經(jīng)濟學思考的起點。不同的思想體系，所要回答的人的根本性問題卻是一致的。

　　六 小結

　　梁啟超的思想以“善變”著稱，對中國社會和中國經(jīng)濟思想的形成和傳播起到極為關鍵的作用。從時間段來看，梁啟超和嚴復、陳煥章這一代正處于新舊政治經(jīng)濟思想交替的時代。學者們的世界觀從“天下觀”轉(zhuǎn)向“萬國觀”，研習經(jīng)濟思想的手段也從編纂“經(jīng)世文編”轉(zhuǎn)向直接翻譯介紹西方經(jīng)濟學著作。

　　梁啟超的身份很特殊，經(jīng)歷了中國歷史上好幾次重要事件，他的觀念在思想沖突和開闊眼界的交互過程中不斷地發(fā)生著改變。早期，他是康有為最重要的學生，堅持老師的公羊?qū)W三世說；
流亡日本以后，他的思想先是從公羊?qū)W轉(zhuǎn)變?yōu)楣髁x、強力理論和進化論交織的接近自由主義的體系，還引入“墨學”進行比附；
在經(jīng)營《新民叢報》的日子里，梁啟超通過倡導“新民說”而逐漸轉(zhuǎn)向國家主義。而后，梁啟超介入政治越來越多，思想也變得接近實用主義；
而等到梁啟超退出政壇以后，又目睹一戰(zhàn)后西方政治經(jīng)濟體制的衰敗，從而真正地回歸到中國古典。在這一波三折的過程中，梁啟超通過他那支“常帶感情”的健筆寫下大量文章，在國內(nèi)外產(chǎn)生巨大反響。

　　很難用現(xiàn)代的學術分工標準來對梁啟超的經(jīng)濟學貢獻進行評價。但他無疑是上一次世紀相交之際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轉(zhuǎn)變的過程，也為我們了解現(xiàn)代意義上的經(jīng)濟學或者政治經(jīng)濟學在中國興起的過程，提供了一條極為難得的線索。

　　--------------------------------------------------------------------------------

　　[1] 梁捷 復旦大學經(jīng)濟學院

　　[2] 顧炎武，《日知錄》卷六“財者末也”，商務印書館1933年

　　[3] 《朱子語類》卷一三七，中華書局1999年

　　[4] 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十六《陳亮言行錄》，《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5] 孟森，《明清史講義》,中華書局1981年，p.37

　　[6] 葉適，《葉適集》卷二“財計上”，中華書局1961年，p.658

　　[7] 顏元，《顏元集》，中華書局1987年，p.663

　　[8] 具體過程請參見拙文“西方經(jīng)濟學在華早期傳播與譯介”，載《學習與探索》2007年第2期

　　[9] 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載《康有為全集》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p.85

　　[10] 參見黃克武《經(jīng)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jīng)世思想研究》，臺灣《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二期，1986年9月

　　[11] 梁啟超，“《經(jīng)世文新編》序”，載《飲冰室文集點�！�，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p.133

　　[12] 梁啟超，“《史記.貨殖列傳》今義”，載《飲冰室文集點校》,p.4

　　[13] 梁啟超，“《史記.貨殖列傳》今義”，載《飲冰室文集點�！�,p.9

　　[14] 康有為，《日本書目志》，載《康有為全集》第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5] 參見朱維錚，“從《實理公法全書》到《大同書》”，載《求索真文明？，上海估計出版社1996年，p.231

　　[16] 梁啟超，“讀《春秋》界說”，載《飲冰室文集點�！罚琾.10

　　[17] 梁啟超，“論學日本文之益”，載《飲冰室文集點�！�，p.1372

　　[18] 梁啟超，“與嚴又陵先生書”，載《飲冰室文集點�！罚琾.177

　　[19] 參見馮天瑜，“中西日文化對接間漢字術語的厘定問題”，《光明日報》2005年4月5日

　　[20] 參見森時彥，“梁啟超的經(jīng)濟思想”，載狹間直樹主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21] 參見金觀濤，劉青峰，“從‘經(jīng)世’到‘經(jīng)濟’——社會組織原則變化的思想研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臺大歷史學報》，第32期，2003年

　　[22] 關于日本早期經(jīng)濟思想的起源，可以參見泰薩.莫里斯-鈴木《日本經(jīng)濟思想史》，商務印書館，2000年

　　[23] 參見武部善人，《太宰春臺》，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年

　　[24] 梁啟超，“論強權”，載《飲冰室文集點�！罚琾.2250

　　[25] 梁啟超，“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載《飲冰室文集點�！罚琾.414

　　[26] 梁啟超，“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載《飲冰室文集點�！罚琾.414

　　[27] 梁啟超，“生計學說沿革小史”，載《飲冰室文集點�！�,p.465

　　[28] 梁啟超，“《經(jīng)世文新編》序”，載《飲冰室文集點校》,p.134

　　[29] 梁啟超，“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載《飲冰室文集點�！罚琾.412

　　[30] 梁啟超，“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載《飲冰室文集點�！�，p.413

　　[31] 梁啟超，“生計學說沿革小史”，載《飲冰室文集點�！�,p.463

　　[32] 梁啟超，“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載《飲冰室文集點校》，p.413

　　[33] 引自《梁啟超年譜長編》，p.340

　　[34] 引自《梁啟超年譜長編》，p.272

　　[35] 梁啟超，“新民說”，載《飲冰室文集點�！�,p.550

　　[36] 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載《飲冰室文集點校》，p.449

　　[37] 參見 葉坦，“‘中國經(jīng)濟學’尋根”，載《葉坦文集：儒學與經(jīng)濟》，廣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p.24

　　[38] 引自《梁啟超年譜長編》,p.301

　　[39] 梁啟超，“論國民宜亟求財政常識”，載《飲冰室文集點�！罚琾.1176

　　[40] 汪中：“墨子后序”，載《述學》，中華書局，1991年

　　[41] 梁啟超：“子墨子學說”，載《飲冰室文集點�！�,p.296

　　[42] 梁啟超：“子墨子學說”，載《飲冰室文集點�！�,p.306

　　[43] 梁啟超：“子墨子學說”，載《飲冰室文集點�！�,p.307

　　[44] 梁啟超：“子墨子學說”，載《飲冰室文集點�！�,p.309

　　[45] 梁啟超：“子墨子學說”，載《飲冰室文集點�！�，p.313

　　[46] 梁啟超：“子墨子學說”，載《飲冰室文集點�！罚琾.311

相關熱詞搜索：演變 過程 思想 經(jīng)濟 梁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