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堅持平民教育思想

　　著名作家、教育家葉圣陶先生有一個觀點：訓練學生作文就是訓練一種表達能力，其性質(zhì)是應用性文章的訓練。這種表達能力是受用終生的。在這個基礎上，根據(jù)個人的稟賦和興趣可以選擇不同的職業(yè)。有些特別具有創(chuàng)作天分、語言天賦高的人可以去當作家，不適合當作家的就做個普通的、具有基本的語言能力、會寫實用性文章的人。

　　葉圣陶的這種觀念體現(xiàn)了一種平民教育思想，即現(xiàn)代的中學語文教育（我認為大學文學教育也一樣），不是貴族式的精英教育，而是大眾化的平民教育，其目的不是培養(yǎng)天才，而是提高全民語文素質(zhì)。這是一種工具性的教育。大眾學語文的目的不是當作家，語文能力于他們是不可少的工具，因為基本的語言能力、寫作能力是每個人都需要的，這和培養(yǎng)天才很不一樣。天才需要一種很偏、很特殊的才能。一個天才常常在某個方面具有非常高的天賦，而在另一些方面卻出奇平庸甚至弱智。偉大的作家藝術(shù)家多屬于這樣的天才。他們在創(chuàng)作以外的其他領(lǐng)域（比如社交和日常生活方面）的能力不及一般人。因此，天才“教育”（我特地加上引號，是因為我認為從根本上說天才無法教育）是畸形的，是不可普及的，也沒有可供推廣的固定模式；
但基本的語言能力、寫作能力的訓練卻可以遵循基本操作程序和操作方法，這套程序和方法是可以普及的，甚至是模式化的。

　　現(xiàn)在社會上有一種不正常的風氣。由于出現(xiàn)了一些少年才子，一些明星式的青春文學寫手（如韓寒、郭敬明等），加上媒體炒作產(chǎn)生的明星示范效應起，致使不少孩子都跟著學，整天夢想做少年作家，基礎性的語文訓練反倒被忽略了。但實際上韓寒之類的少年才子不是現(xiàn)代教育制度可以培養(yǎng)出來的，現(xiàn)代教育制度的目的的使命也不是培養(yǎng)少年天才作家。準確說他們是現(xiàn)代教育制度的叛逆者。前段時間人們反思應試教育制度的弊端，認為這樣的教育不能培養(yǎng)人的能力，語文高考試題太瑣碎、實用、工具化，甚至有人呼吁高考語文就考一篇作文。對此我有保留意見。應試教育的確需要反思，但是用一篇作文定終身的方式選拔人才我覺得不符合現(xiàn)代平民教育的理念�，F(xiàn)代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yǎng)天才，它只能是平民教育。所以中學生階段應該還是著眼于基本知識的傳授和基本能力的訓練。一篇作文定終身是古代精英教育的模式，但是要知道，古代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yǎng)一般大眾的語文水平，而是選拔“國家干部”（士大夫）。

　　還有報道說，現(xiàn)在有些家長不按照現(xiàn)行的教育模式培養(yǎng)孩子，不上學，不用通常的教科書。有些這樣的試驗的確獲得了成功。但這套劍走偏鋒的方法是很個性化的，不可能推廣。只能是個別現(xiàn)象。而且這些家長都是非常富有（不是一般富有）的階層，不說別的，光從經(jīng)濟上看他們進行的這種精英教育實驗是需要強大的經(jīng)濟基礎作為后盾的�，F(xiàn)代的中學和大學是面向大眾的，不可能面向精英，否則必然把絕大多數(shù)大眾拒之門外，而一般大眾又只能借助國家提供的公共教育，沒有能力專門為自己的孩子提供精英教育。從根本上說，平民教育體現(xiàn)的是教育民主化的理念。

　　二、作文為什么不能講真話？

　　現(xiàn)在很多人感覺到了中學生作文缺少真情實感，甚至假話連篇。有一句話被廣為流傳：“作文的訓練成了一種撒謊的訓練”。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環(huán)境，小到學校環(huán)境，大到是我們身處社會環(huán)境，都在不同程度地縱容甚至鼓勵撒謊。有時候在電視里看到一個小學生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的和新聞聯(lián)播一模一樣，心里覺得很悲哀。這豈非咄咄怪事！其實孩子們心里也明白這些都是假話，但是無奈何，不能不說。學生們不能不說假話是因為他們的真實想法和教育部門、學校以及老師的要求嚴重脫節(jié)，因此他清楚地知道真話不能講，假話不能不講。在公開場合應該講假話，只有在非常私密的環(huán)境中才能講真話。而作文因為是給老師看的，當然應該講假話。所以，說假話不光是作文的問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在公開場合說的話和自己內(nèi)心想說的話不一致，人格分裂導致話語分裂。

　　現(xiàn)在中學生的作文有兩套話語系統(tǒng)，一套是給老師看或應付考試的，一種是給自己看的，后者主要表現(xiàn)為日記、博客等私密的寫作形式。但是我們知道，決定作文好壞的最重要因素是真情實感，是說真話。現(xiàn)在的情況是作文以及其他在公共場所流行的話語是虛假的；
而真情實感只有在日記或者博克里面表現(xiàn)。如果我們到網(wǎng)上看看，一定會發(fā)現(xiàn)這套私密的寫作方式在網(wǎng)上瘋狂增長，它也印證了中學生的叛逆心理之強烈。大量的大話和搞笑就是這種叛逆心理的大宣泄。

　　和這個問題相關(guān)的是中學生的道德教育問題。道德教育一直以來是非常政治化和意識形態(tài)化的，也就是非常高調(diào)的。它已經(jīng)引起學生的普遍反感。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應該提倡低調(diào)的公民教育�，F(xiàn)在中央對公民教育很重視，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了“加強公民意識教育，樹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理念�！卑压�民教育提到這樣的高度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如果切實地實行真正的公民教育，我覺得可望從根子上杜絕假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這樣界定“公民”：“公民，是指具有一個國家的國籍，根據(jù)該國的法律規(guī)范享有權(quán)利和承擔義務的自然人�！薄吨腥A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3條中規(guī)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的權(quán)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的義務�！�

　　我以為，這個界定是建設公民道德、進行公民教育的必要前提，而沒有能夠在公民教育的理念和實施過程中切實貫徹和落實這個前提，是我國公民教育至今仍然不能深入人心、沒有取得預期效果的根本原因。

　　公民是一種法律身份，而法律具有普遍性/普世性（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應該與特定的信仰糾纏在一起。這一點決定了公民教育和政黨意識形態(tài)教育的區(qū)別。公民意識教育不應該要求公民遵循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它是一種超越于特定意識形態(tài)之上的普世價值教育。把信念教育納入公民教育，甚至當作公民教育的指導思想，要求每個公民都必然信仰某種意識形態(tài)，可能導致人們的反感，以為又是以前的政治思想教育那一套。

　　一個人的公民身份和他的黨派身份、職業(yè)身份、種族身份、性別身份等等特殊取向的身份界定無關(guān)。公民身份是一種更加普遍主義的身份認定。這決定了具有公民這種法律身份的人，數(shù)量必然非常龐大；
而作為面向所有公民的道德要求，公民道德也必然是普遍取向的，是低調(diào)務實、可以在全體公民中推廣的基本道德、低端道德或底線道德，而不可能是理想化、個人化、不可能推廣或不應該推廣的高端道德。比如，“愛國守法”、“明禮誠信”等等應該是公民的基本道德規(guī)范，但是“無私奉獻”、“大公無私”、“淡泊名利”等等就不應該是對一個公民的道德要求，因為一個人只要合理合法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沒有違背公民道德，我們不應該像要求一個黨員那樣要求一個公民，也不應該像要求教徒一樣去要求公民具備帶有宗教色彩的高調(diào)道德。公民道德教育的當務之急，是明確公民道德是普世的、基本的低端道德，淡化意識形態(tài)色彩和高調(diào)理想主義色彩，杜絕假大空的高端道德（比如“無私奉獻”、“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等）。

　　中學生的道德教育應該主要著眼于上述意義上的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是中學教育的重要一環(huán)（解放前中學里就有公民課）。中學公民課應該淡化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思想教育色彩，突出其普世價值教育的基本性質(zhì)。應該放棄和現(xiàn)實嚴重脫節(jié)的高調(diào)理想主義，讓學生覺得可以接受和應該接受。

　　三、紅色經(jīng)典是否應該入選——關(guān)于中學語文課本的編選標準

　　近幾年中學語文界乃至整個教育界、文化界熱議的一個話題就是中學語文課本的問題，特別是課文的入選標準問題。語文課文的篇目調(diào)整了多次，每次都有爭議，因為它涉及到對于語文教育的一些核心問題的理解。

　　200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新版高中語文教材引發(fā)就是這樣。該教材在上市之前就已引起了輿論的普遍興趣。2007年8月間，北京版語文編委薛川東等人接受了《青年周末》的采訪，向記者介紹新編教材的編選原則和宗旨。其中不乏精彩見解，但也有不少提法筆者不敢茍同�，F(xiàn)只就其中一點提出質(zhì)疑，以求教于編寫者和廣大讀者。

　　據(jù)報道，參與新教材編選的孔慶東先生主張，一些紅色經(jīng)典“必須要收入語文課本”，比如《紅巖》、《紅旗譜》、《林海雪原》等就在此列。同時，樣板戲《紅燈記》也破天荒第一次選入新版教材。對此我不敢茍同。

　　基于我對中學語文教育的基本性質(zhì)的認識，我認為語文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兩個，一個是工具性的，即培養(yǎng)中學生的語文表達能力，不管他今后的職業(yè)是什么，這種能力是必須的。另一個是價值性的，即培養(yǎng)公民的基本道德素質(zhì)，為今后成為一個合格的公民作準備。相應的，中學語文課本選擇課文的宗旨和標準也應該是兩個。一是文章的審美性、文學性，也就是說入選的范文必須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和文學價值，足以培養(yǎng)學生純正的審美趣味和語言能力。這決定了語文課本必須選美文。因為要培養(yǎng)學生高水平的語言表達能力，非美文不足以擔當此任；
二是文章表達的思想、抒發(fā)的感情、體現(xiàn)的道德立場必須合乎人類的普世價值，如自由、平等、誠信、寬恕、感恩，等等。這是因為要培養(yǎng)學生美好的道德情操和公民素質(zhì)，非普世價值不足以完成這個使命。

　　如果這兩個前提成立，那么，“紅色經(jīng)典”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的產(chǎn)物，我以為不適合作為中學生的教材。原因主要是兩個，一是藝術(shù)性不高，二是宣揚特殊價值（階級斗爭理論就是這種價值特殊主義的突出體現(xiàn)）。就孔慶東先生列舉的《紅巖》、《紅旗譜》、《林海雪原》來說，它們在解放后十七年的文學中或許是佼佼者，但放在中外文學史的長河中其藝術(shù)價值（不是社會認識價值）是很有限的，它們可能比《金光大道》《艷陽天》等同類“紅色經(jīng)典”出色一些，但同樣存在比較明顯的公式化、概念化、臉譜化問題，說它們是人類歷史上的美文恐怕要令人笑掉大牙；
另一方面，這些作品產(chǎn)生于鼓吹斗爭的時代，它表達的是階級的特殊情感和特殊價值，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性和政治性。它們和其他工農(nóng)兵文學一樣，把人分為不同的階級，有些階級具有道德優(yōu)越性和歷史進步性，是值得我們愛的；
有些則不但不值得我們愛的，而且要我們恨，恨得越徹底越好。這樣的價值特殊主義在特定時期有其歷史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卻也造成了嚴重的價值混亂，在今天這個和平加以提倡更不合適。選擇這樣的作品我不知道有什么充足的理由。

　　在此必須強調(diào)的是，我們應該把語文教育和歷史教育加以區(qū)分，因為很多主張紅色經(jīng)典入選的人——包括孔慶東先生——所給出的理由就是這些作品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現(xiàn)實，具有認識意義。我覺得這是對語文教學功能的誤解。了解一個時期的社會現(xiàn)實不是語文教學所要承擔的使命�！鹅o夜思》《項脊軒志》《小石潭紀》等作品并沒有多少歷史價值和社會認識意義，但它們是歌頌人類普世價值的美文，因此完全應該選入語文課本；
而那些以非審美、非藝術(shù)的方式紀錄了重大歷史事件的歷史文獻、那些充當特定時代意識形態(tài)宣傳工具的政治文獻，無疑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認識價值，但不能成為選入語文課本的理由。我們總不能說只要是在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時期出現(xiàn)的代表性作品，就必須選入語文課本。如果這樣的話，語文課本就成為了歷史課本。比如了解“文革”是歷史和政治教育的很重要使命，但是卻不是語文教育的使命，我們不能說樣板戲具有了解那個時代的意義所以應該成為中學語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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