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土地改革運動中，“訴苦”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民眾動員技術。通過通俗而有力的政治口號，確立了訴苦光榮的輿論空間；
通過集體開會和典型示范，削弱了農民訴苦的種種顧慮；
通過苦主選擇和會場布置，激發(fā)了農民的憤怒與仇恨；
通過訴苦與分配、訴苦與算帳相結合，打破了可能出現(xiàn)的僵局；
通過追挖苦根和道德歸罪，使農民苦難有了宣泄的對象。借助種種動員技術和策略，共產黨得以將鄉(xiāng)村民眾納入國家權力體系的運行軌道，順利實現(xiàn)國家建設和鄉(xiāng)村治理的目標。

　　關鍵詞：訴苦；
土地改革；
民眾動員；
權力技術

　　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不幸或煩惱的人，會有一種向他人傾訴的愿望，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訴苦”。但是曾幾何時，訴苦并非在私領域單獨發(fā)生的個體行為，而是在革命政黨的宣傳和組織下，由千百萬貧苦農民共同參與的全國性、儀式化政治行為。在半個多世紀前的土地改革運動中，訴苦是絕大多數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詞匯，但其用法遠不如今天這么寬泛，而是具有特定的政治內涵：“訴說自己被階級敵人迫害、剝削的歷史，因而激起別人的階級仇恨，同時也堅定了自己的階級立場，就叫做‘訴苦’。”（注：陳北鷗：《人民學習辭典》，上海：廣益書局，1952年，第331頁。）這種被納入階級話語體系的特定“訴說”行為，有效地激發(fā)起廣大農民對國民黨的恨和對共產黨的愛，使之在不知不覺間融入黨和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框架與鄉(xiāng)村治理軌道。

　　作為中國鄉(xiāng)村社會變遷和國家政權建設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土地改革運動已在中外學界的普遍關注下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文獻。早期研究成果多為通論性著作，側重于共產黨土地政策的演變以及在各地實施的總體情形，而較少關注基層的微觀土改實踐。但近年來隨著社會學和政治學研究者的介入，土地改革研究開始從國家層面、制度層面深入到村莊層面、實踐層面，涉及土改運動中的權力運作、民眾動員、行為機制、集體記憶等諸多內容，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這一歷史事件的細節(jié)性認知。（注：近年來相關研究成果主要有：張鳴：《動員結構與運動模式——華北地區(qū)土地改革運動的政治運作（1946-1949）》（《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3年6月號）；
張小軍：《陽村土改中的階級劃分與象征資本》（《中國鄉(xiāng)村研究》第二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與“生產”——中國革命現(xiàn)代性的一個話語—歷史矛盾溯考》（《中國鄉(xiāng)村研究》第三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李里峰：《華北“土改”運動中的貧農團》（《福建論壇》2006年第9期）等，以及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基于一項口述史研究計劃而形成的多篇博士、碩士論文，如李康：《西村十五年：從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冀東村莊基層組織機制變遷》（博士論文，1999年）；
方慧容：《“無事件境”與生活世界中的“真實”——西村農民土地改革時期社會生活的記憶》（碩士論文，1997年）；
李放春：《歷史、命運與分化的心靈：陜北驥村土改的大眾記憶》（碩士論文，2000年）；
任道遠：《革命形勢下的階級斗爭——從農民行動的角度看土改時期的階級斗爭》（碩士論文，2002年）等。）其中有三篇論文對“訴苦”做了專門探討，皆以單個村莊為考察對象，以口述調查為資料來源，頗具社會學理論色彩。（注：程秀英的《訴苦、認同與社會重構——對“憶苦思甜”的一項心態(tài)史研究》（碩士論文，北京大學，1999年）分析了訴苦對于“社會主義新人”塑造的重要作用，認為訴苦使農民在自己切身體驗的基礎上通過話語形成了抽象的階級觀念，使之具備了成為新政權成員的基本能力。郭金華的《有差異的訴苦與土改目標的實現(xiàn)——作為一種社會主義運作機制的公共表達》（碩士論文，北京大學，2001年）強調訴苦幫助農民獲得辨識公共場合和進行公共表達的能力，這種能力掩蓋了農民參與土改的程度性差異，使土改運動得以實現(xiàn)。郭于華、孫立平的《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的形成機制》（《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考察了訴苦對于重構農民與國家關系的重要意義，將其視為轉變人們思想觀念的治理技術和農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中介機制。）與之相比，本文主要將訴苦視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民眾動員技術，試圖在大量搜集原始檔案資料的基礎上，以山東、河北等省份為中心，對訴苦過程中采用的種種策略和技巧進行細致的歷史學考察，藉以從微觀視角揭示中國共產革命進程中政治運作的一個側面。需要說明的是，訴苦能夠成為一種普遍性政治行為并取得巨大成效，無疑是建立在廣大農民遭受剝削和壓迫、生活艱難困苦這一客觀現(xiàn)實之上的。事實上，大規(guī)模群眾運動的形成，總是普通民眾需要與革命精英動員交互作用的產物，而非任何單一原因所能促成。就訴苦本身而言，其意義亦決不僅限于民眾動員之一端，其內涵更非“技術”或“策略”所能一語道盡。惟考慮到現(xiàn)有研究成果中宏觀論述較多而微觀描述不足、政策梳理較多而策略（技術）分析不足，本文乃不避矯枉過正之嫌，專從“技術”角度對土改中的訴苦略作探討，以就教于方家。

　　一、作為民眾動員技術的訴苦

　　對于將農民作為自己統(tǒng)治根基和力量源泉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注：關于戰(zhàn)時中國共產黨的階級構成和社會基礎，參見李里峰：《抗戰(zhàn)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形態(tài)研究：以山東抗日根據地為中心》（博士論文，南京大學，2002年）第一章。）民眾動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艾森斯塔得指出，農民“通常是最為消極、最無精致目標、最少組織性的階層”，很少在政治上表現(xiàn)出積極的態(tài)度。（注：艾森斯塔得：《帝國的政治體系》，閻步克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1頁。）許多學者注意到，中國農民對革命和政治缺乏熱情，只有共產黨的動員才能將其激發(fā)出來。蘇聯(lián)學者杰柳辛等人認為，中國農民“沒有成為能夠全面認識、提出和捍衛(wèi)自己利益的、獨立的、有活動能力的政治力量。他們的利益的代表是共產黨�！保ㄗⅲ好防酥x托夫：《蘇聯(lián)學者對中國農民土地問題研究的新階段》，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局編譯處編：《國外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研究譯文集》（第一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比昂科則斷言，“如果沒有共產黨人，農民決不可能孕育出革命思想�！保ㄗⅲ罕劝嚎疲骸掇r民運動》，費正清等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309頁。）

　　在土改運動中，訴苦正是幫助中共實現(xiàn)民眾動員的一種重要技術手段。訴苦最直接的必要性在于，共產黨試圖確立的階級框架與鄉(xiāng)村社會的客觀現(xiàn)實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共產黨發(fā)動土改的基本依據和合法性，來自高層領導人對鄉(xiāng)村階級結構和土地分配狀況的權威性估計，即8%的地主、富農占有全部土地的70-80%，92%的雇農、貧農、中農、手工工人及其他貧民只擁有20-30%的土地。（注：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選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147頁。）但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已經借助統(tǒng)計數據對此提出了質疑，指出中國鄉(xiāng)村的土地集中程度遠沒有那么嚴重，而是自耕農（即黨的階級分類體系中所稱的“中農”）占據了大多數的人口和土地。（注：參見章有義：《本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地權分配的再估計》（《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2期）、烏廷玉等：《現(xiàn)代中國農村經濟的演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苑書義等：《近代中國小農經濟的變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筆者根據這些統(tǒng)計數據估計，土改前夕華北的土地占有狀況大致是20%左右的地主、富農占有50%左右的土地（參見李里峰：《經濟的土改與政治的土改——關于土地改革歷史意義的再思考》，《安徽史學》即刊）。）相應地，華北鄉(xiāng)村的主要剝削方式不是地租剝削，而是捐稅剝削；
主要社會矛盾不在地主與農民之間，而在國家與農民之間。（注：馬若孟：《土地制度》，《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第292－308頁。）加上傳統(tǒng)鄉(xiāng)村固有道德觀念和宗族意識的深刻影響，中共在階級框架下進行的民眾動員工作，最初進展并不順利。例如獲鹿縣農民“種地主的地，生活不十分苦，因此斗地主不積極，但對漢奸惡霸仇恨很深”。（注：《獲鹿縣委土改初步總結》（1948/04/12），河北省檔案館藏，檔號520-1-597-3.（以下簡稱“河北檔案”））桓臺縣后七里莊土改時，工作隊員命令農會主任宗恒度領導斗爭，宗無奈之下買禮物請他人出面斗爭，并到地主家去道歉說，“不是俺要斗你，是八路逼著要斗的。”有的貧農分到土地后苦惱不已，稱“八路沒來我也沒餓死，現(xiàn)在硬分給地”，覺得備受折磨。（注：《桓臺縣索鎮(zhèn)區(qū)六個村初步調查材料》（1948/07），山東省檔案館藏，檔號G026-01-0037-001.（以下簡稱“山東檔案”））即東縣西演堤村因較大的地主都住在城里，只能斗爭村里的“二吊絆子”，結果“群眾對他不仇恨，發(fā)言不積極，連敵人進攻時被殺的村農會長家都沒說話，被斗地主也不說話，群眾都想回家吃飯就算了”。東演堤村處決一名地主，引起了許多黨員和群眾的不滿，認為“不如留著罰勞役好”。（注：《即東縣南渠鄉(xiāng)（收復區(qū)）結束土改檢查報告》（1951/03/01），山東檔案，A001-02-0070-004.）

　　由于土地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并非鄉(xiāng)村社會階級矛盾激化的自然產物，而是外力嵌入和政治動員的結果，所以土改領導者們往往發(fā)現(xiàn)，發(fā)動農民斗爭地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必須借助訴苦、算帳等手段才能逐步實現(xiàn)目標。就黨的動員目標而言，通過土地再分配使農民“翻身”并不是最終目的，更重要的是啟發(fā)群眾“翻心”，即讓他們認識到自己貧窮的根源在于受剝削，進而激發(fā)其對地主的復仇心理。要達到這一目的，最好的辦法就是“發(fā)動群眾訴苦吐苦水”，“訴苦越訴的苦，斗爭亦好發(fā)動，群眾越能翻心，否則群眾即是翻了身亦不能翻心”。（注：冀中區(qū)黨委：《第十一隊第三組土地改革整組材料匯集》（1947/03/31），河北檔案，3-1-102-3.關于訴苦的民眾動員功能，土改文件中大量層層遞進式的表述，說得非常清楚。如：“越訴越痛、越痛越傷、越傷越氣、越氣越起火、越起火勁越大”（《中共冀中區(qū)黨委關于土地改革第一階段幾個問題的經驗介紹》，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2頁）：“越訴越苦，越苦越冤，越冤越恨，越恨越有氣，越有氣越有勁斗地主”（唐縣縣委：《兩個村訴苦、比苦、比光景的初步經驗》，河北檔案，520-1-274-2）等。群眾斗爭從溫和走向激烈，往往也以訴苦為轉折點，例如垣曲三區(qū)查減運動中，對斗爭對象“過去只是上板凳戴高帽等，自訴苦復仇后，多動手以打解決”（《垣曲三區(qū)的群運工作》，河北檔案，27-1-7-2）。）曾以工作隊員身份參加土改的美國人韓丁，對張莊第一次訴苦會的場景做了生動的描述：訴苦會因無人發(fā)言而陷入僵局時，新上任的副村長打了被斗的地主村長一巴掌，“這一掌驚動了衣衫襤褸的人群，好像一股電流使每塊肌肉都收縮了似的。村里人還沒有見過農民打村長，大伙不由得吸一口冷氣，其中一個老漢甚至還清楚地尖叫了一聲�！瓐錾系娜司拖罂磻蛩频亩汲錾窳耍麄冞�是沒有意識到，若想把戲演下去，他們自己也得上臺，要把心里話講出來�！保ㄗⅲ喉n丁：《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韓倞等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126－127頁。）面對面的斗爭使農民們感到陌生和恐懼，但它正是構成群眾運動的基本要素，只有當廣大農民從觀眾轉變成演員時，群眾運動才能真正開展起來。組織農民訴苦，即是促使他們參加面對面斗爭、“對地主撕破臉”的必要手段，（注：《中共懷縣縣委關于發(fā)動群眾實行土地改革的結論》（1946/08/24），河北檔案，224-1-17-4.另一份文件指出，至于搜集斗爭對象的材料、準備控訴的理由，“那只是它的副作用，不能輕重倒置”［參見冀晉區(qū)黨委：《平山靈壽八個村土地改革檢查報告（草案）》（1947/05/04），河北檔案，108-1-16-2］。）是引發(fā)“群眾翻身運動的導火線”（注：《中共冀中九地委關于九分區(qū)土地改革運動的初步經驗》（1946/10/23），《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第98頁。）。在面對面的訴苦斗爭中，“每一次行動都使下一次行動更容易，并且斷絕了退路。一個佃戶由于害怕報復或者為了保持社會融洽，可能一時偷偷地付給地主原先未減的租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是，一旦他在斗爭會上大聲訓斥了這個地主之后，他或許再也沒有退路了。”（注：范斯萊克：《中日戰(zhàn)爭時期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1937-1945》，《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第746頁。）華東局組織部注意到，凡與地主撕破臉者，均感到“不分地，地主也饒不了咱”；
凡未與地主撕破臉者，則“一般情緒不高，準備與地主妥協(xié)磕頭，以顧念身家”。（注：《中共華東中央局組織部給各地組織部的信》（1946/11/21），山東省檔案館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八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頁。）

　　所以在土改期間，各級領導機構對訴苦的發(fā)動和成效都極為重視�！邦I導上克服一切困難，堅決執(zhí)行決議，不把貧農會開好不散，一次不行二次，二次不行三次，不把訴苦算帳形成運動不算完事�！惫ぷ髦谐霈F(xiàn)的各種問題，往往都被歸結為對農民階級覺悟的啟發(fā)不夠，而從思想上發(fā)動農民的關鍵就是訴苦算帳。“只有經過訴苦算帳，農民才能在思想上覺悟起來，包辦代替不行。”未經訴苦動員即進行土改，雖然也能完成土地再分配的任務，卻無助于塑造農民的階級意識和階級立場，因而常被批評為“生摘瓜”。（注：渤海區(qū)黨委：《樂陵訴苦運動的介紹（通報）》（1947/01/15），山東檔案，G026-01-0228-001.）許多地方明確要求，即便“在分地后”或者“斗爭已結束之村”，“仍要組織訴苦和斗爭”。（注：參見中共冀察地委：《新區(qū)土改初步總結》（1949/03/07），河北檔案，758-3-96-1；
渤海區(qū)黨委：《樂陵訴苦運動的介紹（通報）》（1947/01/15）。有意味的是，在土改結束多年之后，一些地方仍把各種農村問題歸因于當年的“和平土改”，認為正是未經訴苦、斗爭不徹底的和平土改，導致了鄉(xiāng)村階級陣營的混亂、反動階級的囂張和破壞［參見河北隆化工作隊：《關于和平土改地區(qū)特點的調查材料》（1964/07/15），河北檔案，893-1-320-1］。）

　　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主要由農民子弟組成，他們一樣存在各種“糊涂觀念”，如“窮是命苦”、“善財主不當分”、“血汗祖?zhèn)鞯刂鞑划敺帧�、“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中農不受剝削”、“財主是識字掙來的，窮人是扎煙針扎窮的”、“現(xiàn)在地主也夠苦了”等等，必須加以清除。所以在解放區(qū)鄉(xiāng)村進行土改訴苦的同時，前方部隊也廣泛開展了訴苦運動。部隊訴苦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防止官兵以其特殊身份支持自己的家屬在村中謀求私利，妨礙土改的進行；
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增強部隊的戰(zhàn)斗力，“那（哪）個部隊訴得好，那（哪）個部隊就勇猛頑強”。訴苦一般以連為單位進行，和村莊訴苦一樣要經過“醞釀”、“倒苦水”、“挖苦根”等基本步驟，不過多了“復仇立功宣誓”這一環(huán)節(jié)，以將訴苦中激發(fā)起來的階級仇恨直接轉化為戰(zhàn)場上英勇殺敵的斗志。（注：冀察熱遼軍區(qū)政治部：《怎樣開展訴苦運動》（1947/01），河北檔案，583-1-29-2.本文引文中“（）”表示更正之錯別字，“［］”表示補充之缺字，“□”表示原字無法識別，下同。）從大量土改文件中不難看到，訴苦首先是作為一種民眾動員機制而普遍開展起來的，其基本功能就在于激發(fā)村莊里和軍隊中廣大農民群眾的階級仇恨，促使他們認同中共、參加土改、英勇戰(zhàn)斗。（注：1946年8月的一份土改文件寫道：“（訴苦）可以初步啟發(fā)群眾思想，減少顧慮，鼓勵斗爭勇氣，走向行動；
團結群眾，擴大力量，弄清楚村里情況和各方面各階層動態(tài)；
可以得到中間人的同情與社會輿論的同情；
可以瓦解漢奸惡霸集團，爭取部分人坦白轉變回頭，是孤立漢奸大惡霸的有效辦法�！保街袇^(qū)十一地委：《如何開展新解放區(qū)的訴苦運動》，河北檔案，20-1-137-1）其中概括了訴苦的四種政治功能，即動員民眾、獲取信息、建構合法性、孤立敵人。前述幾位社會學者分別探討了訴苦對于社會主義新人塑造、農民公共表達能力和國家觀念形成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此外，訴苦還是一種基層精英的更替機制，因為在訴苦中可以發(fā)現(xiàn)、培養(yǎng)、考驗符合黨和國家需要的基層政治精英；
訴苦又是一種國家權力的展示舞臺，因為訴苦會上農民滿懷仇恨的訴說和地主膽戰(zhàn)心驚的聆聽，正是國家權力全面滲透、鄉(xiāng)村社會劇烈變遷的前奏和預演。）

　　二、口號宣傳與組織引導

　　發(fā)動農民訴苦，首先要依靠強大的宣傳和組織力量，這和中共其他政治目標的實現(xiàn)別無二致。土改期間，許多村莊專門成立訴苦委員會、訴苦指揮部、翻身委員會等臨時機構，擔負宣傳和組織之責，以引導農民打破世代相傳的面子觀念和宿命觀念。（注：冀南三地委：《復查中的訴苦問題》（1947/07），河北檔案，33-1-77-27.）土改工作隊員必須“真心實意把自己當作受苦的群眾，啟發(fā)、誘導、討論、拉家�！�，促使農民訴苦。（注：冀南九地委：《怎樣領導農民訴苦》（1947/09/12），河北檔案，14-1-114-1.）冀南三地委歸納出“點苦”、“引苦”、“勸苦”、“攀苦”四種方法，以此來幫助、刺激落后分子訴苦。（注：冀南三地委：《復查中的訴苦問題》（1947/07）。）除了對單個農戶的教育啟發(fā)之外，還須通過口號宣傳形成“訴苦光榮”的輿論氛圍。關于口號對于民眾動員的意義和作用，誠如一份土改文件所說：“口號是指導群眾行動的武器，根據工作的要求，提出通俗鮮明的口號，可以直接鼓舞群眾情緒，口號愈明確愈通俗，就愈適合群眾的口味，群眾接受就愈快。用群眾自己的語匯，解決群眾自己的思想問題，作用非常之大，啟發(fā)其斗爭勇氣，提高其思想覺悟，指導群眾行動，使群眾運動成為自覺自愿。因之口號在群運中是有重要地位的�！保ㄗⅲ杭侥纤牡匚麄鞑浚骸锻恋馗母镏械目谔枀R集》（1947），河北檔案，36-1-26-2.）訴苦期間典型的宣傳口號如“是窮人都有苦，是地主都有罪”（注：冀南三地委：《復查中的訴苦問題》（1947/07）。）、“誰苦最多誰光榮”、“苦多就是功勞大”（注：唐縣縣委：《兩個村訴苦、比苦、比光景的初步經驗》（1947/12）。）、“誰不訴苦誰不和毛主席一個心眼兒”、“窮人都有苦，有苦人人訴”、“沒有苦的不是窮人”（注：《渤海區(qū)黨委土改復查報告初稿》（1947/06），山東檔案，G026-01-0240-001.）等。在這些口號中，窮和富已分別成為善和惡的代名詞，訴苦和不訴苦則成為判斷是不是“真窮人”的基本標準，從而都具有了象征符號的功能。（注：在很大程度上，這種以苦為榮的價值觀念的形成，是與訴苦運動本身互為因果的，它既是發(fā)動農民訴苦的重要條件，也是訴苦所帶來的政治資本和經濟利益的結果。一方面所訴之苦能夠表明自己在階級身份上與黨的意識形態(tài)相一致，可以在分配時獲得直接好處；
另一方面訴苦行為本身亦足以表明自己的階級立場、階級覺悟，從而得以在選拔新的基層精英時進入黨的視野。）

　　培養(yǎng)積極分子、樹立訴苦典型，是運動初期打開局面的重要手段之一�！叭罕娪兴哪７滦�，看見人家怎著他即怎著，別人敢說他即敢說，別人敢作他即敢作，一人不說都不說，越說的多了，越說的多。”（注：《濱縣楊集村土改總結》（1947），山東檔案，G026-01-0243-004.）所以典型示范的方式深受土改領導者的青睞。在訴苦之前必須先動員、布置好積極分子，讓他們在訴苦會上帶頭訴苦，“否則總是沉默著，如有積極分子打了第一炮，大苦小苦就接著訴出來了”。（注：冀南二地委：《高唐平原新區(qū)土地改革的初步經驗》（1948/06），河北檔案，31-1-8-18.）通過積極分子的“以苦引苦”，便可有效地“打通落后分子”，使訴苦隊伍進一步擴大。（注：《中共太行區(qū)黨委關于土地改革運動的基本總結》（1947/06/25），《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第231頁。）渤海區(qū)總結的經驗是，干部必須帶頭表明態(tài)度，尤其要帶頭哭；
如果干部痛哭流淚，群眾也容易感情沖動而跟著哭起來；
必須培養(yǎng)帶頭人，“帶頭人一哭，下邊訴得有勁，如頭一個訴得平淡，以下也容易平淡”。（注：《渤海區(qū)黨委土改復查報告初稿》（1947/06）。當然，各地情形不一，做法有別。例如邯鄲蒹莊就沒有采用積極分子帶動落后分子的形式來組織訴苦，而是“按階層按積極與落后分別訴苦”，因為這樣可以“避免苦少與不積極者妨害苦多積極者的訴苦”［參見冀南三地委：《復查中的訴苦問題》（1947/07）］。）蒹莊在訴苦中設立了“徹底翻身英雄隊”，作為訴苦積極分子的臨時組織，新出現(xiàn)的積極分子隨時可以參加。（注：冀南三地委：《復查中的訴苦問題》（1947/07）。）一份部隊訴苦文件提到“培植訴苦典型”的具體方法：“寄予深切的同情，鼓勵其大膽訴苦，幫助他認識許多問題，找出苦的根源來；
幫助他組織報告，去掉那些缺少階級意義的部分�！保ㄗⅲ杭讲鞜徇|軍區(qū)政治部：《怎樣開展訴苦運動》（1947/01）。）

　　在找到訴苦積極分子（稱為“苦主”）并加以教育啟發(fā)之后，還要幫助他“串連”其他的訴苦者。串連有多種途徑，可以“通過苦主”本身，可以“利用家族”，更多的則是“利用群眾組織”。（注：冀南一地委：《永智縣反奸訴苦運動中幾點初步經驗介紹》（1946/08/16），河北檔案，28-1-39-3.）為達到最佳效果，訴苦的范圍應盡可能擴大，不僅貧農有苦，而且“中農是有苦的，自耕富農也是有苦的，狗腿子也是有苦的”，一切有苦之人，都應動員其參加訴苦。（注：吳橋縣委：《工作通報（第三號）》（1947/03/06），河北檔案，520-1-398-2.）貧農的訴苦“不僅教育了中農，而且也引起了中農的苦水，參加了訴苦”。只要敢于去“訴”，家境較好的中農同樣可以成為訴苦積極分子，例如樂陵縣小趙家訴苦中出現(xiàn)的6名頭號、二號積極分子中，即有2人為中農。（注：渤海區(qū)黨委：《樂陵訴苦運動的介紹（通報）》（1947/01/15）。）冀中新區(qū)組織召集“罪惡較小的偽組織人員”座談，使他們在承認錯誤后一道參加對大漢奸、惡霸地主的斗爭。（注：冀中十一地委：《如何開展新解放區(qū)的訴苦運動》（1946/08/30）。）永智縣卅間瓦房村幾乎所有農戶都參加了對漢奸地主李玉琛的斗爭會，連地主陶二爺也上場訴了苦。（注：冀南一地委：《地委會關于反奸訴苦運動問題給永智縣委的一封信》（1946/06/04），河北檔案，28-1-39-7.）

　　訴苦必須在民眾聚集的場合公開進行，所以開會是最基本的訴苦形式，家庭會、小組會、貧農會、中農會、村民代表會、村民大會、乃至鄉(xiāng)（區(qū)）農民大會，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開會“可以使人們從人數上產生一種安全感”，而且“一個人的話可以啟發(fā)另一個人”。（注：柯魯克：《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高強等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33頁。）對于謹慎而從眾的個體農民來說，人數上的安全感和優(yōu)越感足以消除他們的種種顧慮，促使其“走向行動”。（注：關于此點，德國社會學家西美爾（Georg Simmel）早已作過深刻的闡發(fā)，他在其代表作《社會學——關于社會化形式的研究》（林榮遠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中專辟一章，論述群體的量（人數）對于群體性格和行為特征的決定性作用。西美爾認為，凡是把群眾投入運動的地方，就會表現(xiàn)出肆無忌憚的激進主義，因為廣大群眾總是能夠為簡單的思想所滿足和指導，而且他們并沒有多少可喪失的，也比個體更容易忘記自己權力的局限性（參見該書第二章“群體的量的確定性”）。）在組織訴苦的過程中，個人訴苦、家庭訴苦、小組訴苦、大會訴苦，一層層擴大范圍，“形成運動”。不同形式、不同場合的訴苦各有其特點和功效，以個人訴苦和家庭訴苦提高覺悟、打消顧慮，以小組訴苦擴大范圍、激發(fā)仇恨，以大會訴苦營造氛圍、促發(fā)行動。（注：冀中十一地委：《如何開展新解放區(qū)的訴苦運動》（1946/08/30）。）另一種說法是“小會打通思想，大會鼓勵情緒”，結合起來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光在小組會上訴苦或者訴的次數太多，就會“話說三遍淡如水”，“使人聽了沒意思，而且訴苦的人也訴不上勁”。所以經過大會訴苦之后，一般就不在小組會上再訴，但仍須繼續(xù)“個別培養(yǎng)，使其不由熱轉涼，達到再想更多的苦，眼中流更多的淚”。（注：冀南九地委：《怎樣領導農民訴苦》（1947/09/12）。）在縣、區(qū)的領導上，一般先以基點村為單位，召開貧農訴苦大會，在大會上“消滅不訴苦的貧農”，(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并大量發(fā)現(xiàn)和培養(yǎng)新積極分子，使之成為領導訴苦運動的骨干，回村后即開展家庭訴苦、會員訴苦運動的教育。樂陵縣就是這樣層層推開，在絕大部分村莊開展了算帳訴苦運動。（注：渤海區(qū)黨委：《樂陵訴苦運動的介紹（通報）》（1947/01/15）。）只有這樣，才能將苦主個人的苦和對地主惡霸個人的恨，轉換為整個貧農階級的苦和對整個地主階級的恨，將斗爭從有具體對象的“某某人斗某某人”轉變?yōu)槌橄蟮摹柏毧噢r民斗爭惡霸地主”。（注：例如冀南三地委在《復查中的訴苦問題》（1947/07）中提出，要反對單個苦主對單個地主訴苦（“××人對××地主有意見”）的“老辦法”，改用窮人整體對地主整體訴苦（“是窮人的苦就是對地主的意見”）的“新辦法”。二者的區(qū)別在于，前者范圍較小、針對個人、注重事實；
后者范圍較廣、針對階級、注重情緒。）

　　消除農民顧慮，是訴苦組織者的重要任務之一。渤海區(qū)的經驗是在開展大規(guī)模訴苦之前，對地主、偽村長進行威脅和鎮(zhèn)壓，“造成群眾性的熱烈的自衛(wèi)防奸熱潮，打破群眾恐特思想”。（注：《渤海區(qū)黨委土改復查報告初稿》（1947/06）。）冀中區(qū)的經驗則是“武裝群眾和說理相結合”，以防止?jié)h奸惡霸的暗中破壞甚至“打黑槍”。在訴苦行動之前開展群眾宣誓活動，也是利用人數優(yōu)勢制造安全感、消除顧慮的有效方式。（注：冀中十一地委：《如何開展新解放區(qū)的訴苦運動》（1946/08/30）。）為將廣大農民組織到訴苦會場上來，工作隊員往往會對舊有的鄉(xiāng)村權力結構加以利用，強迫村中的上層人物去號召農民參加訴苦大會，“哪村不來就是他的事”。禹城六區(qū)召開偽村長聯(lián)席會，提出“動員所有貧民來開會，可以抵罪”，否則即罪上加罪。黃驊縣對上層分子提出“動員不來不行”、“開會不安心不行”、“成分不好不行”、“匪特如果抓開會的家屬由你們負責”。（注：《渤海區(qū)黨委土改復查報告初稿》（1947/06）。）在強大壓力下，“上層給群眾磕頭作揖叫群眾來開會”的情形時有發(fā)生。（注：《中共渤海區(qū)一地委宣傳部關于黃驊及津南縣土改工作的初步經驗介紹》（1947/02），《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第162頁。）當然，在種種啟發(fā)、帶動、感染之下，這些上層分子很快就會成為訴苦農民憤怒情緒的鋒芒所指。

　　三、情緒調動與氛圍營造

　　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曾經指出共產黨對于“情感工作”的高度依賴，認為這是國共兩黨的重要區(qū)別之一。（注：參見裴宜理：《重訪中國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國學術》2001年第4輯。她認為，雖然國民黨也從事動員民眾的工作，但和共產黨不同的是，它不是喚起情感上的譴責，而是致力于培養(yǎng)個性和意志，其重點不在情感，而在倫理。）訴諸情感以動員民眾，在土改訴苦運動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xiàn)。各種宣傳、組織、發(fā)動，基本目的都是要激發(fā)農民對地主的憤怒、仇恨之情，進而通過“翻身”培養(yǎng)他們對共產黨的感激、愛戴之情。（注：西美爾指出，當“把群眾融化在一種感情里，其個人人格的一切特點和保留都暫時消除殆盡”時，就會形成一種“異常激進”的后果，“不會有任何的調節(jié)斡旋和權衡”（《社會學——關于社會化形式的研究》，第37頁）。）為達此目的，訴苦本身是不夠的，還必須培養(yǎng)苦感、醞釀苦味，“要想想那時的苦味，不僅聽人家苦，而且要想自己苦，這樣使大會嚴肅悲痛。”（注：《渤海區(qū)黨委土改復查報告初稿》（1947/06）。）為了調動訴者與聽者的情緒，在訴苦之前需要教苦主怎樣去訴，幫他“總結出幾點令人最憤恨的罪惡，使群眾聽到后能引起高度的仇恨而參加斗爭”。（注：冀南一地委：《永智縣反奸訴苦運動中幾點初步經驗介紹》（1946/08/16）。）還要“指點其表情”（注：冀南九地委：《怎樣領導農民訴苦》（1947/09/12）。），特別是要訓練其“悲哀表情，說到地主欺壓農民時，要有奮（憤）恨之態(tài)度，能成為一個能感動人的演員來感動農民”。（注：《領導訴苦的幾點經驗》（1948），河北檔案，520-1-931-5，作者不詳。關于這種儀式活動前的“試演”、訓練以及“苦主”的選擇，裴宜理在《重訪中國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一文中也有所描述。）

　　血緣關系和孝親意識是傳統(tǒng)鄉(xiāng)村倫理的重要內容之一，在訴苦中也成為調動農民情緒的有力武器。當農民“感覺本身無苦或有苦說出來不悲痛”時，解決辦法就是擴大訴苦范圍，由訴自身苦轉向“訴老輩苦”，（注：《渤海區(qū)黨委土改復查報告初稿》（1947/06）。）使他們認識自己是“輩輩苦、胎里苦”。（注：渤海區(qū)黨委：《樂陵訴苦運動的介紹（通報）》（1947/01/15）。）蒹莊訴苦的經驗之一就是，“小組訴苦如訴不好或不知道，可到家里問爹娘，開家庭會找苦”。（注：冀南三地委：《復查中的訴苦問題》（1947/07）。）訴苦的宣傳口號中醒目地出現(xiàn)了“孝”的字眼，如“父苦不訴不算是孝子”（注：渤海區(qū)黨委：《樂陵訴苦運動的介紹（通報）》（1947/01/15）。）、“要當孝子”、“反對不孝順爹娘”、“敢說敢干才是英雄好漢”等（注：冀南三地委：《復查中的訴苦問題》（1947/07）。）。這些口號在農民心中形成了孝道觀念與階級意識間的勾連：敢于訴苦、敢于斗爭，才是真正的孝順。將挖掘苦難經歷與傳統(tǒng)孝道觀念相結合的做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位拒不訴苦的農民，在要回被霸占的墳地之后打消了一切顧慮：“這次不光我翻了身，我爺娘也得到了翻身，即是下油碾錘子我也不怕，還怕變天！”（注：《渤海四地區(qū)各縣土改情況匯報》（1947），山東檔案，G016-01-0245-012.）

　　農民情緒被激發(fā)起來的重要表現(xiàn)就是“哭”。在樂陵縣，“四區(qū)西涼家六十個貧中農訴苦會上哭了五十多個，小趙家四十個中貧農會員全都哭了，東梁家六十個貧中農會員哭了五十多個，九區(qū)×村中中貧農哭成一團�！薄坝腥舾傻呢氜r哭死了，哭病了，把眼哭紅了，哭得不吃飯了，這種現(xiàn)象不勝統(tǒng)計，在各個貧農大會上絕大部分的干部與群眾哭成一團，有些哭得死過去了�！保ㄗⅲ翰澈^(qū)黨委：《樂陵訴苦運動的介紹（通報）》（1947/01/15）。）在蒹莊，“經一天多的時間，百分之百的都訴了苦，其成績效果之大，是在發(fā)動群眾的已往歷史上少見的，有的弟兄二人對面抱頭痛苦（哭），口口聲聲要冤冤相報，有的哭不成聲，有的痛哭絕食，有的眼皮哭腫了，有的一人訴苦痛哭，大家為之淚下或傷心的低頭不語，一片哭聲，其凄涼慘酷之景況，使人不禁流下階級同情之眼淚。”（注：冀南三地委：《復查中的訴苦問題》（1947/07）。）在黃驊、津南，“城關鎮(zhèn)訴苦大會才訴了一個人，全場即放聲痛哭，會后有的回到家去，合家又痛苦（哭）。賈象區(qū)群眾大哭，王□當場哭挺一個干部，扣村區(qū)哭挺了五個群眾，其他各區(qū)、村大概如此”。據統(tǒng)計，僅黃驊縣4個區(qū)，全年訴苦人數即達5184人，其中“痛哭流涕”的4551人，“哭挺了的”12人，“哭病了的”195人。（注：《中共渤海區(qū)一地委宣傳部關于黃驊及津南縣土改工作的初步經驗介紹》（1947/02），《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第162頁。同年另一份文件對黃驊縣訴苦情形的描述是：“黃驊縣五個區(qū)一個鎮(zhèn)，到會人數7519，刷洗350人，剩下7169人。7169人中6492人訴苦，其中哭的5411人，哭病了的195人，哭死的13人，干部哭的273人�？薜姆N類，為餓死哭的397人，賣兒女哭的157人，給土匪打死死傷而哭的153人，全家書（輸）訟而哭的55人，為要飯哭的7?5人�！保蹍⒁姟恫澈^(qū)黨委土改復查報告初稿》（1947/06）］）這樣的情形越多，程度越重，就越能營造苦大仇深的氛圍，越能激發(fā)群眾的苦感和仇恨。有的地方提出了“不哭就不是真貧農”、“消滅不哭的貧農”等口號。黃驊縣提出：“干部不哭是不對的，不哭就是不疼群眾，群眾訴苦不哭，就是表明不是群眾的兒子，是群眾觀念不強的表現(xiàn)�！保ㄗⅲ骸恫澈^(qū)黨委土改復查報告初稿》（1947/06）。）倉上村工作隊認為，“窮人家哭著講理，一般人光講理不哭”。（注：吳橋縣委：《吳橋城關區(qū)倉上村典型統(tǒng)計調查材料》（1948/03/28），山東檔案，G026-01-0054-005.）當然，“哭”與“訴”不可偏廢，有些“定有大苦或有障礙物”的人光哭不訴，就必須進一步引導啟發(fā)，使他們把“苦水統(tǒng)統(tǒng)吐出來”。（注：吳橋縣委：《工作通報（第三號）》（1947/03/06）。）

　�。ǜ]家疃村）通過小組訴苦，大家要求大會訴苦。……申洪禮母親、車尚義老婆且哭且訴，全場哭的人很多，口吃的車金科，氣得大眼發(fā)白，越發(fā)說不出話來，訴一回，哭一回，氣痛了歇歇再訴。申洪永一面訴，一面打，全場男女老少約20余人輪流打，車金科六七十歲的爹打惡霸更有勁，全場掌聲如雷，高呼“打！”車吉連拿著大刀，驕□的在惡霸面前閃閃，指惡霸說：“你還有這一天��！落在我們手里，你瞧瞧這些老爺的勁頭吧！在共產黨領導下?lián)Q天下啦！”在天下農民是一家口號下，小格莊、南北申家三村農民750人都趕來參加聯(lián)合斗爭，在會上表現(xiàn)了高度團結，北申家農民痛打惡霸之后說“咱們堅決聯(lián)合起來，和惡霸斗爭到底，明天開會我們還來�！保ㄗⅲ貉狼翱h郭城區(qū)工作組：《郭城區(qū)竇家疃村復查前后工作總結》（1949），山東檔案，G024-01-0142-001.）

　　為了達到這種群情激憤的境界，“苦主”的選擇尤為重要。許多地方強調要從老人和婦女身上突破，因為老人經歷的苦難多，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低下，都容易產生“苦感”。“青年人沒有什么苦，壯年人有苦也不大，受苦最多而且受地主剝削最厲害的是老年人，因此培養(yǎng)的對象應在這些人身上�！保ㄗⅲ杭侥暇诺匚骸对鯓宇I導農民訴苦》（1947/09/12）。）婦女則容易動感情，容易流淚，這對群體氛圍的營造極為重要�！暗湫驮V苦人員的選擇，最好是女人，因為女人感情脆弱，容易哀情，記憶力較清，訴起來即哭泣，能以淚引淚�！保ㄗⅲ骸额I導訴苦的幾點經驗》（1948）。）“各種訴苦會議，老頭兒訴苦最起勁，婦女最容易哭，有了婦女哭才能哭成一團。”（注：《渤海區(qū)黨委土改復查報告初稿》（1947/06）。）與此同時，對斗爭對象也須經過慎重選擇，應該事先預料到他的反應，“既不應該是冥頑不化的，也不應該是完全供認不諱的”，因為“一個頑固斗爭對象的抗拒可能會導致僵局”，而“沒有遇到任何反抗的斗爭會則很難讓農民興奮起來”。（注：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86，p.189.）

　　會場的安排也很重要，精心布置的會場更能發(fā)揮訴苦的儀式化功效。從便于組織的角度出發(fā)，“會場的布置和準備，應有適當的地址、警戒等，對群眾的排列，有組織的在一起，無組織的在一起，婦女在一起，兒童在一起，有計劃的將區(qū)積極分子插在內里�！保ㄗⅲ杭侥弦坏匚骸陡鞣N工作匯報記錄》（1946），河北檔案，28-1-5-1.）而與一般印象不同的是，雖然運動領導者期待著訴苦會上出現(xiàn)群情激憤的場面，卻往往是清冷肅穆的氣氛更有助于達到這種效果。根據邯鄲蒹莊的經驗，“訴苦會場的嚴肅沉寂是必須要注意的問題，尤其干部態(tài)度要鄭重其事，啟發(fā)動員，便很容易造成越訴越冷靜、越冷靜越苦的空氣�！保ㄗⅲ杭侥先匚骸稄筒橹械脑V苦問題》（1947/07）。）另一份文件也指出，訴苦會場必須嚴肅，“不受外界影響，使全場農民精神都集中于訴苦的身上”。并對會場作了更細致的描述：“小組會以在貧苦農民之（居）�。鄣模莅档茽�房屋［為好］，如晚上不甚明的燈光下更好，大會訴苦也要在偏僻凄涼的地方，無人來往，如戲廣（場）的布置布景就更會［令人］感動了�！保ㄗⅲ骸额I導訴苦的幾點經驗》（1948）。）一份文件談論部隊訴苦大會，也強調須隨時注意情緒的調動：“大會訴苦不宜太多，有三兩個典型即可，問題在于要激發(fā)其全場悲憤的情緒來。為了這一要求，干部可以在會中隨時提出問題，以刺激訴苦者的感情。在情緒漸起或高漲時，必須喊出適當的口號，以助情緒的增長，在極沉痛時則宜沉默一時，如大家痛苦起來可以暫時休會。務使會場空氣始終保持熱烈莊嚴。”（注：冀察熱遼軍區(qū)政治部：《怎樣開展訴苦運動》（1947/01）。(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V苦組織者精心籌劃的“情感工作”，似乎在農民群眾身上安裝了一個情感的閥門，結果正如一位農民的觀察：“八路軍真怪，他叫窮人家笑窮人就笑，他叫窮人哭窮人就哭！”（注：《渤海區(qū)黨委土改復查報告初稿》（1947/06）。）

　　四、“誰斗誰分”與“算苦中帳”

　　根據形式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利益追逐乃是社會行動者據以行事的基本出發(fā)點。在土改運動中，共產黨清楚意識到并充分利用了農民的這一“理性人”特征。首先，物質刺激是促使農民打消顧慮、參加運動的一件有力武器，其基本做法就是“誰斗誰分”，即以在群眾運動中的表現(xiàn)作為分配斗爭果實的基本依據。在黃趙村，“分配果實是以訴苦多少為原則，訴苦多即多分，訴苦少即少分。”（注：《惠民縣何李區(qū)五支劉鄉(xiāng)基點黃趙村生產土改工作報告》（1949/12/31），山東檔案，G026-01-0268-003.）在張莊，“積極參加大會，大膽傾訴苦水的人都分到了東西。那些沒有說話的人，得到的就少些，或者什么也沒得到�！闭l斗誰分的原則將經濟利益與政治參與直接聯(lián)系起來，有力地沖擊了農民固有的道德觀念，將他們引向斗爭地主的行列�！爸灰e極參加斗爭，就可以實實在在地分到土地、房屋、衣服和糧食。大伙一旦看清了這個事實，就都相繼投入到以后的運動中去。”（注：韓�。骸斗怼袊粋�村莊的革命紀實》，第138、172頁。）利用物質刺激來強化鄉(xiāng)村社會的階級分化，是群眾運動順利開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注：物質刺激手段的運用不僅體現(xiàn)在“訴苦”之中，而且貫穿共產黨鄉(xiāng)村群眾運動的各個階段。例如冀中區(qū)以多分果實來“影響啟發(fā)群眾參加組織”，“參加組織的多分點，不參加組織的少分點”，并稱之為“論功行賞”。無極縣大郭莊村并采取“記工”的辦法，參加一個人記一個工，“按工分配”，所以參加群眾組織的人數迅速增加［參見冀中區(qū)黨委：《第十一隊第三組土地改革整組材料匯集》（1947/03/31）］。）反過來看，對斗爭果實分配的不滿，往往會導致農民斗爭熱情的消退。龍則村一貧農因為分配不公而埋怨說“誤了工，得不上東西，斗爭還不如打短工。”（注：《老區(qū)先進村十年來土地改革初步研究》（1947/08/01），河北檔案，90-1-36-2.）即明確將參加斗爭、分配果實視為一種謀生手段。蒹莊訴苦運動難以打開局面，經調查發(fā)現(xiàn)，是因為群眾對土改中沒收的一百多萬元果實未分而不滿，認為“過去果實得不到手，再訴苦斗爭頂啥事，苦在嘴邊擱著哩，分了果實就能訴”；
還有人則“感覺已斗爭徹底了，沒啥東西了，過去斗爭那樣多的東西，還沒翻透身，再斗也翻不了身”。后來工作隊員讓村干向群眾道歉，宣布斗爭果實的帳目，并保證把果實分給群眾，訴苦運動才有新的起色。（注：冀南三地委：《復查中的訴苦問題》（1947/07）。）這些例子表明，獲取現(xiàn)實物質利益，是農民參加訴苦運動的一個重要動機。

　　其次，將訴苦與算帳相結合，是使民眾動員達致最佳效果的必要手段。訴苦是動之以情，激發(fā)農民群眾的悲憤和仇恨；
算帳是曉之以理，幫助農民群眾認清地主對自己的壓迫和剝削。二者相互促進，使群眾動員漸臻佳境�！八銕ず驮V苦是互相聯(lián)系互相推動的，是使斗爭深入每一個群眾的具體方法�！保ㄗⅲ杭街袇^(qū)十一地委：《算算帳》（1946/10/10），河北檔案，20-1-4-6.）傾吐苦水之后，通過算帳看看這些苦是從哪里來的，也正是“挖苦根”的題中應有之意。在許多地區(qū)，訴苦尚未結束，算帳已接踵而至。樂陵縣各村的貧農與中農都在訴苦的基礎上開展算帳運動，“大會算，小會算，家庭算，會員算，從訴苦中算帳，從算帳中訴苦，算苦中帳，訴帳中苦，求得真正提高農民的階級覺悟”。（注：渤海區(qū)黨委：《樂陵訴苦運動的介紹（通報）》（1947/01/15）。）黃驊縣“有些群眾飯也不吃了，覺也不睡了，找土塊、找木棍、找算盤，在沉痛地算自己［的］帳�！保ㄗⅲ骸吨泄膊澈^(qū)一地委宣傳部關于黃驊及津南縣土改工作的初步經驗介紹》（1947/02），《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第163頁。）

　　算帳的重要性不僅在于鞏固訴苦的成果，還有助于打破訴苦中可能出現(xiàn)的僵局。對于許多農民來說，反奸運動相對比較容易理解和接受，因為許多人深受漢奸欺壓之苦，漢奸的惡是公開的、明顯的；
但要讓他們認識到地主的剝削并決心與之斗爭卻并不容易，因為許多地主并沒有欺壓貧苦農民，有的還與自己的佃戶和雇工關系融洽，在村中的口碑相當不錯。這時，就必須在干部的精心引導下，通過詳細的計算，讓他們認識到地主通過地租來實現(xiàn)的“暗剝削”。（注：韓�。骸斗怼袊粋�村莊的革命紀實》，第145頁。）

　　從具體內容來看，訴苦與算帳的側重點有所不同，算帳主要針對經濟上的剝削關系，（注：當然，算帳的內容和方式多種多樣，例如一份文件提到所謂“窮帳”與“富帳”、“經濟帳”與“政治帳”、“勞動帳”與“剝削帳”等各種名目。［參見《中共渤海區(qū)一地委宣傳部關于黃驊及津南縣土改工作的初步經驗介紹》（1947/02），《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第163頁］不過在多數文件中，算帳的主要內容還是與貧和富、勞動和剝削相關的“經濟帳”。）訴苦則更關注富人剝削和壓迫給窮人帶來的悲慘命運。但是從本質上講，算帳和訴苦一樣，都是要揭露漢奸、地主、惡霸的剝削和罪惡，以更好地動員農民、建構合法性�！拔覀兪枪饷髡罄碇睔鈮颜x的農民翻身運動，要有理有據算的合理，使最多數人同意同情，以爭取最大多數群眾團結在我黨周圍�！彼砸恍┐迩f“滿（漫）天要價，就地還錢”或者“不行再添”的算法，或者干脆“用打、拉、搶、吃辦法代替算帳”的做法，往往會受到上級批評，因為這樣會“使很有理的事客觀上表現(xiàn)的是不說理的動作”，不利于發(fā)動群眾和爭取同情。算帳“不是單純的要東西，而主要是政治目的”，必須“防止單純的經濟觀點”。（注：冀中區(qū)十一地委：《算算帳》（1946/10/10）。）所以，算帳雖是曉之以理，卻又不能局限于理，而同樣必須借助情感的力量：“算帳要向苦處算，一面算一面哭一面訴”，要“從農民實際苦事上算，從實際苦事上找出窮人怎么窮的，財主富就是窮人苦”。（注：吳橋縣委：《工作通報（第三號）》（1947/03/06）。）由訴苦所形成的群體氛圍，正是算帳的極佳場合：“在算帳中充滿了罵聲、哭聲，有的算了睡不［著］覺，有的算了飯不吃，有的算瘋了。”（注：《渤海區(qū)黨委土改復查報告初稿》（1947/06）。）在訴苦與算帳的相互促進之中，情與理水乳交融，農民對地主階級的仇恨逐漸明確和高漲起來。

　　五、“追挖苦根”與邏輯歸罪

　　一份土改文件詳細羅列了引導農民訴苦的具體內容，達到27條之多。稍加分析，可將其大致分為五類：一是述苦情，如“在災荒的時候‘五一’的時候，誰把你的土地房屋工具弄走了？”“推翻統(tǒng)累稅，改變負擔辦法，隱瞞黑地，不實行合理負擔，對你的生活有影響嗎？”二是引苦感，如“還記得餓的四肢無力，妻子兒女和年老的父母死離活散的悲痛情形吧？”“漢奸惡霸地主走狗，他們對窮人說話和氣嗎？他是否拿你當人看？他們兇惡的面目，你看慣了嗎？”三是講苦理，如“我們?yōu)槭裁锤F？為什么苦？為什么耕田人沒飯吃？蓋房的人沒有屋住？世界上享福的人應該是不種地不作工的人嗎？”“地主漢奸惡霸離開窮人就不能生活，窮人離開他們就會好過，這個道理對嗎？到底是誰依靠誰呢？”四是挖苦根，如“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我們遭到什么悲慘的命運？不是共產黨八路軍我們子子孫孫不是都作了日本的奴隸嗎？”“七七事變以后蔣介石國民黨從盧溝橋一耷跑到峨嵋山，他管過我們嗎？”五是去苦蔽，如“漢奸惡霸豪紳地主有時候小恩小惠，有時候嫁禍與（于）人，你上過他們的當嗎？他真的和你親善嗎？”“你害怕有用嗎？你應當如何奮斗呢？”（注：冀中十一地委：《如何開展新解放區(qū)的訴苦運動》（1946/08/30）。前引冀察熱遼軍區(qū)政治部《怎樣開展訴苦運動》中提到的五個“討論題目”，則更具層層遞進的效果：1.“窮人為什么窮？富人為什么富？是富人養(yǎng)活窮人？還是窮人養(yǎng)活富人？”2.“為什么過去有苦無處訴，有冤不能伸？官所衙門特務警察他們和什么人一條心？”3.“為什么中央軍來了，地主就興時？中央軍走了地主跟著跑？”4.“蔣介石到底是什么人？他的罪惡有多大？”5.“為什么美帝國主義幫助蔣介石打內戰(zhàn)？”）

　　如果說述苦情、引苦感是訴諸情感的力量來激發(fā)農民群眾的仇恨之情，那么講苦理、挖苦根則是訴諸邏輯的力量來將這種仇恨引向共產黨的政治和軍事對手——國民黨。關于追挖苦根的重要性，一份文件說得很透徹：“如果只是訴出苦，而不能認識苦的來源，訴苦便失去其意義。所謂‘苦根不挖，訴苦白搭’，‘挖的不深不凈，哭瞎眼睛無用’。因此挖苦根實是訴運（即訴苦運動——引者）的中心環(huán)節(jié)�！保ㄗⅲ杭讲鞜徇|軍區(qū)政治部：《怎樣開展訴苦運動》（1947/01）。這份文件還在“挖苦根”之外進一步提出“挖甜根”，如“為什么共產黨八路軍來了窮人能翻身？”“我們不參加解放軍，土地保得住么？我們對土改應報什么態(tài)度？”等，以把戰(zhàn)士對地主、國民黨的仇恨進一步轉化為英勇作戰(zhàn)和支持土改的行動。）就其實質而言，挖苦根是一種借助邏輯推演的歸罪策略。

　　在訴苦算帳中及訴苦算帳后，農民的情緒大大的高漲，認識了咱們的窮就是財主的富，窮人的挨餓受罪，賣老婆賣孩子，就是財主們所享的福，財主們的福就是窮人們的血汗肉淚，殺不了窮人起不了富，富的家產都是窮人的，形成了窮就是意見。黃頭基點的訴苦中干部反映某村的群眾［氣］病了，有的把衣服扒掉露著臂膀［說］，再不起來干不是人做的，城關區(qū)的群眾說這回就不能給封建勢力留地了，看起他們這樣的折磨窮人，今給他們弄光了也不解恨，在城關北基點的訴苦中認識到這些苦都是蔣介石的天下給的，蔣介石的天下不換，窮人的苦就沒有完，窮人翻身就是換蔣介石的天下。（注：渤海區(qū)黨委：《樂陵訴苦運動的介紹（通報）》（1947/01/15）。）

　　這段話生動地反映出共產黨經由訴苦在農民思想中灌注的倫理觀念及其推演邏輯�！案F就是意見”，千百年來農民避之唯恐不及的貧窮，不再是一種恥辱，而成了斗爭的理由和資本。窮的根源也不再是祖上無德、風水不好、命里注定，而是富人、財主榨取了窮人的血汗。將訴苦引向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基本邏輯是：窮人苦是因為富人惡；
蔣介石和國民黨是富人的代表，故要仇恨、憤怒和斗爭；
共產黨是窮人的代表，幫助窮人翻身，故要愛戴、感激和支持。在訴苦當中農民最強烈的感受是“苦”，而一旦找出苦的根源，明白了窮人的苦是地主和蔣介石、國民黨所造成的，這種苦就有了發(fā)泄的對象而轉化為“怒”。由“苦”到“怒”，農民群眾也就自然完成了從訴苦走向復仇、從訴說走向行動的重要轉化。有了這種邏輯推演的有效手段，訴苦的內容也就不必嚴格限制在地主與農民之間，舉凡“窮苦、匪苦、過日子不容易苦、受氣苦、吃官司苦”等等，皆在“可訴”之列。（注：渤海區(qū)黨委：《樂陵訴苦運動的介紹（通報）》（1947/01/15）。）

　　訴苦不是光讓其限制在與地主直接沖突里，而應連串自己一生的苦完全訴出來。同時訴一生的苦，往往比地主直接給的氣還動人，引人哭的地方也往往就在這里，后說地主的害，這樣仇恨會尖銳的轉到地主身上。（注：冀南九地委：《怎樣領導農民訴苦》（1947/09/12）。）

　　農民宿命論思想很嚴重，認為地主千年剝削統(tǒng)制（治）是合法的，往往將對地主之仇恨看不到，而變?yōu)檗r民內部矛盾，如農民代表李慶和，開始恨其伯父將大娘賣了，后來才明白是被地主的高利貸逼的才賣了他［大］娘，而轉向了痛恨地主，更說明農民對不見血的刀子經濟剝削，如不真正翻心是看不到的。（注：《領導訴苦的幾點經驗》（1948）。）（動員婦女訴苦時）不妨也可以從舊社會受公婆氣，引導到地主家的婦女和女惡霸身上。（注：冀中區(qū)十一地委：《算算帳》（1946/10/10）。）

　　根據黃驊縣4個區(qū)關于訴苦內容的統(tǒng)計，訴“餓死苦”的323人，訴“要飯苦”的546人，訴“賣兒賣女苦”的115人，訴“全家失散不能團圓苦”的42人，訴“叫土匪打死苦”的116人。（注：《中共渤海區(qū)一地委宣傳部關于黃驊及津南縣土改工作的初步經驗介紹》（1947/02），《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第162－163頁。）其中“訴窮苦”與“訴匪苦”占了絕大多數，而基本上沒有直接訴地主欺壓剝削之苦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實，“訴苦”的字面含義只是將過去所受的苦訴說出來而已，在很多情況下這也正是農民對這個詞的真實理解。（注：方慧容和李康對西村農民訴苦場景和訴苦回憶的精彩描述，顯示了農民和共產黨對于訴苦的不同理解。［參見方慧容：《“無事件境”與生活世界中的“真實”——西村農民土地改革時期社會生活的記憶》（碩士論文，北京大學，1997年）、李康：《西村十五年：從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冀東村莊基層組織機制變遷》（博士論文，北京大學，1999年）］前引冀察熱遼軍區(qū)政治部《怎樣開展訴苦運動》中，也提到了以下種種不合要求的“苦處”：“（甲）認為現(xiàn)在練兵作戰(zhàn)很苦，（乙）認為今天的地主富農也苦，（丙）沒有階級壓迫意義的苦，（�。┮蚰承﹨^(qū)鄉(xiāng)干部動員參軍的方式不好，戰(zhàn)士的不滿，（戊）為取得信任嘩眾取寵的假訴苦�！蔽募懙溃皯�(zhàn)士因受封建道德法律觀念的束縛，常把污水凈水分不清。如因饑餓去偷了地主的莊稼，在中央軍里開過小差，當土匪時搶過老財也當成污水來吐；
相反地，也有的認為嫖娼賭博是‘合法’的行為（合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法）。所有這些糊涂觀念應在吐污水中徹底打破，而代之以新的道德法律觀念�！边@些描述和評論，生動地展現(xiàn)出共產黨力圖通過訴苦來灌輸的階級話語與農民固有道德價值觀念之間存在的差距。）而通過邏輯推演、追挖苦根的歸罪策略，將農民的苦難與地主階級及其代理者國民黨聯(lián)系起來，進而從表達（訴苦）走向行動（斗爭），則是訴苦領導者、發(fā)動者的職責所在。（注：來自云南的一個例子，堪稱對這種歸罪策略的出色運用。東營鄉(xiāng)竹溪等7村的多數村民都曾在解放后參加過土匪活動，所以當工作組進村領導土地改革時，村中男子都跑到山中躲避，不敢來開會。工作組召集全鄉(xiāng)積極分子會議和農民代表會議，提出“把臉上的黑灰洗去，把［土匪］帽子還給地主”的口號，號召大家吐出“被地主和土匪壓迫威脅去當土匪的苦水”�！敖胰チ恕练嗣弊印钡拇迕瘛扒榫w十分高漲”，向地主展開控訴斗爭，控訴的基本內容是地主讓自己當土匪，當了土匪害怕共產黨，所以躲在山上不敢出來，耽誤了生產等等。（參見《廣通東營鄉(xiāng)竹溪村群眾積極起來了》，《土地改革中怎樣發(fā)動群眾》，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6－27頁）在此邏輯鏈條中，將當土匪的問題置換為地主壓迫的問題，立刻使發(fā)動斗爭的障礙變成了訴苦的有力武器，農民的一切苦難乃至自身的錯誤行為都成了地主的罪狀，充分顯示出土改工作組對動員策略的嫻熟運用。）

　　六、結論

　　在近代以來的國家建設過程中，民眾動員發(fā)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孔飛力認為，民眾動員必須使用新技巧和新技術，刺激并疏導地方能量為經濟發(fā)展和強化國家服務。（注：Philip Kuhn ，"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Problems of Control，Autonomy ，and Mobilization"，in Frederic WakemanJr.Carolyn Grant （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這種民眾動員在晚清和民國時期已經被納入地方自治主義者的視野，并在一定程度上為政權和政黨領導者所實踐。但是正如論者所說，這些地方自治理論家和民粹主義者所要動員的對象，是地方精英而不是普通民眾，民眾是“供別人玩政治游戲的棋盤，而不是游戲者”。（注：紀保寧：《組織農民：陜甘寧邊區(qū)的黨、政府與鄉(xiāng)村組織》，馮崇義等編：《華北抗日根據地與社會生態(tài)》，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國民黨以俄為師進行改組后，立意動員民眾、發(fā)動國民革命，卻很快呈現(xiàn)出“上層國民黨，下層共產黨”的分工格局，即便在其執(zhí)政以后也遠未能深入控制農村基層社會。（注：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tài)》，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第78、358頁。）只有共產黨領導下的鄉(xiāng)村革命，才真正開始有意識地對廣大農民群眾進行政治動員，使他們成為國家政治舞臺上的活躍力量。有學者指出，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對廣大鄉(xiāng)村社會實施有效控制，并在此基礎上贏得內戰(zhàn)、實現(xiàn)國家建設的目標，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強大的民眾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注：強世功：《權力的組織網絡與法律的治理化——馬錫五審判方式與中國法律的新傳統(tǒng)》，《北大法律評論》2000年第2期。）山東分局的一份文件中，曾有“干部運動群眾”的說法，（注：黎玉：《論群眾路線與山東群眾運動》（1945/09），《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五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7－358頁。）這在無意間道出了共產黨群眾運動的本質特征：農民群眾的政治熱情只有經過充分的啟發(fā)和動員才能被激發(fā)起來，只有通過“運動群眾”，方能形成“群眾運動”。而共產黨動員和組織效能的獲得，又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其政治運作中的種種“權力技術”，（注：這里主要借鑒了�？拢∕ichel Foucault ）關于權力概念的定義，在他看來，“權力不是獲得的、取得的或分享的某個東西，也不是我們保護或回避的某個東西，它從數不清的角度出發(fā)在不平等的和變動的關系相互作用中運作著�！保▍⒁姟缎越涷炇贰�，佘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6－71頁）這就將權力從實體（機構或個人）中解放出來，而賦予權力運作以重要地位，對權力的考察從而有可能由靜態(tài)轉向動態(tài)，由宏觀轉向微觀，由權力占有的制度格局轉向權力運作的技術策略。）在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技術和策略中，可以見到國家權力滲透和鄉(xiāng)村權力變遷的微觀過程。

　　本文正是從權力技術角度出發(fā)，對中國共產革命進行微觀探討的一種嘗試。近代中國農民遭受剝削和壓迫是毋庸置疑的現(xiàn)實，但是從客觀現(xiàn)實（苦難）到主觀感受（苦感），再到具有明確指向的心理情緒（對國民黨之仇恨和對共產黨之愛戴），最終形成階級意識、促發(fā)革命行動，這一過程并非自然形成，而須經革命政黨的宣傳、組織和動員。就民眾動員目標的實現(xiàn)而言，訴苦是一種重要的權力技術，而它之能行之有效，又有賴于各種微觀策略的巧妙運用。訴苦領導者通過通俗而有力的政治口號，確立了訴苦光榮的輿論空間，這是話語的力量；
通過集體開會和典型示范，削弱了農民群眾的種種顧慮，這是組織的力量；
通過苦主選擇和會場布置，營造了苦大仇深的氛圍、激發(fā)了農民的憤怒與仇恨，這是情感的力量；
通過訴苦與分配、訴苦與算帳相結合，打破了可能出現(xiàn)的僵局，這是理性的力量；
通過追挖苦根和道德歸罪，使農民的苦難有了宣泄的對象，這是邏輯的力量。在共產黨精心而高效的動員下，千百萬農民群眾一改謹小慎微、消極保守的傳統(tǒng)形象，形成了洶涌澎湃的群眾運動的巨浪。由此，共產黨得以將鄉(xiāng)村民眾納入國家權力體系的運行軌道，徹底重塑了國家與鄉(xiāng)村社會之間的關系，順利實現(xiàn)了國家建設和鄉(xiāng)村治理的目標。

　　來源：《南京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p9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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