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暑假，我住在武漢大學單身教授宿舍半山廬。有一天，蔡心耜講師等3位同在武漢大學教書但素無來往的高中校友，突然來找我打橋牌。我雖然不無高興，熱情地接待了他們，但對這種多少有悖常情的交誼行為有些費解。特別是此后半年再無來往，更令我覺得這次孤獨的橋牌友誼有些蹊蹺。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蔡心耜是解放前武漢大學教師中唯一的地下共產(chǎn)黨員，那次他帶人來和我打橋牌，是因為他讀了我當時發(fā)表在上�！队^察》、《時與文》以及南京、北平等雜志上的文章，認為我思想傾向進步，前來做我的工作的。我曾問他：“那為什么以后半年又沒來找我呢？”他說：“因為你在上海雜志上發(fā)表的文章越來越紅(這當然是他當時的理解)，我們怕暴露，所以不敢再找你。”直到1948和1949年之交，中國共產(chǎn)黨武漢市地下委員會為動員全市人民迎接解放，他才向我亮明身份，介紹我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地下市委正式外圍組織“武漢市新民主主義教育協(xié)會(簡稱新教協(xié))”武漢大學分會，并任命我為教授支部書記，和吳廷球、梁園東兩教授組成教授支部。緊接著，我們發(fā)展了韓德培、曹紹濂、唐長孺、張培剛、張瑞瑾、孫祥鐘、劉滌源、譚崇臺、陳家祉、石峻等正副教授。值得提出的是，那時我們發(fā)展組織完全是出于公心，因此這批會員能經(jīng)受住半個世紀的考驗。直到今天，無論是已歸道山的或仍健在的，都是些踏踏實實工作，堂堂正正做人，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多少有所貢獻的知識分子。

　　當時，由于一直感到背后有一種偉大而崇高的力量的指引與支持，我滿懷激情和理想，憧憬著美好的未來，毫不在乎一再傳說的國民黨特務組織將我列入了黑名單，沒日沒夜地工作著，精力好像永遠也用不盡。具體領(lǐng)導我們斗爭的，是蔡心耜引來的一位年輕張先生，他西裝革履，瀟灑持重。他倆每周來我家一次，布置和檢查工作，一般總帶來黨的秘密文件讓我們學習。根據(jù)地下工作的嚴格紀律，我沒有打聽張生的來歷，只是自然而然地聽從他的領(lǐng)導，也不能將這一切告訴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妻子。解放后妻子告訴我，她有一次在米缸中發(fā)現(xiàn)一個黨的文件，她偷偷地哭了。她不知道這是地下工作的紀律，認為我不信任她。也是在解放以后，我才逐漸知道這位張先生，就是當時中國共產(chǎn)黨武漢地下市委的組織部部長江浩然同志。

　　為迎接解放，我們的工作日益緊張。為擴大力量，黨組織指示我們改組教授會。因為當時教授會處于中間立場，顯然不適應形勢發(fā)展的需要。于是，在黨的領(lǐng)導下，我們新教協(xié)教授支部發(fā)起改選教授會的領(lǐng)導機構(gòu)，并確定由我競選教授會主席。這件事，我是有一番思想斗爭的。首先，我原來是個具有很強清高思想的人，從來沒有而且羞于自己競選任何職務；
其次，我1947年9月才到武漢大學任教，而且是個副教授，資歷淺，聲望不夠高，又無過硬后臺，競選教授會主席，似乎是自不量力。但是，我當時的確認為中國共產(chǎn)黨是救中國、振興中國唯一可靠力量，只要有黨在背后支持，就是正義的事業(yè)，是光明正大的，是值得犧牲一切全力以赴的；
競選教授會主席是黨的工作的需要，不應猶疑，應該理直氣壯地挺身而出。我這樣做了，而且取得成功。后來，雖然傳言有位老教授不服氣地說：“他比我兒子還年輕，當什么教授會主席！”我也能坦然置之。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強渡長江，中國共產(chǎn)黨武漢地下市委提出的任務是：反搬遷，反破壞，保衛(wèi)城市，把武漢市完整無缺地交給中國人民解放軍。我們教授支部在武漢大學新教協(xié)的布置下，首先參與了反遷校(蔣介石政權(quán)當時陰謀將武漢大學遷往桂林)的宣活動，聲稱只有將武漢大學完整地保存下來，才是最好的出路。這種宣傳是有很好成效的，后來只有蘇雪林這位女教授去了臺灣。

　　愈接近解放，形勢愈緊張。后來我們知道，中共武漢地下市委得到可靠情報，偽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制定了一個包括武大黨員和進步群眾300多人的黑名單，準備逃走之前加以殺害。因此，有的時候我們不敢回家，就在朋友家打地鋪睡覺。在此情形下，武漢大學地下黨以各外圍組織為基礎(chǔ)，將教授會、講師助教會、職員聯(lián)誼會、工友聯(lián)誼會和學生自治會聯(lián)合起來，組成安全互助團，下設(shè)警衛(wèi)、聯(lián)絡(luò)、救護、報道4組，并按住宅區(qū)劃分，將各區(qū)教職員工都組織起來，武漢大學校內(nèi)安全基本得到了保障，學校也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

　　臨近解放(武漢市是1949年5月16日解放的)，張先生有一天到我家對我說：“現(xiàn)在人民解放軍快要進城，白崇禧在逃走前準備大規(guī)模破壞，我們正動員地方著名民主人士張難先、李書城等人，呼吁局部和平運動，實際是給白崇禧等人施加壓力，希望他們和平撤退。你們武漢大學教授們在社會上很有聲望，也是一支呼吁局部和平運動的力量�！彼麊栁矣袥]有膽量負此重任。我毫無猶豫地答應了下來，他讓我先去動員一位有一定聲望和進步傾向的老教授。雖然這位老教授說過我比他兒子年輕不應當教授會主席的話，我還是去了。但他卻暗示，除非先接受他入黨才行。于是，我找到與學校領(lǐng)導層、特別是周鯁生校長關(guān)系較密切的張培剛教授，和他一同先取得幾個學院院長的支持。后來我和他到周校長家去動員時，周校長正送一位客人出門。當我們說明來意后，周校長對我們說：“你們還在這樣積極活動。我剛送走的客人，你們知道是什么人，他是白崇禧的參議，正是奉白之命來要求我制止你們這類活動的�！辈贿^話雖如此說，我們知道此時的周校長已認清形勢，反對遷校，自己還決心留下來迎接解放，他是會支持我們的。于是，我就以武漢大學教授會的名義，起草了一份《為呼吁局部和平運動告武漢市人民書》(題目不一定記得很準確)，通過工人中黨的外圍組織，在武漢大學印刷廠印了出來，并在全市散發(fā)。

　　1999年5月上旬于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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